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人生舞台是由自己搭建的

——品读长篇小说《天之涯海之角》

周刚

　　著名作家张笑天先生又有大作问世，110万字的长篇小说《天之涯海之角》，讲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山东人下南洋闯天下的故事。书的故事性强，巧思设伏，悬念不断，情节大起大落，大开大阖，很好读。这部书反映了笑天先生一贯的风格特点：一是他有一双善观大势的慧眼和善抓题材的圣手。虽然他的长篇小说多以历史为题材，但是他的历史小说却总是能够站在时代的潮头，着眼未来向前看。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太平天国》、《朱元璋》、《抗日战争》等莫不如此。二是他的生活阅历极丰富，学养极深厚。更可贵的是，他的想象力也同样出色。这不但与他的年龄有关，也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他极严谨的治学态度有关。据他自己介绍，为了这部小说，他多次前往山东，三下南洋，遍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波、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这才为我们展现了一部史诗般的作品。三是他很新潮，颇具创新的勇气。古稀之年，不守旧，无成见，常常带给人意外惊喜。这一点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反映得最为充分。《天之涯海之角》的书写方式有别于传统的长篇小说，很跳跃，很蒙太奇，对看惯传统长篇小说的读者们可能是挑战，但时下的年轻人则会有更多的魅力。
　　《天之涯海之角》出版后，颇受社会关注，人们从不同角度来分析点评它。虽然小说描述的是商场、情场，但笑天先生是有大智慧的人，他不会用百万篇幅去剖析什么生意秘诀，更不会花费宝贵时光去解读男女之情。按他的说法，历史小说要“站在今天的高度，无论从人文、人性还是社会层面，你都可以把历史这团面揉好，打造出你想要给读者的点心。”在书中，有人看到的是坚韧不拔、不屈不挠、舍生取义的精神，有人看到的是中华民族落地生根、落叶归根的特质，还有人看到了对民族大义、民族自尊的呼唤。不管人们如何解读这部书，在我拜读它的时候脑子里却总是萦绕着一个词：“舞台”。这部书对我最大的启迪，就是舞台对人生的意义。
　　中国人习惯把人生比做舞台，也具有很强烈的舞台意识。给人展示进步的机会，就说给他一个舞台。论事情的主次，就说谁搭台谁唱戏。比喻理想的重要，就说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还有人拍着胸脯说，给我一个舞台，我还你一个精彩的角色。其实，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里，中国人都很注意是否有属于自己的舞台。有了舞台，就有了注意力和关注度。有了舞台，才会有更多的机遇和条件。有了舞台，人们才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用自己的表情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
　　吉林的文学舞台不算高端宽阔，吉林的文学史也不算悠久厚重，但是吉林却有一些值得骄傲的文学人物，让那些高居文学顶峰上的人们也不能小觑。公木、鄂华、丁仁堂、乔迈……每个名字都响当当，每个名字的后面都是很辉煌的一部大书。看他们的人生经历，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他们的成功并不需要等待别人帮助设计场景，营造环境，搭建舞台。他们的人生舞台都是由自己搭建的，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自由自在、活灵活现地演绎着让观众们叫绝的角色。
　　当然，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张笑天。笑天先生的舞台无疑也是自己搭建的。他自己设计、自己组织施工，然后在全新舞台之上进行创编、修排和展示。他进大学学的是历史，但却为写长篇小说休学了。毕业后到山区中学教书，却写出了长篇小说《雁鸣湖畔》。再后来他进长影当了影视编剧，却因为创作小说引起争议，甚至受到批评。他从来不满足别人给他搭建的舞台，而是在自己搭建的舞台上醉心舞蹈。“温不增华，寒不改叶，物我两忘，宠辱不惊”，是笑天先生的座右铭，也是他在自己舞台上具有的从容与自信。
　　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什么人，生而拥有舞台。只不过有大小之别、贵贱之分而已。生而得之的舞台自然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为你准备的。就像书中昌邑县的人们，或生入商人之家而成杨家父女，或为武人之后而成宋氏姐妹，或做百姓之身而成麦家兄妹。还有胡玉民、杜瘸子、牛满囤，等等。他们生下来就登上了别人搭好的舞台，穿上别人已经备下的行头，扮演着别人指派的角色。“舞台”是既有的，“角色”是安排好的，甚至连对“台词”都是现成的。虽然，也有在别人舞台上精彩演出的人，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在不属于自己的舞台上，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巨大的惯性中，被周边的一切裹挟着、纠缠着，无可奈何，不能自己，无法改变，也无法逃脱。而胡玉民、杜瘸子们押宝赌钱何尝不是想在别人的舞台演一出自己的“戏”，为此他斗胆到墓地里“讨风”，在寡妇裤裆里“搅和”，但是他们改变命运的任何努力最终都落空了。麦秋说“理想是哲学家和骗子共同拥有的”(第158页)，我们在痛恨这些劣根的同时，甚至有一些理解他们的恶行：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
　　太想改变点什么了。
　　怎么改变呢？下南洋，闯天下。在《南洋早报》社长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幅字：“当一扇门向你关闭时，千万不要把自己也关在了门外，世界不会只有一扇门，一定还会有另一扇门能走出去，得耐心地等待和寻找。”(第653页)为此，麦穗、柳德明、牛满囤主动寻找机会，成为下南洋的自觉者。麦芒、李狗剩被迫逃亡，成为下南洋的被动者。麦秋、宋天问只是听从他人的安排与好意，成为下南洋的随附者。虽然他们下南洋的原因、目的、方式和结果都不尽相同，但是都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新天地、新舞台。
　　在小说众多的人物中，最吸引我目光的不是文质彬彬的麦秋，也不是迷般可爱的宋天问，更不是可以呼风唤雨的杨润德、齐云鹤，而是麦穗。小说一开始，麦穗就是一个忠心报主，深受宋家喜爱和信任的镖师，他一身好功夫，还粗通医道，是镖局的骨干力量。在家里，他是一个孝子和慈兄，更是麦秋的好帮手。应该说，他的生活环境是稳定的，也说得过去。但是，他却毅然放弃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决定下南洋闯荡。从书中交待看，“麦穗下南洋，是去收爹的遗骨，尽孝心，让他回乡，别当孤魂野鬼，挣钱在其次。”(第96页)但在我看来，麦穗在骨子里是一个不安现状、不甘平庸的人，在潜意识中他具有一股强烈的改变命运的冲动和渴望。
　　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他刚到雅加达便苦学马来语、荷兰语，处处留心生意技巧，成为同行者中适应环境最快的一个，并很快成为“背包袱人”的主心骨和领袖。为了充分表现麦穗的志趣，笑天先生让他从齐云鹗那里选取了三本书(第344页)：一本《金匮要略》，表现麦穗的助人济世之心；一本《七侠五义》，表现麦穗的纵横天下之志；一本《荷汉词典》，表现审时度势之智。在杨家的五百万荷兰盾赎金沉入大海，甚至连那些海盗都渐渐淡忘的时候，他却暗暗地苦练潜水技能，把它们打捞上来，“不用把五百万全捞上来，就算捞上一半，三分之一，十分之一，都是大富豪了”(第812页)。在认识麦穗上，奥兰治可谓一针见血：“在麦穗聪明和诚实的外表下，藏着一颗高傲和狡猾的野心。”(第696页)
　　也是凭借着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他第一个走进荷兰人居住区沿街卖绸布，第一个走进大银行家奥兰治的公馆，与他的女儿玛丽安娜成为朋友，第一个把一个“荷兰妞”吸引到了中国劳工的工棚子，第一个登上巴厘岛向土著人推销商品，第一个领头组织“背包袱人”合股做生意。他牢牢抓住给奥兰治公爵治好病的机会，充分利用奥兰治的社会影响力，动员当地的新闻媒体为自己行医营造舆论，树立了南洋名医的形象。在小说中，笑天先生给麦穗设计了画财神的特长，我想，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表现他的多才多艺，而是暗示麦穗的一种志向。他告诉奥兰治：“财神是穷人发明，也是安慰穷人的，像奥兰治公爵，你是不用供财神的。你本人就是财神。”(第492页)这里，麦穗想说的难道不是他自己吗？
　　还是凭借着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他敢于与雅加达市长伊文思争平等，与东印度公司橡胶大亨家的大小姐讨说法，与荷兰贵族小姐玛丽安娜高谈阔论，与黑社会的青爷、白爷一决高下，与巴厘岛的文身土著斗智斗法。他一直在争，一直在斗，为的不仅是脸面，更是关注与重视、认同与赏识。麦穗说“也许每个人都是自负和自卑的复合体吧。”(第663页)看来，他的自我认识也是比较清醒的。
　　无论是在《天之涯海之角》这部小说里，还是在真实的世界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事实：只要有人群和观众，只要还有一片“空地”，中国人就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因势利导地建起一个发挥作用的舞台。即使没有“空地”，我们也会利用现有条件挤出一块地方来搭台。人们会发现，有中国人的地方，其他人很快会不知不觉地成为看客，他们会由衷地为中国人喝彩。总之，麦穗身上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自尊、坚韧、聪明的品格，他应该是小说中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
　　相比之下，麦穗的哥哥麦秋虽然更大的学问，更广的见识，更多的机会，却表现得更随遇而安，更无为而治。他长得漂亮潇洒，比麦穗更能讨女人的喜爱，也更能得到有权势者的赏识和器重。但是，他却很少有搭建自己舞台的热情和愿望，而是心安理得地在别人安排好的舞台上，表演着人们期望的角色。本来，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可以“天高任鸟飞”，最终却因所谓“家里困难”半路辍学，回到小县城做了一名中学教师，在杨家父女的格外呵护关照下生活得安心自在；本来，因为“不是镖师，不过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第105页)，不想去北京护镖，最终却因杨、宋两家的一再要求下，在宋天问的精心保护下走了这趟镖；本来，完全没有下南洋的念头，最终却因杨家力邀盛情难却答应下南洋经商，并因杨润德的赏识直接成为恒信雅加达分号的“老总”(杨润德虽然很看重麦秋的才华，但骨子里更看重的是他“准女婿”的身份)；本来，他应该成为麦家的希望和支柱，是能够改变麦家命运的那个人，可最后他却需要走麦穗的门路，登上了奥兰治为他搭建的舞台。在书中，麦秋是一个走到哪里都让大家欣赏和喜爱的人。但我却不这么看。
　　天之涯，海之角，人有志，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