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1949年无疑会更加的不同寻常，因为共和国和我都是在那一年诞生的。按月计算一下的话，我比共和国早出生了五个半月，倒成了哥哥。这样算，当然不够妥当。但不管怎么算，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和共和国都满五十岁了。古话说，五十而知天命。细想想，天命怎么可知呀，能知己命就不错了。反正我和共和国有着几乎相同的命运，知了己命差不多也便知了国命。国命也便是民命。毛主席有句谁都知道的话，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照这个说法谈谈天命，便是可知的了。想想我的肚子是怎么填过来的，不就大致就可看出共和国的一线“天”来吗。而五十年的绝大多数岁月，中国最广大最普通的老百姓所谓吃饭，其实主要是指吃粮食。所以直到前几年，中国最为流行最被重视的专有名词之中，除“人事关系”、“组织关系”、“户籍关系”、“夫妻关系”、“男女关系”……外，还有个“粮食关系”。我就说说粮食关系吧，算是献给建国五十周年一份为了忘却的纪念。
    好像是五十年代后期（没有核实，可能不准确），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就有了粮食关系一说。搜索一下我的记忆，大约十一、二岁，也就是小学五、六年级时，就有了拿粮本买粮的印象。粮本只有户口本一半大小，本壳儿是连最简单图案都没有的粗糙硬牛皮纸作的，上面印有“购粮证”（也许是“粮食本”）三个大字，及某省某县粮食局小字。本内写着一家人的姓名和每月定量。每人定量不同，小学生十几斤，初中生二十几今，高中生最高，三十几斤，比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父母还要多，好象是三十二斤。我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都是二十八斤。定量里明确标出粗粮多少，细粮多少。细粮里还分出大米多少，白面多少。当然是细粮远远少于粗粮，并且是大米少于白面。我说的是我们北方，可能南方会是白面少于大米，物以稀为贵。还有豆油和黄豆的定量。菜用的豆油是几两定量记不清了，反正不到半斤。那时不叫买米买油，而叫领米领油。“写完作业领米去呀！”每当母亲这样说过之后将夹了钱的粮本交给我，必定再嘱咐一遍要把剩下的零钱买一斤盐，或半斤酱油，这两样东西是不用本儿的。我便匆忙作了作业约上几个伙伴一同办好事似的乐颠颠去了。只所以乐，因领一回米就有几次细粮作的饭可盼了。那时饿不着，只盼能多吃几口细粮，或粗粮细作的“干粮”，比如玉米面掺黄豆面摊成的煎饼，或高粱面掺黄豆面蒸成的发糕，吃着都有点细粮的效果。但粗粮细做需要增加劳动，我说的这两样就得用石磨把粗粮磨细。推大石磨是那时候给我留下最深印像的劳动之一。推磨很累，尤其是一圈一圈转起来头晕。上学读书写作业已经很头疼，再干没完没了令人头晕的活，是需要毅力的。但有差不多跟细粮一样好吃的干粮诱惑着，毅力也就有了。所以几乎每星期日都要推半天磨，怕推磨的同时也盼着推磨，那情形就象用功学习头疼但可以获得好分数好名次似的。
    那时虽然饿不着，但家家都珍惜粮食。毕竟是定量供应，谁家有一两个大肚子汉肯定吃粮要紧张点。这样省下定量有了积攒的人家就可以支援一下别的亲戚朋友。答谢这种支援一般也不直接用钱，而是互通有无，回赠节省下来的布票或自家种的蔬菜什么的。既使没人接济也饿不太着，到饭店吃几顿或到小铺子里卖几个烧饼、馒头、麻花等也是非常方便的，那时到街上买食品或到饭店吃饭还不要粮票。不过一般人家不会这样做，而是用多吃土豆、豆角和倭瓜等顶饿的菜来填补。
    １９６２年全国大挨饿时我已上了初中，从那年我有了极深的挨饿体会，而后又有了关于粮票的记忆。挨饿那两年粮食定量好像是并没变，但就是饿，总是没到吃下顿饭的时候就认认真真饿了。主要是国家遭了大的自然灾害，许多方面都亏空，就使得在多方面作用下肚子没了基础，既使不停往里填没油水的东西也不行。就象自行车的内胎扎了眼儿，总是打气也不行，刚打得鼓鼓的很快又瘪了。就这样瘪了打，打了很快又瘪。往年连猪狗都不吃的东西，如柞树叶子炒糊了麽成的面儿，玉米棒子搓掉粒儿之后剩下的木柴似的穰子炒糊麽成面儿，还有其它许多野菜等等，都成了人的吃食。榆树皮榆树叶子榆树钱儿则是难找的好食品了。记得春天大地雪还没化净，为了使清明节过得不至于什么稍象点样的吃食也没有，大人领我们到很远的野地里拣黄豆粒儿。走许多步才能拣着一颗被化雪泡鼓胀了的豆子。晚上将泡胀了才勉强凑够一碗的豆子放到大锅里干炒。要想把湿豆子炒干炒熟，得付出漫长的等待。父亲就一手擎着煤油灯一手不停地掀动锅铲促使豆儿早熟，不想终于熟了急不可耐往出盛时，一灯煤油全洒在锅里。煤油和汽油几乎一个味道，无论如何是不能食用的。可那炒熟了已成半碗又浸了煤油的豆子，一颗没剩都进了胃里。那两年挨饿的事儿我在《父亲祭》里写过一些，不想再重复了。得感谢饥饿使我懂得了粮食的重要。如果我当国家领导人的话，绝对会重视农业的，不管机构怎样需要精简，我也要设立一个“国家粮食部”。这都是现在吃饱撑的说笑话，那时候可没心思说任何笑话，连我们最嘴馋的小孩儿盼吃细粮的心思都没了，所以只要是有粮食的饭对谁几乎都等于过年。原来我还以为只我们那块的人这样，后来参军到部队也听到不少这方面的事，才懂得那两年全国人民的肠子都如扎了眼的自行车胎。解放前参军长我十好几岁的老兵老田，一提当年挨饿就反思自己因为不到二两干粮而怀恨战友的事…………
    1964年我离开家乡小镇到县城去住宿读高中，粮食关系便随着学籍转到巴彦一中。那时不正常的挨饿已经过去，我们高中生的粮食定量又最高，所以没留下饿的印象，倒是开始有馋细粮馋好菜的印象了。高中那三年，我的定量基本够吃，即使缺一点儿，每月从家里带点儿干粮儿也吃饱了。在学校吃饭比在家要省事儿，不用每月干“领粮”的劳务。记不清“粮票”具体是从那年实行的了，我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粮票有较深印象的。粮票一般是国家工作人员出差才从粮本上起出来用的，我们学生不存在出差不出差的事。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到一年，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开始了全国大串连，这就遇到了离开学校的伙食到外面世界去使用粮食关系的问题。那时学校已基本是红卫兵说了算，我们便以红卫兵的革命需要为理由，从学校总务科管伙食的老师那里把一个季度的粮票和助学金提前领出来，再管家里要上三个月的伙食费，开始了从家乡到北京四千多里的徒步长征。我们的长征串联队一共十三人，除队长外，还有宣传委员、文艺委员、卫生委员，还有一个生活委员（也叫伙食委员），这个委员就是我。每天都要赶路，每天都要住宿，每天都要吃三顿饭，我这个伙食委员就比别人多操心。各城镇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哪路红卫兵到了都是同样的饭菜，吃完交了钱和粮票走人。到了农村就得现找生产队领导安排，安排在谁家吃就把钱和粮票交给谁家。到了穷困一点的地方吃的是地瓜，我们也要交粮票。我们出省带的都是全国粮票，里面已包括了油和细粮。省内粮票不带油和细粮，到了外省也不好用。因为途中丢了一回伙食费，加吃病号饭的人次越来越多，我们带的钱粮提前用光了。后来那些日子，每顿饭都由我统一用从学校带出的介绍信打好欠条留下。当时国务院有通知，对有特殊情况的学生红卫兵可以凭介绍信打欠条吃饭，返校后寄还。经我手打的欠条，返校复课闹革命后都一分一两不差寄还了。因为那时我们叫毛主席的红卫兵，对毛主席号召的向解放军学习，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当回事。一路上就直接听解放军面授机宜好几回，不仅一分不差交钱一分不差交粮票，还帮房东挑水，扫院子，打场，理发，干力所能及的活。有的贫下中农看我们干了不少活，便执意不收我们的饭钱和粮票，我们都通过种种办法悄悄留下，以实现走一路红一线的誓言。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候的１９６８年从学校直接参军的。从此粮食定量就从每月的三十二斤变为四十多斤。那时部队的粮食基本够吃，主要是靠自己养猪种菜保持够吃的，也难有什么结余，有结余的单位差不多就是先进单位。那时吃饭总是狼吞虎咽的，吃慢了就容易最后缺半碗。吃细粮时缺的危险性就更大了。军营里有句话，兵好当，岗难站，高粱米籽难吃。连队的高粱米籽是最难吃的，我吃一年多后就调机关当新闻干事，是干部了，开始每月领工资吃饭交伙食费。那时要经常下部队采访，写了稿子也常到报社去送，这样就得频繁和粮票打交道。下部队或到上级机关开会以及到报社送稿，第一件事就是起粮票，数量根据出差的天数而定。粮票印制的精美程度和纸人民币很接近，所以粮票在人们心目中并不次于人民币。但省级地方粮票印制要差点，最简单的要属北京粮票。象三张现在的五毛钱普通邮票横着连起来那么宽窄，纸也较普通。电视剧《小井胡同》中那个那六爷只所以能在挨饿时伪造粮票，就因为是在北京。那时候年青，独身汉子，几乎每周都要离开自己的伙食单位出一次远差或近差，所以有五件东西几乎是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本、笔、小本子、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费，还有粮票。那粮票时时提醒你，斤斤计较这个词是不适用的，粮票是每个人的最重要的生存票之一，应该两两计较才对。记得有一年我在长春的《吉林日报》学习，我们团政治处主任去看我，报社一个朋友请我和主任到他家作客。吃过饭走时主任向我那朋友家交了两元钱和半斤粮票。那年代的军人，脑中都有根死死的弦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针一线是最微不足道的，都不能白拿，何况那么重要的粮票呢！那时我们中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票证国家，肉票、糖票、布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理发票、洗澡票……而粮票则是最重要的生命之票。
    人被太多的票证所累，生活也够沉重的。但那时的票证带有共产主义的性质，于底层百姓有利。家庭人口多的贫民人家，钱紧不能将票证用完还可用于和亲友们互通有无，而既没钱又无票证的百姓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挺喜欢无票无证的生活。在军队供职那二十五六年中，只有四五次较长时间离了粮票吃饭。最长是刚入伍在连队当战士的近一年时间，那是真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从官长到士兵，从新兵到老兵，一律同吃同住，伙食平等，不用斤斤计较两两计较钱粮，一心出力作贡献就是了。平等的挨累累死也不觉得，反而累得心情舒畅。高粱米饭大白菜，谁都一样吃一样干，累也不算什么了。
    这种生活当了干部调到机关后又经历过两次。一次是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前发生举世瞩目的唐山大地震时。快傍晚时接到通知，让我和另一位老同志当夜随路过沈阳站的抗震救灾部队军列出发。我们只来得及开了张采访介绍信和军人通行证，从自家划拉
点钱和粮票，就背着行李爬上了一列深夜通过的军车。救灾如参战一样紧急，和部队一同赶到现场后，一片废墟的唐山大地，什么票证也无用了。水靠当场排队分发，食品靠当场排队分发，活人是唯一好用的票证。我们就靠一个大活人这张票证在废墟的唐山采访了二十多天。再一次是在云南的老山前线，我随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部队过了一个多月真正战场共产主义生活。那些天一次粮票没动用，到了哪个部队，赶上吃饭了只要把嘴递上就行。赶上分东西了也是，只要当时你人在现场就分你一份儿。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更让人心理简单，不用提防什么贪污腐败，都是必需的实物，你多贪占了往哪里放？战场上又没有市场。即便是收放好了，怎么往大后方带？再说，看到活生生的战友变成了死人，看着健健壮壮的同志变成了腿断臂残的伤员，看着红土地上出现了一片片新坟，你怎么还会有心思贪占啊！
    真正历史性地结束粮票所累，长在自己头上的一张嘴长在自己身上的一只胃可以随心所欲地购食所需的粮食，是１９９２年秋天，我从部队转业了。先是办完了转业证，再落好了地方户口，然后一件大事就是落粮食关系。那时虽然粮食已经十分的不成问题，但粮食关系的概念在每个人头脑中还根深蒂固着。家属随军了的部队干部，虽然不象地方有个粮食本，但使用的军用粮卡性质是一样的，卡上写着总定量，还分写着细粮、粗粮、豆油等等的分定量。结余的粮油都可以积存着，调动工作时可以随卡带走。我往地方转粮食关系时，攒的军队粮卡已有厚厚一叠，我家其他成员的粮本也在军粮店使用，全家结余的粮食共有一千好几百斤，说明当时全国的粮食已富富有余。那时市场和粮店都有了略高于供应粮的商品粮可以随便买，还有副食品十分充足，都是家家大有余粮的原因。
    那次转落粮食关系我跑了五次，耗用的时间足足有四天。光是打听该怎么落，到哪里落就用了一天。然后去找落关系的那个粮店。因为房地产开发，那个粮店已经动迁。找到粮店又足足一天，粮店说他们直接落不了，得先到区粮食局。待我找到区粮食局，太阳又快落了，工作人员已掏出锁头说明天再来吧。折腾得我都不想再去了，有人也说粮食已经随便买卖了，粮食关系还有什么用？有人则说咱们中国的事不能看眼前，一时一个变化，说不定哪会儿又拿本斤斤计较了！我就又跑了一大天，终于落上了。尽管这样，也比落户籍关系办居民身份证省事不少。同时也感到粮食部门比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素质好。转粮食关系才跑了四、五天，彻底办好户籍关系前后大约经历了四十多天的跨度。尤其印像深的一个细节是，当户籍员把我的名字往妻子为户主的户口簿上我儿子名下写时，我发现儿子的籍贯却是“辽宁省长春市”。我指出写错了，女户籍员却白了我一眼说当初是你们自己说是长春市的。我说我们说长春市并没说辽宁省。她竟惊讶说长春市不是辽宁省的吗？
    既可惜也可喜的是，自从我办好了地方的粮食关系，一次也没用过，户籍关系也不象以前那样绳子似的栓绑着你了。
    尽管没谁宣布粮食关系已经作废，事实它已无用了。但我还是精心保留着，也许它真就连同保留下的那些粮票永远成为一种文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