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在黎明前的寒夜里，他以年轻的生命焚烧黑暗、烛照光明；

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他奋战在硝烟弥漫的异国土地上，并亲手掩埋过战友的尸骨；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他创办了全国惟一的满族文学期刊，扶持了一茬茬文学新秀，为丹东新时期文学作出开创性贡献；

作为一名当代满族诗人，他的诗作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我国民族文学领域成就斐然；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他常怀赤子之心，为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丰富和传承肩负使命，鞠躬尽瘁——

        路地，丹东文学之父

    2011年1月29日上午，阳光悭吝地映射在振兴区城建开发小区9号楼4层的一间书房里。屋中的老者庞眉皓发，小心地躲避着身旁的物件，慢慢地活动着腰身。那是一处不到7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床占据了大部，一摞摞书又占据了床的大部。老者坐在矮矮的地凳上，就着铺在床沿上的一块破旧的围棋盘，正在编纂《辽东古代少数民族》。他高大的身躯，俨然城市的一块人文高地。而他俯身垂首的精神高度，足以俯瞰、包容鸭绿江畔的这座城市。

    城是丹东，全国最大的满族聚集地。

    人是路地，丹东文学元老、满族尊者。

        革命战士的报国情怀

    “同学们，知道咱们是哪国人？”在岫岩伪满“国高”读书时，13岁的傅云生被西琦老师的问话震撼了，只见老师掩门急切地说：“记住！咱们是中国人。”说这种话，在当时是要被杀头的。而就是老师的这句话，像一颗种子，播撒在学生们荒芜的心田。

    傅云生，祖姓富察氏，隶属正黄旗满洲。1928年，出生于岫岩洋河乡傅家堡的满族村落。6岁时，父亲因痨病死去，31岁的母亲领着他和姐姐、小妹4口人维持生活……

    1945年冬，岫岩解放。1946年春，因政治苦闷与同学“出走”来到沈阳求学的傅云生，次年被编入“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同年夏，在沈阳市地下学联秘书铁汉（原名郁其文、作家）的引领下，傅云生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地下工作，并更名“路地”以为掩护。

    “白色恐怖”笼罩沈阳，处处风声鹤唳。

    1948年1月至2月，沈阳国民党当局利用寒假期间，将学生强行集中冬训。一个降雪的深夜，同学们都在熟睡之中，忽听紧急集合号响起，急忙穿衣踏雪出操。1小时后，路地和同学们回宿舍一看，被褥都被搜查过。看到枕头下特意压着的《中国之命运》（蒋介石著）被扔到了枕上，路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而当夜，许多进步学生被逮捕了。

    地下工作，身边时时杀机四伏。

    1948年5月16日下午，路地如约到铁汉家做汇报。敲门无人应声，里院的邻居走出来，悄声说：“老郁被捕了。再别来了！”路地闻之一惊，慌忙走开。

    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老郁被捕，路地成了一叶孤舟。怎么办？他决定带领同学投奔辽北解放区。在法库，他辗转见到了“辽吉军区政治部”倪学源部长。听了路地的汇报和想法后，倪部长不同意路地的参军要求，并主张他潜回沈阳，继续做地下工作，执行转移进步学生、配合解放军进城等任务。

    辽河渡口遇险、新台子夜逃、校园清晨魅影……历经地下工作的种种磨砺与考验，1948年11月2日，路地和战友们终于迎来了沈阳解放。

    共和国的太阳刚刚升起，战争的硝烟又弥漫到鸭绿江上空。

    此际，路地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工作。1950年10月中旬，部里召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动员大会。心中澎湃着“创造童话般的人生”的浪漫主义情怀，路地坚决申请入朝参战。

    1950年10月18日凌晨2时，路地随部队乘火车赴辑安（集安），当日下午即徒步跨过鸭绿江，秘密抵达朝鲜满浦……

    路地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第一分部。路地是司令部的参谋，主持联合办公室，后来，任计划组长。主管后勤物资品种、数量、储地，以及供应前方部队的物资品种、数量及运送时间。

    枪林弹雨，血火交织。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人，命若尘土，生死一线。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当年11月，路地回国。伴随那段悲壮岁月的记忆，是立1次三等功，1次排以上干部授勋——两枚永不褪色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勋章。

        文学编辑的开拓胸怀

    时代的巨手，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搬弄着命运的轨迹。历经风浪的洗礼，路地的人生，翻云覆雨等闲间。

    如今，在路地逼仄的书房里，还有一排枣红色的书架。那是他当年被“流放”在宽甸农村时，队里的知识青年给他留下的纪念——一半是物质，一般是精神。

    洗不去的征尘。1956年起，路地在省作协旗下的《辽宁文艺》、《文学青年》、《鸭绿江》杂志任编辑。1968年“文革”中，路地因做地下工作，反功为“过”，被罗织“罪名”打入有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同住的“高级牛棚”，受迫害达半年之久。1969年的寒冬时节，“五七战士”路地又携妇将雏来到辽东僻野，进行人生的再一次锻打、淬火。

    正是应了“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话，1973年2月，路地被调入丹东。1978年5月，枯木逢春的时节。已在丹东市文联工作的路地，在全省开拓性地创办了《鸭绿江》（内部）文艺报，对丹东新时期文学起飞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他以前瞻性的目光筹备《杜鹃》文学月刊，1981年，丹东文学史上第一份正式文学刊物——《杜鹃》花开！凡此种种，被省文学评论界誉为“令人刮目的丹东文学风景”。

    历史的拐点，往往在人们出其不意处蹲伏着。

    1985年春，路地得悉新规：全国市地级刊物一律限省内发行，只有少数民族刊物例外。当时，《杜鹃》面向全国发行两万册，有一定的影响。倘如此，只能发行2000份。路地很是焦虑。这时，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林岩说，《杜鹃》若能改为《满族文学》，当可作为例外，地方既可补贴经费，又可争取向全国发行。经过上下沟通，市委宣传部于1986年1月向省委宣传部呈递了改刊报告。省委宣传部批示：“《杜鹃》改为《满族文学》月刊，对我省文艺期刊的门类和结构调整是有益的。”接着，路地又提议请省民委作主办单位。

    在省民委，路地见到了关在汉副主任。他表示支持，但需主任办公会研究。几天后，路地再次去省民委，关主任说需要丹东市委宣传部的公函。第三次，路地持公函去了，最后心急火燎地等到了三条意见：一、刊物政治上由市委把关；二、编辑人员由市委选定；三、经费自理。请示显然来不及了。路地只好大着胆子说：“同意。”关主任说，那好。请市委宣传部再写个正式报告来……

    有一次，沈阳下了一夜暴雪，次日晨，市内交通全部中断。9时许，各单位才出来扫雪。路地乘坐的环路无轨电车，只能等路扫清一段挪动一段。路地索性下车步行。到省民委时，关主任惊对雪人般的“天外来客”，感动得上前帮他掸掉身上的雪屑。

    还有一次，路地办完事时，天色已晚。不舍得花住店钱，他即赶夜车返丹。进家门时，已是腊月廿三深夜11点多了……

    从起草报告、印刷材料，到找人盖章，再从省民委、省委宣传部到省出版局，再赴北京联系中国国际书店，当年已经58岁的路地，六赴沈阳，三进北京，多少等待，多少恳求，多少无奈……

    1986年6月，《满族文学》向全国发行。

    1986年10月，《满族文学》向国外发行——在全省除沈阳、大连外，丹东的《满族文学》实属特例。

    如今，在全国文学期刊的百花园里，《满族文学》可谓一支奇葩。它是我国第一份满族文学刊物，已经产生国内外影响。对于提升丹东文化软实力，《满族文学》功莫大焉！

    时代不幸，诗人幸。路地不幸，丹东幸。

    “上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有同志们的扶助，我只是中间的一个环节。”忆及往昔，路地淡定地说。其实，这个“环节”正是不可或缺的。

        现代诗人的济世心怀

    世事变幻本无常，大梦初醒谁先觉？

    1978年6月，东港大孤山大庙。30多名另类朝圣者聚集在这里。由路地主持召开的文学读书创作班，在辽宁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假大空”中脱身，向“从生活出发”靠拢，“请现实主义回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艺环境下，这些发人深省的观念可谓“破冰”之举，曾被《辽宁日报》报道。

    经过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验证，路地的文学主张已经成为丹东市文学创作之路上的醒目路标。此间，他通过“杜鹃文学讲习所”、“鸭绿江笔会”等多种方式，培养了一批作家。在丹东本土，就有张涛、于德才、林和平、王金力、张忠军、王鸣久等闪耀文坛的名字。

    “作为令人尊敬的师长和文学前辈，我对路地老师心存感激。那是来自长辈的一种温切的提携、支持、帮助、理解和关爱。这种纯精神的东西，也往往成为鼓舞我前行的动力。”辽宁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白长青深情道白。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理论家关纪新眼里，路地有“远见卓识”、“果敢作为”，“不单有好的想法、大的魄力，还具有一位出色的文学活动家的一应素质。”

    1992年5月28日，首届中国满族文学奖颁奖会在北京举行。国家民委副主任伍精华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这一“文学界、满族界的盛事”。此举除国内媒体外，还有《香港时报》、法国《欧洲时报》、美国《侨报》、泰国《新中原报》，均在显著位置作了报道，影响所及海内外。

    可是，谁能想到，操持这件大事时，路地已经离休3年；谁能想到，为了节约开支，他到北京是蹲在马路牙子上边与专家开“筹备会议”；谁能想到，挤公共汽车，急刹车时把60多岁的他摔伤在车厢里……

    一个人的一生到底能做多少事？路地做出的每一项成就，都令人望其项背。

    文化的氤氲无处不在。小时的路地，常常秉烛夜读。学生时代，就有诗歌《东方明》、散文《聪明人》、小说《拾煤的孩子》等发表。此间，路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名著，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业余创作亦获丰收。先后出版了诗集《绿纱窗》、《淡淡的紫雾》、《鹅黄的柳絮》等，还有小说、散文、剧本、文学评论等百余篇，有诗集获中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国家级）。近年来，他的诗作视野越来越开阔，题材越来越丰富，思想和诗意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近作《鸭绿江吟》的出版，令人刮目，一个诗人面对家乡一条江竟写诗二三百首，此前未见。因而备受好评。

    “这部诗集标志着路地对新诗格律化的新探索，是一种精短凝练的新唐人绝句。”评论家李万庆说，“《鸭绿江吟》是一部献给鸭绿江的深沉恋歌。对80岁的诗翁路地来说，他能以一颗赤子之心，痴恋于鸭绿江，并写下这么多对鸭绿江的恋歌，这在中国近百年现代诗歌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诗人不老。诗心葱茏。

    路地如今仍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天气晴好时，83岁高龄的他还会携着年近八旬的老伴去鸭绿江边走走。显然，上下楼没有电梯，对于年迈多病的他们来说，是一个挺大的障碍。难为他们就这么坚持着。在离休的二十几年间，路地就是蛰伏在这41平方米的拥挤空间中，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完成了600万字的著述——主编《丹东作家丛书》、《丹东市文学创作评论集》；满族文化系列丛书《满族诗人诗选》、《满族英烈传》、《满族书画家传略》（二册）、《当代满族作家论》、《丹东的满族史绩》等；个人著作8种……目前，他正在编写“鸭绿江——黄海流域文化”丛书，如《从远古走来》、《鸭绿江畔的抗日烽火》、《辽东古代战争》等，旨在为城市文化建设出力，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城市的楼群越来越庞大。但是，能代表丹东人文的符号肯定不是哪一座楼盘，也许是“银杏、杜鹃、路地老”？当然，和银杏、杜鹃的叶青叶黄、花开花落不同，路地老的思想和学术矿藏，更需要抢救性的扶持和挖掘。那么，谁来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