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视野、方法与关怀下，《李欧梵文学课》逐一审视了四代作家的杰出代表。

《李欧梵文学课：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以下简称《李欧梵文学课》）以一种世界文学视野讲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四代人：林纾、鲁迅、施蛰存与张爱玲。

这四位的代差是二十年——除了林纾一生留着辫子，在十九世纪多待了十年。这种代际研究法无疑呼应了半个世纪前问世的那篇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李欧梵先生学历史出身，虽然无意作史，但这本新书选取的作家案例在跨度上相当均匀，恰好构成了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简史。在与施蛰存最后一次见面时，施蛰存对李欧梵说：“我不要过一百岁，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李欧梵对此终生难忘，在他最近的回忆录里也这样称自己：“我算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人”。

世界视野下的

中国现代文学如何才能“对等”

“如果晚清是要把世界带回家，‘五四’就是要把中国带向世界。”这是《李欧梵文学课》关于世界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判断，既回应了从歌德到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阐发，也呼应了胡志德《把世界带回家》中所论述的清末民初中国对西方的调适主义态度。

在回答对“世界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可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时，《李欧梵文学课》提出了三条原则：翻译、流通与文本旅行的果实。李欧梵先生特别突出第三条原则，“很多西方的文本进到中国以后，受到影响，又改头换面变成中国的文本”“原来的一个文本在它当地的文化系统里有它的价值，然后翻译到另一个文化系统里面在那个系统里也有它的价值，变成另外一个文化或文学的一部分”。

这背后的关怀，一是破除欧洲中心主义，走出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和柯文“以中国为中心”模式，呼吁“对等”，翻译文学应当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形式、文类、技术，呼应莫莱蒂的文学进化、文类地图与手法树，世界文学所引起的问题主要是形式问题。在这样的视野、方法与关怀下，《李欧梵文学课》逐一审视了四代作家的杰出代表。

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

如何在鲁迅身上结出果实

“林纾创设了一种翻译古文——用来翻译的古文，一个次文类，而这种古文几乎和他自己崇拜的古文分庭抗礼。”林纾以翻译西方通俗小说和坚定的古文立场而驰名，在“五四”之后相当长的时段内受到冷落，直到钱锺书出版《旧文四篇》，其中《林纾的翻译》拨云见日，开示世人以林译的妙处。此后林纾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候选，最近的研究中，关诗珮《从林纾看文学翻译规范由晚清中国到五四的转变》进一步在翻译观上为林纾洗冤。林纾翻译最多的作品来自哈葛德，进而拓展至司各特与狄更斯，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李欧梵先生引出了研究林译小说的一系列议题：晚清进入中国的英国文本、英国商务活动的地理路线、打斗场景对晚清的吸引力、英国传奇接轨中国演义的程序、通俗与精英的置换，进而阐释了尚武与骑士精神在中英两种文化系统中对等但又不同的功能与价值。

另一个相对独立的议题链条是重审晚清古文的变异及其价值，充分肯定晚清古文奠定中国的世界文学基础的巨大价值。林纾作为关键人物，在古文占据支配性地位的语言遗产环境下，通过翻译实践建立起新的古文范畴，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古文词汇容量的极大扩容，既容纳中国传统中志怪传奇与通俗小说的内容和语汇，也吸收西方文化系统中的名词与知识。

“中国传统文学的族谱和西方文学一波一波互相激荡的东西，到了鲁迅这里就生成自己的果实。”北冈正子以细致的材源考证，说明了早期鲁迅如何调用西方文学资源。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如何在鲁迅身上结出果实，这并非很新鲜的话题，但如何能够兼具不同系统的文化与文学的深厚修养，发掘出鲁迅作品中的变形了的中西要素却并不容易。

李欧梵先生基于一种对话和反思的立场重读鲁迅《野草》。总纲性的问题是鲁迅创作《野草》的原因，李欧梵先生反对此前的心情说与具体政治社会环境说，提出第二波现代主义的世界政治与文学环境催生出一种以心理焦虑为特征的文化感受，这是诗产生的世界性动力。随后在《野草》具体篇章的解读上采用了基于对等的对读法，尤其与波德莱尔作品在意象、氛围、形象、情绪与韵律上的对读：《秋夜》与波德莱尔《天鹅》《腐尸》《秋天一》《秋天二》；《这样的战士》与波德莱尔《题辞》；《颓败线的颤动》与波德莱尔《老太婆的绝望》《小老太婆》。最后，通过《影的告别》《狗的驳诘》《墓碣文》与尼采、夏目漱石、埃舍尔作品及陶渊明诗、汉碑、中国传统志怪的对读，解答最初提出的问题，鲁迅何以以及如何写作散文诗。答案是鲁迅以质问自我的方式写作《野草》，从而创造出抽象鲁迅、悖论鲁迅与多重鲁迅，由此形成一种支撑性力量，而不仅是以往认为的悲观与虚无的自我。

如何把文学与美学

放置到“现代小说”的范畴

“他跟我讲了三个词，全部是英文，后来就非常有名了：第一个是grotesque，就是怪诞；第二个是erotic，就是情爱；第三个是fantastic，就是幻想。”施蛰存小说的丰富心理细节引起过学者们的热烈关注，在研究中采取“欲望”这个视角，通过精神分析学的相应术语，完成对小说的拆解与评论，如张英进对《梅雨之夕》中都市欲望的构形、史书美对《将军底头》中资本主义与内在性的分析。但如何理解施蛰存的实验性小说，李欧梵先生认为绝非用“新感觉派”就能简单道尽，由此既否定了基于现实主义立场对施蛰存的严厉批判，也撤回了他自己之前基于都市文化视角对施蛰存的单一判断，“上海当时的都市文化还不足以满足施先生的思考和想法”。通过细读基于都市背景的《魔道》与基于乡村背景的《夜叉》，《李欧梵文学课》着重分析施蛰存对驳杂资源的融汇改造与再创新生，形成一种“着魅”的新文体，其中涉及的多重资源包括施尼茨勒、弗洛伊德、勒·法努哥特式小说、十九世纪欧洲写实主义小说、爱伦·坡、萨德、佛典、唐诗与《聊斋志异》等，这其中尤其需要注意奥地利现代主义的因素。施蛰存的改造工程运用了第一人称意识流、塑造异样感等先锋手段，在李欧梵先生看来，如何把文学与美学放置到“现代小说”的范畴，正是施蛰存给自己设立的超越现实主义的挑战。

“用英文的方式来重新找寻她自己的上海，这整个的尝试基本上是失败的，是光荣的失败。”自从夏志清将张爱玲从文学史的角落中打捞出来，对张爱玲作品的解读就掺杂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背景，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性别所展示的文本细节分析以及海派都市资本主义等方面。而随着新材料与新作品的发现，晚期张爱玲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尤其是小说中写实的私生活以及前后期文学风格变化。

《李欧梵文学课》对张爱玲的关注放在她的晚期双语写作上，解读的主要作品是《雷峰塔》《易经》和《少帅》。在张爱玲的早期创作中，已经隐含中英文两边的风景，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对张爱玲小说视觉情怀的渗透。李欧梵先生将张爱玲的晚期双语写作视为利用虚构手法对家史的不断重写，论述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是汉英双语互相投射中的语言技巧，由于张爱玲的预设读者是美国中产阶级女性，于是创制出一种特有的中等英文文体，包括立场与口吻、从影子评论到警句对话、具体事物抽象化与动词使用的欠妥等。另一方面是对小说的检讨，包括童年创伤与叙事声音、性描写与女性主体性、历史的弱呈现与反讽等。

《李欧梵文学课》是2014年李欧梵先生在上海交通大学开设的“名师讲堂”，书里保留了每讲结束后的现场问答。问答延伸了主讲部分的内容，如林纾的颓废精英主义造成了心态与实践上的矛盾、从鲁迅的抒情小说贯通理解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施蛰存文本的视觉化与电影影像的互动关系、张爱玲的虚构性自传对艺术成就的限制等。书末是陈建华教授的跋文，除了说明缘起和还原背景，还有对《李欧梵文学课》更精准的学术解读和议题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