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从梦中醒来看自己的梦——这是布鲁克说过的，我觉得特别契合我写《童年书》最初的想法。中年后的一天，突然觉得自己的童年越来越远离了，很多记忆变得模糊、碎片化甚至不可思议了，如同冰封下的图景。后来整理那一段记忆，把二十世纪那一个遥远林区、一群孩子成长的生活放在当下思考和当下价值过滤的原点，去点击和刷新，我才知道，“快乐的童年”在个体生命体验里并不是事实。我能做的也许仅仅在于忠实地记录和付出我最大的真诚。
　　我出生于1962年，那一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先天营养不足。物质是一方面，而精神的缺失来得更加严酷。很多年里，除了我生活的窄小环境里，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和我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那一段时间，我查阅了1962年的大事记，我惊异地发现，其实无论在哪里，我们都不能说跟这个世界无关。那之前，实行全国性下放。“六二压”，即全国六千万职工有两千万下放农村。本来对婚姻毫无准备的母亲为了避免被下放，匆忙和我父亲结婚，于是，我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一年，国务院下发了一个关于花生米的正式文件——“近来对外宴会上吃花生米的现象相当普遍……根据总理指示，请各地今后举行对外宴会一律不要供应花生米”。其实花生米也是我记忆中的疼点，小时候过年，邻居家收到山东老家邮来的花生米，一包二斤，偶尔会给我们抓一把，那一把也就二十粒左右，当时我觉得花生米是世界上最好吃也是最奢侈的东西。1976年，街上宣传板上布满了打倒“四人帮”的漫画，其中一幅是说江青很腐败，到大寨视察吃了花生米。当时我想，江青真是太腐败了，她的桌子上竟然有一盘花生米，而不是二十几粒。
　　小说《童年书》故事所处的那一年是1974年，也是我的第一个生命循环时间，第一个本命年。那一年，天津小靳庄农民诗歌走红全国。在当时，劳动比知识光荣很多，我所在的小学按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要求，实行五年制，很多时间都在“学工学农，学习政治”。我还记得秋天上演的电影《决裂》，龙校长坚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工农子弟李金凤只会写“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几个字就被大学录取了。
　　饥饿仍然困扰着正长身体而每月仅仅供应16斤粮食的我们。那一年，世界上爆发了石油危机，原油价格突破每桶3美元，吓坏了当时世界上很多经济大鳄，但我敢说他们无论怎样都不敢想象，仅仅过了30年石油会突破每桶一百美元。年底，《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生产建设蒸蒸日上……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
　　《童年书》里发生的故事与大的事件距离那么遥远，它只是那个时空里极其细微和渺小的，是整个世界大背景里雄伟和荒谬组合中被忽视的另一部分。
　　《童年书》英文版出版之后，《欧洲时报》有一个专访，他们说小说写的是作家童年的一个片段，小说以最大的真诚定格了特定时间里的孩子们，他们永远停留在那里，不再长大，与未来的访问者（读者）对话。小说中文版出版后，我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科技发展到足以让我们冷冻起来，而在若干年后解冻生命和意识，那个结果是无法想象的，我能想到的一点是，天然性被格式化后，错误也许是灾难性的。
　　写《童年书》时我的年龄不小了，但创作还处于不够成熟的状态，希望《童年书》成为我创作生涯的重要标志，使我真的走出创作的童年，向成熟迈出更加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