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终于被黑龙江的酷寒冻“明白”了的日本关东军，开始在东北征用狗皮了。
     当然，也可以征用狐皮、紫貂皮和熊皮。但这些东西配给给普通士兵不合适，再者黑龙江的熊、狐、紫貂皮，也无法与关东军的总数成正比。
     狗皮好。
     狗皮做成帽子，特别暖和。东北多冷呵，尿尿都能冻成斜立的冰柱。三四十年代的城市，建筑物很少，感受寒冷的程度，如同在松嫩大平原上一样。气温一般地都零下三四十度。日本军人也是人，冻得受不了，士兵们的脸上，个个地都布满了冻疮。有些士兵把黄色的军毯披在身上，但也不行。黑龙江的严寒是很有穿透力的。如此丢人的模样之下，士兵们突然发现，不少中国老百姓都戴着狗皮帽子在雪地上走，而且，一摘帽子，脑瓜子像刚出屉的饽饽似的，直冒热气，脸也红扑扑的——有心计的日本鬼子，眼珠子登时就蓝了。他们自己戴的是那种像煎饼铺的布幌似的棉帽子，冻得仍旧直淌青鼻涕，身子直缩缩，都像半身不遂那样蹭着走。本来在亚洲战场上就有“小鬼子”之称，这么一缩，就更“小鬼子”了，这怎么行呐？
     那时候，黑龙江大冬天的景观，就是白茫茫地一片。毛润芝先生的诗，“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这两句恰是黑龙江冬季的浪漫写照。锋利的西北风一刮，铺天盖地，让人睁不开眼（其实，眼睫毛上都着满了白霜），朦胧之中，山真的像蛇在甩着身子走，山也真的像奔跑起来的白色蜡象。人都冻晕了，惟伟人方有如此豪迈的幻觉。
     开始的时候，日本士兵是抢中国人的狗皮帽子戴。只要在雪路上瞅见有戴狗皮帽子的中国人，立刻从队伍里冲出四五个日本兵，疯了似的去抢，上去把那个中国男人头上的狗皮帽子一把撸下来，给自己戴上，幸福得满嘴都是日本话。士兵们见一个抢一个。抢着的，自然非常得意，免不了有点乐不可支。没抢着的，就不断地向抢着的鞠躬，央求抢着的人，借自己戴一会儿：“龟田君，5分钟就行，我耳朵都要冻掉了。你是北海道的人，抗冻，可我的老家在南方的九州呵。求你啦——”
     开始，这种突如其来的抢狗皮帽子的行动，搞得中国老百姓直犯糊涂。后来明白了，光着头，偷偷地捂着嘴乐，心想：这帮小鬼子，敢情也怕冷啊——
     但是——堂堂的关东军，到处抢中国老百姓的狗皮帽子戴，怎么说，也显得有点不成熟，有点露怯，另外太滑稽。于是，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下令：在东北全境，征用狗皮。
     三四十年代，东北三省的野狗特别多，像雪地里人的脚印一样，到处都是狗爪印儿。也常见成群结队的野狗到处乱窜。野狗多的原因，就是源于日军的侵华战争。战争中死人甚多矣，或亡于战乱，或死于饥饿，或毙命于无辜。死人一多，野狗们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吃尸肉也上档次了，只挑新鲜的尸体吃，而且挑肉多的尸体吃——一具尸体并不是吃得很光（主要是尸体有的是），浪费现象让人不忍卒睹。
     吃尸体长起来的狗的狗毛，特棒！钢针似的，一根是一根立立着，手摸上去，有戗挺的弹跳让人舒心，而且油光光地让人悦目，手搭在上面，一会儿，一股暖流顿时自手而遍传全躯。心想：倒是吃人狗的狗毛哇。
 
     我当时关押在日本关东军的监狱里（我是思想犯，思想犯的囚服上缝着一块白布）。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下达了征用狗皮的命令后，监狱的日本人就安排我们这些犯人，到郊区的乱尸岗子去打野狗。郊外的乱尸岗子，每天都有马车、牛车往那儿运尸体，有冻死的，饿死的，有从关东军监狱拉出来的处以绞刑的尸体，或者刀劈的残破尸体，或者受刑不过而毙命的尸体。一天六七车。车老板挥着鞭子往那儿送。那儿的野狗非常之多，专号在那儿等着，好像那是它们的公共食堂、大酒家一样。估计那有几百只野狗。
     当时，我们这些缝白布的犯人听了这个“命令”，都特别高兴。不管怎么说，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了，呼吸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了（我是个大学生，是“读书会”的成员）。天天呆在监狱里，都呆傻了，一天天的“功课”也索然无味。日本看守总是老一套：大清早起来，让全体犯人面朝墙下跪，或者全部光腚那样跪着，跪成一圈儿。然后，再两人一组，相互打嘴巴，日本看守齐滕喊着口号：“左边！右边！左边！右边！”或者三人一组，相互交叉着打。或者，十几个人一组，轮流打。那个叫井上的看守则在一旁看着，他无法忍受寂静，脸上是一派思念日本故乡的愁绪。听说他也是一位大学生，有点大下巴，而且还是一名出色的业余摄影师。这种打嘴巴的“功课”，最少要打一百下。超过一百下，犯人们打打就打糊涂了，打串了。大下巴井上和齐滕就找出包括我在内的三个打错了的人，让我们光腚到院子里去。正好是大冬天，可爱的黑龙江都在雪与冰的世界里。齐滕把我们三个人用大雪埋起来。他顽皮地说，让你们清醒清醒。
     井上则在一旁揣着照相机，不断地更换着角度、光圈、焦距，拍照着。
     人埋在大雪里，身体感觉并不是寒冷，而是油煎一样地烫，浑身像着了火（在雪里时，我的头脑异常清醒。我甚至想，有朝一日，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一定把这种感受写出来，用诗的形式）。几个被埋在雪里的人直想笑，而且根本无法控制。先前，我对冻死的人都是笑着脸不能理解，现在亲身体会到了，人体只要走到寒冷的极限，下一步，就是无与伦比的温暖。正所谓“极端走向对立”，正所谓“否极泰来”。这是难以步入的生命大感受。
     井上和齐滕都受过高等教育，是有知识有经验的看守。齐滕长得挺帅。据说在日本还参加过业余的剧社，饰一个害羞的恋人，演得非常成功。他们听到我们三个人在雪里的笑声，知道下一步，就是死亡了，立刻把我们扒出来，弄回牢房去。在这一过程中，井上还用他的照相机抓拍我们的局部特写。
     进了牢房，那一圈光腚跪着打嘴巴的犯人还没有停下来，一边互相打着，一边偷偷回头瞅我们。
     那种瞅我们的、蓝幽幽的眼神儿，我一直忘不了，他们整个的灵魂都在蓝幽幽的眼神里了。
     在叭叭地抽耳光的声音中，我淌泪了。说真的，我爱这种眼神儿。将来，抗战胜利了，我一定要把这种眼神写成一首赞美诗。
     我们三个人一进了牢房，由于暖气的作用，浑身立刻起了霜了。不久，身上又结了一层极薄的亮冰，只要一动，身上就有冰破裂的脆响……
     半夜，一个难友，悄悄地给我朗诵他的一首诗：
     铁窗惨淡兮囚人哀啼，
     寒风彻骨兮缺衣少食。
     狱卒狠毒兮鞭打淋漓，
     敌人无道兮杀戮吾侪。
     忧思悄悄兮怀念祖国，
     涕泪纷纷兮沾湿狱衣。
     满腔热血兮将与谁洒，
     仰天长啸兮誓吞东夷。
 
     这是一首自由诗。当时自由体诗就是这样写的。
 
     打狗的日子到了。
     每人吃了二十粒黄豆的中饭后，我们五十多个缝白布条的思想犯，被押上一辆日本军车。上了车后，井上和齐滕放下车篷的帆布帘子，车就开走了，直接去那个乱尸岗子。
     当时，是快过旧历年了，已经进了腊月。虽然我们坐在遮挡得黑黑的车厢里，仍然能听到零星的爆竹声和枪声。
     天上正下着鹅毛大雪，远处的山，是所谓“原驰蜡象”之状，是所谓“银装素裹”之态，整体而言，是所谓“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势也。
     我们这些思想犯，一个接一个地跳下了车，然后排好队。大雪仍在纷纷地下着。雪片落在脸上，鼻子上，嘴唇上，化了，凉丝丝的，一股水儿。黑龙江的雪是甜的，是地脉好呵——
     在一丝丝、凉凉的、甜甜的融化之中，我们这些思想犯几乎个个都感慨万端。
     井上对我们非常简洁地命令说：每人必须打三条野狗。否则，就地枪崩。
     接着，齐滕发给我们每人一根硬木棒子，作为打狗的用具。
     乱尸岗子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下，白茫茫，凸凸凹凹，静得只有四野西北风的啸叫。一切都是那样洁净。人死后，埋在这样的雪中，也算可以了吧？！
     井上说，一会拉尸的牛车来了，野狗们就会上来了，现在先做好准备。
     拉尸体的牛车从雪地上嘎吱嘎吱地过来了。井上命令我们这五十个犯人跟在牛车后面走。
     今天送这儿的尸体，就控制在一车。便于诱狗，也便于打狗。
     我走在最前面，几乎与牛车老板并齐地前进。
     牛车上拉的尸体，绝大部分都是裸尸（当地人称“自杀”），他们身上的衣服都被人扒走了。这些尸体当中，有男有女，也有老有少，像冻鹅似的码在牛车上。最上面落着茸茸的雪花。
     赶牛车的老板儿轻声地说，绝啦。
     我悄悄地问，啥绝啦？
     啥绝啦？你们的尸首用不着俺的牛车拉了呗。傻×！
     我轻声地笑了，说不是。我们是来打野狗的。
     赶牛车的老板说，我操。
     又说，小子，打狗要加小心，别慌神儿，稳住，先挑公狗打，母狗好对付。
     谢谢，大伯。
     老板冷笑了，先是没说什么，后来才冒出一句，嗨，俺数了，一共50个傻×呀——，死到临头还啥都不知道咧。
     我悄声地说，大伯，你小看我们啦，我们是思想犯！
     …………
     牛车嘎嘎吱吱地赶到了乱尸岗子的腹地了。
     赶牛车的老板，跳下车来，自己一具一具尸体地往下搬，扔到雪地上，按着井上的命令，把尸体扔得尽量散开些，便于做饵打狗。
     五十个思想犯静静地看着，心里都挺难过。
     大雪仍在悠悠地下着。
     不久，野狗群从白色的地平线那儿出现了，状态非常像席地而来的云。估计有20O余只，汪汪地吠着，由远及近，把大雪天都叫乱了。
     我们五十个思想犯，手提着棒子，像散兵线一样，一字排开，跺着脚等候着。
     我们后面是井上和齐滕，还有架着机枪的日本士兵。
     井上和齐滕一人抽着一个中国式的长杆旱烟袋（就是年轻，不成熟），头上都戴着不知从哪儿抢来的中国人的狗皮帽子。
     庞大的野狗群，壮观极了，个个膘肥体壮，斑斓夺人，动作也好，自信、矫健，优美，凌厉的杀气，咄咄逼人。但不管怎么说，它们突然在乱尸岗子上看到这一队陌生的阵势，难免有点踟蹰。也许它们预感到了什么。看得出，它们并不打算攻击活人，它们并不想找麻烦。野狗也是狗，同狼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野狗群将要接近那些裸尸的时候，我们身后的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把手中的旱烟袋一挥，喊：冲上去，打！
     后面是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前面是200余条野狗——打吧！
     犯人们缓缓地往前走，向野狗群一点一点儿逼近。
     野狗们不动了，哲人似的看着我们，乌亮的眼神儿，个个都很深邃。
     一个外号叫“牛牤”的犯人，突然大喊一声，挥舞着棒子，冲了上去。只是没等犯人们反应过来，牛牤即被一条闪电一样射过来的精壮的大黑狗咬断了喉咙。人群和狗群立刻乱了，相互厮打得很残忍。
     那条精壮的大黑狗，动作相当敏捷，像一位优秀的足球守门员，顶住了一个又一个攻击者。的确有一种残忍的、毫不犹豫的美。犯人后面的日本人井上和齐滕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
     犯人们疯狂地，转着圈地用硬木棒子打着那些野狗。整个战场铺了方圆一华里。不少犯人手中的木棒打断了，只能徒手和野狗厮打。雪地上，到处都是红色的血人。几十只野狗被发了疯的犯人打死了，一些犯人被同样疯狂的野狗咬死了，或是咬断了喉咙，或是被掏了下裆和肛门，撕出他们热气腾腾的五脏，衔着，在雪地上乱窜。我看见那个给我朗诵自由诗的人，被野狗们掏吃着下腹，他仰面躺在雪地上，张着血盆大口，哈哈地笑着。他可能是疯了。
     大雪在人兽的惨叫声中，从从容容地下着。当雪花落在血的狗，血的人的身上，就绝不是白色了。
     我在打狗中，牢牢地、清醒地记住了赶牛车老板的话。我靠在乱尸岗子中的一棵老榆树上，极力使自己镇静，以逸待劳，等着野狗们的袭击，只要冲上来一只，我立刻用硬木棒子猛击它的头部。这一方式，使我屡屡得手。在我的面前，已经死掉十几只野狗了。有些野狗开始望而却步了。我的腿肚子被野狗撕了一条肉去，在寒冷的气温下，血极其缓慢地往外渗着，身上，脸上，手上的狗血和人血都热乎乎的，又瞬间变凉变冷，滞成厚厚的一层。
     退到雪梁上的牛车老板看呆了眼珠子。
     我远远地冲他嘿嘿地乐着。
     与牛车老板站在同一雪梁上的井上和齐滕，显得非常后悔。大下巴井上说，如果带照相机来就好了，太可惜了，场面难得呀。他们生怕丢掉了什么好的厮斗场面，一边紧着眼睛看，可嘴里仍在一边大声地埋怨着，解释着。
     一个多时辰之后，五十个思想犯，只剩下我一个活着的人了。而那200多只野狗，也仅剩下那条精壮的大黑狗了。其他的，和思想犯残破的尸体混杂着躺在雪地上。
     大雪仍在从容地下着哩。
     那条精壮的大黑狗，绕过狗尸和人尸，向我走来了。
     井上喊，不要打死它，抓活的！
     我心里说，我操你祖宗！
     大黑狗离我几米的地方站住了，幽幽地看着我。
     我流了眼泪，缓缓地举起了硬木棒子。
     大黑狗镇定地看了我一会儿，调头走开了，然后，它离开了乱尸岗子，在不远处又停了下来。它的背面是那轮巨大的，血色的夕阳正衬着它。然后，它走进血色的夕阳里去了。
     我提着那根硬木棒子向井上和齐滕的方向走去。我看见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端起了枪。我没有停下来，甜美地笑着，依然向前走着。我想给他们二位留一个永恒的印象——一个自信的，凌厉的，毫不犹豫的中国人的印象。
 
     8·15光复，至少有500多日本关东军，就是戴着那些思想犯打死的野狗皮做的帽子向人民解放军投降的。
     一只野狗，可以做两三顶狗皮帽子。
     那个赶牛车的老板儿，帮着井上和齐滕把死狗装上卡车后，他并没有离开，就坐在牛车那儿。后半夜，他就冻死了。
     他有点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