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赌

刁斗

    背 景 材 料
    二十多年前，作曲家谷建芬谱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其中有两首与我这个故事有关，一首是张枚同作词的“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一首是我作词的“洁白的雪花飞满天，白雪覆盖着我的校园……”
    先说我作词的那首。那首叫《脚印》的歌曲唱开以后，我这个在校大学生收到不少听众来信，其中有一封来自东南地区的张集市，写信人叫罗雪绒，是个幼儿艺术师范学校的在读女生。罗雪绒说她没见过雪，却因为名字里边有个“雪”字，对雪，尤其对东北那种“真正的”雪，极有好感。我对罗雪绒的长信也有好感，与她的联系就建立了起来，后来看到她寄来的照片，把她视为仙女，假期跑去见上一面，就天南地北地谈起了恋爱。毕业时，我要求去张集工作，正好当时张集大学有个新设没几年的新闻系，学校把我分到了那里。
    那里确实缺人，我一报到，就被安排教二年级的新闻写作，同时替个生小孩的女教师当四年级编采班的辅导员，那个班，将是张大新闻系的第一个毕业班。
    那个班的大部分学生与我格格不入。可能因为我与他们认识的时间短吧，而且他们也不是初进校门的低年级生，都大人了，他们不肯把我这个与他们同龄的东北小老师当一回事。在那些明显对我不屑一顾的学生中，有个叫徐盼的我印象深刻，他高大，白净，俊朗，是学校排球队的主攻手，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帅哥。我承认，他的傲慢自有道理，因为他并不只是个花瓶似的体育棒子，他学习也好。他的聪明是公认的。毕业实习时，他和另五个男生一道在张集电台新闻部当见习记者，恰好那会，刚刚成为张集青少年宫艺术辅导老师的罗雪绒常带学生去电台文艺部录制节目，就认识了徐盼。我还记得，罗雪绒第二次去过电台，就和我提到了徐盼，言谈中对他充满感激和欣赏。当然了，那时她并不知道徐盼叫徐盼，她只知道他是我学生，但她稍做描述，我就知道她说的是谁了。那时，徐盼以及我所有的学生，都不知道我有恋人，学校的个别领导和同事知道我在张集有个恋人，却也不清楚她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那时候的人活得谨慎，正经八百地谈恋爱也喜欢秘密进行，不像现在，通奸都可以敲锣打鼓。
    电台院内有个排球场，实习期间，每天吃过午饭，徐盼都率领其他五个同学与电台的编辑记者打几局球；而这时，已安顿好学生们午休的罗雪绒无所事事，也愿意坐到球场边的矮木凳上看看热闹。第一天，甚至第一眼，罗雪绒就注意到了技艺与长相均很出众的徐盼，可徐盼是否也注意她了，则无从判断——看球的人有二三十呢。然后就是第二天了。第二天，罗雪绒坐上矮木凳时，她牛仔裤前边的拉链由于质量不好，绽开了，对此她却一无所知。如果站着，牛仔裤的前开门会自动抿上，没人能看出拉链的问题；可以半蹲的高度坐上木凳，那个前开门，正好会冲着球场敞开个菱形。其实敞开也没关系，别说里边还有裤衩和衬裤，即使没有，那样一个小小的开口也露不出什么。关键是不雅。后来罗雪绒说，通过回忆球场上那十二个男人的表情和眼神，她敢断定，他们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看到了她的不雅，因为他们打球已心不在焉，他们那一束束鬼祟的目光，斜向她两腿之间时直蹿火苗。这时候，大约在罗雪绒坐下十分钟后，场上的球往她身边滚了过来，她正想伸脚挡住，追球而来的徐盼也赶到了。她觉得徐盼并没看她，可哈腰拣球时，又分明对她说了句话，因为那声音控制得只有她一个人可以听到：对不起，你裤子，拉链开了。说罢，他人已回到排球场上。罗雪绒也是聪明姑娘，沉着冷静是她的特点。她就没看徐盼，也没低头，只是并紧双腿，假装侧身向远处张望，好像忽然听到远处有人叫她。然后，她巧妙地借助屁股下边报纸的遮挡，离开了球场。
    罗雪绒对徐盼的好感不言而喻。拉链事件后，好几次我们闲聊时，她都拐弯抹角地打听徐盼。除了没写过流行歌曲，徐盼处处比我出色，我就不愿意多涉及他；罗雪绒理解我的小心眼，也就不再多问。那以后，徐盼在我俩嘴里成了禁忌。
    就在这次毕业实习期间，徐盼他们的六人小组中有人丢了钱，经过由我、由新闻系张主任和学生处李处长组成的调查小组的一番了解，我们认为，徐盼偷钱的嫌疑大些。但徐盼坚决予以否认。他说那同学的衣兜里有钱他的确知道，打球间隙，他也的确单独去堆放他们衣服的地方拿过烟，而打完球穿衣服时，那同学也的确立刻就发现钱没了。可这就证明我偷了吗？谁能保证我们打球没留意时，没别人碰过我们衣服呢？他的辩白挺诚恳，不像狡辩。这样的案子，放在经验丰富的警察手里也只能悬置。可当时，学生处李处长对自己的推理技巧充满自信，又被一种验证自己刑侦能力的渴望烧得浑身躁热，就坚决要一查到底，说破了这个案，也可以打打徐盼那种目中无人的嚣张气焰。一个毛孩子，他说，撬他嘴比开个啤酒瓶盖还要容易。他软硬兼施地逼徐盼就范。徐盼很无奈，可也固执，他不体谅李处长的刑侦热情，一点也不配合呼应李处长的分析判断，让李处长很没面子。后来事情就过去了，后来，就到了徐盼他们毕业的时候。给学生做鉴定时，刚刚荣升副校长的李处长来找我，让我把徐盼偷钱的情况写入档案。我说这不好吧，档案可是要跟学生一辈子的，别说咱不能证明徐盼是贼，即使证明了，对年轻人的偶一失足，也该谨慎从事。李副校长非常生气，好像我已经隐瞒包庇了徐盼的劣迹，说我对党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不负责任。我还是下不了手，就去找张主任。张主任资历更老一些，不把新任副校长放在眼里，两人脖子粗脸红地吵了起来。就是这时候，正值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学校广播站的大喇叭里，忽然声音很大地播出了张枚同作词的流行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他们下意识地停止争吵，愣愣地听起那首歌来。那首歌，他们肯定都耳熟能详，可此刻听它，竟让他们听出了新意，而那新意，也就诱导着他们把一个新的主题引入了争吵。
    二十年后，徐盼像我们现在这样大了，工作单位要提拔重用他，可一看档案，发现他做过贼。你想想，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是贼，咱这么干，不是毁人家嘛。张主任说。
    李副校长说，我就是要毁他。徐盼这种人，我一眼就能看透，别看长得溜光水滑，可骨子里是个贼坯子，是个花花公子，即使他现在不是贼，二十年后也准是，咱现在替他未来的单位提个醒，还可以让那单位少受损失呢。
    结果，也不谁先提的话头，两人就拉开了打赌的架势，要为二十年后打个赌，赌二十年后的徐盼会不会犯罪。他们约定，赌输了的，要去给赢家磕三个响头。
    当时的他们，也就我现在这样的年龄，四十几岁。现在我知道，四十几岁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可当时，在我眼里，四十几岁的他们不光是领导，还是长辈，是德高望重的人，是知识和文明的化身；可他们竟孩子式地打起赌来，未免可笑、滑稽、荒唐、为老不尊。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并没想到，把一个人和他的二十年置于一场赌局之中有多么冷酷——即使从张主任那个角度讲，他认为徐盼肯定错不了，他想维护徐盼的声誉，可这样的赌，也打得恶劣。
    最后协商的结果是，在徐盼档案里，不正式写明他是小偷，只在备注栏里，委婉地附带一笔：他有可能偷过钱。写完这个，张李二人又拉住我，让我作为公证人，在他俩一式复写了三份的打赌文书上签个名字。那份文书规定，二十年后，输方向赢方磕头时，必须有我或我委托的证人在场。
    就这样，徐盼带着他档案袋里我写的备注去了张集电台，而几个月后，我也调离张集回了家乡沈阳。我回沈阳的理由很简单，罗雪绒虽然喜欢“雪”，喜欢那种东北才有的“真正的”雪，可对我这东北人，她却很难“真正地”喜欢起来。我们结束了恋爱关系。
    二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如果说多年来我从未记起过张李二位师长打赌的事，那不现实，但我从未把这局赌博当一回事却是事实。后来我差不多也真的忘记它了。
    但有一天，我却想到了这局特殊的赌博。想到它，是因为我想到了徐盼的档案，想到了档案备注里我受命写下的那半行文字，而想到徐盼的档案，又是因为我一个韩姓朋友偶然说到了自己的档案。
    韩姓朋友已在美国定居七八年了。本来他不愿去，但有些妻子儿子方面的原因，他只能去。出国前他对单位说还可能回来，也就是说，除了请单位月月接收他由亲戚代交的党费，还须保留他的工作关系。这种事国家并不允许，但所有的单位都这么干。离去的人不会给单位找任何麻烦，单位则可以用那份无人领取的空饷发奖金，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呢。但前段时间，韩姓朋友的原单位搞整顿，为了见点整顿成效，就把他除名了，恰好那之后，为给父亲奔丧，韩姓朋友也回了趟国。在我们给他接风的酒桌上，我看到，这个长我近十岁的敦厚兄长流出了眼泪，而他的泪水，很可能就是为档案流的。他先木然地说，也不打个招呼，就不要我了，以后我党费往哪交呢？然后又笑笑，带点自嘲地说，也不知道，我的档案能不能给我。刚毕业时，我偷看过我的档案，学校给我写得那个好呀，像烈士档案。他们可不能把我档案弄丢了呀，以后回国，我还指望它帮我找工作和重新入党呢。就是这时候，他笑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皱纹间的泪水。
    那天晚上，我把我家仓库里一个灰尘爆土的破纸壳箱子翻了出来，在张集时期的一个日记本里，找到了张主任李副校长的打赌文书，看着上边我的签名，我想到了徐盼。二十年的期限，已经过了，张李还记得他们打的赌吗？还记得他们的活人赌具吗？还记得我这个公证人吗？当然我没想去提醒他们，更没想在这件事上做什么文章。我想到它，确实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我意识到，把我的笔偷偷伸进别人的档案，这是我终生的羞愧甚至耻辱：我何德之有，敢凭一己之识去结论别人呢？况且那结论还很可能对别人的一生发生影响；即使为别人“结”一个韩姓朋友那种烈士之“论”，这种背地里的勾当，也如同暗算呀。
    但我从没认为，张李之赌还会帮我成全一个故事。如果有一天，我没接到一个任教于张大文学院的朋友的电话，这件事，可能都不会成为我某部作品中的一个细节；可那新近当了博导的朋友，却于不经意间，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塞给了我，因为他说：来张集玩两天吧，给我的学生搞个讲座，吃喝嫖赌都能报销。
    我人未到张集，他们就把我在文学院搞讲座的海报贴满了校区，结果，几个还记得我的张大故旧，就和我的朋友打好了招呼，说我来学校后，一定告诉他们一声，这其中，就包括了早已退休的张主任和李副校长。
    他们两个，我是先见到李副校长的。他身体壮实得一如当年，现在是张大老干部委员会主任，据说对学校的大政方针仍有影响力。见张主任，不是在饭桌上，而是在他家，这时他的肺癌已转为脊椎癌，正在床上等死。分别与他俩说话时，他们都没提当初打赌的事，他们都主要赞美我有出息，说他们二十年前就这么认为。自然也提到了徐盼。可那并非因为他们记起了他曾给他们当过学生，并毫不知情地陷身在他们间一场漫长的赌局里；他们提他，更因为不久前他刚被收容审查，并且是卷进了张集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腐败案里。我相信，如果徐盼没犯事，仍像其他普通的张大毕业生一样寂寂无闻地生活着工作着，或者只是自己犯了事，没和宣传部长一起制造出近期张集人街谈巷议的头号新闻，他们根本没兴趣提他，没准都已经忘记他了。可现在，徐盼借宣传部长的光成了名人，他们才猛然记起，这名人居然与他们还有些干系，于是才想到把他挂在嘴边，一方面作为谈资，一方面，也作为他们追怀往昔反躬自省时，借题发挥自说自话的酵母引子。
    我知道，如果他们仍记得当初的赌博，仍把徐盼看作一件经久耐用的活赌具，我会鄙视他们；可现在，由于徐盼的“名人”身份，他们只记得他的“名人”履历，而忘记了他与他们还有着一重赌局上的关系，我心里好像更不舒服。
    李副校长和张主任，分别给我提供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徐盼。
   
    两 个 版 本
    来来，喝喝。你这年轻人还没我老头子酒量大呢，这哪行。破费什么破费，我当头头这么多年，给学校可省老了钱了，哪像现在上来这些人——咱不说他们，都是学生辈的，你虽然是从咱张大出去的，可这么多年了，得算外人了，我不能把家丑往外扬呀。哈哈是不是？我呀，不管别人，能上对得起组织下对得起良心就行。不信你打听，这么多年，糖衣炮弹面前倒下多少干部，可有人说我老李个“不”字吗？我不贪污不受贿，不抽烟不赌博，不买官卖官不出国旅游……嘿你个臭小子，嫖就更找不着我了，我惟一的嗜好就是喝上一口。我自信自己是个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去见马克思那天也问心无愧。哎，对了，我们这里最近有个案子，直追你们沈阳的慕马呀，慕绥新马向东吧？你瞧着，一个月后，我们这的书记市长也全得垮台，看他们还耀武扬威不……啊你知道我们宣传部长那个案子啦？对，有个当年咱校的学生，叫徐盼，妈的，这回咱张大可美名扬了……什么？你认识徐盼？当过他辅导员？你还当过辅导员吗？
    对对，大高个，挺帅挺精个小伙子。我最看不上男人长成那样了，奶油小生。我说我有远见可不是吹，不光看到了你今天有出息，也看到了徐盼不是个好东西，早晚得犯事儿。记得我当学生处长时，他就偷过同学钱，那时候你可能调走了，是我亲自处理的。当时呀，我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利用从侦破小说里学来的推理法，察言观色，声东击西，一家伙就把他心理防线给攻破了。为了挽救他，没把他开除，也没给他处分。可你看这小子多不争气，一点教训也不接受，这么多年了，还是见钱眼开，恶习不改。这回好，一千多万呀，十回枪子儿都够他吃的。你知道我现在庆幸什么吗？我庆幸我有远见，把对他品质的分析判断都写他档案里了，这么多年，虽然他在电台干得挺冲，可根据我的档案，台里对他始终是控制使用的，这么着他才没给党和国家带来更大危害。你想他要当台长了该多可怕，电台可是党的喉舌呀，掌握在这种人手里，他要真里通外国，那就，就……但我现在也有懊悔的地方，就是当初电台提他当农村组副组长时，我本来知道嘛，他们管人事的副台长我也熟嘛，我是应该去提醒一声的；唉，可我光顾忙学校这边自家的事儿了，我等于，眼看着他后来一步步地又攫取了广告部主任的要职，妈的，一千多万的民脂民膏就揣他腰包了。
    这小子在学校时目空一切，可工作以后可会整事儿了，越过台里，和市里那些头头打得一团火热，听说这回要不犯事儿，就调他去电视台当副台长了，还分管广告部。电视台呀，那广告收入比电台多几十倍上百倍呢，你想他要在电视台大权在握了，他得贪多少。我听说他们三五个人一顿饭就能吃下去一两万，真是祸国殃民，祸国殃民哪！来来，咱这一顿就是打个牙祭，算个屁。喝，大点口，毒药哇？
    其实徐盼这小子，脑瓜子比谁都好使，人也大方，不光给上边喂得满意，下边的人，跟着他也都有好处——当然也是跟着他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了。不过这一点，许多人还是挺佩服他的，有多少贪官污吏，自己肚子都撑破了，也不肯给别人分一星半点。这回把徐盼牵进去的宣传部长，就是个小器鬼，守财奴。你知道他们怎么出的事儿吗？那小子喜欢女人，咱市文化单位有点姿色的女人，让他搞遍了——我说那部长。有一天，徐盼领他嫖个妓女，他一下就被那妓女迷住了，俩人聊得挺好，看那意思，都情人了，隔两天他就自己又去找人家。可人家是妓女呀，人家是卖身子挣钱的，和你聊得好那是逢场作戏，哪能把身子白给你呢。完事儿了，那妓女要钱，他却像受了多大委屈，说人家不懂感情，扔下一百就要走——听说咱张集也就这价，一百两百的。可这玩艺，也酒似的，有五十一瓶的也有五百一瓶的呀。人家那妓女能让你这阅女人无数的大部长都着迷，自然不会就一两百的身价吧，人家要三百，说因为有感情了，就要个最低价。可部长偏不给，还拿人开心，说一百二行不，一百八行不，说最多给二百五，是骂那妓女二百五呀。妓女被他逗急眼了，叫一嗓子，就进来两个彪形大汉，把部长揍了个鼻青脸肿。这么着，事儿就大了，就把徐盼也扯进去了，又把经济上的事勾了出来，还勾上不少更大的官呢。小老弟呀，你等着看热闹吧。唉，一个个人五人六的，这回好，叭——脑袋都得被崩开花……
    他老婆呀？听说他被抓进去没几天，就和他离婚了。人家肯定早有准备，早把钱转移国外去了——那帮贪官全这么干，等你想起来没收财产，啥都没了……没见过没见过，好像是个音乐家吧。徐盼那小子招女人喜欢，花花公子，要不他和宣传部长咋那么哥们呢。俩人臭味相投，打一壶酒喝。
    最后干一个，这杯喝完我就不攀你了！你呀，哪像东北大汉……
   
   
    哦，没变没变，走街上我也认得出你。稍稍胖点——不过你年轻那会有点瘦。咝——没事，说话没事，不动就行，一动弹，没动好，哪都疼。也习惯啦，也疼不了几天了，大夫说我能活三个月，我这都六个月了，超指标了。
    这么多年没联系，可我真没忘你，你有才呀。当一辈子老师，我就喜欢有才的学生——你别挑我，虽然咱是同事，可当初，我是把你当学生看的……谢谢谢谢，哪里哪里，现在可不敢了——有你这样有才的学生，有那么多让我跟着荣耀的学生，我也死而无憾啦。有时真想把你们，把我过去格外喜欢的学生都找来，见一面；可现在，久不联系，大部分都不知道在哪了，干什么呢，还有的呀……哎，最近张集出了个大新闻，也是我学生制造的呢，可惜呀，不是好新闻是坏新闻，是恶新闻。有个徐盼——唔？是吗？你带过他那班？对对，我想起来了，你就带过那一个班。这徐盼，也有才呀，可他搅到张集第一大腐败案里去了。
    徐盼这事儿呀，我一听说，我就想，咱当老师的，虽然是多少年前的老师了，可也有责任呀——我这不是虚话，不是官腔，我又不是官，我是有具体所指的。当初毕业实习时——你还没调走嘛，他们那个实习小组有人丢了钱，我不知你是不是还记得？记得哈，对，当时系里和学校都怀疑是徐盼……也记得哈。这些天哪，我总想，一个二十出头的学生，一个那么要面子的年轻人，咱又没抓住人家任何把柄，就天天让人家承认偷了钱，连蒙带唬连吓带诈的，那不对呀，那会给学生心理上带来多大影响呀，会在学生思想上留下多大阴影呀。那小伙子是有点狂，连老师都瞧不起；可不能因为他狂就那么整人家呀。咳，那会我对他有成见，也不怎么一小心眼，就在他档案里写了一句，说他可能，偷过钱……什么？你写的？你不用安慰我这快死的人，我老张从来敢作敢当，即使徐盼摊上极刑了，过些天，到地狱里去找我麻烦，我也不改口，当过小人就是小人。哦，你吃吧，这水果你们东北可能没有。
    你想想，一个年轻人，带着污点参加了工作，可那污点对他自己来说却是个盲点，别人都能看到，偏偏他自己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他身上背了个污点，完全蒙在鼓里，这该是种什么滋味。长此以往呀，这个似是而非的污点就能把人搞糊涂，搞扭曲。我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贪婪，为什么冒着风险弄了几百万，却大部分都给了宣传部长他们上边的人，得打溜须呀！总提不上去他不平衡，可他又要强，只能选择这样的捷径。这么多年，有时我听别人说起他，说他干得挺出色，才干能力都很突出，可台里就是不重用他，我脸红呀，因为我猜得出台里对他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刚到台里那会，他们采访都不用他，出差的人手多紧，也不往外派他，让个对工作一腔热情的大小伙子坐在办公室编“报刊文摘”节目，那活是老太太干的呀。我记得有一回他来学校办什么事，还和我发了通牢骚，但最后仍然表示，你不用我我也好好干，别人花一分力气我花五分，别人花五分力气我花十分，就不信你们眼睛总瞎。我挺感动，一个劲鼓励他应该这样想，我甚至说，这天下根本没公平可言，所以你不要多想台里是不是对你有偏见。照理说，我这当老师的不该这么说话呀。后来，多少年过去了，他才被弄到最苦最累的农村组去当记者，他的出头之日也才慢慢来到，当上副组长了，当上组长了，当上广告部副主任了。电台竞聘各部主任时，大家公认，在新闻中心这边，他在哪个部当头头都最合格，可领导非把他弄广告部去，觉得在那边，他这有前科的人不能犯政治错误。这帮人多蠢哪，如果真因为档案里怀疑他是贼就提防他戒备他，那恰恰应该给他个新闻中心这边的头头当，怎么能让他去那个总跟钱打交道的广告部呢……没事儿没事儿，我没激动。如果他真是个爱小的人，他最不会犯的就是政治错误，你说是不是？
    罪孽呀，罪孽，他怎么胆子那么大，弄出来五百万。我总觉得，我要不在他档案上那么写，凭他实力，没准他早当上台长了，没准那宣传部长的位置都是他的；可我那么写了，他又不知道他爬不上去的原因是什么，就只能一个劲地用钱铺路。咳，他怎么，怎么非得当那个官呢？这些年里，据说他倒和不少当官的打得火热，要在平常，遇点麻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有可能；可现在，正赶在了点儿上呀，多大的官都自身难保了，谁帮得了谁呢……至少也得判二十年哪。二十年，二十年，这徐盼，前二十年蹲在文字档案砌的看守所里，后二十年蹲在高墙电网垒的监狱里，这人的一辈子……命呀，当年不有那么一首歌嘛，过了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二十年后，这世界上早没我啦，你要能见着徐盼，能和他相会，就替我，说说我的歉意……
    他妻子？听说过，听说他妻子是个教员，教音乐的，具体在哪个学校不知道。听说他这一进去，学校那边也立刻不许他妻子上课了，也得停职反省。真是荒唐，如今怎么还搞这种株连九族的事儿呢……没疼没疼，这药吃下去就好了。你还坐这，坐这我看你看得清楚。
   
     补 充 说 明
    那份张主任和李副校长的打赌文书，随我去了张集，然后又随我回到沈阳。在张集的四天，我没拿出来看它一眼，自然也没对任何人提过一句。回到家里，我断定它完全失去了存在价值，留在手里也只是废纸一张。可不知为什么，我把这张发黄的废纸看几遍后，没撕碎扔掉，而是又翻出那个灰尘爆土的纸壳箱子，把它夹在了我张集时期的一本旧日记里。
    其实，我的日记，我从十岁出头写至今天的所有日记，都与这份打赌文书一样，在写的同时就成了垃圾，留在手边和烧成灰烬，都没区别。有朋友知道我有写日记的癖好，就要么笑话我老古董，像个闭锁深闺的思春少女，要么挖苦我太自恋，居然十几岁就有了写自传的蓄谋。说我古董我不同意，但说我自恋，我可以部分承认，而且前些年，我还的确为我老来的自传拟好了书名：《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爱》，写我写小说的事和谈恋爱的事。但这些年来，我已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我就决定，即使将来混得像萨特与波伏瓦或克林顿与莱温斯基那么热闹，也不写自传。事实上，在我清醒之前，我就知道，写自传的话，我也不会用日记当砖瓦水泥。这一点，我很早就明白，与我想象中刁斗的写小说谈恋爱比，日记中刁斗的写小说谈恋爱太苍白了，太失真了，苍白和失真得如同一纸打赌文书。而我之所以一直还写日记，没把这个一点都不与时俱进的小女生习惯顺手丢掉，那可以用我一直抽烟做出解释。抽烟并没得到什么，可不抽，就会觉得少了什么。至于我没写完一本日记就烧掉一本，反把它们保留了起来，我想，那可能与我家从来都有一间装杂物的仓库有关——我不愿意拥有一间库房却让它空着。
    有一天，在我结束张集之行的半年以后，我接到一个来自张集的电话。
    “你好，刁斗吗？”
    “你是——罗雪绒？”
    “天哪，我们二十多年没说过话了……我记得，十八年前我们通过信，我告诉你我要结婚了，你回信祝福我，写了三十九个字。”
    “雪绒……我这电话，有来电显示，我知道张集的区号，我……”
    “可你不会说你在张集只认识我一个女的吧？我还是挺高兴，挺感动。真的。”
    “我当时，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信……”
    “我理解。哎，我听说你春天来过张集，最近才听说的。我也听到一些别人对你的议论和评价，觉得你真——挺了不起的。”
    “对不起雪绒，当时来去匆匆，也没什么接洽的人能打听到你，就没见你。”
    “我知道，我没怪你的意思。再说了，那时候见了又说什么呢，没准当时你找着我了我也不能露面，那会儿我都没人样了，活像八十岁的老太婆。在你眼里，我不该那么丑。”
    “别那么说雪绒，你真八十岁了也不会丑。我不是拣好听的说，我真这么认为。”
    “谢谢你这么认为。我知道刁斗不能说真话时宁可闭嘴，也不说假话。”
    “谢谢。”
    “能猜到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吗？”
    “许多事情不需要理由。但你非要我猜，我想——真的雪绒，不管别人当时怎么说，我也知道那就是倒霉，用我们东北话讲叫点儿背。所有人都那么干，谁撞枪口上了算谁运气不好，也只能认命。我真的很惦记你，可我知道，即使找到你了，我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现在听到你说话的声音，我觉得有理由放心一些了。我希望，你已经走出来了，而且以后，我也希望你尽量，开心点，没心没肺点，阿Q点……”
    “你说的对；可只有你用这种话劝我呀，我真应该一开始就接受你的心理治疗。不过我现在确实都看开了，像个傻瓜那么无忧无虑……可是，你真一点儿不关心徐盼？”
    “实话说吧雪绒，就个人关系来说，我不关心他，在这些问题上我没好奇心；可我关心你，所以我又恨不得知道他的一切，他是你的一个部分。”
    “刁斗，是全部。”
    “哦，我理解你的感情。他现在怎么样？”
    “我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我不想让你听别人瞎说，觉得我是和个贪婪的骗子或毫无操守的小丑一起生活。他这人……请你相信我，他非常好，非常优秀；如果我和你结婚了，我想，我不一定会感受到那么多的幸福，即使在他出事以后。我这样说，你生气吗？”
    “不，我知道我不是个好丈夫。”
    “他出来了刁斗，在里边，他总共待了二百一十七天，我在外边花出去四十多万，终于把他弄出来了。判三缓三，最后定的罪是挪用公款，挪的还是小金库的十来万，这样可以让罪轻点，公职也算没丢。”
    “这就好，太好了！祝贺你们。”
    “谢谢你。你要有空再来张集，和我联系一下好吗，我特别想见见你，也想让徐盼把这二百多天长的见识给你说说，那真是，真是……”
    “好的，再去张集我一定和你联系。可徐盼他知道，知道咱们——”
    “不知道，我从没和他说过。我愿意做个有秘密的人。”
    “我也是。”
    “那不聊了刁斗，以后有空我再打电话。对了，你也记下我的电话，手机是……你来电显示上这个是我办公室的，我现在在市青少年宫当主任。家里电话就不告诉你了……”
    “好的雪绒，你多保重。再见。”
    “再见，再——见……”
    电话结束在罗雪绒轻微的哽咽声中，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抽一根烟，我又操起电话，想找个张集方面的熟人，打听一下徐盼的情况到底怎样，是否真如罗雪绒所说。可这个电话我最终没打，我愿意相信罗雪绒，也愿意让徐盼的故事就结束在这里。

（发表于二零零五年十一期《山花》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