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乡间的小酒楼偏于一隅，门面不彰，菜肴却很让人称赞，材质鲜活，做法也质朴，就是农家柴灶上的烹炒，作料也是家常的——他们给客人上的菜，如同自己所要品尝的。这也使它的经营没有什么特别，按家常手法即可—— 一家人的饮食也大抵如此，或者还要简单一些。

可惜，最后一道甜点还没有上来我就得走了，时间有时就是算得那么紧，便觉得无可奈何。上一次来觉得如果没有品尝到这一道甜点就不算圆满——那是他们家中用薯粉做出来的，加上他们自己种的蔗糖，便有了田野上青青的香气。可我还是起身离开了，有一些事情就是没有办法都以完整来收束，真的求完整就刻意了，只能说下次如果还路过，再坐下来。

很多事，好像都如此才好。

如果自己坐在书房里信手写写，上午的阳光从外边大量地铺展进来，那真是让善感的文士视为舒适的日子。我看了一些五代时的日常，文士都不富裕，大抵维持每日基本的生存，便没有太多的琐屑，日子缓慢，生存简单，挣钱的门路无多，便也消停下来。整个环境如午后的氛围，慵懒徐缓。文士都不是快速奔跑的兔子，不是他们跑不动，而是没有催促他们奔跑的鞭子，这也使一个人在书斋或者茅舍里的日子简淡了不少，不是心绪乱乱糟糟的那一种，不是让人手足无措的纷纭之状。这也是我一直觉得时人与古人相远的地方——如果大家奔竞无休，这个世道还会安宁吗？一个人的学识终究是渐渐地提高了，懂了不少道理，说起话来不时会引用古人云来印证，更懂得读书养心、明理、陶情。在不断上升之际，自然的程度却不断下降。这不是别人感觉出来的，是自己觉察出来的，便有些不安。想想，“孤芳自赏”这几个字还是很清雅的——如果一个人写下来的字和文章只是给自己看，那就会简单得多，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完张于自家粉墙上，近看远看，挺开心的。事实上也有这样的人，像我的一位学生，写无辍，却秘不示人。真要看他写了什么，得登门才得窥一二——其实他写得挺不错的，我也劝他参加一些书法展览，却始终无效，真应了我老家的一句俚语：“自个儿欢喜就好。”封闭有封闭的好处，在开口闭口国际化的时日，封闭的个人化照样存在，不被国际潮流推搡。就像那些庭院深深深几许的人家，在深处也全然可以自乐，可以创造精神财富，绝没有想穿过深院到外边去张扬，让更广大空间的人群识赏。这样，有许多文字就不可能为人所识，锦绣烂在室内。我们看到的旧日名家、名作，未必真是当时的真实，只是因为没有流失，走到了今日，被我们奉为至宝，而孤芳自赏者总是走不远的。这便不禁要问：一位文士的书写是为什么？我想更多的还是自适，有所触及便奔涌而出，于是把笔纵横，让字面兜住。南朝的刘勰认为世上的知音是很少的，像伯牙与钟子期那般的关系是上苍特地安排的，但最后也不能持续到底。既然知音少有，更多的书写还是不求知音，是为自己写的，就像饮食困眠。文士书写的癖好是天生的，不必他人提醒，亦不必说与他人知，每个人每日去做便可，日子水波不兴。甚至客人来了，喝茶，说的也是其他话题，并不打算让他看到刚才兴起时挥就的一幅草书。露与藏，在文士中常是大藏大露，露习惯了藏不住，藏习惯了也不愿露，各极其乐。藏露只能说是个人对世界的一种态度，谈不上高下对错，就像有人常在酒桌上觥筹交错，有的人却躲在家里喝稀粥快意。

我是偏向躲在家里喝稀粥的人。喝稀粥的氛围肯定是冷清一点的、纯乎一点的日常。如果一个人想脱离日常，以另一种状态出现，那就是非日常了。从外表来看，只是一个人的言说举止生出变化，细究则是内部发生变化，有意识地用另一种形式来表现——每个人都有应世应景的方式，适时而用，有的自己没有察觉，但外人还是看出来了。陈涉起事成功后，旧日一起的山村伙伴去见他，感叹宫殿盘郁，楼观飞惊，真是堂皇。陈涉的处境变了，再也不是过去的质朴粗糙了，而他的小伙伴却没有变，他们所能说的就是少年时代的趣事，那是多么无拘的时光啊，其中就包含了陈涉的种种薄劣，上不了台面的过往。这些小伙伴当然没有注意到陈涉已不是当年的感觉了，于是为叙旧付出了代价。这也使陈涉身边的人小心翼翼，心提起来，不敢随意，时日久了，这些人在行止上就全然是另一种做派，合于庙堂上的要求——毕竟安全地生存才是最要紧的，装就装吧。我想到有一段时期人们对柳亚子的评说，甚至从诗中看出他的贪欲，看出他对于声名的不舍不弃，大凡有不满足，便要发作一番，而如果得到安抚，又会开怀之至。一名文士有志于学又有志于仕，便生出种种的矛盾来，心事越发复杂难解。柳亚子并不满足于与同道唱和，现在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几首诗，都不是和寻常人交流的，便觉此人非一般清高文士。一经对比，还是寂寞的陈寅恪来得自守。很简单，就是自己干自己的。一名文士自己坚持读书、写字、写文章已经足够，哪里会有闲情闲工夫向外驰骛。这当然是决然不同的两种类型——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差别很大，所求相异。但不舍弃声名的人也有以真情性处世的，不满足就直接发牢骚使性子索取，都是摆在台面上的，而不是表面一套，里面一套，总比一些文士背地里使诡计直白，让大家都看得到他的阴晴。记得曾国藩也有如此脾性，他向咸丰要官，咸丰不理他的请求，愿望不能实现，曾氏就在家中发脾气泄不满。曾国藩是想当圣贤的人了，是想为曾氏家风树楷模的，却还是一点也不遮掩，赤裸裸的，甚至也不忌讳让后人知道。我是从这些例子来看一个人的真实程度的，觉得不虚。

每个人都有一些真实的元素，如草木那般天生地长地存在着，如果不有意遮掩，并不难在交往中见出。只是人的社会属性强大之后，自然的程度就降低了，便使人面对人事时，会发出真耶伪耶的疑虑，不知自己所见所闻是否为真相。就像一个庙堂文士总有两套笔墨，一套是场面上用的，另一套是私用的。明代谢榛曾说：“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谁不愿意省力和自然呢？但人生不是家常，得适应家常之外的许多场面，也就要有一套使力和勉然的套话，才可应对。曾国藩曾对儿子曾纪泽的行止忧心忡忡，他想儿子走官场之路，认为儿子行走的步履太轻快，口齿太伶俐了，显得不“压重”、不“重厚”。那时的曾纪泽最多二十岁出头，正是鲜活青葱之时，言行敏捷欢快实属常态。曾国藩却早早按官场那一套来规范，不任其横出旁逸。他一再要求：“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青春年少，却不能任天性自在抒发，而被带往另一个走向，目的性是很明确的。少年本快意，这下不得不把快意的天性敛藏起来，做出老成持重的模样。当然，这不是曾国藩一个人对儿子的要求，也不是曾纪泽一人的不快意，整个时代都如此，而且延续下来了。罗庸在西南联大讲课时认为，在入世的生活中，保有一段出世的心情，便时时在超悟中体会到一些人生真趣。这样的生活态度使人轻快地跑动，快捷地言说，能不开怀？

简单是我喜欢的一种方式，可用于世事。小时候写字，只是想写得好看一点，尽一个小学生的义务。想法简单了，做起事来轻松之至，没有什么瓜葛相绊，理想更谈不上，也就是不断地写，以此为乐趣。我的父亲和艾略特的父亲一样，从来不夸儿子在这方面会多么有前途，就是亲戚朋友赞扬了，父亲也不随之应和，仍是一脸平静地笑笑。因为父亲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似乎本应如此。这也使我觉得泯然于众人，不值一说，与人交流也无多——我小时候就认为与人交流作用不大，可能也是因为我本就不善交流——写字不是团队干活，不需要磨合、协调，也就不必交流。真的交流，各自想法也相去太远，终了还是沿自己思路走下去，少与他人费口舌，也少让他人想法来干扰自己。自己想法是对是错，到时候就知道了。况且艺文之思也难有对错之说，只是差异。自己乘兴一以贯之做下去，是很开心的，总会有点收获，或者教训。我想，书写就是一个人的过程，一个人心甘情愿没完没了地写，然后投给某个报刊，接下来苦苦等待，这是何等的心动——在有退稿风气的时代，这体现了编辑对无名者的关切和评判，退稿终结了作者发表的梦想，一切从头再来。退稿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鼓鼓的信封，把脱离自己一段日子的文稿又寄了回来。退稿越来越多，周围的人都知道了，没有谁说什么，只是觉得痴迷写作真是荒唐。我只是笑笑，也谈不上难过，毕竟是做自己真喜欢的事，就像同宿舍的舍友喜欢喝酒一样，都是真的。有人说他们喝酒不利身体，他们也是笑笑。笑笑，是最适宜的，也简单之至，好像表示了态度，又好像懒得搭理，接着再写，或者再浮一大白。真实不虚的力量是后来才显示出来的——写出来的文字终于可以发表了，和退稿相比，无疑是上了一个台阶，表明现在的写更有一些审美价值，如果多多地发表，有人就称我为作家了。一个作家的前后表现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真实地写，觉得没有比这种个人的消遣更有意思——个人的日常生活没那么有意义，最多是有意思。想想自己带了不少研究生，当时在课堂上已经把他们训练得笔下时出锦绣了，却在毕业之后大都不写了。不写就不写吧，也是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不必有意像我这样。

节气很多，节日很多——我小时候对老家的印象就是如此。我在山区当农民和工人时，正月通常是不回老家的，只有清明来了，我才会请上一个月的假，回到那个有些古典气味的小城。我是不适宜在场面上说道的人，而这个小城在正月里的一项俗常活动就是四处拜访，进进出出表达情意，人声鼎沸，端的是热闹之至。关心过头的亲友总会问我前程几何，还在山区插队吗，怎么还没分配工作。并说张三李四家的孩子因为表现好都分配到地区最大的钢铁厂了，转为城镇户口。我真是无言可答。记得杜月笙说人生就是三碗面——体面、场面、情面，我连场面都应对不了，更不消说其他两碗了。后来我改在清明时节返回老家。清明和春节是两种不同的场面，清明凄清枯寂，加上细雨霏霏，让人清静了许多，想到流逝、过往，还有那些长眠地下的先人。这时串门的人要少得多，我渐渐宽松起来，觉得人逢其时是多么适意。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对应感，就像到报恩寺，一个出家人说，每个人都可以在众多罗汉中找到一个和自己很相似的。天下与自己有对应的理应不少，一个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和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想，在天道上，清明是使我暂时解脱的一种时空关系。清明回来除了感受清静，少去许多场面上的应对，还可以给逝去的长辈扫墓，回味过往的那些好时光。墓碑上的红漆经过一年的风雨，不是脱落就是淡化了，于是用准备好的钢丝刷子反复刷动，弄干净了，再蘸上新鲜的红漆，有若描红。这是一个比较细心的过程，加上几方墓碑的字比较多，也使我们每一次扫墓的时间都比别人长了不少。一个人蹲着描，时间久了膝盖就酸得不行，便换另一个人来描——我们这个家族是产生书法家的，除了心细，还有手稳。想着土壤里边的前辈，有的是抚养自己长大的，有的从未谋面，却都是同一根绵延长藤的某一个段落，现在以这样的形式相遇。待我们一切做好，墓园已经见不到其他人了。山风大了起来，是暮色就要来了，有一些荒飒之气涌动。想想是清明这样的节气，乍暖还寒，又兼细雨，使人更沉稳地安放一些动作。

有人来家里送了一沓用旧报纸包裹的笺谱，南方的潮湿让它们浑身布满黄色的斑点，像老去的茭白。他顺口说了笺谱的年龄，让人吃了一惊。想想这几年送纸品给我的人，都会让我惊诧，以示这些纸品的价值，让我记住。既然年龄都大得惊人，我就放入密封袋中收藏，似乎这辈子也用不着这些宝贝——自己书房里的宣纸多得要命，写都写不完。有的纸是用来挥洒的，有的则应该用以收藏传之后人——我以前的想法还是有个界限的。几年过去，我会想到另外一些问题，觉得自己甚是酸腐。现在子承父志的心思都是空的，各干各的，想法没有承传，都是旁逸而出，谈不到一块儿。笺谱再美好，也需要有人懂，不如自己享用。于是把这些笺谱连同自己以前藏了一些时日的老旧宣纸，都用之腕下。想着这些纸的年龄与价值，心中生出敬畏和踌躇，便都没有写好——总是有一些放不开和不自在，有点小心翼翼了。记得清代的袁枚说：“不徇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为习囿。”看来自己是为古所欺了，尽管不是远古。这让自己不太像平素那般适意，这种感觉有时还真不少，看一些古籍、古玩，要恭恭敬敬地戴上雪白的手套，很有让人揪心的仪式感，很小心、很卑微，好像自己不名一文，是得到抬举才有这样的机会。我对仪式是很发怵的，面对至尊、伟大、久远，自信丧失了一大半，平常心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现在会说故事的人太多了，故事，就含纳一个个的暗示，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已是某一种指向的引导——故事不是白讲给你听的，就像有人送我古墨、古纸，可以顺便舒展出一段故事来。明代小说写作有“非奇不传”之说——“奇”是很合于人追新逐异之情性的，大小巨细无不如此。就像对待一泡茶，茶的主人放大了茶的外在，着重说茶的坑涧、品种、树龄、烘焙，却迟迟不说价格，但听者已经明白。其实故事就是故事，故事只会在添加中越来越长，也越发奇异，让人忘乎所以，以为世界就是由故事构成的。如果一个人不为故事所动，听了也是漫听漫应，并不动心，那真算是能把握自己的人了。

水井是许多作家写过的，由于它向下延伸，便有了不少寓意，不仅仅是供人汲水炊爨那么简单。我住的这个小区原来是一个依山的村子，许多眼水井波光闪动地错落在地下。后来开发商来了，原住民都搬走，水井便一眼眼地不见了。也许我的房子下面就是一眼水汪汪的井，可是我再也看不到它的清澈了。水井是我小时候比较忌讳的一种物象，它不是向上长的，让人看得到，而是向下，毫无声息，实际上对一些人来说就是陷阱。家中有一位少年，算起来是我表舅，有一天忽然没了，后来才发现在幽深之处。长辈哀恸之后用石板把井口遮盖了，好在家中还有两眼井可以继续食用和浇灌菜园子。只是后来我见了井口比较大的水井就会颤抖和畏缩，想到它冬暖夏凉的美好背后还有如此恐怖的力量，这也使我汲水时小心翼翼，生怕被水桶的绳索带了下去。那时的少年，生活简陋所知甚少，是没有什么头脑的，看着大人说着水井溺死人的神情，觉得比自己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件事都要严重。如果一个小孩子一夜成熟了许多，一定是有一种非常规的力量在粗暴地推进，违背了循时渐进的生长规则，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我没有想到的是，长大之后就没有怎么见到水井了，自来水代替了井水，水井就成了多余。水井溺人的往事离我越来越远了，我的心恢复了平静。

一位艺文爱好者经过几十年的砥砺，技能达到了可称娴熟的程度，不逊庄子笔下的承蜩丈人和卖油翁，便开心之至。技能显示出个人的能力，在面对一张纸时，可以写出一篇文章、一幅书法，便自称文士。今日文士的技能甚至比古人娴熟，比不上古人的，永远是内在的距离，如何都达不到闲云出岫、清风自在。这也是我千方百计要看一些古人笔墨的原因。自然不自然，不是一个文士的事，而是一个世道、环境的习惯——美感总是相互比较而言的，文人们喜欢粉饰了，便会生出许多花样来，而粉饰是没有尽头的，也就没完没了，镂金错彩，雕绘满眼，再也不愿素面行于道途。书写，无疑是很简明的一个动作，站着，或者坐着，便写去，使字和词组一个个出来。古人常见不择纸墨、不计工拙之说，并非真如此，而是认为情性比纸墨、功夫更要紧。适兴下笔，写到哪儿算哪儿，失误的地方还涂抹一下。文士与宫里那些善书者是不同的，不是写官告，而是为了私享。现在写一幅字，会有一堆告白——墨汁是何种品牌的，毛颖又是何种动物毫毛，而纸张更是讲究。物质材料看重了，自然情性轻看了。其实，很多方面都如此，做得挺好看的，让人的视觉不至于失望。

有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在老家翻来覆去地看几幅残破的北凉写经，父亲也过来扫了一眼，说，啊，写得太不好看了。的确是太不好看。可父亲不知道，把玩的是里边的滋味。

举止本色，一个人不装，真能给人以吸引。

朱以撒，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著有《古典幽梦》《俯仰之间》《书法百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