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新世纪诗歌介入担当元年

——2011年诗歌走向描述

王若冰

   “尊重个人对于世界的独特感悟，并且尊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对于写作的处理方式，绝不意味着诗人可以忘却并且拒绝对于社会的关怀。”2011新年伊始，谢冕发表在《人民日报》题为《时代呼唤诗歌的担当》文章，几乎成了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国诗坛最具有警策意义的预言——接下来的一年间，从数量众多的民间诗报诗刊，到以《诗刊》、《星星》、《人民文学》为代表的主流刊物；从众多诗人的创作实绩，到诗歌论理界连续不断的呼吁号召，在置身当代生活的前提下有效介入并担当时代责任、重建当代诗歌精神、恢复中国诗歌传统，成了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诗歌景象。除了类似“煤炭，这是/多么结实的字眼，相比之下，汉字多轻/它连一个一个小小的转折都承受不起”（严文盛《矿区的日常生活》。《诗刊》上半月刊第11期）、“有无信仰  闪烁/大 可以关乎一个民族出路/小  可以关乎支撑肚皮的三餐饭香”（何炳阳《信仰之光》。《星星》诗刊2011年第7期）这样直抵当代生活与时代精神深处的诗歌大量涌现外，下半年在内蒙举办的“诗歌与公众生活论坛”上，著名诗歌理论家谢冕、徐敬亚，诗人林雪公开呼吁诗人担当公共知识分子角色，让诗歌有效介入公共生活，做时代代言人；时隔不久，洛夫与谢冕在深圳的对话会上，海峡两岸两位诗坛泰斗再次将介入当代生活、担当社会责任的话题摆到公众面前。谢冕直言不讳地指出，丢弃社会担当是当代诗人的痼疾并再度呼吁诗人不要逃离生活，而要主动担当现实。面对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创作界和理论界首度如此心领神会，众口一词重提诗歌与时代、诗歌与大众、诗歌与社会的话题，我们几乎完全有理由将刚刚过去的2011年命名为新世纪中国诗歌介入和担当元年。
    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现实和大众精神情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阶层都无法回避的现实。作为当代精神情感本体的承担者和言说者，我们时代的诗人如果漠视或逃避这种现实，不仅不可能真实地理解并发现当代人内心精神和现实境况，而且在丧失“当代性”的前提下，我们甚至也无法真实而确切地表达自己。也许正是在这种前提下，2011年新春伊始，一大批对当代诗歌前景充满担忧的诗人开始有意识调整诗歌视角，试图以与时代生活并行不悖的方式关注、关心、体味、认知当代和当下，让诗歌的光芒照亮现实生活的每一天和每一个角落：“像一粒粒蜘蛛/他们爬到城市里织网。织着/织着，就把自己织到天上去了”（唐以洪《半空中的劳作》。《打工诗歌》2011年第3期）、“同样是八月秋色，风在已不再怒号/千万间广厦之上/时代在歌唱/一个人在下面哭泣/高尚的时代下面/一个人在哭泣/由于隔着门帘 我看不清是不是杜甫”（柯平《对门装修》。《扬子江》诗刊2011年第4期）这种对时代生活现实的反观与审视，已经远非早年“打工诗歌”那种表象而表面地摹写工厂、车间、流水线对个体生命磨损的隐痛所能涵盖的了。这种充满悲悯与反思的表达，是经历了极度“个人化”写作滥觞后，诗人试图从情感、精神和行为上让自己的写作与当代生活现实融为一体并进入是现实生活的内部和深处，恢复并重建诗歌与现实社会对应关系有意义的探索：“人民  不论是楷体的/还是宋体的  只要还在纸上/就是一个词汇/只有贴紧土地的地方/人民  才栩栩如生”（潘洗尘《宋体拟或楷体的人民》。《诗刊》上半月刊2011年第10期）事实上，在2011年大大小小诗报诗刊上，类似“六月，一个国家诺大的考场/就像等待收割的金黄麦地/酝酿着即将到来的暴雨”（王黎明《六月》。《星星》诗刊2011第2期）、“我爱北川新城，这刚满三周岁的孩子/你用小桥流水讲述着流利的四川方言/你用白墙灰瓦、木梁竹椽/装点龙门阵里的西蜀人家和风景”（李自国《北川啊忘川》。《星星》诗刊2011年第5期）这样关注与当代中国人生活和情感息息相关重大事件的作品，不仅从一个方面映现并记录了当代中国的现实风貌，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当代诗歌在回归中国诗歌伟大传统的道路上，已经有意无意地开始了对于当代生活本质性揭示，朝着精神情感史意义上的创作接近、靠近的努力：“全国山河一片红/在十月的天空下，一朵一朵的白云/也是红彤彤的/但那座漂浮在海上的岛屿是黑的”（谷禾《少年时.1966》）、“没有坟冢和墓碑/只有沙碛、碎石和枯蓬/滚动丘岗间”（李瑛《在格尔木陵园》。《中国作家》2011年第8期）、“北京充满了巧克力的味儿。/我也拥有一张皮，/一片白雪和旧鼓楼。”（殷龙龙《旧鼓楼心迹》。《诗刊》下半月刊2011年第3期）由于我们是当代生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们的诗歌不仅有必要而且有义务进入当代生活关键环节，尽可能接近真实地为将来必然被淡忘的当代生活留下情感和精神的回声。所以，2011年的中国诗坛正是在一种有效介入公众情感和大众生活的呼唤下，伴随着如谢冕所言“惟有忠实于当代生活的诗人，才有可能影响于后世”的诗学意识的复苏与觉醒，诗人们才拥有了更其敏锐的感知能力和表达可能：“我也想乘黄鹤而去/驾一缕青烟，雾化成仙/可我皮肉伤俗尘太多/只能站在这楼上空想”（商震《黄鹤楼空想》。《星星诗刊》2011年第2期）诗人对于现实生活的介入，而应该是对现实社会有深度的思考、对人类道义和良知的维护与呼唤。在这一点上，最能凸显2011年中国诗歌走向现实，有效介入公众生活的例证，莫过于7月23日温州动车组追尾事件发生后《诗歌月刊》9月号推出的“723动车事故诗抄”。动车追尾事件发生一经发生，早在三年前“5.12”汶川大地震中当代诗坛被鲜血与生命唤醒的普世意识骤然觉醒，数十位诗人不约而同集体出场，利用博客和微博集合数十位诗人向死难者发出哀悼，对大众质疑的铁道部救援问题表示深刻关注和质疑。《诗歌月刊》集中刊发的41位诗人充满良知和正义的诗歌，几乎可以目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人当代社会群体意识的大回归：“让亿万人痛心疾首的是两列火车吗？/不，那是祖国的两行热泪/祖国哭了/我多么想能有理由安慰祖国——/:别哭，他们都还好好的…………’”（洪烛《祖国哭了》）“妈妈，天黑下来了/如此冰凉。你把上帝留下好吗？/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自回家”（唐河《妈妈，把上帝留下好吗》），当我们面对荣荣的《头七》、马知遥的《祖国，我的妹妹丢了》、纯子的《恳求祖国的列车》等这些充满追问和哭诉的诗歌之际，谁敢说阅读这样的诗歌时我们的内心会比三年前那首《孩子，快拉住妈妈的手》更轻松呢？更深层面的意义则在于，《诗歌月刊》这次当代诗人的集体行动，让诗歌介入公众生活，承担时代和现实道义成为可能。
    对当下生活多方位介入、多角度思考，对当代精神境况的关注，让我们明确地感觉到，2011年的中国诗歌正朝向当代生活内核和深处步步逼进：“每个人身体里的泥沙都比黄河多/可以种紫荆树，五月开花，十月纷飞”（杨方《过黄河》。《人民文学》2011年第11期）在更开阔的范围内，我们发现2011年诗歌视野的开拓与对当代生活的反观审视，则源于这一年有更多的诗人将自己对诗歌和现实的种种思考，明确无误地根植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特殊时代、特殊社会阶层和特殊社会生存现实之中：“全球化其实是让人们/比以前更认同国家/而曾经的家庭痕迹/像一根线缝在了国旗上”（严力《无限上网》。《都市生活》1011年底9期）因此即便是面对一些传统题材，诗人们在表达和言说之际似乎更愿意将时代和现实的呼吸自然而然地置放在诗歌内部，让我们从具体的生活中感受到更辽阔的时代脉动。面对“回到不硌脚的月亮地/回到玉米中间，南瓜花中间/回到爹娘的遗像旁/回到理他们的坟茔近些的地方”（丁可《向故乡撤退》。《扬子江》诗刊，2011年第4期）、“我认得出来/它是洗净天空的那一种露水/是让云朵睁开眼睛的/那一种露水”（周舟《剩下的一个早晨》。《星星》诗刊，2011年第2期）和韩东“一些人的嘴张开，又闭上了/在反复的开合之间，一些词语/从里头出来，一些冷风/窜了进去/就像他们来自一个大地方，来自世界/就像我所在的世界不是我的/仅仅是他们的”（《电梯门及其他》。《敬亭山》诗刊2011年春卷）这样的情绪，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在类似本年度席卷而来的“逃离京上广”都市生存压力狂飙袭击下，当代都市人共有的精神困境，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思乡情结和乡土意识。当然，更多诗人则试图以身份转换的方式进入社会底层生活现实，理解并发现时代现实真相：“几个老人在月色中闲聊/关于今年的收成和明春的打算/一个说：杂粮涨价了，明年改种红薯/一个说：橘子价贱，烂在树上”（刘春《月光》。《海拔》总第11期）、“那个丑陋、邋遢的中年女人/径直走向你/向你哭诉：下岗多年/体弱多病，只求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兰雪《阿香，这个名字》。《第三岸》2011年第2期）、“我听见马渠的梯田里黑铁哭泣/一群羊群经过，漫天烟尘和灰烬/谁将在失恋的季节摘下果实？谁用一坡日光/淘洗皮肤。谁在等待？来年的光阴”（单永珍《马渠：羊皮上的斑点》。《草根诗歌》总第7期）走向现实，面向大众的诗歌意识觉醒，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如现实一样真实的生活，也让诗人对自己和人类的灵魂看得更加真切：“我常常有点骄傲，但我的缺点比优点更加美好”（马莉《春天，你的病好些了吗》。《人民文学》2011年第1期）、“我渐老，口拙。这些年里/屈服的事物太多：时光、金钱、爱情和那种疾病/季节之手、长河落日、死/除了爱，我有一个梦想”（白玛措木《我有一个梦想》。《中国诗歌》2011年第5期）“在一望无际的残塬上/张铁匠一天比一天消瘦  弱不禁风/最后只剩下一张苍凉的人皮”（高凯《张铁匠小传》。《星星》诗刊）诗歌对于当代生活的介入和担当，其实是对时代精神与灵魂的参悟、发现和呈现，而并非简单的呈现生活本身。因此如果说，诸如“假设孩子们请寺院的佛/纠正我们曾经的错误/黑夜，可以掩饰我们的脸红吗？”（阳飏《庙海子客店》。《星星》诗刊2011年第2期）和“十年沧桑，不堪回首/我始终义无返顾地往前赶/我将去哪里，哪里才是我想要驻足的家园？”（王志国《栀子花又开了》。《星星》诗刊2011年第2期）的表达，尚停留现实生活光照中诗人对自我精神状态的内省和生存境况质疑的话，那么如石厉《致大海》里“经过肮脏交易的钢筋水泥/正涂改着陆地的面孔/让大海思念的故乡越来越陌生/天刚放亮，海水终于冲破海岸/咆哮着波向污秽的城市/整个城市就像哭过一样”（《诗刊》上半月刊2011年第11期）、于坚“为了维持不朽，牧师们将塑胶填进你的胸膛/当落日收服了纽约的帝国大厦  股市关门/拜物者一个个钻进车厢驶向郊外的玻璃之暮”（《壬午秋咏长江》。《诗刊》上半月刊2011年第11期），以及“顶着狂雪，我的内心/写满一个男人的硬朗与喜悦，我要邀请/今夜的大地，只为你一个人盛装/大地之灯，也为你点亮”（耿翔《大地之灯》。《诗刊》下半月刊2011年第5期）的诗歌所展示的，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精神、情感、和心灵深处最切隐秘而壮烈的情感波动。这种胶合了现实人生经验与当代生活真相的诗歌，不仅直抵当代生活本相，而且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史诗意义上的诗歌风范。
    一旦强调对当代生活的担当与介入，那么对当代政治生活的关注也就成了我们不可避免的诗歌现实。因为在任何时候，政治都是这个时代最本质的当代生活要素，因此要真实而深刻地表现诗人和艺术家所处的那个时代，对政治生活的适度介入与适当参与，不仅能够让我们目睹并见证时代生活本相，而且可以让我们对一个民族精神史和心灵史获得确切的理解和认知：“可你没有经历过我所经历的年代/当地狱如影相随/疯狗用两条腿走路/我只记住了你照片上/亲切温暖的微笑/因为那些年，中国人已经不会笑了”（韩作荣《写在雷锋纪念馆》。《人民文学》2011年第4期）一个原本可能会十分生冷刻板的政治题材，映照的却是一个民所经历的一段人性泯灭的历史和痛定思痛的人性沉思。同样，“墙上/密密麻麻写满/成千上万/死难者的名字//几乎可以确定只要再看第二眼/我就会看见/自己的名字”（朱剑《南京大屠杀》。《白》诗歌2011总第6期）对南京大屠杀的反观，“他们告吹的理由/是女同志觉得/男同志心不红”（马非《1957年的爱情》。《中西诗歌》2011年第3期）对历史的反思，“他光着上身做深呼吸 之后/他扬起双臂/硕大的锤子急促而下/砸在铁砧上  火光四射/犹如杂种锈蚀之钟  砸在铁甲之器上/他把肉体解救出来  把灵魂解救出来”（秦舟《铁匠——致艾哈迈德.内贾德》。《阵地》诗报2011年总第22期）对国际风云的关注都在说明，介入当代生活并主动进入对时政和事关人类和平与幸福的政治主题的表达，不仅开拓了2011年度诗歌创作题材视野，而且标示着当代诗歌正在走出自我封闭、自我表达的魔圈，向着在当代意识呼唤下更加辽阔深沉、丰富多彩的时代现实前行。2011年是辛亥革命10周年，《诗刊》《星星》诗刊等刊物举办的主题征文和推出的诗歌专辑，也涌现出不少具有宏大主题、深刻政治思考和深沉文化背景的诗作。许多著名诗人以诗歌的方式直接介入对近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境遇思考，显示出2011年诗歌的开阔心境。其中从黄亚洲《伟人的时刻》（《诗刊》上半月刊2011年第7期）、杨克《孙中山》（《诗刊》上半月刊2011年第3期）、刘福君《诗意毛泽东》（《诗刊》上半月刊2011第4期）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代伟人朴素真实的内心情感，更为诗人所创造的中华民族伟岸、高迈灵魂所震撼、感动。
    任何时代真象不仅存现于重大社会事件之中，更蕴含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经历之中。对或许并不确定地标示当代生活主题的芸芸众生生存世相的关注、对剧烈社会变革中人所共有的有限快乐和轻微伤痛的体认，本来就是近年当代诗歌试图寻找在精神意识上与大众沟通探索已久的方式。“八斗湾教学点的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没人接过退休教师的钥匙”（李鸿根《那扇门“咣当”一声》。《诗刊》上半月刊2011年第5期）写的是当代中国偏远乡村农村教育的尴尬处境，“我不知道，这块煤能否到达天堂/但我知道，残缺的天空下面/是一群切肤痛创的亲人/他们看不到光”（江耶《残缺的天空》。《诗刊》上半月刊2011年第5期）则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的发生在我国的矿难在诗人内心引发的隐痛与震颤，“我努力叫唤着仿佛我还能叫住他们/我也不想放开他们的手那里有我想知道的未来”（荣荣《垂死的人》。《扬子江》诗刊2011年第4期）则是我们在所有时代都依依不舍的对生命的依恋。更多的时候，诗人们更期望从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中把握时代的精神走向：“山梁上的人家，一户占一个山头，广种薄收/房子建在避风向阳的地方/牛羊同圈，狗和猫相安无事/日子总是四平八稳，像一个垂暮的老人”（王怀凌《山梁上的人家。《诗刊》下半月刊2011年第11期》）这是干旱少雨的西海固山区的生活现实，“母亲站在秋风中  弯着腰/目送一个大土豆/背着几个小土豆去了兰州”（牛庆国《刨土豆的母亲》。《诗刊》下半月刊2011年第11期）这同样是许多中国农村至今无法回避的生存现实。自然，类似“望着水面飘来的垃圾/我烦躁得浑身长满鳞甲/再也无法垂钓”（龙郁《手机上的钓钩》。《星星》诗刊2011年第4期）、“从炒地图到炒锂电/从稀土战略到煤飞色舞/再到引爆高铁/无数耀眼的股市明星就这样诞生”（李拜天《开市》。《星星》诗刊2011年第4期）、“谁的汗珠和眼泪和水泥一起搅进地基？/谁的肩膀扶正了钢筋水泥大柱？/谁的手上的裂口让鲜血给大厦印上了出生证明？/谁的身影在吊塔上让落日点燃？”（叶延滨《对一座长高城市的发问》。《扬子江》诗刊2011年第4期）这样的作品，则几乎已经深入到了当代社会经济和生存现实肌理最深处。于是，关注、关切、介入、担当并保持与时代并行的脚步和温度，也就成了2011年中国诗坛最让人振奋的创作实绩。
    与时代同步，与大众共悲欢，和当代中国潮起潮落的社会现实共同经历并担当变革和发展的喜怒哀乐，虽然并非2011年中国诗坛的唯一主题，但弥漫在2011年中国诗坛的主动担当并介入当代生活的使命意识，则是2011年中国诗坛最充满活力的创作动力。其深层的意义则是，当代中国诗歌在经历了长时期被冷落、边缘化困境后，担当意识的自主回归，既是诗人与诗歌的自救行为，更是探求当代诗歌前景有意义的尝试。以进入21世纪第11个年头——2011年为标志，一旦这种与时代同呼吸，和大众共命运的诗学观念不断得以发展和升华，中国诗歌在恢复延续两千多年的伟大诗歌传统的同时，必将创造出更多、更经典、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和人民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