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和土语，本是结在同一条藤上的瓜，似乎有方言就有土语，或者说方言就是土语，可是多少年来，我一直都觉得我的辽南庄河只有土语没有方言。那土语，土到了掉渣，根本端不上台面，说出来让人羞愧。记得读小学三年级时，我们班来了一个叫方丽敏的新生，是大连下放户子女，有一天，她与我的女伴季秀莲先后被老师点名朗读课文，结果，两个人朗读结束，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同学们笑话的，自然不是季秀莲而是方丽敏，是她普通话的怪腔怪调——那样的声音似乎只适合在广播和收音机里，在课堂上听到，就显得怪腔怪调。可是我没笑，我不但没笑，还为季秀莲感到羞愧。

　　那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家乡的土话感到羞愧。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羞愧的力量，因为就是那一天放学，我抛弃了每天都牵手一起走的季秀莲，去追赶那个说话好听的方丽敏，与她牵手。结果，季秀莲从此不和我说话，直到三年之后小学毕业。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每天要去面对一双敌视的目光，那无疑是巨大的人生苦难，可是我已经无法挽回。

　　实际上，亲近方丽敏的后果不光让我失去友谊，还让我的羞愧更加如影随形，因为在乡野的人群里，你可以随便说话，可和方丽敏在一起，等于丑八怪为自己搬来了镜子，而当既有方丽敏又有季秀莲们的场合，我往往一张嘴就气短心虚，因为只要你学方丽敏，就会遭到同伴取笑，而许多时候，在有我的人群里，季秀莲不但有意用土语说话，还要狠狠地加重语气。也就是说，我为羞愧付出了代价，可这代价并没为我赢得骄傲和自信。

　　实际上，小学毕业后上到初中，境况并没有变好，虽然和季秀莲再没分到一个班，我没有了一双处处敌视的目光（小学毕业时她已经主动与我和好了），可是初一的班主任曹老师竟然是大连下乡的“五七”战士，她强调不光朗读课文，就是回答问题也要说普通话，而同一班级、一些与我们沿海村庄隔着十几里路的北部山区学生，他们的语音竟然比我们好听，虽说不是普通话，也不像我们那么土，我是说，当那个端不上台面的语音动辄就像藏在身体里的耗子，一不留意就窜了出来，当老师在眼与耳的聆听中总是对着我们海边学生摇头，羞愧里充斥的，便是与命运有关的更为复杂的东西了，仿佛上天有意制造了命运的不公。

　　羞愧之所以有力量，是它来自对本属于自己那部分生活的厌弃，就像厌弃长在脸上的胎记。它虽不在脸上，却是一张嘴就露了馅的，而那动辄就露了馅的土语，不仅是指那些习以为常的对名词和动词的独特表达，比如称“昨天”为“夜个”，“明天”为“蒙儿”，称“我”为“俺”，“你们”为“恁”，那个动辄耗子一样窜出来的土语，还有一种粗重的多以三声和四声为主的音调，是没有zhi、chi、shi卷舌音，没有一、二声的上扬音的生硬语音，可是，当这样长在我们身体里、本是带着金属质地的语音说出来却不能理直气壮时，那些“夜个”和“蒙儿”这些名词的表达，也像脏水里的孩子，一同被连累进去了。

　　二十岁那一年，那胎记一样有着独特标识的土语终于上了台面，那是读辽宁大学中文函授的时候，课本在方言这一章这样写道：在辽南有一个地方，说话的声母里没有zhi、chi、shi，只有j、q、x，没有一声和二声，只有三和四声，叫“吃饭”为“起饭”，叫“石头”为“细透”，这个地方，指的就是庄河沿海。小小一个庄河沿海的一块地方，说话的发音被写到大学的课本里，上了教科书，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可是我当时不但不高兴，却像被人揭了伤疤一样难受。因为面授的老师讲完这一节，就有从大连下乡到庄河的学员用庄河话取笑，说你猜庄河人说“小车拉小石头，小石头掉下来砸小脚趾头”怎么说么？怎么说？“小切拉小细透，小细透掉下来砸小觉季透。”没有人知道我当时的感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张嘴的羞愧才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当我通过日记开始了我的“抒情时代”，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说话的安全，因为它不需要面对耳朵，那声音一经落到纸面，就不是听，而是看，是通过看来听，而这样的时候，我可以放松地用与普通话接近的语文腔，努力去寻找的zhi、chi、shi音，像在稻田里拔除稗草一样拔除j、q、x音，其实那时候，我所学到的造句词汇并不能准确地表达我想表达的感受和心声，而知识的贫乏、阅读的缺血，不管我多么想端庄而优雅地把话语落到纸面，它还是不经意地就破坏了惯常的语法，不伦不类，但不管怎样，我都义无反顾地在书写中远离我的土话音调，就像当初义无反顾地背叛季秀莲去追赶方丽敏。重要的是，这种背叛因为只有自己知道，它安全，它因安全而舒适，因舒适而能更大胆地向内心开拓，从而塑造出另一个有尊严的自我。它看起来像隐私一样不可告人，但它通过书写在向另一个世界敞开，那世界有众多的方丽敏和曹老师们……

　　很显然，在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视我的土语为不可告人的隐私，我一路都在逃避它拔除它，虽然偶尔地，也会有“俺”和“恁”出现，但它们都是在乡村人物的对话中，且用起来小心翼翼，怀着自揭伤疤般的隐痛。然而有一天，却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现在回想，已经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大致是我有了创作的自觉，走出了我以倾诉为目的的“抒情时代”，我的眼界在打开，阅读视野在扩大，对文学——更具体地说，对小说所通达的神秘世界有了更深入的认知，我渐渐知道那些令我羞愧的胎记一样的标识在文学里的价值和意义，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我有机会通过写作走出乡村，回过头去看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去看当年弃我而去的季秀莲，我对她的行为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她看上去冥顽不化，拒绝接受新生事物，其实表达的是另一种向往。然而当他们发现生命中许多东西不可改变，很早就了知宿命，他们便不计后果也不惧后果地，倔强又决绝，笃定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倔强和决绝，正是我故乡大多数父老乡亲的性格特征。我是说，当我有了如此认知，当有一天我在作品里遇到季秀莲，让她大胆地说着她富有个性的土话，把“石头”说成“细透”，把“明天”说成“蒙儿”，遇到反对的事物，把“别弄了”说成“败弄了”——“败”，这是我们家乡最经典的土语，它替代了“别”，有着掷地有声的重量，然而不幸的是，我却遇到了出版的麻烦。印象最深的是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在出版前，编辑转告了校对专家对这些方言土语的态度，大致是：这些方言不是东北话，没有广泛的代表性。而在一部写东北乡村的作品里为这些话另作注释没有意义，也并不能对塑造人物性格有什么帮助。可以想见，本来就为自己地方土语心虚的我对此是什么态度，我没有坚持，弱弱地表示了接受，然而我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觉得有些遗憾有些被打击，我在想为什么上海话广东话山东话陕西话不用注释就可以写进作品里，而我不可以？一方面又隐隐地受到了鼓舞，似乎很小时候就有的羞愧感得到了某种印证，然而一个让我迷惑不解的现象是，从大地域的角度，我确实是东北人，可是我出生成长的辽南沿海，并不说东北话，那个后来以小品明星所广告天下的东北话与我们的土语相差十万八千里，就连最常用的“咋的”“干啥”，我们也不会说。我们的土语，倒是与山东人相近，可奇怪的是，就连我自己都觉得，那“夜个”和“蒙儿”出现在齐鲁大地的作家笔下，你觉得那么地道，好像就该是这个样子，真就“有广泛的代表性”，而跨过一个海峡，来到我们的土地上，顿然就面目模糊，就失去了名分，没有了权威，就像风消失在风中。

　　实际上，辽南人大多是山东人的后裔，从明清到民国，闯关东的流民在黄海沿海登陆，就把胶东语言带到了辽南庄河一带，生成了官方命名的所谓胶辽语系，我的高祖，就来自山东省海阳县登州府，可话语是什么？它何以一经在黄海上岸登陆，就脱离了正宗的胶东方言，就土得没了特点，就在众人的场合气短心虚？记得当年倪萍有一个用山东方言报天气预报的小品，说“大钵（北）风今儿刮蒙儿刮后儿个还刮”，那里所有字的念法都和我们一样，可是，那轻柔的音调，那软软的语气，那撒娇般的韵味，不但不让人气短心虚，不让你羞愧，且有一种音乐般的美感，听来让人享受。

　　这真是不能不让我这个以写作为志业的庄河人感到尴尬，我们生在东北，却没有东北“那旮旯”广为周知的方言，我们是山东的后裔，却又说不出山东人软软的女人撒娇般的韵味，那语音，何以一经跨海就变得狠重、粗糙、坚硬？它变了味，又为什么没往更广大的世界扩散，只形成了庄河沿海从东到西几十公里的一小溜儿？而我，又为什么出生在这一小溜里？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地理、环境、气候、土壤的变化都改变着一切，庄河北部依山，南部环海，山隙水形成无数条大河南流入海，河海交汇之处，就留住了流民的脚步，我是想，如果闯关东来的人们向北方更广大的地方挺进，这杂交的土语是不是就有了大面积的生长，就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如果面积广大，是不是就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审美习惯，变丑为美，变土为洋，变难听为好听，就像物质的从量变到质变？

　　我不知道。

　　显而易见的是，当我一边感慨着“一小溜儿”土语面积的不公平命运，一边在写作中堂而皇之地向普通话靠近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宿命的安排，就像季秀莲们笃定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一样，虽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以来都处在尴尬的境地，当人们谈论东北作家时，我包含在东北，可我的“东北”却是辽南最南边狭窄的一小溜儿。它语音归宿上狭窄，地貌上却濒临开阔无垠的大海，它因为濒临大海，17世纪时就舟楫往来频繁，就与朝鲜、日本、我国上海等外面世界有着贸易往来，当外来文明很早就在沿海登陆，这里的人们，价值观里也就比内地人少了一些对土地的坚守，多了一些对外来文明的崇尚，即使有一天他们像季秀莲一样了知宿命，性格也是倔强的、决绝的，不计后果也不惧后果的，缺乏黑土地以及中原黄土地上人们那种苦中作乐的幽默，把玩生活的圆融……

　　当然，我并没为此觉得自己损失了什么，事实或许恰恰相反，正因为我地域处境的特殊，才让我这些年来，不断地回过头来，去一次又一次重新打量庄河、认识庄河，就像不断地重新认识自我一样——实际上，不能去主动与季秀莲和好，不计后果地承受三年的孤独，也证明我和季秀莲一无二致的倔强和决绝。

　　这看上去，是有关方言写作的题外话了，但其实它正暗合了我对方言写作的态度，当我知道我家乡的土语登不了大雅之堂，我更愿意在“人、人心、人性”的世界轻松上阵，因为说到底，文学以及文学名下的小说，其使命是“探求心灵的内在事件，揭示隐秘而说不清的感情”，是要“进入事物的灵魂”，那能够燃烧灵魂的复杂的感情是可以通过言语来冲破言语的羁绊，寻求灵魂与灵魂的沟通的。当一些伟大作家誓愿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方言叙事，以其“最能表达人的神理”，或者在方言的注释里建立风物史志般的价值世界，使阅读成为研读的时候，另一些伟大作家则努力用另一种方式来亲近读者，我所喜爱的意大利作家黛莱达，在其长篇小说《邪恶之路》里，她描写一个做过烧炭工的酒店老板遇到外乡人时这样写道：“他的语言很怪，纯粹的锡耶那口音里带上了撒丁岛的方言，就像金子上涂了一层油。”（注释：引自格拉齐亚·黛莱达长篇小说《邪恶之路》，漓江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译者：吕同六）作为中国读者，我无法感知锡耶那口音里带上了撒丁岛的方言是什么味道，但“金子上涂了层油”这种表达，把一个老土著固执而又自信的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翻译家孙法里先生，在他翻译的英国作家哈代《苔丝》的译者后记里这样写道：“《苔丝》出版之后，哈代又对它作了多次修改，不但把删去的和改写部分恢复原样，而且又根据哈代自己思想的变化，对角色、事件、地理、时间、方言等等方面反复作了修改……”（注释：引自哈代长篇小说《苔丝》，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438页。译者：孙法理）我无法知道哈代在方言方面做了哪些修改，也无法知道翻译家进行了怎样的由英语到汉语的艰难转换，但当你通过阅读，对哈代笔下英国泰晤士河以西、英吉利海峡以北方圆不到一百里土地上的“一片风景加一个人的灵魂”有了切肤的感知和同情，你便更愿意相信，一些年来，一直都在写作中拔稗子一样拔掉土语，以标准话普通话的方式去走进所能感知的事物内部人心内部，或许并不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可有意思的是，不久前的某一天，在一会上，遇到一位读博士时期就研究过我作品的大学教授，他说孙老师你这几年怎么写得少了，我着急看到你的新作呐，你知道吗我是离你家乡很近的普兰店人，你作品中的庄河话让我感到特别亲切。

　　我作品里竟然还有庄河话，这可太让我惊奇了！

　　多年以前，读过台湾作家张大春的著作《小说稗类》，他在阐释古人把小说比喻成稗类时这样说道：“稗字如果不作‘小’‘别’义解，而纯就其植物属性论，说小说如稗，我又满心景慕。因为它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人若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注释：引自张大春著《小说稗类》“说稗”第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时想起张大春，不是为了赞同他的小说观，而是由他的话，想起还在乡村时所干过的在稻田里拔稗子的农活，那是我最厌恶的一种农活，因为拔稗时节正是夏天的多雨季节，一个人脚泡在泥水里身上还要淋着雨水，常常就弄成落汤鸡，关键是稗苗和稻苗长得太像了，辨认起来特别困难，拔不干净时，总要遭到大人的挑剔和指责，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你累了整整一个季节，承受了无穷的劳累和责难，到了秋天，却发现你拔过的稻田里还是长出了一株株稗子——

　　这不由得让我觉得，在小说如稗类一样的野生和自由里，还包括了如我一样的境遇：不管羞愧多么有力量，我多么想在写作中逃离我的土语，那些藏在身体里的东西总是会偷偷摸摸长出来，就像长在野地里的稗子。

　　这难道不好吗？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