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真文学，然后有不朽的文学
 陶东风

    《北京晨报》要组织文章讨论一个有趣的问题：100年后中国文学还能留下哪些作品？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去看看历史上（100年前、200百年前、300年前、500年前乃至几千年前）留下的那些伟大的、不朽的文学作品，都有哪些特点，再对照一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有没有类似的特点？这些特点不见得是不朽之作的充分条件（我觉得我们不太可能知道伟大文学的充分条件），但我相信一定是其必要条件（必要条件的意思是：有了这些条件不见得一定会有伟大不朽之作，但是缺乏这些条件则肯定可能有）。
    历史上留下来的不朽作品千奇百怪，形态万千，但它们都有基本的相似点，这就是它们首先必须是真文学。什么是“真文学”？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真文学必须直面作者生活的时代和现实，必须讲真话，如实自己的真切感受。如果这个作家足够伟大，那么，他还能够在如实的基础上达到深刻和独特，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并能够在作品中体现一种具有普世性的道德精神和文化价值，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超越时代和民族的局限，成为全人类的不朽精神财富。
    我这样说不是没有依据的，差不多100多年面前的鲁迅，200多年前的曹雪芹，更早时的李白、杜甫，更更早时期的屈原、司马迁，哪一个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不是这样？西方的情况也一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哪个伟大的作家不是因为如实而深刻地描写、揭示了自己的时代使自己的真切感受获得了独特的审美形式而获得不朽？
    必须强调：极权主义时代的文学尤其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极权主义时代是一个没有写作自由的时代，通俗说，就是没有如实表现现实、书写自己真实感受的自由。这样的时代大量产生的是瞒和骗的文学，小丑的文学，侮辱别人有侮辱自己的文学。如“文革”时期的中国，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唯一能够留下的文学，是作家们冒着生命危险写出来的真文学，比如大家知道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没有真实的文学这个前提，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文学。
    伟大的文学总是根植于我们现实的存在境况和存在经验，不存在真空中的文学、更不要说伟大的文学。一个真实地生活在现实中，直面现实，并能自由、直率、真实地表述自己生存经验的作家，不用专门去思考什么“不朽的作品”，也不必着意地去体验什么“真正的生活”。真实地生活着的作家，自由地写作的作家，他感受的不可能不是真正的现实，他写出的不可能不是真正的文学。只有先成为真正的文学，才可能成为不朽的文学。一个作家如果整天在那里寻找“真正的生活”“真正的自我”“独特的形式”，整天为如何写出“伟大、不朽”的文学作品而苦恼、而焦虑，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滑稽和可悲的事情，是一个荒诞时代的荒诞现象。这只能说明或者是他的生存出了问题——长期生活在假象中而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或者是他的言说、书写环境出了问题——明明知道自己的真正生存状态，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出了什么问题，知道真正的现实是什么，但却不能直面它、言说它、书写它，非要去寻找一些可以写的题材，允许被言说的问题。这样的作品当然是、也只能是虚假的文学，连真正的文学都不是，何谈“伟大”？打个比方，这样的人或者是一个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能力的人，或者他找到了方向却不能朝这个方向走，他知道现实是什么样的，但不能如实书写这个现实。
    我相信我们的文学工作者中真正失去了对自己生存境遇的真实感觉的人可能有，但不会太多。太多的作家（还有太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面临的真实问题，是能不能去表现真正的现实，去言说真正的问题，因此也就是能不能从事真正的创作或研究。因此，在什么是“伟大的文学”这个问题被解决之前，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是一个能够自由写作、自由书写每个人真实感受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言说环境,而去讨论如何写出“100年后依然伟大的文学”,太奢侈了。有了这样一个环境，我不相信作家会没有能力写出伟大的作品。
    由于谈论中国自己的问题、如实表现中国的现实、严肃反思中国的历史，牵涉到言说环境、创作环境的问题，所以，中国作家能否写出伟大作品的问题，必然和对创作环境的反思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