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奖优秀作家奖——陈福民

　　作家简介：陈福民，著名学者、批评家。文学博士。1996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理事。著有文学评论集《阅读与批评的力量》、历史文化随笔集《北纬四十度》等。

　　作品简介：《北纬四十度》是第一部围绕北纬四十度进行探究民族融合与民族历史的文化大散文，也是文学创作的细腻笔法与历史研究的严谨姿态的结合。他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经，以北纬四十度地理带为纬，绘制出一幅“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既重新塑造了千年时空中已被充分想象过的历史人物，打开了曾被遮蔽的历史面相，又在这种重构和再次对话的过程中，在不同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塑造的大背景下，呈现出饱含人文关怀和文学深情的历史价值观。

　　陈福民《北纬四十度》授奖辞

　　《北纬四十度》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经，以北纬四十度地带为纬，以行走和凝思绘制出一幅探究民族文化精神的千里江山图。古迹与文脉互见，历史感和现场感相契，作品既是个人阅历对宏大民族集体记忆的呼应，也是文化传创与文明融合的回响，抱玉握珠的叙述，展现出现代化历程上中国学人的历史意识、人文关怀和文学深情。

　　有鉴于此，特授予陈福民第六届朱自清散文奖优秀作家奖。

　　选读：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

　　四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北纬40°这条地理带上，赵武灵王修筑了中国最早的北部长城，西端终点至东经107°的高阙塞，我们还知道，这条长城坐落于呼和浩特、包头以北。那么问题来了，都城在邯郸的赵国，是怎样与远在阴山大漠的呼和浩特、包头以及临河扯上关系的呢？在我少年时代读《史记》读到名将李牧的故事时，这个问题就曾困扰过我。《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就是说，李牧常驻今天张家口蔚县、山西代县一带防御匈奴。小孩子读书只看故事不求甚解，被贵为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李牧所吸引，想象他的英武，追慕他的成就，悼惜他的无端屈死，却从未认真想过“赵之北边”与邯郸的关系，也不知道这正是“胡服骑射”的结果。这也难怪吧，无论现在的呼和浩特、包头有多么亲切，在那个时代它们与中原文化圈的距离仍然是遥远的。我想，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战国时代真正与中国北方地区发生文化乃至文明交流关系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甚至，秦统一天下后对北部边境的认定，也是完全沿袭了赵国北长城一线。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汉·东汉”卷对此有非常清晰准确的标志。

　　赵国与中国北部地区的联系，始自晋文公。其中的缘由，是因为晋文公重臣、执掌晋国国政的赵家先祖赵衰，被晋文公封为原大夫，封邑即今天的原平县，其后赵氏一族尽管在晋公室执政，但其主要力量和活动根据地都在晋国北部。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赵家得到了晋国绝大部分北部地区，是为赵国。据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赵—中山》册页，可以看到在原平的东北方，正是代、雁门一带地区构成的赵国边境线——没错，就是那条显赫的地理带北纬40°。这也决定了赵国在北边长期的军事活动是其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顺便说一句，三晋时期赵国的首个都城在太原稍南边的晋阳，其后东迁中牟，前386年才由赵敬侯迁都到邯郸。

　　也许是因为太有名的缘故吧，人们牢牢地记住了邯郸这个城市，并将其与赵国牢牢捆绑在一起了。“廉蔺将相和”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和解的典范、平原君赵胜作为“战国四公子”的贤名、“长平之战”惨败之后邯郸的恐惧与颤抖、“窃符救赵”之魏公子信陵君等等，太多被广泛传播的历史事件以文学故事的方式强化了邯郸作为赵国首都的影响。与此同时，像代、雁门、李牧、“赵之北边”等等，这些关乎赵国乃至中国历史的关键词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以至于人们说到赵国只知有邯郸，不知有“北边”。这是绝大的认知盲区，而这个盲区，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中国北方地区民族之间交往的认知模糊乃至错误。

　　根据《史记》和《战国策》，从赵武灵王就位元年至十九年间，赵国与秦、韩、魏、齐几个列强邻居互有攻伐，大概就是今天你破我一军，明天我拔你两城，然后两家又忽然和好会盟，再去攻打第三个邻居，印象中都是毫无章法、非常幼稚非常沉闷无聊的循环性游戏。而有关“赵之北边”的事务，无论《史记》还是《战国策》，都没有记载，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仿佛从未有什么发生过，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就“胡服骑射”的内容看，赵武灵王战略构想之锋芒所向，明显不是或主要不是上面几个列强邻居，而是“胡”——北方游牧部落。按照正常思路，放着几个列强邻居的频繁侵扰不管，而是由国君亲自下令，以国家动员的方式去动“安静无事”的北边的脑筋，这在逻辑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因此，合理的解释就是，有关“赵之北边”在这十九年中的事务没有被历史记录下来，但实际情形，很可能是相当严重和危急的，因此才促使赵武灵王做出了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伟大决定。

　　五

　　老舍先生的《茶馆》第一幕写得极其精彩。大太监庞总管早就看不惯主张“维新”的民族企业家秦二爷，两人在茶馆中“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有一段著名的攻心对白。庞太监图穷匕见，对秦二爷发出了赤裸裸的恫吓：“太后下旨，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这往后啊，谁要是敢改祖宗的章程儿，谁就得掉脑袋！”与这种霸气侧漏、杀气腾腾的恐怖主义宣言相比，赵武灵王要比谭嗣同、秦二爷们幸运得多，作为一国之君他头顶没有太后，也没人敢威胁他，完全自己说了算，不存在“掉脑袋”的风险。但他的处境，也并不轻松。

　　“胡服骑射”包含两个内容，“胡服”就是脱掉传统的中原服装，换上北方游牧民族的衣裳，“骑射”就是骑在马上发射弓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春秋战国时士大夫的传统服装一袭长袍拖在地上。民间服装或许没这么讲究，但打起仗来必然也是多有不便之处，尤其无法建设一支常备骑兵部队。而游牧民族士兵骑在马上发射弓箭打了就跑的机动性优势，是中原笨重迟缓的战车与步兵根本无法匹敌的。赵武灵王是个英明决断的人，这么明显的好处他肯定是在心里想了很久很久，经过审慎研究思考才决心要学。然而事情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却要了传统士大夫的命根子。参考“君子死冠不免”的子路，以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社会女子，可知改革之难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绝非夸大其词。此刻，想让赵国士大夫们脱下长袍换上短打扮，他们不干了。

　　（武灵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史记·赵世家》）

　　这是“胡服骑射”的起因，也是“胡服骑射”在历史记载上首次出现。但是，“群臣皆不欲”——除了楼缓，赵国士大夫们都不赞成。

　　举凡《史记·赵世家》全文，大部分史实都是一笔带过，惟有在记述“胡服骑射”这个事件时，司马迁不吝篇幅，用笔细腻，人物对话、辩驳入情入理，传神毕肖，真是难得好文章。而赵武灵王此刻不只是一个国君，更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人物”，他的想象力、决断力、辩才无碍与人格魅力，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于是肥义侍，王曰：“……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则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史记·赵世家》）

　　看得出来，赵武灵王对于“世人”的议论与反对是忧心忡忡的。上一段的“吾欲胡服”是试探阶段，观看群臣的反应，这一段则是与重臣肥义单独讨论，如何面对“天下”的喧哗。最后下决心的那句话很有趣：“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就是说，哪怕全世界都嘲笑我，我也要坚决拿下胡地和中山！这句赌气发狠的没头没脑的话，很像是自言自语和内心剖白，不仅宣示了赵武灵王在这件事情上百折不挠的决心，而且还因此完全印证了他特别属意于西北部边境的战略构想。

　　但事情仍然不顺利。“于是遂胡服矣”这句话，说的是赵武灵王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了。当然，也会包括如楼缓、肥义等重要支持者，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仅“群臣皆不欲”，赵武灵王自己家里也出了个重量级的反对派公子成。这位公子成不仅是赵武灵王的亲叔叔，在家族当中拥有极高地位，而且可以想见的，他也一定是“群臣”的精神领袖。只要公子成拒绝接受“胡服”，赵武灵王要办成这件事就没有任何可能。

　　我年轻时是个偏向于简单激烈的人，因此把世事看得过于容易，顺便把帝王的权威也绝对化了。总是以为，一个事情的决定和推行，皇上——国君都批准了就该办，而且这次就是君王自己主动要办啊，还能办不成吗？皇上难道不是一个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吗？龙颜震怒：尔等大胆，不怕朕将尔等推出午门斩首并且灭尔九族吗？然而事情真的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往往实际的情形是，如果中层干部全都懒政拖着不办，国君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子，只有干着急的份儿。更何况他现在面临的还是家长、群臣明目张胆的反对。

　　由《史记·赵世家》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记录来看，可以肯定太史公对赵武灵王是非常认同且偏爱的。因为他用自己的笔，给赵武灵王拓展开了一个大展雄图、飞扬驰骋的机会。在记述赵国历史上面，《战国策·赵策》偏多说客们的纵横捭阖高谈阔论，也不乏伪托代入之言，与《史记·赵世家》有不少的出入，但在“胡服骑射”事件上，司马迁几乎完全接受了《战国策》的记述。只是改动了个别地方的几个字。赵武灵王的有礼有节不厌其烦及坚定决心，是整个“胡服骑射”事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太史公在这里也以极大的耐心详细描写了赵武灵王的论辩根据及说服过程。在特定的意义上，太史公几乎是在给赵武灵王一个人做“世家”。

　　公子成拒绝胡服，无视了君王的权威，但赵武灵王并未愠怒，而是派出使节再次致意：“寡人胡服，将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听于亲而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话说得是相当委婉客气，而公子成对此并不买账，托病不出，只是向使臣强调“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套义正辞严。使臣回来据实禀报，赵武灵王于是微笑着说：“我早就知道叔叔得的是什么病了，待我亲自去家里见他老人家。”

　　“家访”公子成及其后舌战“群臣”，从头到尾，赵武灵王没有处罚任何一个人，没有雷霆万钧之怒，没有强力压迫暴君专制，而是和风细雨，丝丝入扣，完全是一篇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且深谋远虑的策论，限于篇幅不再引述。倒是其中讲了很多金句值得提出来，如“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等等，颇具哲理警示意义。这个事情以赵武灵王大获全胜而结束：“始出胡服令”、“遂胡服招骑射”。

　　六

　　早期中原定居民族的文化“领先”于所谓“胡人”、“夷狄”，这是历史形成的。沿着以黄河为主体的河流，中原人民驯化作物学习耕种，建立定居点乃至规模更大的城镇，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并由此确立了程度不同的国家制度及其相应的典章礼仪，创造出文字和多种艺术形式。若以上述条件为前提去看待游牧民族，其差异性自然是相当鲜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非定居的游牧民族就没有自己的制度礼仪和“文化”。风俗习惯、礼仪制度因环境不同而各具其异，但文化与文明之间是可以通过交流对话而互取其“宜”的。这才是赵武灵王下决心“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根本原因。令我们深感惭愧的是，在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与理解上，赵武灵王几乎领先了我们两千年。每读《史记》和《战国策》，当看到反对派们在文化层面做文章，反复聒噪文明礼仪制度规范的绝对性，并以此诟病改革、易服时，其陈词滥调耳熟能详，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又回到了大清王朝。论辩双方，赵武灵王不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驱，也是对文明交流有自觉性的第一人，而公子成以及“群臣”则首次撑起了“华夷之辨”与“体用论”的大旗。他们显然无法知道，在两千年之后，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纠结与处境，将要再次上演。

　　本文全文刊载于2018-2《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