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作家简介：
    李敬泽，1964年1月出生，祖籍山西。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后在《小说选刊》工作，任《小说选刊》杂志编辑，1990年调至《人民文学》杂志，历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第一编辑室副主任、主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见证一千零一夜》节选之 2003年8月 对不起，圣埃克絮佩利先生

　　1·圣埃克絮佩利：在天上
　　圣埃克絮佩利，他竟一直在天上盘旋。
　　圣埃克絮佩利是高大的作家，也是草原和沙漠上睿智、傲岸，邪恶的君王，这样一个"王"的话近乎神谕，他居高临下，不容置辩地发出训诲，他冷酷地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软弱的人、自私的人、婆婆妈妈的人，他们将化为毫无意义的尘土，另一种则服从、奉献、坚强、有勇气，他们将得拯救。
　　有如此世界观的君王应遭诅咒，但有如此世界观的作家自有一种令人神往的力量。2003年8月，我在飞机上读《父亲的遗言》（《天涯》第4期），圣埃克絮佩利用君王的语调言说，他说得壮丽、硬朗和明晰，像在阳光中俯瞰大地：
　　"让他们首先把自己的劳动果实给我送来，让他们把庄稼源源不断倒入我的仓库，让他们把粮仓盖在我的地方。我要他们噼噼啪啪打麦，打得金光四渐时宣扬的是我的荣耀。这样打粮食的劳动就变成了圣歌。……因为一种文明是建立在对人的要求上，不是对人的提供上。"
　　"我恨的那些人，首先是哪儿都不在的人。这是一群小人，他们自以为是自由的，因为自由改变意见。自由否定（既然他们自我判断，怎么知道自己在否定呢？）。因为自由欺骗，自由起伪誓，自由弃绝，也因为我只须——要是他们饿了——把他们领到食槽前叫他们改变主意。"
　　——在飞机上，我觉得他说得对，下了飞机，走进流动的人群，我觉得他是可怕的。可怕的作家考验人、逼问人，挟着雷霆般的威严和蔑视。
　　那么，我们是否就是圣埃克絮佩利所恨的"那些人"？如果不是，我们究竟在哪儿？如果是，我们为什么竟然"哪儿都不在"？
　　2·一手持枪，一手抚琴
　　在《人民文学》第8期上，有陈昌平的中篇《汉奸》：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名叫李徵的中国文人与一个日本军官的故事。文人苍老，军官年轻，他们当然是敌人，但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他们还是师生——文人被迫成为老师，军官要向他学习书法。
　　于是，在仇恨和战争的语言之外，他们不得不使用另一种语言：文化和艺术的语言。这很难，这如同一手持枪，而另一只手在抚琴，小说在困难中展开，我们看着那老人艰难地行于刀刃，我们知道他面临重重危险，最终，刀光一闪，老人死去，两个最坚硬的字写定了他："汉奸"。
　　这首先是一个普泛的人类悲剧，老人力图在重重身份中保持平衡：他是父亲和丈夫、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文化的守护者，老人愿意相信自己像磐石一样"在那儿"。但在他的具体境遇中，我们发现这几重身份是分裂的，他必须断然选择，就像选择生死。然而他不是是圣埃克絮佩利，他生活在地面，他被不同方向的责任和信念所撕毁，他"哪儿都不在"。
　　——有人在老人死后找到了他临终的遗墨：
　　"他惊奇地发现，整个一张纸，让李徵写得昏天黑地，竟然找不出一个囫囵的汉字。老朱用指尖把纸张翻转过来，反面也同样是昏天黑地，使劲辨认，倒是发现几个偏旁部首。老朱不识字，但他知道汉字的整个形状，知道偏旁部首说不出完整的意思。……"这是失语、沉默和语言变乱的暗示，这篇小说由此有了另外一个主题：对作为文化的语言的自我怀疑。书写是有意义的吗？文化能否成为我们的"家园"？
　　3·吐不尽的狼奶
　　陈昌平孤身犯险，在历史的硝烟中探索人的困难境遇，他沉着、敏感、多思，但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小说的出发点可能是一种幻觉——《钟山》第4期上有王彬彬的文章《吐不尽的狼奶》，论述近代以来的中日文化关系：
　　"近现代日本对中国影响之巨大，是超出一般人的想像的；而且这影响的许多方面已在中国牢牢扎根。举语言为例吧，学术、艺术、美术、美学、哲学、文学思想、文化、文明、宗教、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服务、纪律、申请、解决、革命、党、原则、商业、干部、健康……这些名词、概念，已成了我们的日常用语，成了我们日常思考、说话和写作的基本材料；我们对他们的依赖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根本无法想像没有它们我们将怎样生活。而这些我们已无法摆脱的名词、概念，却不过是近代以来从日本输入的。"与陈昌平的小说中关于"师生"的习惯性想像相反，近代以来，通过翻译，通过留学生，日本成为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主要中介，也就是说，我们理解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经过日语的重述和阐释。王彬彬指出："日本对中国的这种'文化反哺'，大有反思的必要。中国的现代化如此艰难，中华民族的现代意识如此难以确立，或许多多少少与中国一开始就是以'日本化'的方式开始自己的现代化有关。换句话说，近代中国对日本'文化反哺'的接受，或许多多少少是在吃着狼奶。"——狼奶或许是吐不尽的，因为我们已无法清洗我们的语言，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警觉，我们可以设法不被某些词语所支配，比如王彬彬考证了现代汉语中日常用语的军事化倾向，动辄"战线"、"战士"、"瞄准"、"子弹"、"突击"、"歼灭"，寻根溯源，其实是东洋流毒，那么我们使用这些词语时能否更为谨慎？否则，我们也许会下意识地把世界理解为非此即彼、你死我活。
　　4·冒险说诗
　　某种程度上，王彬彬的论述也触及了中国文学的根本难度：如果我们的语言习惯于简单粗暴地归纳经验、处理世界，那么，小说家和诗人们就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对不起，我也用了一个军事化的词——如何使语言准确、细致地表达经验，如何使存在的复杂、深微被感知，然后说出。
　　当然，我们并不习惯做这样的事，我们的诗人要么是引经据典的"知识分子"，要么是"战士"——"民间"的战士、"身体"的战士。人们对诗歌一直具有本能的尊敬：也许我读不懂，不能充分、准确地理解一首诗，但是我知道应该尊重诗，因为它是我的母语的精华，是其中最精微、最澄澈、最具表现力的成分；然而，很多诗人最热中的似乎是毁坏这种尊敬，他们干得非常成功，他们用专横、暴力的语言使诗成为与他人无关、令他人畏惧的事物。
　　好了，不谈危险的诗，还是谈小说——
　　5·对不起，圣埃克絮佩利先生
　　你一定要看《曲别针》（《收获》第4期），这个古怪、疯狂的短篇具有辽阔的诗意，它让我记住了它的作者——张楚。
　　故事很复杂，总之小说结束时，一个女人死了，一个男人将要死去，还有一个孩子注定要死。但这篇小说的真正力量不在这里，而在那令人绝望的百感交集：这里有最温暖、最纤细的爱和怜悯，有深入骨髓的疲惫，有莫名的狂怒，有欲望和对欲望的厌倦，有惊人的冷漠和麻木，有牺牲和罪孽……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平庸的中国男人身上。
　　这就是"哪儿也不在"。那个大雪的冬夜，男人在城市中流浪，他是丈夫、父亲、情人、嫖客，是工厂主、是谋杀者、是艺术家，他实际上是在自己内心的荒原上流浪，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究竟在哪儿；他真想知道啊，他宁愿做圣埃克絮佩利先生的臣民，由此得到安宁，但他是绝对无助的，没有上帝、君王或传统告诉他生活的意义何在。
　　所以，圣埃克絮佩利是幸运的，世界在他眼前秩序井然：大地和天空，沉沦和升华，这种他和他心中的读者充分共享的信念使得一个作家达到崇高、达到静穆，达到优美和壮丽。
　　但对不起，圣埃克絮佩利先生——我听到张楚这样说，我也听到我自己这样说——做一个中国小说家更不容易，因为我们必须先回到地面，然后再问"在哪儿"，如果我们真的是"哪儿也不在，我们就只能以更大的勇气和耐心，以更为复杂多端的目光去弄清并说出究竟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