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5月26日 星期日
袁昶的日记(散文)
来源:中国作家网 | 作者:陆春祥  时间: 2024-04-17

晚清著名同光体诗人袁昶,我的桐庐老乡,博学多才,他自21岁中举后开始写日记,现存洋洋六十五册,二百多万字,是晚清文史的重要文献。袁昶日记涉及传统经史诸学,尤其专注于易学、理学、佛学、道学、养生、医方等,这里择几则与读者共赏析。

夜间失眠的时候,袁昶常会背诵《论语》以自娱。

失眠的时候干什么最有效?各说各有理。有人数羊,常常数到几百,几个几百,几十个几百,草原上已经有无数的羊群了,依然没有睡着。

《论语》二十篇,五百章,一万九千余字,古人启蒙的时候,都是必读必背教材,那种死记硬背,不断地背,就会烙在脑子里。要想有效果,就得半睡半醒间也能背,否则越背越用脑子,会越来越清醒。

不过,袁昶也承认,年长以后,事情多多,即便背书,也没有小时候的效果,很少能有全文背诵出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颜之推早就告诫他的子孙:二十岁以前读的书,六十岁也不会忘记。他们强调的是童子功。

光绪九年(1883)正月,袁昶记下了新年第一天的一则日记:

司马温公曰:吾生平无过人者,惟做事无不可对人言者耳。

对司马光的这句名言,也有这样的表述:吾无过人者,但生平所为,未尝不可对人言。

敲重点:此事可对人言否?

十年后,光绪十九年(1893),同样是正月,袁昶记下曾国藩的日课:

内养气之法有二:一慎言语。气藏丹田,无不可告人之事,即温公求诚自不妄语始之意,积久自驯,致浸灌浩然。此养义理之气也。一曰节欲劳节饮食,每日静坐四刻,数息百入,时时当作养病,此养血气之气也。

说的是自我修养,许多人也以此为标准,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努力践行。

《增广贤文》有格言这样拟:“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这个读书人,虽读遍天下书,但口气依然不小,后一句更牛,不过,这也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要求实在太高。

后来,就演化成固定的七字成语了:事无不可对人言。

细细想来,这一条,如果用来自律,确是极有效果的,每当欲行一切有所不妥当之事,就想一想这一句,这就是警钟了。

1796年5月18日,本杰明·拉什(1745—1813,美国开国元勋)给21岁将赴印度的儿子写信,结尾是这样的:

要保持清醒和警惕。记住,在你见识世界时,世界也在见识着你的本色。更要铭记,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始终在注视着你。临别之际,我们谆谆赠言,最后还是要补充一句:任何时候,若你禁不住诱惑,要行不当之事,请设想父母正跪在你面前,眼含泪水,恳求你抵抗住诱惑,并恳请你明白,若你屈服于诱惑,就是将父母提前送入坟墓。

这与事无不可对人言,异曲同工。

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的一个晚上,袁昶被一个字所触动。

他去朋友严居士家拜访,见他家墙壁上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字。或许是晚上光线的原因,或许是袁昶的视力有点问题,他不能确定这个字。此时,居士大喝一声:“你仔细看看,是恕字,不是怒字!”居士说完,袁昶一个激灵,又忽然若有所悟。

这个“恕”字会使所有的人感悟。其实,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重点,就是讲一个“恕”字。

孔老师对曾参说:参呀,我的人生观,是一以贯之的。曾参答:嗯哪,老师,的确如此呐。孔老师出去后,别的同学就问曾参了:曾同学,老师的人生观指什么?曾参笑笑答:老师的人生观,其实只有两个字,忠与恕。

后人都以曾参的这两个字来概括孔老师的人生观,前者重点指对君主及国家,后者常指孔子的为人处世态度。恕其实就是仁。在曾参眼里,孔老师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也是一个能以自己的心推想别人心的人。

孔老师去世时,曾参也只有二十七岁,“参也鲁”,老师眼中,曾参并不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那么,曾参的理解,也只能是一知半解的,不过,这两个字,却也十分精确,讲到位了。子贡就曾经问过孔子:老师,有没有一个字可以让人终身奉行的呢?孔老师说:应该是“恕”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华夏文明中有“灭国不绝祀”的传统,这也是一种恕。

虽然将你的国家灭了,但依然为你保留一些血脉,使你祖宗的香火不绝。为他人,也为自己,一怕灭国的祖宗化成厉鬼来报复,二也怕自己灭国后没人祭祀。杞国是夏禹的直系后裔,商汤灭夏,将夏王室遗民迁到杞地,建立了杞国。曹魏代汉,晋代魏,末代君主还是得到了比较好的待遇。但也有大量的例子证明,新朝建立,为防死灰复燃,将前朝宗室斩草除根的,可见,要做到恕字有多难,尤其在切身利益之前。

布衣甚至以为,这八个字,还可以将其看作是一条宽恕自己与他人的人生智慧,他人不愿意,何必强求呢?留一点遗憾与欠缺吧。这样一想,己不欲,就不会施于人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34岁的曾国藩将他的书斋命名为“求阙斋”,并编有《求阙斋读书录》四卷。曾的意思相当明了,做人做事不能太圆满了。嗯,魏徵早就告诫:自满者,人损之;自谦者,人益之。

“恕”与“怒”,字形上极相似,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学。

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袁昶的一则读书日记让人耳目一新。

这些时间,袁昶应该是读了平湖陆稼书的书,从而印象深刻:

陆三鱼先生言《战国策》有毒,中而死者,如晋袁悦是也;《庄子》亦有毒,中而死者何晏、邓飏辈是也。读蒙庄者,去其猖狂妄行乃蹈大方,此类之说,则去毒矣。

这是袁昶的另一种读书方法,求疑法。后者不说,只说前面的陆稼书。

《世说新语》“谗险”第三十二、《晋书》卷七十五都记载了袁悦的事,比如《晋书》这样写:

袁悦之,字元礼,陈郡阳夏人也。父朗,给事中。悦之能长短说,甚有精理。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服阕还都,止赍《战国策》,言天下要惟此书。后甚为会稽王道子所亲爱,每劝道子专览朝权,道子颇纳其说。俄而见诛。

袁悦也叫袁悦之,他能长短说,就是纵横家,口才自然一流,他拿《战国策》当成唯一的经典,甚至放言,天下只要这本书就够了。会稽王司马道子,是晋简文帝司马昱的第七个儿子,也是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同母弟。彼时,晋孝武帝为了政权的稳固,牵掣谢安等大臣,对这个弟弟委以重任,司马道子还与谢安的女婿王国宝联手,打压谢安等人,后来,司马道子把持了朝政,这又激怒了晋孝武帝,而袁悦之则成了他们争斗的牺牲品。

这样的人,陆稼书则说他中了《战国策》毒,读书读多了,将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而陆稼书自己,真的将《战国策》作了重新解读删节,就是所谓的去毒,编了一本新的《战国策》。

《战国策》,西汉的刘向辑录而成,分十二策,33卷,497篇文章,主要记叙了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政治主张及言行策略,许多都是相当有用的计谋,相当于纵横家们的实战手册。个中计谋,不少都演化成固定成语,比如退避三舍、远交近攻、朝秦暮楚、南辕北辙、不翼而飞等,每一个都生动有趣。但如果只将其当作计谋来使用,就会陷入读书的误区,做人做事,并不是只有计谋才行得通的,如果那样,这个社会将会非常可怕。

看完袁昶这一节的读书日记,布衣也随手下单了一本新的《战国策》,主要是想核对一下,哪些被陆稼书作为有毒的章节给删掉了。

无论哪个角度说,读书要去毒的观点,布衣我是一百零一个赞成。

光绪十六年(1890),风和日丽的四月,最是读书好季节,袁昶记下的一个读书观点,对后人显然有些启发。

袁昶的观点是:学作诗文,须玩专集,勿看选本。

按一般理解,专集是博广,选本是专精,读书要博与专相结合,况且,选本是精华所在,既可以节约时间,又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到最主要的东西。

既然提出了“勿看选本”,那就得有足够的理由。

袁昶认为,选本有四种毛病。

毛病一:选本义法固备,却不易学习,容易扰乱人的性灵。为什么呢?凡人的笔力各有天得,虽容易学习却难变化。周敦颐说:性有刚善、柔善、刚恶、柔恶之别,佛家也有人的秉赋有聪明与愚笨的区别,只有写文章的笔法与思路可以通过学习不断得到提高。如果取法太杂,则会限制才气的发挥。

毛病二:选本一般都选一些好的、长的文章,不太好的、短小的文章则会弃之不收,这就好比临摹画画一样,只关注一些表面的皮壳,反而将本真之美掩盖。

毛病三:每个写作者都有一项或几项拿手的文体,比如贾谊、晁错、韩愈擅持论,柳宗元擅序与记,陆贽、欧阳修擅章奏、书尺,苏东坡擅史论,董仲舒、匡衡、刘向擅注经,蔡邕擅碑碣文字,王安石擅序说与哀祭。袁昶说,就是本朝名家,也有方苞擅义理,姚鼐擅义理考据辞章融合,张惠言擅易经,恽敬擅博采众家,一句话,名家也不是擅长所有,而各有侧重,如果才弱而又想兼各家所长,那就很有可能会落得下面一样的结局:乌鸦不像乌鸦,喜鹊不像喜鹊,以为是龙却又缺角,以为是蛇却又有脚。

毛病四:看多了选本,这家没学好,又学下一家,移此涉彼,见异屡迁,各家互相打架,枝叶横生。结局往往是,博涉者多如牛毛,精取者却凤毛麟角。

陆布衣觉得,这个话题,现在来说,也是难题。

不少人专学一家,就是袁昶说的读专集,拆卸式学习,学马尔克斯,学博尔赫斯,学卡尔维诺,学梭罗,皆有所得,有的还成了不小的名家。但也有不少人博采众长,就是袁昶说的读选本,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就好比吃百家饭,也长得腰肥体壮一样。

从营养学的角度看,多食杂粮有助于健康。从读书角度说,博与专同样重要。不过,袁昶的重点,显然是就某一个人的作品说的,读全集至少能了解全貌。

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袁昶记下了明人镏绩《霏雪录》中关于唐宋诗区别的观点,无论对镏绩还是袁昶,都是经年阅读的结果:

唐人诗纯,宋人诗驳;唐人诗活,宋人诗滞;唐诗自在,宋诗费力;唐诗浑成,宋诗饾饤;唐诗缜密,宋诗漏逗;唐诗温润,宋诗枯燥;唐诗铿锵,宋诗散缓;唐人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人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人,辞容鄙俗。

唐诗各种好,而对宋诗,用的几乎都是唐诗反义词。其实,不见得唐诗有这么好,也不见得宋诗有这么差,都是各说各有理,不排除人云亦云,主要还是每个人的阅读感受不一样。

明代胡应麟《诗薮》:

唐人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宋人诗如披沙拣金,力多功少。

胡应麟还有点客观,唐诗本真鲜活,如出水芙蓉,给人以浪漫的想象。宋诗用词谨慎,千挑万选,要用合适的字眼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

清代吴乔《围炉诗话》这样评唐宋诗,还有明诗:

唐诗有意,而托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直是木偶被文绣耳。

诗要重意重比兴,很明显,吴乔是扬唐,抑宋,斥明。

古代读书人不断比较唐宋诗,现代读书人也在比较。

除了初唐中唐诗,顾随先生大都看不上,干脆给它们都开出了病危通知单:

晚唐诗,肺病一期;两宋,二期;两宋以后,肺病三期,就等抬埋。(叶嘉莹等记录的《顾随讲昭明文选》)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按顾随的说法,这些进入病态的诗中没有“事”,这个“事”就是真正接地气有现实生活的内容。中国诗要复活是在技术外,要有“事”的创作,有“事”才能谈到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