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楷模——“盛世危言”的郑观应

   “盛世危言”的郑观应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字正翔，号陶斋，别号罗浮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人。生于1842年，1922年病逝。郑观应的一生多姿多彩，曾两任买办，数度进出于洋务派企业，多年经商，遂成富翁。他曾经三进上海轮船招商局承办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公司，因此集洋行买办、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思想家、洋务企业经营家于一身。经商之余，他写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映其维新思想的巨著《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郑观应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以拯救民族于危亡。为了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他在丰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商思想体系。他认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郑观应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一思想，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的形势需要。“攘外”是靠商战还是靠兵战？郑观应认为，兵战固然不可忽视，但它是“末”，商战才是“本”，“商战重于兵战”，绝不能“舍本而求末”。他说：“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因此，他从商战这个基点出发，提出了建立民族工业体系以保证商战胜利的独到见解。
    要和强国进行商战，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工业后盾，即所谓“有工以翼商”。商战又必须要有丰富而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只有发展近代工业才能做到，否则商战就是一句空话。要使商品能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先进的机器、技术的应用。所以，郑观应很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进先进的机械装备。但同时他又意识到单靠购买和引进机器、技术是不行的，还必须依靠自己制造这些机器。因此，郑观应早在19世纪80~90年代，就提出设专厂制造民用机器。为了使工商业顺利发展，并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郑观应还主张自己办银行，以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资本加快周转，他认为“银行为百业总枢”。郑观应为了稳操商战的胜券，他认为，不但对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要有周密的措施，而且要把工厂、矿务、交通运输、银行办好，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新式管理和技术人才，如果“借才异域”，就要受人挟制，且工薪很高，定会增加产品的成本。所以郑观应不断地大声疾呼，要把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郑观应的改良主义与经商之道，归结于一点，莫过于“知己知彼”四个字。他主张以商为本，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时代”，封建自然经济的农本观念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反而是国衰民贫之源。要在世界新潮中自立，必须树立以商为本的思想观念，因为欧美之所以国力上比我们强大，就在于双方对商务的重视上存在巨大差距。在具体的经营操作中，他很注重把自己的企业经营模式与别人或别国的模式进行比较，做到心中有数。例如，他曾肯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但他在不断的对比实践中发现，这种形式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是“官夺商权”；其次是官督商办体制导致企业管理不善，浪费严重，效益低下；再次是官督商办形式由于涉及政治关系较多，因而在处理中外经济交往问题时受制于官，不能真正维护华商的利益。显然官督商办体制是不能与西方的“自由式”管理相比的。因此，郑观应十分注重研究这两种体制的优劣，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另外，郑观应不只是停留在自身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思索上，他也非常注意其他方面的情况，如国家财政收支、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金融货币等等，他对整个社会、整个国民经济都有全面了解，真正地做到了“知己知彼”。可以认为，认识自己，了解别人，知己知彼，统筹策应，就是郑观应的经商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应该充分吸取和消化的经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