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代学人”，第一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露头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创的一代，代表人物有李何林、唐弢、王瑶、贾植芳、田仲济、钱谷融、陈瘦竹、吴宏聪等。第二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樊骏、乐黛云、严家炎、王信、支克坚、杨占升、朱金顺、王得后、黄修己、袁良骏、吴小美、朱德发、范伯群、陆耀东等。第三代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研究生，王富仁、吴福辉、赵园、温儒敏、我、陈平原、杨义、刘纳，以及陈思和、王晓明、许子东等都属于这一代。

谈到现代文学研究的“学人”，就不能不提到“学人研究”这个领域的开创者樊骏。他对第一代学者有两个重要概括。一是他们大都是具有左翼倾向的革命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有着一种血缘关系。因此把自己在文化和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他们有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往往兼学者和战士的双重身份”，“为科学和真理献身就是他们必然具有的学术思想和精神品格”。于是就有了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不同的学术特点和治学方法，樊骏将其概括为“现实感”和“当代性”。樊骏还强调，他们自有两个精神谱系：西方传统中的“普罗米修斯——但丁——浮士德——马克思”，还有中国、东方传统中的“屈原——鲁迅”。（以上讨论见钱理群《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收《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

第一代学人中开创“为学术而学术”传统的，是钱谷融先生。他宣称，“我素不讳言，我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派”“40年代我服膺唯美主义”“我学生时代受的是自由主义的教育”。他强调，自己除深受鲁迅、周作人影响之外，“朱光潜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他看来，文学艺术、学术研究具有一种“内在自足性”，本身就足以产生生命的愉悦与意义，无须在外在方面（政治作用、社会效应、商业效益）去寻找价值和满足。他也将自己的生命投掷其中，艺术与学术就是目的，只能为艺术、学术而写作，他也把学术研究当作艺术创作，对学术语言、表达有很高的要求。由此而形成了“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都能保存从容自在，悠游沉浸于自己所好之中”的生命状态。这也正是钱谷融先生所开创的“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最迷人之处。（参看《读钱谷融先生》，收《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

第二代学人处于第一代和第三代之间，就自觉承担了“历史中间物”的责任与使命。他们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在“文革”结束后，使学术研究正常化，即所谓“拨乱反正”。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学术研究队伍建设、学术格局重构中扮演的关键性的“学术启蒙者”的角色。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背着因袭的重担，肩起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们是我们这一代真诚的“理解”者、“指导”者、“解放”者，真正不遗余力，又从不张扬，不求回报。这就有了这一代“一切为了学术”的“纯粹”精神：他们自觉创造、维护一种纯粹的学术场，绝不讲人情，没有半点讲究人事关系的世俗气，不存在任何私心，没有任何个人学术地位、利益的考虑，一心追求学术的独立、自由与创新，真正做到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的文章写得不够格，照样“枪毙”；我们也不敢把稍微差一点的文章给他们，由此造成的是一种相当纯粹的学术境界。他们也是“律己极严”。我们私下议论，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我们是怎么也做不到的，不能不令人暗暗佩服：世界上哪有如此纯粹的人！这样的毫无私心的学术“公心”与“正气”构成的心灵的净土，学术的净土，真正可遇不可求。而他们自己却从不期待做我们的榜样，更多谈到自己的不足。这里需要特别提到杨占升先生，他对王富仁的保护、扶植，是明知王富仁在学术上的成就会超过自己，而主动地牺牲自己。这样的无私境界，实在令人感佩。我在回顾这一代人，不能不发出无限感慨：这样的“纯粹的人”，不会再有了。（参看《王信走了，那样的“纯粹的人”不会再有了》，收《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

这就说到我们第三代。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尽管也充满了曲折，但我们一旦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就成为历史的幸运者。一是直接受教于第一代。就像陈平原所说，王瑶那一代尽管开创了这门学科，随后就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到“文革”后获得解放，已经老了，就只得把全身心投掷于我们这些第一代研究生身上。我们也有了可能在他们的直接教诲下，继承他们开创的传统。我们的万幸，还在同时获得了第二代学人无私的保护与扶植。我多次谈到，乐黛云老师、严家炎老师对我的成长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这里就不多说了。

当然，我们这一代也自有特点。我以为，主要有二。

第一个是自觉的“开创”精神。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与上两代学者的关系，实际上是有三个阶段、层次的。一是自觉、全面地“继承”，把老师辈的全部经验、长处学到手，开始阶段还要模仿，“描红”。二是“反叛”。这一点我们也是高度自觉的。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亦步亦趋跟着老师走，是没有任何出息的。老师越强大，要突破就必须反叛：从重新审视甚至批判老师的局限开始，才能找到“自己的路”。我们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突破王瑶先生《新文学史稿》未能突破的理论框架。在我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现代文学学科独立性。这样的“独立”要求：学科的独立，我们自己的研究的独立，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在此之后，上海方面的学者陈思和、王晓明、许子东他们提出“重写文学史”，就把这样的反叛、独立推向更自觉的阶段。而这样的“重写”，也并不是对老师开创的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更高层面的继承与发展。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三代学人与第一、二代的更高层面的“相知相遇”。以后我主导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与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相互补充、支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这一代学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互合作，抱成“一团”，有很强的“群体意识”。这也是高度自觉的。在讲到我们这一代学人成长历史时，不能不谈到1988年在镜泊湖召开的“中国文学史讨论会”。这次会议不仅有现代文学学科北京、上海等地的学者，也包括古代、当代学者，这是第三代文学研究各学科学人大聚会，表现了极大的群体意识和开辟新一代学术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以后，我们又主动聚集在现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充分发挥学会和学术期刊的组织作用。

比我们更年轻的学者，可能没有我们这样的群体的组织意识，学科的发展也没有这样的需要：21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强调个人的独立创造。因此，更新的一代，就表现出更多的研究者个人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今天到会的刘勇、李今、吴晓东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们的学术研究有了更为鲜明的学术个性，独立创造性，在自己选择的独特领域内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他们已经接班，成为现代文学学术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我就不多说了，多听听他们的发言吧。

3月28日整理，4月8日定稿

（本文是在“活字文化”2023年4月6日主办的“有承担的学术，有承担的学人——钱理群《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新书分享会”上的讲话）

附：钱理群在《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新书分享会上的答问

一、答王志彬（北京四中语文教师）问

自2017年“新课标”以来，“整本书阅读”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高频词。您在文章者也表达过中学生应进行《论语》《红楼梦》等整书阅读，当然鲁迅作品也在其中。对于《朝花夕拾》《呐喊》《彷徨》，我们都倡导以“整本书”阅读的方式，进入鲁迅的文学世界与精神世界。但在中学阶段，鲁迅的散文、杂文、小说，散落在各个不同学段。您认为，中学语文教师，应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把鲁迅的丰富性、完整性和广阔性传递给学生？

钱理群：你实际提出了一个中学阶段“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教学”问题。我有三点看法和建议。

(1）我曾经倡导在高中阶段开设六门中国文学经典选读课。即《论语》《庄子》——这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的开山之作；唐诗、宋词选读——中国传统文学的顶峰之作；《红楼梦》——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百科全书式”总结之作；鲁迅作品选读——中国传统文学进入“现代文学”时代的创新之作。经历了从起点——高峰——总结——新创造的历史全过程阅读，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六大经典，有的要“整本书阅读”，如你提到的《论语》《红楼梦》，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但有的就只能“选读”。就鲁迅作品阅读而言，除了这三大经典之外，恐怕还要选读《野草》《故事新编》，特别是鲁迅杂文的一些经典篇目。

(2）对经典的阅读，如你所说，在用主要精力在课堂上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恐怕还要有一些综合性的讨论。我在B站上“讲鲁迅”就有两部分：细读《孔乙己》《铸剑》《推》《雪》之外，还专门讨论了鲁迅如何“看”，怎样“想”，如何“读”，怎样“说”和“做”。这样的讨论题目可以应时代需要、应学生要求，根据教师自己的阅读、研究心得而定，有较大的发挥余地，不求全面，更重创造性与启发性。

(3）我还想强调，中学读经典，也包括鲁迅作品，主要是“认识门牌号码”，知道这些经典的基本内容、特点与价值，就行了。经典，是要“读一辈子”的；而且经典的深处，缺少人生阅历的中学生是进不去的。鲁迅就明言，他的一些思想与文字，中学生就读不懂。年轻时读经典，只能似懂非懂；长大了，遇到问题，就会想起中学时认识的经典作家（如鲁迅）的作品，再去读，就逐渐懂了，而且有自己的理解与发挥了。

每年岁末，我的学生有一个年度总结的传统作业。在2022年，较之以往，学生记录下来了更多个体的迷茫、苦闷与不确定性带来的惶惑。您的《有承担的学术》中记录了您自己与前辈以及同代学人在面对时代的不确定之中，如何坚守自我、保持思考去寻找“确定性”的历程。刚好今春，作为对学生的一种回应，我的开学第一课，题目也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想请教钱老师，我们当前的学生，这些年轻人，应该如何面对时代环境带来的困惑与彷徨？作为教师，该如何引导他们去寻找我们自我生命的“确定性”？

钱理群：你问到了当下中国与世界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经历了2022年，不仅是你谈到的中学生，事实上是所有的青年人、中年人，也包括我们这样的老年人，都因为面对“时代不确定性”，而陷入了极度的迷茫、苦闷和惶惑之中。这当然不是巧合：2022年末，我所在的养老院的沙龙，也开了一次讨论会，题目和你的讲课一样，就是“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不妨在这里简单说一说。

我首先讲道，“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的。人类、社会、历史，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都处于永恒的发展、不确定的变动之中。但动中也有静，不确定中也有确定因素。在历史进程中，也就有了动荡和相对稳定的时代。人类社会是在‘不确定——相对确定——不确定’这样来回反复中一路走来的”。

我接着又说，“我一生就经历过好几次关键性的选择”。我清楚地记得，1960年，21岁的我，大学毕业，因为家庭出身和自己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中右分子”的身份。我这个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学生，从北京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山城的卫生学校教语文。一下子就处于自我命运与未来极端不确定的几乎绝境之中。——我向学校领导提出，要去报考研究生；党支部书记白了白眼睛，说：你这样的出身、身份的人，就老老实实待着吧。我要求当班主任，也不够“资格”：这样，我的现实处境与未来前途的“不确定性”就到了极端，真正“无路可走”了。我急中生智，突然想到“狡兔三窟”这句话：可不可以给自己的人生作两个安排?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落脚点。我分析，自己毕竟还没有被开除，还有一个“教师”的位置，拥有一个多少有些发挥余地的“课堂”；那么，我就把当一名“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从而获得生存空间与价值，在不确定的时代获得生存前提与必备条件。同时，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暂时不具备条件，需要长期等待的目标，为自己的后续发展做准备：我决定，要继续阅读与研究鲁迅，以便在未来历史发生变动之机，获得新的更大发展空间。我当时心中就有一个“回到北大课堂讲鲁迅”的梦想，真的是“白日做梦”！而且我当机立断，搬到学生宿舍，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读书，办报，踢足球，在学生的理解、支持与爱戴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直到今天也都是如此。在学生熟睡以后，我又回到办公室，阅读、研究鲁迅作品，即使在“文革”的动荡中也在坚持，写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我就这样坚持与等待了整整18年。到了“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已经39岁的我，才等到了实现我当年“报考研究生”理想的最后一个机会，而且给我做考试准备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但我已经准备了18年，就在北大现代文学专业800名考生中考了一个第一名，结束了1960—1978年动荡年代的“不确定”人生。尽管以后还是遇到新的不确定性；但有了这18年的经验，就能够从容应对，始终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一路走到今天。

您在疫情期间也笔耕不辍，写下许多思考，关于自我与学术，关于知识分子、天地与众生，关于疫情和疫情后时代的全球议题，等等。我觉得，除了您讲授鲁迅等现代文学大家背后的文学史、思想史之外，您本身不停保持阅读、思考、写作，把学术研究与自我生命相融合的纯粹。这种行动很大程度上感染了我们，想请教您，我们如何才能保持精神的生长性？如何在安顿我们世俗生活的同时，保持心灵的余裕？

钱理群：这涉及人的人生观。鲁迅说，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就决定了人生必须有两大追求和安排。你所说的“安顿世俗生活”，就是追求“生存”与“温饱”；但还要追求“发展”，关注自己精神成长，也就是你所说的“保持精神的生长性”，二者缺一不可。你说到我的“把学术研究与自我生命相融合的纯粹”，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种缺憾：我的人生有些过分的“精神化”，人们（包括年轻人）与我交往是从不涉及世俗生活的。这次疫情对我的最大冲击，就是使我重新认识“日常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我学会了“享受人生”，追求“吃文化”“玩文化”之美与乐趣。同时，我也更加自觉地追求在动荡年代精神的永恒与安宁，并且努力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者有机统一、结合起来。我依然“想大问题”，忧国忧民，关心中国与世界、现实与未来的大事，有一个大关怀、大视野；又从日常生活里的一件件“小事情做起”。每天不但认真读书，思考，写作，也很注意日常世俗生活的安排，调整，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阅读您这本新著《有承担的学术》，让人看到一代代学者之间的学术传承，以及背后的精神传承。凡此种种，这些稀缺的精神质地在当下尤为让人感怀。书中，您谈到对民族、人类、时代、人民的承担，也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文学艺术、学术的承担。这种“三位一体”的承担，是知识分子的至高境界，您能否就此展开来谈一谈，给予当下的年轻人以生命的启迪。谢谢您。

钱理群：我刚才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其背后有一个信仰支撑着，就是你所注意的“三位一体的承担”：“想大问题”，就是对人类、民族、时代、人民的承担；“做小事情”，就是对自己的工作及对象——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教学的承担，以及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二、答@我是黄鸭兄（B站up主）问

钱老师您的人生经历有很多曲折甚至传奇的地方。您21岁从北大毕业（按，应是“人大”：我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人大新闻系，1960年毕业——钱注）被分配到了贵州安顺中专教语文。一教就是18年，等到您回校园读研究生的时候，已经39岁。对于现在这些期待人生按部就班的年轻人而言，您的人生轨迹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可以和年轻朋友们分享一下21岁到39岁之间这18年的体验吗？

钱理群：刚才讲的“狡兔两窟”，就是我第一个贵州经验——在贵州第一阶段（1960—1971）十一年的经验。

1971年的一些事件粉碎了我们原先的理想、信念，开始了后七年的思考与追寻。那时候，我的周围已经团结了一批学生、青年，大都是中学生，中专生，知青，打工者，我是唯一的大学生。我们意识到中国和世界都将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将面临“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就成立了一个以我为中心的“民间思想村落”。我们这批边远地区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小青年，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大的历史任务：要为即将到来的历史大变动做好思想、理论的准备。用你的话来说，这确实有些“传奇”色彩。我们非常认真地一起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著，读西方启蒙主义著作，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理论文章，并且认真探讨如何把这些理论思考化为社会实践，做了种种设计和准备。正因为有了充分的思想与理论准备，“文革”结束后，我们这批安顺地区的“小人物”，大山里的小溪，立刻汇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我自己则投身于教育、学术、文化界的思想启蒙运动。在21世纪，我们又重新集结，用《史记》的体例，编写《安顺城记》，推动地方文化研究，最后回归“脚下的土地”。这样，我们就做到了“自我生命与时代大变革的结合”，“高度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的结合”，一辈子坚守“仰望星空，脚踏大地”的基本立场：这大概就是我们“安顺人”的历史经验吧。

最近互联网有一个词很火，叫“孔乙己文学”。意思是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因为就业问题很迷茫，感觉自己受到的教育让自己无法安于一份体力劳动的工作，好像变成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作为研究鲁迅的专家，您怎么看待年轻人这样的迷茫感受？

钱理群：你的提问，让我想起了前几年网上也盛传一个关于“赵家人”的讨论。现在，又有了“孔乙己文学”。这都说明，鲁迅始终存在于“当代中国”：这本身就耐人寻味。这也证明了我们前面讨论的，小时候课堂上读鲁迅，长大了，就会经常想到、讨论鲁迅。

我在B站讲鲁迅时，就对《孔乙己》作了文本细读。着重分析了：孔乙己怎么看自己，周围的人又怎么看他，这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孔乙己十分看重他的长衫，这代表着他知识分子的身份；而周围的“看客”都把他当作谈笑的对象，可有可无，根本不承认他的独立价值与意义。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评价、期待与实际地位的巨大反差，引起了我的反思。今天的年轻人或许也是从孔乙己的尴尬地位中看到了自己。

我经常会听到现在的年轻一代觉得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变化的时代。一方面是世界整体的局势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新兴的科技好像大有把我们取代之势，好像一切既定的答案都快速消失。钱老您也经常在作品中谈到自己的内心矛盾、挣扎。想请问，当这些矛盾进入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它怎么会塑造或改变一个人呢？

钱理群：你谈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化和矛盾的时代，“一切既定的答案都在快速消失”：这是一个深刻的观察。现在的中国与世界最让人困惑之处，就是“一切既定的答案”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原先相信的，现在不相信了；原先寄以希望的，不寄希望了。我又想起了北岛的诗句：“我—不—相—信！”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价值重建，理想重建”和“生活重建”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年轻一代或许更加尖锐和迫切。

我又想起了鲁迅当年对年轻人说的话：现在要“重新寻路”。问题是：怎么寻路?他有三点建议。一是不妨听听年长者的意见，从他们的经验教训中受到启发。二也是更重要的，要自己去寻找“似乎可走的路”走。一时找不到，就歇一歇，休息好了再继续找。三是要“联合起来”，共同走出属于这一代的新路。

我对年轻人也有两个建议。一是要推动“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坚持三条：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从“自己的周围”做起；以改变“现在”为中心，不徒寄希望于过去和未来。就是要在现行体制内创造“第二课堂”“第二人生”。

二是“沉潜十年”。我经常对周围的年轻人说，要做长期准备，要有“韧性”。就是既要“慢”，又要“慢而不息”。鲁迅说，人有三种活法：一是“只玩不打”，有追求的年轻人可能不取；二是“只打不玩”，精神可嘉，很难长期坚持；鲁迅倡导的是“边打边玩”，打“壕堑战”：照样唱歌，跳舞，谈恋爱，时不时冒头开它一枪，开完了再继续玩。这样寄奋斗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坚持几年，十几年，几十年。

近10年、20年，我一直在青年志愿者运动和中小学教育改革运动中，创导我的“沉潜十年”，依靠“韧性与智慧”，进行“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的理念。我选择这两个领域做实验，是因为认定，不仅志愿者运动，教育本身就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我要倡导的正是绝望年代里坚守理想主义。这里顺便向诸位报告一个好消息：最近有两个当年志愿者和中小学教育改革群体的朋友分别来看望我，他们已经“沉潜”了十数年，还在继续坚守，而且很有成效，影响也越来越大。我今天在这里重提“沉潜十年”“静悄悄的存在革命”，其实就是想在当代年轻人中，倡导“新一代人”的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新理想主义”。

在100多年前，罗素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曾经被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100年后的人可以看到这一段视频，您想给他们留下什么样的建议？现在，我想问您同样的问题：你有想要留给100年后的人的建议吗？

钱理群：我现在就是在为自己写作，为未来写作。因为我相信，就像今天我们对100年前的民国发生的事儿特别有兴趣一样，50年、100年后也会有人关心今天（21世纪20年代）中国人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我把我的所思所做写下来，倒不是想对100年后人提什么建议，只是想让他们知道，在21世纪前二三十年的中国人群中，还有这样的不同于主流的另一种“活法”的人。至于如何评价，是他们的事。我不想管，也管不了了。

（答问由钱理群整理、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