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就是擦拭银器的过程

李琦（黑龙江省萧红文学院院长，著名诗人）

    我曾在《李琦近作选》的自序里写过：“诗歌写作像擦拭银器的过程，劳作中，那种慢慢闪耀出来的光泽，会温和宁静地照耀擦拭者的心灵。”这是我真实体会的文艺版表达。我觉得在这场人生里，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了一种倾吐心事的方式——诗歌写作。

　　回首往事，我此生读的第一本诗集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那时我13岁。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当时那种感觉，激动得坐立不安。我有了一个少女从未经历过的种种复杂情感——忧伤里混杂着兴奋、难过中掺兑着美好。我为达吉亚娜一遍遍流下泪水，为诗歌语言呈现的意境心驰神往。诗歌是这么动人，仿佛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奇迹。写诗的人，如此不凡，简直就是神！那本书开启了我对诗歌创作的向往，也揭开了我浮想联翩岁月的序幕。我觉得未来的一切从此都必须和诗歌有关。否则，还有什么意思。

　　果然，我得到了命运的加持，我的一生，被诗歌的月光照耀着。

　　应该说，是对那些大诗人、大作家如饥似渴的阅读，完成了我的文化启蒙。尤其是白银时代那些俄罗斯诗人。他们的庄严、雍容、盛大、贵重，天鹅一般的精神姿态，成为我价值观、人生信念里一块重要的地基。我对于灵魂、自由、正义、艺术、美、爱、苦难这些神圣字眼的理解，有相当大的比重来自俄罗斯艺术家的赐予。他们就像一群青铜雕像，经年矗立在我心灵的广场。从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一首一首的诗，连接起来，其实就是我的人生历程。写作是古老而又带有隐秘色彩的叙说方式，是和心灵相关的一种生命仪态，是精神史的记录。我不记得换过多少支笔，却已然从青年诗人变成中年并且准老年诗人了。真是时光如箭、岁月如梭。写作中感受到的那种快乐，让我相信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捷克诗人雅·赛佛尔特说过的那句话“使一个人幸福，有时并不需要很多东西”。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笨人。年轻时热爱体育，自认为协调性不错。而今却特别爱摔跟头，动辄就会撞得青紫一片。前年大地回春时，我平地脚起空，腿部韧带受伤，卧床一月。本来皮肉受苦，还要忍受家人“你怎么做到的，在哈尔滨最后一块冰上滑倒”之嘲弄；今年，在作协组织重走长征路到贵州赤水时，又摔坏了胳膊，以至于几乎生活不能自理，吊着绷带，强忍疼痛，被同伴戏称为“受伤女红军”。我女儿说，你如果不写诗，就这状态得遭受多少轻蔑啊。可能，惟有在我的诗歌里，我才能完成精神上的健步如飞。一拿起笔，或者一坐在电脑前，那些云雾般的灵感，那些经历过的事情，那些我走过的山河土地，我见过的草木生灵，就自动涌向了我的笔尖。像是被什么簇拥着，又像是被什么托举着。我把自己变成了河流、风声、光线。我还能把自己变宽、变远，变得苍茫、变得波澜起伏。我写出了我认识的事物，反过来这些事物又给了我新的能量。我写忧伤和期待，写天下的美和爱，写我的心事，写我的能力所能感悟和思索的一切。写诗好像有一种治疗功效，能化解很多生活的忧虑和烦恼，同时又具有清洗和整理的作用，让我在平凡、琐屑的现实世界而外，有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发现或者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丰饶寥廓的远方。

　　“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这是卡尔维诺的话。我深以为然。所有热爱文学的人都会相信。因为，文学抚慰了我们的心灵。它带给我们的感受，无可替代。写作，是这世上动人的事情之一。

　　在我电脑桌前的墙上，是一张阿赫玛托娃的画像。每当我抬起头来，都能看到她的目光。在这样一个时刻，我特别想对她说：亲爱的阿赫玛托娃，在你的注视下写作，我有一种幸福感。作为后来者和学生，有一点我和你一样，那就是，对于诗歌的热爱和忠诚，从来没有过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