在“河北四侠”中，刘建东是一位创作量不算太大，但质量和水准都保持着较高和稳定状态的小说家。他始终在寻找自己能够更好地捕捉、切入生活和时代的视角和叙事方位，勘察历史、现实和人性深处的隐秘。他有着较为鲜明的审美趣味和叙事选择，也一直都在寻找新的高度，每一篇小说，都力图有所突破，表现出写作者的真诚和谦卑。我们看到，刘建东对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写作，可谓情有独钟。可以说，这是刘建东近年来潜心经营的一块“熟地”。他以“董仙生”（或许是“董先生”的谐音）这个人物，来贯穿其若干个短篇小说，形成“董仙生”人物形象系列。现在看，这个短篇小说系列，构成了刘建东小说叙事的重要方面，也是他在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探索中，试图拆除叙事中种种隐蔽的预设或约定，从而让经验能够真实地获得另一种显现的形式。人们可能从这个系列里找到、指出种种生涩之处，但是，它们背后直击生活的坦诚和叙事的情致都格外耐人寻味，值得深思和细细品味。

一

《丹麦奶糖》是这个系列小说的第一篇。在这里，他就开始尝试以叙事再现现实和人性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遇到的种种阻遏。可以说，《丹麦奶糖》是刘建东较早试图直面时代人心、发掘人性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我”既是这个世界的观察者、故事的讲述者，也是被作者和隐含作者观照、审视的核心对象。“我”——董仙生，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他没有学者、读书人的迂腐之气，而是一个熟谙俗世、人际关系练达的学者，一个掌握了大量行业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成功人士。在文本中，这个人物不断转换着自己的角度，打量自己也注视所有，双向地“补充”各自的细节，不断地触动生活和灵魂深处隐秘的心弦，文本难以估量的张力也由此产生。可以说，刘建东就是要在人物的现实选择和行为方式中，呈现时代、生活和人性的变与不变，以及人性、精神维度的种种错置、错位和荒诞，个人与社会、时代的冲撞及由此生成的自我困顿和焦虑。我感觉，这也许就是他最终的叙事目的，他要表达一个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灵魂的困顿、觉醒和自我救赎，由此，来呈现一个时代生活的真实样貌。“董老师”——董仙生在接自己最要好的同学曲辰服刑出狱时，面对曲辰二十余年狱中生活与现实的落差，产生的恍惚，拍着曲辰摇晃的身体，讲出了自己对生活和时代的判断：“老曲，还有，不过二十年，时代还是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变化。”“实际上，在随后的生活中，曲辰会日益感觉到，对他来说，这句话不过是安慰而已。”

我试图向他解释时，感觉自己就像是这个时代的代言人一样，“时代在变化，单一的思维模式，单一的对事物的判断，现在都已经失效了。”

“那么，这是好还是坏呢？”曲辰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我没想到，他的思想还是那么直接，那么天真。“我没法给你答案，你自己去判断吧。但是我提醒你，你的思维得跟得上时代，不要再用二十年前的思想去评判一切。”

董仙生前后的话语貌似充满矛盾性，但却充分展示出他的思维方式与人生哲学。我们知道，人所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而时间与空间则形成互构关系。对于多数人来说，有时是在空间中感受时间，有时则在时间中感受空间，从而形成正常的时空关系。而曲辰由春风得意的曾经的现实空间，到监狱空间再回到现实空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于他而言，时空错位之下形成巨大的落差与困境、不适。年轻时的冲动和不理智，让曲辰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对他而言，现实早已是一个回不去的世界，他无法克服自己精神、心理上的自卑，更难以再奢谈梦想。为此，在监狱里，曲辰一次次故意滋事，不断延宕自己的刑期。他恐惧出狱，在漫长的时间捆绑中，他意识到自己只有在这个空间中才能够自如生存。而董仙生的问题在于，作为自我生命主体，如何在时代的变化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状态及其维度，能否葆有自己的初心和梦想，都已经成为他的人生困扰和难题。当然，以董仙生的角度，虽然他十分清楚并理解曲辰的感受，却无法调整自己的时空关系和精神维度。“你的思维得跟得上时代”，这是董仙生始终告诫曲辰的“箴言”，而他本人却因过于“跟得上时代”而陷入了精神窘境。他在试图拯救曲辰，带他融入这个时代、社会时，自己却常常无所适从，仿佛刚刚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妻子肖燕质疑他的人生取向是否已经偏离正常的轨道：

“真的是如此吗？你的官位，你的社会地位。除了这两样，你还有什么？”

我辩解道：“这不是一个男人成功的标志吗？你以前不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肖燕翻了个身说：“反正我不喜欢。我感觉不像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而是被驯化出来的产品，好像这个社会是个庞大的机器，专门生产你们这样的人。你和那些人一样，留恋自己的成绩，沾沾自喜，喜欢被捧上天，有天生的优越感，觉得这个时代就是你们的。你们变得自私、高傲。你们更像是守财奴，固守着自己那份累积起来的财富，守着自己已经获取的地盘，小心翼翼地看护着它。容不得别人觊觎，容不得别人批评，容不得被超越，容不得被遗忘。有时候，我教育学生，让他们畅想他们的未来，当有学生说起想做你们这样的人时，我都觉得心虚。”

刘建东借肖燕之口，犀利地为“董仙生”们勾勒出一幅肖像，嘲讽的笔锋直指当下中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当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价值选择，抑或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遭到质疑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令人忧虑和惶惑。我想起，今年是“人文精神大讨论”三十周年，刘建东的这篇小说，恰好与那场“大讨论”形成某种呼应。那场“大讨论”尽管在概念、讨论的方向和意图等层面颇显驳杂，但终究是知识分子试图重塑自身形象和确认自身价值的思想行动。一个时代个体性价值观的衍化，需要我们重新检视其意义和人生定位，人的尊严也需要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得到恢复、重建。我们在反思当代生活中出现的价值危机和精神迷失时，更应该重视转型期现实存在状态的复杂性、悖论性，尤其是心理的乖张、人性的裂变、精神坐标的倾斜。19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当代生活的突变，令我们无法忽视其对人性的冲击和摇撼。而强调、呼唤人的理想、信念、精神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协调，则是抵制物质欲望狂热的有效路径。现在看，这也是从根本上勘察、考量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选择。现在，回到这篇小说，我们更能体味到刘建东的良苦用心所在。

这篇《丹麦奶糖》描述社科院里，知识精英们依然在进行无休止的博弈，对权力的角逐，他们对知识的敬畏之心已经大打折扣，而对庸俗、虚荣却趋之若鹜。对于不断给自己邮寄的不明来源的丹麦奶糖，董仙生怀疑是业务能力根本无法与自己抗衡的老焦所为，是在以此做出某种诡秘的暗示。但直到最后，邮寄丹麦奶糖的那个人都没有现身。董仙生对丹麦奶糖来源的“追踪”贯穿叙事的始终，但最终无果。显然，这也是一种现实的、文化的尴尬。在这里，充满了人性的迷雾，像罗网一样成为理想的羁绊，人们深陷其中，迷失了自我。

也许，我们无法判断文本里的董仙生或孙尔雅，还有曲辰、肖燕、孟夏、何小麦这些人，对他们的理想我们该如何界定、评判？他们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何谓成功？怎样才能真正地属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这似乎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生活的难题。肖燕曾经问远赴云南勐海偏僻小山村支教且获得诸多荣誉和光环的孙尔雅：

“……为何选择如此的方式去挥霍自己的青春。那个姑娘的回答让肖燕一辈子都记得，她说，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在网上看到一张一个旅行人拍的那所山村小学的照片，便有了去教书的冲动。她很佩服小孙老师的行为，这让她觉得自己非常无能。她这种想法很奇怪呀。我觉得她很好啊，特级教师，十大名师。可她怎么就觉得自己是个理想幻灭者呢？”

我摇摇头，“我也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里，或许我们难以相信，虚无主义、浪漫主义，竟然会成为左右一个人行为的助力器和行动指南。理想主义可能会被扭转至另一个现实的维度上。这时，我们能意识到，相同或不同空间里，时间令人物的认识和判断力发生了变化或弯曲。

有些词，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正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比如“梦想”，它缓慢而毫无察觉地变得模糊，变得暧昧，变得面目全非。这个词，最初根植在我们头脑中的含义是单纯的，最令人激动、感动、冲动，它遥不可及却又令人向往。但是慢慢地，人生中有太多的破碎、太多的不如意、太多的失败经验、太多的悔恨与醒悟、太多的无奈与妥协，人生变得冗长而琐碎，梦想变得实际而物化。而“梦想”这个词，也开始蜕变，它可能变成一次实现现实目标的小小欢愉，也可能变成一次不达目的永不罢休的小小的阴谋。其实，梦想与我们这一代人一起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需要停下来，回头望一望，向前看一看。到底是世界在慢慢地改变着我们，还是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共谋的集体，在残忍地改变着世界？我们需要审视一下自己，我们所坚持的究竟是不是美好的；审视一些词，“梦想”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模样。

上面刘建东在接受采访时的这段话，充分诠释了《丹麦奶糖》的叙事意图。在我们的时代，理想、梦想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模样，这是作家审视、探寻的一个终极性命题。为此，他设置的小说的叙事链，始终是围绕曲辰的入狱、出狱和再次入狱，以及董仙生、肖燕夫妇的价值观冲突充分地展开。关键是，前文曾提到的这些人物的时间和空间及其“无法回到从前”的怀旧，“复原”过往，不仅是人物无法冲破时间之维和命运藩篱，而且更在于理想主义被悬浮于功利主义和种种物质欲望之上，并且丧失掉理性、纠结于现实的既得利益而难以自拔于名利场。曲辰为证明狱友小张的无罪，执着地寻找当事人，以求证真相，这样的诉求无可厚非。而小张在出狱后对印彩霞选择的绝望，导致了“十几年前他没做过却背负了十几年的事，今天做了”，从而走上了不归路。因此，他既无法忏悔，也无力再进行自我救赎。黄莺儿的论文抄袭，不仅仅是因急功近利拖累导师董仙生的问题，而是她对专业的随意、功利和精神恍惚。诗人何小麦、主持人孟夏，她们与董仙生之间的纠缠和暧昧，也显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内心的凌乱和理性的偏离。他们在生活和情感的世界里狼奔豕突，不能自已。这些，可谓是我们时代生活中的乱象。

那么，刘建东写作这篇小说的初衷或目的我们愈发清楚了。时代的变局，对于生命个体而言，常常是猝不及防。时代的碎片散落在每一个人身上，对于某些人而言，可能是缓释胶囊，但对更多的人而言，也可能是某种重负，甚至可能被击碎灵魂。他们无法宽宥自己，也不能找到真正的归宿和人生回返地。

那么，我们再回到小说的迷局，究竟又是谁不断地邮寄着一模一样的丹麦奶糖？在董仙生看来，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那个寄糖果的人，当然，这些已经不再重要了。人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而叙事是无法穷尽的。在叙事中，生活有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迷局，也许，对人性闪烁迷离地呈现，正是对存在世界更多可能性进行审视、判断的重要叙事手段。

二

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无疑是刘建东近年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从这篇作品，我们感受到其叙事注重历史纵深度和情感厚度发掘的努力，以及历史进入作家的内心并燃烧其叙事的冲动和激情。

一直以来，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彼此缠绕和彼此互证，或显或隐。就两种不同品质、性质的文本而言，两者之间在“接受美学”的层面，之所以能构成巨大的张力和魅力，主要是因为对“事实”的真伪难以识别。而这种有关“历史观”的纠结，恰恰成为叙述中可以生成的一个巨大的想象性场域。对于事实、真实的辩证和差异性的认知，生成了二者叙事的不同维度。无论是小说这种所谓“虚构”文本，还是“非虚构”的历史文本，它们对于事物、经验和过往值得存档的叙述，都有着各自的理解和叙述逻辑。而话语则是在某种意志、理性和情感的制约下，在经验的既定编码和诸多现象之间，拒绝融入约定俗成的“现实”“真理”或多种可能性，进而做出某种阐释。这个时候，“虚构”和“非虚构”都需要发现、识别、揭示、重演非虚构编年史中被掩藏的“故事”。刘建东作为一位长时间专注于现实的作家，以这篇《无法完成的画像》的叙述，将中国现代史带入文学叙事，令我们眼前一亮。我们从中确能深切地感受到刘建东以叙述进入革命史的强烈冲动。并且，作者赋予了这种革命叙事以鲜明、独特的审美外形。小说结构精致而内敛，具有强烈的内暴力，始终牵引着阅读者的好奇心与情思。

这是一个关于革命历史和个人“双重记忆”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小人生，大历史”的叙事策略，或者说，它的叙事是从个人走向历史，走向生命、人性、命运的深处。无疑，文本由内外两个叙述层叠套在一起，讲述着记忆与生命、记忆与创伤、记忆与现实、记忆与历史之间复杂的隐秘联系。进入新世纪以来，“记忆”问题，愈发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即面对个人记忆、家族记忆、民族记忆、历史记忆、国家记忆互相缠绕的二十世纪，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该如何复现记忆、进行重述？诺拉曾说：“我们如此热衷地谈论记忆，因为记忆所剩无几。”当时间逐渐愈合伤口，对于过往的创伤，我们是否还有去记忆、重述的必要呢？如果有的话，那么，在我们当下的现实语境中，又应该如何去记忆、复现历史曾有的伤痛？伤痛结束之后我们如何以文字来“重构”、整饬这些创伤性记忆？这些记忆到底留给了我们什么？在当代，革命史的书写如何才能另辟蹊径，让历史的回响与现实不构成些许的疏离？我想，这些问题，足以引发我们的诸多深思。

《无法完成的画像》将时间置于1944年至1951年之间，抗战尚未结束，接下来的是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伊始。“时间停留在1944年的春末。这一年我十五岁，我师傅大约四十岁。我师傅杨宝丰是城里唯一的碳精画画师。三年前，他来到城里，在南关开了家画像馆，专门给人画像。”叙述从年代背景的交代，直接切入到人物和故事，可见，刘建东在文本叙述时自觉的伦理承载和某种精神的压力。小说叙述的主体构成，就是一个一波三折的画像过程。开始，由女孩的舅妈的讲述引出女孩小卿的家事：三年前小卿妈妈的神秘失踪，经历了三年的寻找而无果后，家里萌生请画师为她画一幅“遗像”的想法。而画像的过程，则充满悬疑和波澜。“我”作为画师的徒弟，是整个画像过程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整个故事的叙事者。借助“我”的视角，我们看到，画师在绘画过程中的种种一反常态，内心被虔敬和苦痛所撕扯。小说集中笔墨，细描出画师画像过程中的神色凝重、心理缠绕和精神纠结。画师对这幅肖像的绘制缘何会如此艰难？为何他绘画时的神情、情绪会如此敏感而不同以往？这一切都牵动着读者的心弦。一波三折的过程里，场面不乏尴尬和无奈，画师既然充满良苦用心，为什么绘画最终又被画师亲手焚毁而功亏一篑？为什么每个人物都像是满腹狐疑、思绪纷纭、忧心忡忡？叙事所制造出的氛围衍生出些许滞涩，令人惶恐和压抑，看上去情节也不流畅，但也正是如此，文本结构和美学形态才能够产生巨大的张力和引力。

我放下笔，把铅笔放在打好格的素描纸旁，放大镜放在打好格的照片上，压好素描纸，看着师傅。师傅缓缓睁开眼，目光在纸上扫视一遍。阳光正好照在密密麻麻、方方正正的格子上，那格子犹如一个个开着天窗的房间，敞亮而温暖。师傅起身，净手，擦干，揉揉眼睛，松松筋骨，然后端坐在桌子前，拿起铅笔开始画头像的轮廓。他画得很慢，比平时要慢许多。我从来没有见他如此小心谨慎、畏首畏尾。铅笔拉成的浅浅的线在一个一个的格子间缓慢地前行，犹疑不定地寻找着方向。平时干净利落的线条也显得笨拙而胆怯。我站在旁边，感觉特别紧张，仿佛这不是平日里的一次寻常的画像，而是一次艰难的在丛林中的探险。我暗暗地捏着一把汗，开始为师傅担忧，不知道师傅是不是能够把人物肖像画好，是不是能得到亲属的首肯。这还是我学徒以来，第一次为师傅忧虑。

应该说，《无法完成的画像》，以独特的方式将我们导引、沉潜至历史的深处。整个叙事，就仿佛一个起伏跌宕和艰难的“破译”过程，它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开放性的历史空间。女孩小卿的母亲到底是谁？她丢弃女儿究竟去了哪里？她失踪三年没有任何音讯，先是绘制肖像之前，已有的人物照片竟然不翼而飞；用时五天的时间，绘制大半、几近完成的画像也离奇失踪；第二次重新绘制出的肖像，竟又莫名地被画师亲手烧掉了。

我屏气凝神，躲在黑暗处，观察着前方的人。夜晚仿佛是由无数黑色方格组成的世界，每一个方格里都藏着一个妖怪。我缩成一团，想赶快回去。前边那人终于有了动静，他打着了火，他在烧什么东西。他点了几次，才点着，我立即闻到了燃烧的味道。燃烧的面积越来越大，被火映照的地方也扩展得越来越大，我的视线顺着火光向上移动，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那个人竟是师傅。我的脑子瞬间便凝固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店里的。我躺着，眼睛闭着，能听到轻微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关门，上锁，从我身边过去，在柜台边停留片刻，折进了里屋，然后一切归于宁静。夜晚再也无眠。泪水从我的眼角慢慢地滑落，在等待黎明的过程中，变成干枯的泪痕。

“画像的事就此结束。师傅彻底放弃了为小卿母亲画像。我和师傅，谁也没有再提画像的事。一年之后的某一天我在店里等着师傅，等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等到他。师傅杨宝丰再也没有出现，我不死心，走遍了整个城里，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这样的情节设计，尽管稍显悬疑、突兀，却为后面埋下偌大的伏笔。直到1951年，小卿再次出现在“我”的画店并请我为母亲画像时，“谜底”才真正被揭开。烈士陵园中，“黄姨”揭开了小卿母亲烈士身份的秘密。原来，母亲和画像师傅杨宝丰（本名宋咸德）是在革命战争中并肩作战的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文章就此戛然而止，烈士们为信仰、为大爱的出生入死、义无反顾，隐藏在悠然不尽的空白之中，比正面的书写更引人遐思，更加给我们以强烈的悲壮之感和苍凉之气。

这幅最终没能完成的人物画像，就像落不定的尘埃，永远漂浮于我们的内心，作家也由此完成了对历史深情、凝重的打捞。它的叙事无论对于国家、民族、革命，还是个人生命、命运及其选择，都具有深层的文学、历史发掘价值和现实反思意义。可以说，刘建东在这篇小说里，是笃定要追求一种叙事的“纯粹感”。可以这样讲，“纯粹”也只是相对的一种写作状态或叙事境界，它不是作家一厢情愿的诉求，而是他呈现历史、现实和存在世界时，要竭力保持超越世俗、超越思维惯性和现实逻辑的审美理想。在叙事的冲动下，作家也必须挖掘世界的可能性状态，同时，让既有的、未知的存在世界的可能性潜伏下来，哪怕是呈现给我们某种历史、现实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模糊性就是叙事的端口，就是发现、呈现生活的可能性、人的可能性的开始。而一个短篇究竟能蕴含多少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物、故事、情节，再借助语言的功能和魔力，传导出语言所暗示、隐喻和象征及其指涉的文本之外的“有意味”的世界，这不仅与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要求有直接关系，更与作家赋予生活或经验以多大的想象力密切相关。在这里，与长篇小说不同，短篇小说叙事虽然呈示出的，只是某个或几个生活片断、横切面、局部，看上去是一个不完整的存在世界，但它却通过这样有限的叙述，引申、隐喻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可能性的或者充满迷局的、模糊性的世界。当然，这是对历史、革命史的另一种“钩沉”，也是另一种历史想象。进一步说，所谓“大历史，小人物”，就是“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的叙述具体所指。“大写历史”指的是对历史进程的思考和总结，而“小写历史”与历史叙述有重合的地方，但是不完全一样。它常常书写的是大历史进程中，从历史主体——生命个体的层面或视角，呈现历史发生、发展中的律动，进而凸显历史发展进程中那些默默奉献出鲜血和生命的细部的形态。

我相信，刘建东的小说所叙述的故事，之所以格外引人入胜，并且将我们带进一个异常陌生和神秘的历史空间，正是他发掘、捕捉到了大历史背后无数“小人物”行走于刀尖之上的大义与大爱，让安享岁月静好的我们更加深刻地体味到革命历史的艰辛和残酷性。

表面上看，这篇小说的容量有限，却仿佛贯注着充沛的精力、气力和情感。这种“精力”和“气力”来自人物，来自叙事的跌宕、细腻、缓滞，它们以慢的形态构成一股冲击力量。当然，这种力量，也来自作家对生活的控制能力、扭转能力，以及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判断和选择的自信——这是小说叙事最重要的支配力量。从文体的内在机制方面考虑，无疑，短篇小说是最接近诗歌的具有那种高度凝练品质的文体，它也被誉为是“戴着镣铐舞蹈”的技术性含量极高的话语叙述体式。那么，努力地彰显短篇小说中的每一个叙事元素，创造独特的艺术形态，是对作家包括控制力、想象力、叙述能力在内的所有功力的最大考验。因此，敢于非常自信地在短篇小说文体方面不断探索的作家，一定是“经验”和艺术感都相当好的作家。所以，一位好的短篇小说家，必然是对短篇文体的艺术写作水准和境界都有自觉追求的作家。

三

《丹麦奶糖》和《无法完成的画像》两篇，恰好是《无法完成的画像》这本集子的开卷和压轴之作，相互对照，我感觉它们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文本的“闭环”逻辑。两个文本，均为对历史、现实、理想、人性、精神内涵的审美呈现，在历史和现实的两翼，沉潜着灵魂的紧张和冲撞。两个文本，形成“镜与灯”般的张力与寓意。其基本形态，都是一种反逻辑、反因果组织的推断和呈现，通过这些来引导出特别的精神紧张状态，从而显示出小说叙事的开阔和纵深度。作家需要让生活中的可能性潜伏下来，哪怕是呈现给我们一种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就是叙事的可能性，也是生活的可能性、人的可能性。必须承认，所有人对世界的审视、描述都是局部的描述，再完美的呈现也有放射性的覆盖和意识所无法抵达的盲区，在这里，必定隐藏着某种逻辑的动力，有着一种甚至是作者都难以把持的让叙事前行的动力，有时捉摸不定，难以驾驭而又必须驾驭。

可以说，写作每一篇小说，都是作家与世界的一次对视，也是作家与自己的内心和灵魂的对峙。这涉及到作家叙事内在动机，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叙述都可能处于一种虚空或悬浮的状态。因此，作家刘建东十分清楚自己写作的出发地和回返地。除了使自己的文字和结构尽可能地接近存在世界的维度，作家还要不断地克服自己的某种惯性，不断地重新出发，去拓展自己写作新的可能性，而不是简单地复制经验。一个人，尤其一个作家，只有在清楚自己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可能不会计较任何写作内外的得失，尤其文学之外的俗世的恩惠、种种欲求，在沉重的历史或喧嚣的现实之间，映照存在世界的真实镜像，洞察人心、事物的种种盲点。当然，这也正是刘建东写作总能不断厚积薄发、佳作迭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