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远方

金仁顺

    凌晨五点半，我去车站接孜枚。这差不多是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刻，天气预报为零下23度。
    此刻，天还没亮透，从雪地上面浮起的寒气是淡淡的紫色。
    除我以外，还有几十个接站的人，全缩在厚厚的防寒服里，有一个中年女人的脸蛋好像两个冻柿子，颜色像，质地看上去更像。她戴着厚厚的棉手套，手里举着一块招待所的牌子。
    从广播里传出一个女人懒洋洋的声音，说火车正点进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冰冻的气氛缓和了一点。又过了一会儿，几个穿制服的女人从值班室走出来，一人把着一个出口站定后，呵欠打得整张脸都撕开了，也不用手挡一挡。接站的人全都聚集到旅客出口的栏杆边儿上，头从帽子里伸出来，脖子抻得长长的，往出站口的方向打量。
    出站口仿佛一张扁扁的，巨大的嘴巴，伴随着广播声开始往外吐人，先是几个，然后是一大群，脚步声轰隆隆地朝出口处涌过来。
    我站在人群后面，背靠着一根廊柱，同时盯着两个大门，以防孜枚从我的视线里漏出去。
    我和孜枚有五，六年没见了。她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说她要去厦门发展。此后的几年她一点消息都没有。三天前，她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现在在东北，回厦门前想见见我，如果我方便的话，她将从我所在的城市飞回厦门，这样一来，我们有一个白天的时间可以在一起。
    我对孜枚说，“你一定要来，到时候我去车站接你。”
    我的肯定反而让孜枚犹豫不决似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我，“你真的欢迎我吗？”
    “当然，我们再不见面的话，我快要记不得你长什么样儿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大声地冲话筒里面喊了一句，“快来吧，臭丫头。”
    孜枚笑了，“好吧，我去。”
    放下电话后，我又回到写字桌前继续校对一篇小说，我坐了半个小时，连一页纸都没翻过去。孜枚的身影在那些黑字中间隐隐约约地抖动，好像正从文字里面走来，又好像刚预备从文字里面离去。

    上初中三年级时我得过一场病，休学了半年后，回学校复读时我插班到孜枚所在的班里，和她坐同座。孜枚穿着一件款式和质地都很新潮的衣服，拉链从后面一直拉到领子上。可能是她浅巧克力色的皮肤，或者是她嘴唇的那种丰满，孜枚给人以异样的感觉。多年以后我才找到词来形容孜枚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她很性感。
    我们的班主任叫徐文清，是个瘦瘦的，很寡相的女人，总是梳着直楞楞的短发。我从来没看见她穿过一件颜色鲜艳的衣服。徐文清在管理学生方面有一套独特的办法，她认为只有保证了纪律，才能保证成绩。初三年级的教室是一排平房，徐文清的脸常常出现在某个窗子边儿上，往教室里面打量。如果哪个倒霉蛋儿上自习课说笑打闹时被她抓住了，肯定是要挨上两个耳光了。
    每天放学前，徐文清都把犯了错误的学生叫到黑板前面来站成一排，这种时候班里变得鸦雀无声，抽耳光的声音听上去格外响亮。徐文清的脸上泛起红润，眼睛比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明亮。我们都猜想徐文清那么热衷情于抓纪律，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打人的需要。
    我插班还不到半个月，就发现徐文清不喜欢孜枚，而且似乎到了恨她的程度。她看着孜枚的眼神儿就好像她是一个多么下流的人似的。
    有一天我在操场上遇见徐文清，她很亲切地叫了我一声。
    我站住等她。
    徐文清走到我面前，她比我只高半个脑袋，但她身子里好像灌了铅，或者铸了铁，很有重量感，压得我不敢抬头去看她。
    “最近我经常看见你和曲孜枚一起上学放学了。”
    “有时候——”
    “你怎么能和她那样的人一起上学放学呢？”徐文清的口气变得不太高兴。
    我抬头看了看她，她很温和地望着我。
    “曲孜枚可不是什么正经人，以后离她远点儿。”徐文清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
    这件事我从来没对孜枚说过。后来我知道徐文清差不多跟所有与孜枚走近的同学说过类似的话，孜枚知道这些事儿，她恨徐文清恨得牙痒痒。

    但是，也不能说徐文清的话没一点儿道理，孜枚的确是个很另类的女孩子。我在高中时代所经历过的震惊，差不多全是通过孜枚带来的。那时候孜枚已经在一所技校读书了。技校和工厂联系得比较多，课程也不只限在书本内，技校的学生每个月都有机会到工厂里实习。在我看来，孜枚已经过上非常社会化的生活了。她给我讲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有一个星期天，孜枚来家里找我，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她突然停了口，表情神秘地问我，“你知道吃什么样儿的药能打胎吗？”
    我呆怔了一会儿，很快把目光移到她的肚子上。
    孜枚笑了，“不是我，是帮别人问的。”
    “你为什么不去问你爸？他是医生。”
    “烦他。”孜枚撇了下嘴，说起别的事情来了。
    孜枚的爸爸名声不好是出了名的，他经常与女病人发生婚外情，在挑选情人方面，标准随和得让人难以接受。孜枚的妈妈管不了丈夫，一有事儿就对着孜枚哭哭啼啼。
    高中一年级那年的暑假，一天下午孜枚匆忙地跑来找我，她穿了一身运动服，还有球鞋，怒冲冲地对我说，“我要去打一个人，你敢不敢跟我去？”
    “打谁？”
    “我爸又和一个女的搞到一起去了。还想和我妈离婚。我要去教训教训那个臭不要脸的第三者。”
    以前我从没有过打人的经历，但孜枚把话说出来后，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换上了运动鞋和牛仔裤，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孜枚带着我，一路飞快地蹬着车子，来到一家饲料加工厂。那个女人在这家工厂里当会计。孜枚在找我以前，已经做过调查了，那个女人三十多岁，没结婚，有点胖，平时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我问孜枚她长得什么样儿，“就是一个贱货的模样。”孜枚说。
    我们在饲料加工厂外面等了整整一个下午，那天的太阳非常毒辣，把地上的土全晒成了粉末状，我们站在马路边儿上，汽车开过去后，卷带起一阵雾状的尘土，落到我们的头发上，脸上，衣服上，鞋上。我的手心被渗出来的汗弄湿了，粘乎乎的，而嗓子眼儿里却干得冒烟。
    我和孜枚反复商量着打人的事儿。需要我做的事情很简单，那个女的骑车或者推车走出单位大门后，我只要上前拖住自行车就行了，孜枚认为她自己足够对付她的。孜枚的腿又长又直，以前在校体育队受过训练，初中三年她一直保持着年级五千米长跑冠军的头衔。我们预定的目标是把那个女人打得面目全非，让别人一看见她的脸，就明白她因为生活作风问题挨了揍。
    我和孜枚那一下午让太阳把头皮都晒疼了，也没见到想等的人，后来我们向从工厂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人打听那个女人，他说她得了感冒，没来上班。
    我和孜枚推着车子往回走，孜枚的脸色很难看。走着走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她可能没得什么感冒，呆在家里与我爸爸鬼混呢。”
    我没说话。整个下午神经绷得太紧，这会儿一放松下来，全身上下有一种懒洋洋的痛疼感。

    我看见孜枚从人群里出来了，她没怎么变，头发染成了棕红色，和肤色很配，紧身的皮夹克竖着毛领。她边走边和身旁的年轻男人说着话，他手里拎着一只红色的提箱。
    “孜枚——”他们检过票从出口出来，我叫了一声迎。
    孜枚对着我绽放了一个笑容，走过来抱了我一下，她的脸颊贴到了我的脸颊上，身上的皮革气息和车厢里沾染到毛衣上的烟味儿冲进我的鼻子里。“你的脸比冰块还要凉。”孜枚说。
    “给我吧。”我从她手里把一个背包拎过来。
    孜枚转身从站在身后的男人手中把提箱接了过来，冲他笑着说，“真是太谢谢你了。”
    “别客气。”那个男人的目光恋恋不舍在孜枚的脸上咬着，“有空打我手机。”
    “好的，再见。”孜枚冲他挥挥手，拉着我往外走。
    这会儿，天光已经大亮了。
    “你的朋友吗？”我问孜枚。
    “不是，在车上坐卧铺时正好对面。他献了一路的殷勤，下车还帮我拎箱子。”孜枚低声说。
    “你本事挺大的嘛。”我笑了，拦了一辆出租车，招呼孜枚坐上去。
    “忘了徐文清说过什么了？勾引男人是我的特长啊。”
    “你还记得她啊？”
    “永远也不会忘。”孜枚的嘴唇上抹了银色的口红，在这样的早晨，她不化妆的脸孔看上去冷冰冰的，像个病人。
    “你还不知道吧？”坐进车里后，孜枚说，“徐文清的丈夫死了。就是那个胖乎乎的，戴着眼镜的小个儿男人。听咱们班长说他上街买菜，一辆大卡车从他身边开过去，车上装的圆木没捆好，卡车转弯时甩出来一根，正好砸在他的太阳穴上，当时就把他砸死了。”
    “这么巧？”
    “可不是。徐文清现在是寡妇了，身份变得多时髦啊，我原本打算找机会当面向她表示祝贺的，可惜时间来不及了。今天上街时我们顺便去趟邮局吧，往我们的母校给我们敬爱的徐老师发一封贺电，再送给她一束鲜花。”
    “算了吧，她对你再怎么不好，毕竟也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她。”孜枚笑微微地说。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她。当年孜枚也是这么说的，为她妈妈赌着一口气。
    那个下午我们空手而归后，孜枚自己又去那个女人的单位堵过她两次，都没遇上。有一天在街头倒碰上了，她和一个女同事在一起。
    孜枚骂了一声“破鞋”就冲了过去，一巴掌煽到她脸上，还顺手扯住了她的一绺头发。那个女的起先被孜枚打懵了，但她很快就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儿了。两个人动起真格的来，孜枚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她的嘴角被那个女人用头撞出了血，脸颊上还被打青了一块。那个女人的同事以拉架做借口，从后面抱住了孜枚，让那个女人趁机在孜枚的肚子上踢了好几脚。
    孜枚打不过，就喊叫了起来，把那个女人和她爸爸的臭事当街抖落了个干净，床上床下的毫不避讳，惹来了一大堆人看热闹。那个女人不敢恋战，抡圆了手臂在孜枚的脸上狠狠地抽了两巴掌，然后和同事一起离开了。
    孜枚捂着肚子，在地上蹲了半天才站起来。看热闹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孜枚看见一家五金商店门口站着一个留寸头的小伙子，衬衫白的像雪一样，下摆掖在洗得发白的水磨蓝色的牛仔裤里。他穿得一本正经，眯着眼睛看人的表情却有股吊儿朗当的劲头，一支烟叼在嘴上，来来回回地动着。
    孜枚扶着停在路边的一辆自行车站了一会儿，那个小伙子笑嘻嘻地朝她走过来，“你挺勇敢的啊，这么瘦还敢一个打两个。”
    孜枚没说话。
    那小伙子凑近到她的身边，低声和她商量，“你给我做女朋友吧。我来替你打架，你想把她打成什么样儿我就把她打成什么样儿。”
    孜枚没理他，转身慢吞吞地往前走。
    他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自我介绍说，“我叫小于。”
    孜枚捂着肚子，在一家饭店门口站住了。那家饭店的大门上镶着两块大玻璃，阳光反射到上面，像镜子一样亮。孜枚被自己的样子吓了一跳。
    小于站在她的身后，两手插在裤兜里，表情很友善。
    孜枚盯着镜子里的人，问道，“你真能替我打她？”
    “没问题。”
    “打掉她的两颗门牙。”
    “行。”
    “打肿她的脸。”
    “行。”
    “打她个鼻口窜血。”
    “行。”
    “把她的头发再拽下来一绺。”
    “行。”
    “打死她。”
    小于盯着孜枚的脸。她是认真的，他也变得严肃起来，“打死她我们也别想得好儿。”
    “你干不干？不干就拉倒。”
    “打个半死行不行？”小于问。“打两次，每次都打她个半死，合到一起也差不多算是打死她了。”
    孜枚犹豫了一会儿，说，“行。”

    “你们不一起睡吗？”孜枚在我的两室一厅里四处看了看，她注意到每个房间里各有一张单人床。
    “我们感情不好。”我开玩笑说，用电壶煮着咖啡。
    咖啡的香气弥漫了整个房间，冻僵的身体慢慢地缓过劲儿来，又变得柔软了。“小于怎么样？他也在厦门吗？”
    孜枚走过来坐在餐桌边，“我们离婚好几年了，我这次主要是回来看儿子的。”
    我盯着热咖啡上面白雾状的蒸汽，“你们的感情不是一直很好吗？”
    孜枚笑了笑，用勺子在咖啡里搅起一个漩涡。
    第一次见小于时，他站在我们家门前的一棵树下面，个子不高但很挺拔。烟头上的那一点红在夜色里特别醒目。孜枚和我在房间里聊了一个多钟头，她没告诉我有人在外面等她。
    孜枚从我家里出来后，小于把外衣脱下来搭在她肩上，冲我笑了笑。我没看清他的五官，但他的那个笑容令人难忘。
    我对小于的最初印象和孜枚一样，看他不像街头混混，倒像个大学生，还有一股大学生身上缺少的洒脱劲儿。
    我高考那年，小于带着孜枚出去旅游，回来后，孜枚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和父母翻了脸，搬到小于家里和他结了婚。
    小于不再和原来的朋友交往了，找了一份临时工，很认真地做丈夫和爸爸。孜枚和我谈起自己婚后的生活，说她看着小于时，常产生奇怪的感觉，无法相信他以前是在警察的枪口下面混日子的。那几年他们过得很苦，小于三天两头儿的换工作，孜枚在工厂里当化验员也挣不了几个钱，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又养着一个孩子。孜枚整天蓬头垢面的，顾不上收拾自己，拉扯孩子的形象像个农村妇女。
    “后来就决定去厦门了，小于的姑姑在那边开了一家鞋厂，我们倒不想沾什么光，但好歹希望小于能有个稳定的工作，不用整天担心被老板炒鱿鱼。而且南方经济发展得快，赚钱可能容易些。”孜枚苦笑着说，“我们过去之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人一做起买卖来，就没什么亲戚不亲戚的，除了钱以外其他的事情都谈不上了。”
    小于做了几个月就做不下去了，他要回东北去，但孜枚不肯。来厦门以前她已经和单位办完了停薪留职的手续，回去后她也和小于一样变成没有工作的人了，这几年来，她对家里困窘的生活越来越难以忍受，对往日的朋友因为她身上的变化发出的惊叹也早已厌倦透顶了。在厦门，没有人认识她，这是一个她想干什么都行的地方。
    小于知道孜枚想干什么，结婚五年，他第一次动手打了她，出手很重。孜枚想起当初自己被另一个女人打的情景，想起当年那个穿白衬衫的小于，眼泪哗哗往下淌，她一边流泪一边笑。
    小于打不下去了，“离婚吧。”他带着孩子独自回东北了。

    除了路费以外，小于把钱都留给孜枚了。孜枚用这些钱买了两套衣服，到酒吧里坐台去了。“那一段时间我总是想起徐文清，她真厉害啊，那么早就看出我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注定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孜枚苦笑着说。“小于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在骨子里和我爸是同一类人。”
    “那种经历，是不是很难受？”喝完咖啡，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我很怕我的话题会伤害孜枚，但又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还可以吧。”孜枚笑了笑，“我是个生过儿子的女人了，和小女孩不一样。你想象不到吧？我在酒吧里面还挺受欢迎的。”
    “你一向对男人很有吸引力。”我笑了。
    “男人们也都这么说，有几个女孩子很不服气，老找我的麻烦。有一次喝酒，我借着酒劲儿骂她们，我说我们这样的女人就像是水泥地上的灰尘，都活到了别人用脚往下踩都踩不下去的份儿上了，还争个屁啊？”
    “有没有遇上过好点儿的，能托付终身的？”
    “机会还是有过的，但我放弃了。坐台那会儿有一次一个广东人包了我，我们俩在包房里唱歌，他随身带着一个大包，顺手扔在沙发后面。我们刚唱了一会儿，他接了一个电话，急急忙忙地要出去，临走时，他让我在包房等他，替他看着那个包。我以为他一会儿就回来，就答应了，结果一等等了七个多小时，中间好几次我都想甩手走人了，但又一想自己都答应过人家等了，这样一走了之多不好。一直到下半夜两点多了他才回来，他都没想到我还在等他。见面以后我气坏了，对他没什么好声气，我对他伸出手说，赶紧把小费给我，我要回家了。他把钱夹拿出来，让我自己从里面拿钱，随便拿多少。他的钱夹塞得满满的，至少有五千块钱。平时我陪客人唱歌收一百块钱，那天虽然没怎么唱歌但我等了那么久，我决定多拿点儿，就从里面抽了两百块钱，剩下的全还他了。他好半天没说话，从沙发后面拎出那个大包打开给我看，里面一沓沓的全是现金，把我吓了一跳。那个家伙说他走南闯北，没见过我这样的三陪，非要投资让我做生意不可，那时候我心灰意懒的，什么也不想做，就推掉了。”
    “这样的机会不会经常遇上的，你怎么轻易的就放弃了？”我替孜枚惋惜。
    “那个男人也这么说过。但我当时就像跳井似的，明知道有根绳子能拉自己上去，就是不去拉，想试试自己掉到井里以后是什么感觉。”孜枚笑了，她翻出一包烟来问我，“可不可以抽烟？”
    我起身给她找了个烟缸放在手边。
    “后来我遇上了一个政府官员，挺帅的，我第一次出台就是跟他。我们在五星级酒店里过夜，他很喜欢我，想和我保持长久的关系，对我提出了一些条件，比如不能再去酒吧那样的地方坐台，不能穿露肩膀的衣服，不能单独出去喝酒，要我把烟戒掉，平时看看书听听音乐之类的，弄得我挺烦。还有我们每次去酒店时，他不能和我同时出现，总是计算着时间，一遍遍地用手机联系，确定好了没有人看见我，我才能偷偷地进入他的房间。有一次他被人缠住了，我等了他一个半小时，那天我穿了一双新买的高跟鞋，腿肚子都站得快抽筋儿了，我在心里感慨，妈的，出卖自己还费这么大的劲儿。见面以后他看出来我不高兴了，跟我讲了半天大道理。我说算了吧，我配不上你，我们还是分手吧。他沉默了半天，问我，你想清楚了吗？不后悔？我说我想得很清楚，不后悔。他说那就分手吧。说完他拿出一些钱来给我，我说我不要钱。当时我心里挺不好受的。但他误会了，马上变得非常警惕，问我那你想要什么？我看他那么紧张，心想这又何必呢？我对他笑笑，从他手里拿过钱装到自己的包里。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不过我经常在电视上看见他，他还是很帅，很精神。”
    “他以后我又和几个人来往过，后来遇见了现在这个。他比我还小一岁呢，已经开了好几个厂子了，和台湾新加坡的商人做生意。我们认识没多久，他给我买了一套房子，包了我。二奶里面很少有我这样快三十岁的，大部分都是二十岁左右。我问他干嘛包我呀？年轻漂亮的有的是。他开玩笑说姜是老的辣，后来又对我说他喜欢我做人的方式，话少，带我到任何的场合，我从来不胡乱插嘴。我说这是职业道德。这话让他笑得不行，其实我说的是实话。做我们这一行的，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经过？想过安生日子就得把嘴闭严实。”
    “他待你好吗？”
    “还行。除了我以外他可能还有人，不过这不关我的事儿。他爱来就来，不来我就和另外几个住邻居的‘二奶’打打麻将，逛逛商场。如果出去吃饭他会提前几个小时打电话通知我，我洗洗澡做做头发，把自己打扮好。他方便就开车来载我，不方便我就自己打车去酒店。他的朋友们也都对我不错，有时把贿赂他的钱直接塞到我手里，这时候，我就得看他的表情了，如果他点头，我就拿着。他摇头，我就说什么也不拿。半年前他给我找了份工作，让我在一家厂子里当出纳，活儿挺简单的，管管钱而已。我这人马虎惯了，有一次把付钱时，四百多看了一个零当成四千付给人了。好在那人是老客户，把钱又还回来了。这事儿让他知道了，跟我发了一通脾气，说我除了在床上还有点儿本事外，什么也干不好。”
    孜枚的烟灰忘了弹掉，很长的一截，撑在白色过滤嘴的上面。
    我看了看表，问孜枚，“中午你想吃什么？我来请客。”
    “吃朝鲜冷面吧，”孜枚说，“在厦门吃不到正宗的朝鲜冷面。”

    我带孜枚去一家炭火烤肉店，叫了烤排骨，烤牛肉，烤鱿鱼，水果色拉，外加两碗38块钱一碗的冷面。
    “光说我了，你呢？过的怎么样？”孜枚忽然问我。
    “马马虎虎吧。杂志社里人不多，关系倒很复杂，不过也正常，天底下的单位都是一样的。我这人你也知道，不会说领导爱听的话，不招人待见是肯定的。不开心的时候我也想过回家作自由撰稿人算了，可是，在家写东西的日子也不好过，很寂寞，何况也不见得能写出什么成就来。就这么混日子吧。”
    “他呢？对你怎么样？”
    “他一个月有二十天是在外面过的，跑东跑西的，整天与美女打交道，没准儿在外面也养着人呢。”
    孜枚抬眼看我。
    “如果是你这样的，我会和她和睦相处。”我笑着说。
    孜枚白了我一眼，“你少来这套。”她埋下头去吃东西，好半天没说话。
    我有点儿不安，“怎么了？你不高兴了？”
    孜枚抬起头，眼睛有点儿红了，“其实，你用不着这样来安慰我。”
    “我没有，真的。”
    好一阵子都没说话，炭火正旺，我们往烤盘上放东西，响起一阵滋啦滋啦的声音。
    “小于开了一家烤羊肉串儿的店，挺赚钱的。这些年来我寄给他的钱，他一分也没用，一笔一笔全存在存折上了。”
    “孩子呢？”
    “快要上小学了，长得很像我。”孜枚沉默了一会儿，笑笑说，“他很讨厌我，就像当初我讨厌我爸爸一样。”
    “小孩子都是这样，你长年不在身边，难免会生分些。小于呢？又结婚了吗？”
    “没有。这次我们见面，他对我说，如果我愿意留下，他可以当以往的一切没发生过。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发生过就是发生过。现在你嘴上这么说，到我们真睡在一张床上时，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你又何必说得这么露骨呢？”
    “我说的是真心话。小于是个很爱干净的人。”
    我没说话。
    “这次回去的时候，我一直住在宾馆里，有两次我留小于过夜，他都不肯。厦门的那个，说我只在床上有本事，可如果别人连床都不和我上的话，我岂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孜枚，”我低下头，眼睛盯着面前的盘子，“别说这种话。”

    我和孜枚从饭店里出来时，天色开始变暗了。出来时我们已经把箱子提包带在身边了，预备着吃过饭后直接打车去机场。
    “才四点多钟，”孜枚看了一眼手表，说，“厦门这时候还亮着呢，也没这么冷，穿一件毛衣就够了。”
    在街边等车时，看见有人抱着一个花篮，从对面的一家鲜花店里出来，他抢了我们叫的出租车。
    “鲜花在这样的天气里，娇贵得让人心疼。”孜枚望着对面的男人。“南方就便宜得多了。”
    我拦了另一辆车去机场。
    到机场后，孜枚办了保险，拿了登机牌。我们一起来到候机室外，在落地窗前站了一会儿，夜幕如一件黑色大氅，正铺展开，缓缓地朝着我们这边覆盖过来。
    “要不你留下吧，我帮你找一份工作先安顿下来，以后再作别的打算。”
    “算了吧，”孜枚笑着摇头，“我已经不习惯东北的冷天了。厦门的生活挺好的，满街都是不认识的人，漂亮也好，难看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和别人没关系。有时候我在大街上，好像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然后我就会想起你，想看看你现在的模样儿。看到你，我就能想起自己，”孜枚突然转过身来抱住了我，湿湿的脸颊紧贴着我的脸颊，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道，“好好活着。”
    然后她松开手，拎起东西走了。
    我看着孜枚，她没回头，一次也没有。她办完手续往候机室里走时，我大声冲着她的背影喊道：“孜枚，你也，好好活着。”

2001年＜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