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与长春有半生缘，一点儿都不为过。我从1957年考入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去掉在山城敦化的十四年，我在长春生活的年份长达33年之久，可不是半生大好时光吗？
　　这期间，我有几次离开长春的机会，用“树挪死、人挪活”的话来说，走，未必不是好事。可最终都放弃了，是什么捆住了我远走高飞的翅膀呢？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
　　记得我初到长春，来到东北师大报到时，我发现宿舍门上有一副欢迎新生的对联，写的是杜甫的两句诗：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激动之情油然而生，那一瞬间甚至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终生难忘，今天想来犹感亲切。
　　我是偶然报考了历史系，全因为一个上届老同学的游说和误导，他说东北师大历史系是惟一由苏联史学家培养研究生的基地，而首席专家就是校长成仿吾的顾问。而且历史远离主校区，在南湖畔的自由楼，推窗可见一湖粼粼碧水。
　　自由楼？这名字就蕴涵着魅力。我经受不起诱惑，真的报考了东北师大历史系，从此与长春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说，我近些年来写了那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诸如《太平天国》、《朱元璋》、《永乐大帝》、《永宁碑》、《爱的葬礼》、《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施琅大将军》、《汉宫飞燕》、《孙中山》，以及《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三八线往事》等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猜想一定与所学专业有关，我想是这样。
　　记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盛大游行时，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游行队伍出了一次大风头。在我们方阵的前导队，有一个巨型书本状模型，上面写了一句马克思的话：世界上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
　　记得我们走过地质宫检阅台下时，检阅台上的省里军政首长全站起来倾身注目，笑着指点着议论，他们也一定备感新奇。
　　这段语录，马克思著作里确实有出处，但未尝不是断章取义。
　　长春到处有我的印迹。去年我到新立城水库去垂钓，望着湖光潋滟、水天一色的景象，油然记起1958年的奋战，我在那里奋战过，大堤上浇筑过我的汗水，推着荷载千斤的手推车，上下十华里，衣服全湿透，一顿可吃八个大馒头！
　　有时我想，我不但享受了长春带给我的温馨，我也为她的进步出过绵薄之力。
　　那时长影的辉煌殿堂令人眩目，神秘而庄严，高不可攀。有熟悉我的人说我有电影情结，这是我牢牢钉在长春的原因。也是，又不完全是，中国不止长春有电影厂。我的回答有点焦点不实：也许是长春具有说不清的魅力吧。但我内心里无论如何得承认，长影有我的追求，黑土地有我的根。
　　我不知道是什么特质感动了长影的领导和为我鼓吹的艺术家。有人告诉我，因为厂长苏云和剧本厂长胡苏、纪叶爱才，才对我高看一眼。短短几个月的接触，我就成了别人眼中羡慕的对象。《雁鸣湖畔》的导演高天红、副导演肖桂云、艺术片一室党总支书记冯国栋等人交口推荐，最后苏云拍板，居然决定千方百计把我调来当专业电影编剧。而调我颇费周折，那时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只有拍样板戏急需，才偶有可能从下放的艺术家中抽回几个人来，怎么会从圈外进人？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也正因为如此，长影的《创业》捅出“娄子”，得罪了“旗手”，勒令苏云为首等《创业》主创干部，被江青叫到大寨去训斥、诫勉，要他们再重新“深入大庆生活”，写出一部反走资派的电影（《大地之子》），江青是“旗手”，一言九鼎，谁敢违抗？连当时的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也得屁颠儿屁颠儿地坐专机飞往大寨“聆听教诲”。
　　据高天红告诉我，就在专机上，苏云请示了王淮湘，请他点头，批准把我调进长影。我这小萝卜头居然惊动了大人物。
　　我的电影艺术生涯是从长影的小白楼开始的。从改《雁鸣湖畔》开始，我早期的许多作品，包括《开国大典》、《末代皇后》、《佩剑将军》、《最后一个皇妃》、《关东女侠》……无一不诞生于小白楼。这座建筑记录了我从影的足迹，也见证了我的成长、曲折和荣辱。
　　我在《小白楼春秋》这篇回忆文章里，称小白楼“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电影剧作家的摇篮”，此言不虚。就从我客居小白楼的1974年算起，直到九十年代初我离开长影，历数赫赫有名的中国作家、一代电影巨匠，也包括一些名导演，没住过长影小白楼的不多，小白楼有它特有的静谧和神秘的艺术气质、恬淡的创作氛围，长影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许多蜚声海内外名作家的创作圣地、中转站和产生艺术灵感的温床，甚至是躲避残酷斗争的避风港。
　　当年的长影何以吸引那么多作家汹涌而来？这与宽松、厚道有关，首先是长影掌门人的人格魅力。
　　厂长苏云总是那么乐呵呵的，不着急不上火，有能包容一切的肚量，长影出了《创业》，“老娘”大光其火，责令张天民写检讨，由苏云找张天民交代上级意图，张天民不写，不写交不了差，苏云长叹一声，只好捉刀代笔，替人写检查，以求过关。在那严重扭曲的年代，一切都变了形、变了味，明知有些剧作家在当地是专政对象，长影居然装聋作哑，敢斗胆把他们请来写剧本，还要借钟馗打鬼，叫地方没话可讲。这一来，长影无形中成了“牛鬼蛇神”的避难所，甚至也成了政治“谣言”的集散地，有些作家乐得在此逍遥，写成写不成无所谓，免受皮肉之苦比什么都重要。
　　1975年《红都女皇》事件中，长影也风传有关江青的种种丑闻，随后的追查“政活谣言”风浪中，长影小白楼被聚焦，成了务必“一查到底”的 “传播中心”，矛头直指外地作家。苏云很为难，既然有人出首，上级又十万火急责令清查，没有动作是交不了差的。不知谁那么聪明，追查到他那里，消息来源变成了“从隔壁女厕所里听到的”，自然不好过去看是谁说的，后来很多人都如是说，也就无从查起，苏云乐得不了了之，纪叶对这种“结论”耐人寻味地一笑，至今令人难忘。今天看来，小事一桩，可那年月却是在冒险保护一批精英，为什么时至今日，一提起长影，有那么多人动情，我想这与长影的宽厚有关，当然长影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这种美德。
　　曾有人对我的大起大落、几起几落很迷惑，我一直对人讲，吉林这块热土不仅养育、滋润了我，也不止一次地保护过我。
　　中国电影经历过诸多磨难、坎坷，也创造过数度辉煌，长影一直是这辉煌队伍中的佼佼者，长影以他的艺术品质和声誉赢得了几代人的仰慕和敬重，有人不知道长春，却不可能不知道长影，长影是吉林，也是长春最权威、最亮丽的名片。在困难的年代，长影人屡沾电影之光，乘火车、住旅馆，碰到难处，只消亮出长影的招牌，即使不是逢凶化吉，也会遇到“粉丝”们的鼎力相助。有趣的是，我已经离开长影十八个年头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朋友还顽固地认定我是长影人，至今还有寄到长影的信函邮件源源不断地转到我手中。
　　爱屋及乌，也许是长影情结太重，使我的感情及于长春。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适应了黑土地的土壤，这里有我的根。我在这里的所有生存经验、生命感受，都点点滴滴地融进了我的作品，那是掺杂着乡情的生命历程和文学的结晶，我十分珍惜她。
　　我走过中国乃至世界很多地方，不乏自然、人文景观优美宜人的名胜之处，但我始终眷恋着长春这块土地，这其中恐怕不只简单的乡情而已。
　　生命厚味，唯此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