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文艺活动中，文学翻译大概是被吐槽最多的事。而它的“一言难尽”在于凡是牵涉其中的人，似乎都有一肚子苦水。作者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够插上不同语言的翅膀飞往世界各地，却同时担心译本变了味，不得不冒着因授权翻译而破坏原作口碑的风险；译者自嘲这是一个“用爱发电”的良心活，高技术要求、高精力投入与低经济回报、低学界认可形成了巨大反差，还要时刻做好被读者冷嘲热讽、甚至诋毁谩骂的心理准备；编辑被低质量的译稿虐到“怀疑人生”，以至于有人索性转行成了译者，因为“与其审校烂译还不如自己来译”；读者抱怨尽管译本的每个字都认识，但串起来却变得佶屈聱牙，不符合汉语习惯的拗口长句犹如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读到句号已是气喘吁吁，更不要说时常还会被“门修斯”（“孟子”的错译）、“常凯申”（“蒋介石”的错译）之类搞得神经错乱；出版商也满腹委屈，不断辩白自己不是“压榨译者”的黑心资本家，在高额的版权费和惨淡的市场销量面前，他们同样举步维艰。

“作者—译者—出版方—读者”由此陷入了一个相互指责的恶性循环。但不难发现，打破闭环僵局的关键在于译本质量，优质的译本能够实现多方利益的共赢。那么问题来了，优秀的文学翻译为何在当下成了可遇不可求的稀有之物？

有学者指出，是因为文学翻译的门槛变低了，它不再是昔日只有少数人能够从事的“神圣事业”，而是成了一个谁想做都能做的事情。特别是在日益强大的翻译机器的助力下，但凡懂点双语的人都可以翻译点文学，但正如不是每一个文学爱好者的提笔写作都称得上是文学创作，文学翻译也远非两种语言的切换转码那么简单。

杨绛先生曾用“一仆二主”形容译者“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翻译）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原著“主人”要求译作越忠诚越好，读者“主人”则要求译作越符合自己的阅读习惯越好。这意味着译文不能对原文生搬硬套、却又能足够贴合，同时要让读者在觉察不出“翻译腔”的舒适阅读体验中领略原文的神韵和魅力。对难度堪称翻译天花板级别的文学翻译来说，更是如此。文风、语调、情感、意境……每一处都彰显着“两个主人”的挑剔。原著字里行间的意义要不多不少地传递给读者，更难的是，原著的弦外之音要从译作的弦上传出，欲说还休的含蕴也要附着于译作的文字，确保读者同样接得住。

好的文学翻译注定是翻译文学。译作是原作在异语空间获得的新生，需要译者极尽异语之能，赋予其酣畅的可读性和充盈的文学感。如果说文学性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核心指标，那么文学性同样是决定文学译本生死优良的关键因素。然而，众所周知的是，越是文学性强的部分越难被异语传导、甚至无法被翻译。正如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名言：“诗歌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那些被原作者巧妙设计、精心雕琢的文字游戏、富有音乐感的表达、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隐喻和双关，很难或者不可能在译文中完满再现。

因此，译者往往要做某种“补偿性创作”，于是有了“文学翻译也是一种创作”的共识。但译者从事的无疑是一种有条件、有限度的“再创作”，如同戴着脚镣跳舞，既无法挣脱，又要尽可能地表现出舞态的优雅，显示出不着痕迹的轻盈。优秀的译者不仅是掌握外语的专家，还得是熟操母语的文体家；不仅是深谙作者心的优秀读者，还得是合称读者意的优秀创作者。同时，译者还要具备“隐身”的超能力，就像莫言说的：“最好的翻译就是好像没有翻译”，阅读那些“伟大翻译家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能感到）翻译家隐形了，仿佛读到的就是原作，仿佛我的阅读就是与原作者直接对话”。

当然，此处译者的“隐形”描绘是翻译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两种语言完美地融为一体，也标志着译作与原作有着难分伯仲的文学魅力和价值。但在现实中，译者常常是被迫“隐身”，他们被称为“二道贩子”，注定只能站在作者的影子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出版社甚至不让译者的姓名出现在译作的封面上。外国文学研究员刘文飞曾用驿马来形容译者：“既要有出众的能力还要有忍辱负重的秉性，日复一日的奔波只能换得微薄的粮草，还得时刻提防路途中遍布的坑洼和沼泽……驿马总归是驿马，即便背上驮的是装满金子的袋子，身后的车厢里坐的是帝王将相，其任务也不过是把它和他送往某个目的地，本不该再有什么奢望。”驿马一般的译者，注定享受不到骏马一般的作者受万众瞩目的荣耀，用翻译家翁显良的话来说，“翻译本身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文学翻译的“吃力不讨好”还体现在付出与回报的极不匹配。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译作通常被简单粗暴地认为是基于模仿而非原创的次等作品，因此被当成一项需要打折计算的边缘成果，甚至完全被排除在职称评审、科研考核的体系之外。更不要说被物价甩出几十条街的翻译稿酬，平均80元/千字的业界标准多年未变，让不少译者自我调侃：“烧了数月甚至数年的脑细胞，扣完税也只够买台手机”。据出版界人士透露，即使是国内“天花板”级的专业译者也无法靠译书养活自己，所以“目前译者的主力军还是业余爱好者、票友”。一面是对译者素质的顶配要求，一面是对译者劳动的低配认可，文学翻译几乎成了一项不计回报、只为情怀的公益事业。

悖论的是，当真正能够、也愿意投身其中的译者越发稀少，德才兼备的“神仙”译者更是寥若晨星之时，国内翻译产业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场景：翻译数量激增，涉及领域广泛，出版效率惊人。国家新闻出版署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引进图书版权高达1万多种，其中，外国文学著作占有相当比例。无论是经典外国名著、特别是公版书的反复重译，还是重要文学奖获奖作品、文坛明星新作和畅销书的争先抢译，文学翻译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追求最低成本、最快速度和最大市场的出版商对译者表现出“饥不择食”的渴求，鱼龙混杂的译者产出良莠不齐的译作也就不足为奇。在低价和时间的双重压力下，“完成比完美重要”成为默认的新行规，从而导致错译、漏译、甚至照搬机翻的现象屡见不鲜。“你不做，总有别人来做”，翻译群体的“内卷”使真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译者遭受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而与此同时，缺乏行业监督、质量评测以及相应的问责惩罚机制也让拙劣的翻译更加肆无忌惮。

翻译是语言、文化乃至文明的摆渡者，其重要性毋庸多言。优质译作的诞生依靠的是各方力量的相互成全：它需要译者拥有过硬的专业素养和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的品性，也需要作者对翻译的“再创作”行为给予理解与尊重，需要出版方从作品引进、译者挑选，到出版周期、质量监管进行全程的科学把控，还需要读者对译作做出客观而公允的评判，需要学术界和全社会认可并重视翻译劳动，同时加以能与之匹配的经济支持。

我们常说，是文学翻译成就了文学的世界“旅行”。那么毫无疑问，唯有良好的翻译生态才能创造高品质的文学“旅行”，进而让参与这场“旅行”的每个人都能拥有熠熠生辉的收获。

（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