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灵魂也不能离开肉体，正像鲁迅所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又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穷人也没有心情去观赏美景的。这就是说当人们的生存需要没有解决的时候，是很难做形而上的事情的。

　　但人毕竟不是动物，他还是要发展的。当人的生存需要满足以后，一定要迈向更高的需求层次。古罗马和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些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中国的道家、儒家、法家等等，早就在做各种学问，在做灵魂的工作，以致我们今天还在学习他们的思想，还在赞佩他们的伟大，难道是我们今天人们的智商和追求落后了吗？

　　我们很多人早已超越了温饱，也有大把的休闲时间，有的甚至也有很高的学历，可是他们把精力都放在了追求升官发财上，放在了感观享乐上，放在了享受豪车豪宅上、声色犬马上，灵魂生活却被远远地甩到了后面，那些身外之物最后成了限制才华发展的屏障，勒死自己的绳索。

　　灵魂生活是最高尚的，也是安全的。当我们沿着马斯洛的需要层级，达到了求知、审美、自我实现的需求高度的时候，我们的潜能就会得到极大的发挥，进入高峰体验，我们会享受在自己的爱好、特长和贡献当中，陶醉在书法、绘画、写作、发明的喜悦当中，我们才会有像爱因斯坦那样把支票当书签用的潇洒，进入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肉体是不能脱离灵魂的，灵魂是统帅，而不是附属。现在我们正好倒过来了，欲望左右一切，那就必然要走歪了，倒退了，甚至毁灭了。

　　鲁迅说过：“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现在我们有些人向错误和倒退方向发展得比鲁迅所说的要严重得多。

　　人不是有了别墅就有了归宿，天天大鱼大肉、美女陪伴也会腻烦，还是要有灵魂的归宿，才会安稳，才会幸福。

　　1940年，为了支援祖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慰劳前方抗日将士。他先到的重庆，蒋介石大摆宴席招待陈嘉庚，仅一顿饭就花了八百大洋。陈嘉庚的心情却很沉重：国难当头，竟如此奢侈。国民党要员身居高位，假公济私，贪污舞弊之风盛行。中国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带着这样的疑问，陈嘉庚不顾蒋介石的极力反对，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延安。

　　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东请陈嘉庚吃饭，一张坑坑洼洼的小石桌上，铺了几张旧报纸当桌布。饭菜上桌，只有土豆、白菜、辣椒，还有一盆清炖鸡肉。毛主席指着饭菜笑着对陈嘉庚说：“这几个菜都是我亲手种下的。鸡不是我备下的，我可没钱买鸡，这是邻居大娘听说来了你这个贵客，特意把她养的老母鸡杀了送来，今天，我可是沾你的光了。”陈嘉庚感慨万千。他在延安实地考察期间，亲眼见到延安社会风气良好，没有盗贼乞丐，没有苛捐杂税。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朝气蓬勃，同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形成鲜明对比。他意味深长地对毛泽东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延安的窑洞，让陈嘉庚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延安作风”，深深触动了他的心。他说：“过去我对国事忧虑悲观。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的意外。这里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灵魂的家园如果繁花似锦，高级精神需求如能得以满足和实现，将会使人有了精神寄托，有了精神的栖居地。

　　有些人肉体和精神已经分离，灵魂被抛在身后，精神田地是一片荒芜，只靠吃喝玩乐来填补是会很痛苦和空虚的。

　　灵魂生活有三个条件，一是物质生活的保证；二是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三是有相应的文化知识、专业能力特别是感悟能力。

　　放慢脚步，不是放慢追求高级需求的脚步，而是物欲、低级需求、低级趣味、垃圾需求的脚步。

　　2024年元月9日

　　刘军，1957年生。曾任大连先导区报总编，辽宁杂文学会副会长。著有《人才纵横谈》等十余部文集。力求使文章具有思想性、趣味性、知识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