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出身经学世家，八岁学《易》，十二岁读完四书五经，1902年乡试中举。1903年，会试落第归途中结识章炳麟、蔡元培等，加入中国教育会，思想激进，著《攘书》《中国民族志》等，主张推翻清廷、光复汉室，因此更名“光汉”。1904年，与何震结婚，参加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著《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中国历史大略》等。1905年，发表《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术不同论》《论文杂记》等文，任教于芜湖皖江中学，与陈独秀、章士钊同事，并编写《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历史教科书》《地理学教科书》。1907年，应章太炎等邀请赴日，结识孙中山、黄兴等人，参加同盟会，为《民报》撰稿，创刊《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后与章太炎交恶，通过妻子何震被端方收买，为清政府刺探革命情报。1908年回国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并任三江师范学堂教习。1911年，随端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端方遇刺后避居成都，任教于四川国学院，讲授《左传》《说文》等，与谢无量、廖季平、吴虞等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1913年秋至太原，任阎锡山顾问，后被阎锡山推荐于袁世凯，任北洋政府参政院参政等，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流寓天津。1917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讲“六朝文学”、“文选学”等课，著《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9年，与黄侃等人创办《国故》月刊。同年11月，因肺结核病逝，在不到二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七十多种著作。

　　刘师培：文章源始

　　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上古之时，有语言而无文字。凡字义皆起于右旁之声，任举一字，闻其声即知其义；凡同声之字，但举右旁之声，不必举左旁之迹，皆可通用。(此系黄春谷先生说。先生言小学盖有二说：一谓凡字之义象，皆系属乎声，惟声同故义象同，惟声义象皆同，故可通假；二谓谐声之字，必兼有意，而意皆起于声。由黄氏之例推之：—曰造字之源，音先而义后；二曰考字之用，音同则意通。盖古代之字，只有右旁之声，而未有左旁之形。后世恐无以区别也，乃加以左旁之形，以为区别。故右旁之声，纲也；左旁之形，目也。如凡字从“寺”者，皆有“独”字字义；凡字从“赞”者，皆恶字而非美字；凡字从“火”者，皆有幽暗之义；凡字从“音”者，皆有深暗之义；凡字从“仑”者，皆有文理有秩序之义：皆音义通之证，亦即古字以右旁之声为纲之证也。盖既为此声，即为此义，右旁之声义如此，则彼字右旁同于此字右旁者，其声义亦必如此，固彰彰可考也。)且字义既起于声，并有不举右旁为声之本字，任举同声之字，即可用为同义。(按王氏《经义述闻》云：“右字通用，存乎声音。”阮氏《释门数》篇：“余谓古音相通之字，义即相同。”而黄先生亦曰：“明乎右旁声义之说，皆凡同声之字，多可通用。”又云：“凡为同声，是以同义。且凡同一韵之字，其义皆木甚相远。”予按《文选注》于某字即某字者，皆云某字与某字古通，大抵以声近通用。而钱竹汀《说文答问疏证》，于经典古字相同者，则曰某即某书之某字，大抵皆声音相近者。且古字相通者，可名曰通，而不可名曰假借。(假借者，有孰为正字，孰为借字之分；通用者无孰为正字，孰为借字之分；数字同一音义，互相通用，亦可名假借也。)故一义仅有一字。其有一义数字，一物数名者，半由方言不同。由语言而造文字，而同义之字，声必相符。〔上古之时，未有字形，先有字声，故有语言而无文字。而南北东西之方言，不能尽同；故有同一义，而所言不同者；亦有所言同，而音之出于喉舌不同者。及有文字时，乃各本方言造文字；故义同而形不同者，音皆相近。音近义同之字，在未有文字前，仅为一字。如《尔雅·释沽》篇“哉”、“基”、“胎”三字，皆训为“始”，然与“始”音相近。“洪”、“旁”、“庞”、“弘”、“戎”、“穷”六字，皆训为“大”，而音皆相近。可知义通之字，音必相近。

　　其一义数字，则以方言不同，各本其义以造字耳。而《释名》以声解声，明义由声起之义。盖上古一物只一名，其一物数名者，亦即由同声之字，辗转相通。而《尔雅·释草、鸟、兽》如：“蒺藜”为“茨”，“扁竹”为“蓄”，皆以切语为名，而“茸”、“蕾”、“芭”、“簇”之类，亦皆音近之字，互相解释，是一物数名，皆由于言语之递转矣。)由是言之：文字者，基于声音者也。上古未造字形，先有字音，(言语发见，为人群进化之初级。日本岸本氏《社会学》之言曰：“人当始有言语，未若今日之复杂也。呼吸之官，进而益调达，思虑之官，进而益深长，而后语言复杂。”其说甚确。）以言语流传，难期久远，乃结绳为号，以辅言语之穷。及黄帝代兴，乃易结绳为书契，而文字之用以兴。故“字”训为“饰”，(字，本谓之名，犹人之先有名，而后有字，出于口者谓之名，著于书者谓之字；故古曰名，今曰字也。《礼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注云：“名者，质，所受于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以质励名，即以文属字，质先而文后也。字由后起，故《说文序》曰：“孽乳浸多谓之字。”《广雅》、

　　《玉篇》并言：“字，饰也。”《广韵》注引《春秋纬说题词》亦云：“字，饰也。”可见古人以字为文饰之义，饰即文也。)与“文章”之训相同，(文章取义于藻绘，言有组织而后成文也。《易》言：“书契既作，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即言有文明之象也。)足证上古之初，言与字分，以字为文。然文字虽兴，勒书简毕，有漆书刀削之劳，抄胥匪易，传播维艰。故学术授受，仍凭口耳之传闻。又虑其艰于记忆也，必杂于偶语韵文，以便记诵，(阮氏《文言说》云：“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而语言之中有文矣。(故《易》言文言。)即以语言著书册，而书册之中亦有文。是则上古之前，文训为字；(故许书称《说文》。)中古以降，“文”训为“章”，故出言之有章者为文，(《诗》曰：“出言有章。”)著书之有章者亦曰文。吾观三代之书，谚语箴铭，实多韵语，若六艺之中：《诗》篇三百，固皆有韵之词；即《易》、《书》二经，亦大抵奇偶相生，(阮氏《文言说》谓：“《乾卦文言》，多用偶句。”予谓《尚书》若《尧典》诸篇，亦多用偶，如：“九旌既睦”与“百姓昭明”偶，“宾于四门”与“纳于百揆”偶，而《尧典》“分命羲仲”四节，亦互相为偶。)声韵相叶，(《易》叶韵，见顾氏《音学五书》，而《尚书》中亦多叶韵。如：“九族”与“既睦”叶韵，“百姓”与”昭明”叶韵，“万邦’与“时庸”叶韵，“象傲”与“以孝”叶韵，皆其证也。而《禹贡·冀州》中，亦多韵语。)而《尔雅·释训》，用韵者亦三十条。(“子子孙孙”以下。)惟《戴礼》、《周官经》，言词简质，不杂偶语韵文，则以昭书简册，悬布国门，犹后世律例公文，特设专门之文体也，故与文言不同。此古代文字之沿革也。

　　降及东周，直言者谓之言，论难者谓之语，(见许氏《说文》。)修词者谓之文，(《易经》曰；“修词立其诚。”《说文》曰：“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饰词者不得谓之文。)不独言与文分，亦且言与语分。故出言亦分文质：言之质者，纯乎方言者也；(方言者，犹今俗语也。《说文序》云：“秦代以前，诸侯各邦，文各异形，言各异声。”是三代以前，各邦之中，皆有特别之语言文字矣。)言之文者，纯乎雅言者也。(仪征阮氏曰：“雅言者，犹今官话也，‘雅’与‘夏’通，夏为中国人之称，故雅言即为中国人之言。《尔雅》者，乃方言近于官话者也。”)春秋之时，言词恶质，故曾子斥为鄙词，(曾子曰：“出词气，斯远鄙倍矣。”)荀子讥为俚语，而一语一词，必加修饰。《左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曰：“非文辞不为功。”文辞，犹言文言也。(《说文》曰：“词，意内言外也。”是词与言同。文言者，即文饰之词也。孔子言：“词达而已。”即不文饰之词也。言“词达而已”，不言“文达而已”，足证与文不同。词，非文也。)盖当此之时，文字流传未广，仍烦记忆之功，故以语言相授受。《礼》曰：“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是古人论学，特设记问一门也。(俞氏荫甫以《周易序封传》，即古人记问之学，又引扬子《法言·问神》篇论《书序》之言，以见《序封》之功，其说甚确。)观孔子作《春秋》，于事稍久远者，则曰：“所闻世”、“所传闻世”；而《公羊》一经，不著竹帛，但烦口授。(故《公羊》文章最善。)汉儒以口传经，(如《公羊》至胡毋生始著竹帛，以前皆烦口授，伏生使其女以《书经》授黾错，皆其证也。)其遗法也。至春秋时代之书册，亦大抵文与语分：文近于经，语近于史，故曾子作《孝经》，(观《孝经》虽无韵词，而偶语实多，如：“加于百姓”、“刑于四海”，“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皆偶语也。其语句互为相偶者尤多。)老子作《道德经》，(其中多韵文，亦多偶句。扬氏《太玄经》亦然。)屈原作《离骚经》，以及医经药经，(如《太素灵枢经》等书，皆多偶句韵文也。)皆杂用偶文韵语者也。若《春秋左氏传》以及《国语》、《国策》诸书，乃史官记言记事之遗，非杂用偶文韵语者也。至诸子之书，有文有语：荀子《成相》篇，墨子《经上下》篇，皆属于文者也。庄、列、孔、孟、商、韩，皆属于语者也。文犹后世之文词，语犹后世之演稿。(犹今世之演说也。)纵横者流，腾为口舌，语学之派别也。(即所谓游说也。)后世史书，特立文苑，文学之派别也。惟古人言词，一经书册之记载，或加润饰之功，致失本书之旧，(俞氏荫甫谓：“《左氏》—书，由丘明润色，非其本文之旧也。”)则语而饰以文矣。又古代之初，虚字未兴，(上古造字之次第，仅有实字；由虚字假为半虚实字，是为假借第一期；又由实字假为虚字，是为假借第二期。故虚字无本训，皆由实字借训，如“之”字、“于”字、“而”字、“所”字、“则”字、“其”字、“云”字、“不”字、“以”字是也。)罕用语助之词；(惟《尧典》“器讼可乎?”用一“乎”字。)故典谟誓诰，无抑扬顿挫之文。后世以降，由实字假为虚字，浑噩之语，易为流丽之词，文士互相因袭，致偶文韵词之体，亦稍变更，(然不过偶一杂用，非若八家之古文也。)则文而涉于语矣。(当此之文，亦有稍杂俗语者，如《公羊》多齐言，《离骚》多楚语，而《史记》亦有“夥涉”之词，则以当时言文未尽分歧也。)

　　西汉代兴，文区二体：赋、颂、箴、铭，源出于文者也；(故多偶语叶音。)论、辩、书、疏，源出于语者也。(论与议同贵口才，皆为古人互相问难之词；书、疏二体，亦以己之意达之于人者也。)然扬、马之流，类皆湛深小学，(如相如作《凡将》篇，扬雄通奇字，皆精于小学之证也。)故发为文章，沉博典丽，雍容揄扬；注之者既备述典章，笺之者复详征训故；非徒词主骈俪，遂足冠冕西京。东京以降，论、辩、书、疏诸作，亦杂用排体，易语为文。(西京之时，论、疏各文，亦多以单行之体而用排偶之词。)魏、晋、六朝，祟尚俳偶，而文与笔分：偶文韵语者谓之文，无韵单行者谓之笔。(至是语文二体，以体为分，不以类为别：以体为分者，据文之形式以分单行偶语二体也；不以类为别者，谓书、疏、论、辩，亦为偶词，致语杂于文也。)观魏、晋、六朝诸史各列传中，多以文笔并言；(自《汉书·楼护传》号曰谷子云笔札，为笔与文分之始。而《晋书·蔡模传》《齐书·颜延之传》《傅亮传》《北史·魏高帝纪》《魏书·温子升传》《齐书·李广传》《陈书·陆增传》《刘师知传》《徐伯阳传》，皆文笔并称。《南史·孔珪传》、《陈书·岑之敞传》，皆词笔并称。足证笔与文词不同。而《梁书·刘潜传》《南齐书·晋安王子勉传》《梁书·庾肩吾传》《北史·萧圆传》，皆以诗与笔对举。盖诗亦有韵之文也。)则当时所谓笔者，乃直朴无文之作也；或用之记事之文，(王充《论衡》云：“须鸣笔之臣即记事之臣也。”《唐书·蒋楷传》：“踵修国史，世称良笔。”亦为记事之文。唐张说称大手笔亦指其善修史及作碑版耳，亦记事之文也。故孔子作《春秋》必言笔削。)或之书札之文，(《汉书)称“谷永善笔札”，而《晋书》亦言“乐旨潘笔”，皆指书札之文言之也。)体近于语，复与古人之语不同。（盖魏、晋之时尚清谈，即古人所谓语也。而笔则著之书册，故又与古人之语不同。)梁元帝《金楼子》云：“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立言》篇)刘彦和《文心雕龙》：“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笔区分，昭然不爽矣。故昭明之辑《文选》也，以沉思翰藻者为文；凡文之人选者，大抵皆偶词韵语之文；即间有无韵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扬咏叹，八音协唱，默契律吕之深。(见仪征阮氏《文韵说》所引《宋书·谢灵运论》及沈约《答陆厥书》，甚为的当。)故经子诸史，悉在屏遗。(陆机《文赋》不及传志碑版之文，盖以此为史体，非可入之于文也。)是则文也者，乃经史话子之外，别为一体者也。齐梁以下，四六之体渐兴；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文体亦卑。然律以沉思翰藻之说，则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

　　降及唐代，韩、柳嗣兴，始以单行易排偶，由深趋浅，由简人繁，由骈俪相偶之词，易为长短相生之体，与诗歌易为词曲者，其理相同。(诗由四言而五言，由五言而七言，由七言而有长短句，遂为词曲。)苦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见涩江保《罗马文学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事物之理，莫不由简而趋繁，何独于文字而不然乎?)韩、柳之文，希踪子史，即传志碑版之作，亦媲美前贤。然绳以文体，特古人之语，而六朝之笔耳。故唐代之时，亦称韩文为笔，刘禹锡《祭韩侍郎文》云：“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中山集》)赵璘《因话录》曰：“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为孟诗韩笔。”是唐人不以散行者为文也。至北宋苏拭推祟韩氏，以为“文起八代之衰”。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辨，而文之制作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如姚氏曾氏所选古文是也。)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惟歙县凌次仲先生，以《文选》为古文正的，与阮氏《文言说》相符。而近世以骈文名者：若北江、容甫，步趋齐、梁；西堂、其年，导源徐、庚。即谷人、（上皕下手）轩、稚威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者亦希踪四杰。文章正轨，赖此仅存。而无识者流，欲别骈文于古文之外，亦独何哉！

　　（原文收入《左盦集》，此据洪治纲编《刘师培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