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有个西方传统小说常见的开头，像一个中国人戴了顶西式小帽儿。二十年前，一次培训班课外酒会，小说家“我”遇到一个半生不熟的“同学”前来敬酒。“我”不喜欢喝酒，也没什么酒量，而敬酒者也是一样。他脸色潮红，说：“大姐不喝酒，好！我也不能喝酒，改天我请大姐喝茶，就咱俩。……我给您讲一讲我的故事，我们家，我自己，都有故事……”

　　这个开头让人心生期待。西方很多小说都用这种方式防止读者溜号儿、走神儿。看看薄伽丘《十日谈》、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直到莫泊桑、契诃夫、茨威格的某些作品，少则两人晤谈，多则几十人聚会，故事常常由作家之外的某个人讲出来的，带着他的视角、他的口吻。像“我给您讲一讲我的故事”这样的话，简直就是此类小说的中国式翻版。

　　但是，往后看，读者原本的预期似乎落了空。这位“有故事”的“同学”和“我”接下来的交往不是甘如醴，而是淡如水。“同学”三十几不到四十岁的年纪，是个有一定级别、年富力强的人，很有上升空间。通过在培训班中偶尔的接触以及私下有意无意的了解，“我”渐渐知道，这位“同学”是穷人家出身，上大学前从来没见过真正的火车。他是他们村里头一个考上大学的。他大学读的是哲学系，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省报当记者。他跑过政法、工业两条线，工作出色。省里一位分管工业的领导看过他写的报道，就选调他做了专职秘书。后来领导离开本省，他就被安排到重要岗位。培训班结业了，大家各奔东西。很多年过去，“他”忽然记起和“我”喝茶的邀约，但真正喝起茶来，却不是为了讲他的人生故事，而是有求于“我”，为他任职的大工厂做宣传——他已经是那家大厂的董事长。

　　想通过“喝茶”听故事的读者，不要报怨“他”什么故事都没讲。作者早就多次提醒过：“我的经验，喝酒人的话，有相当一部分是戏言，认真不得。”但通常作者越是这么说，读者越是不相信——小说家总是欲扬先抑，为了后面的曲折奇异，前面一定要故作姿态。没承想，小说家这回真的没撒谎。小说家怎么能不撒谎？太不敬业了！

　　“同学”没有践约讲故事（他完成的，是“请喝茶”这一半承诺），不等于作家不给读者一个故事——“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不是在生活中，不是在“线上”，不是在“电视新闻”里，而是在廉政中心的警示墙上。他作为一个贪官，照片被钉在那面墙上。前面悠闲散淡的叙事，这里陡然一转，好像一个人行走在平静美丽的绿茵草地上，一脚踩空，掉进阴森黑暗的深坑。他，还真的有故事。不过，不是美好的故事，不是可以由他自己讲出的故事。

　　女真善于心理描写，在她许多作品中，伸向人物内心的笔触细腻、贴切、传神，一个个幽深微妙的内在世界便向读者徐徐展开，《吃茶去》也不例外。但《吃茶去》中的心理刻画只是叙述者“我”的，没有一句属于主人公“他”。换句话说，主人公“他”的形象，是在“我”的有限见闻和心理活动中塑造的。因此，“他”的一切，并不真切、不具体，甚至有些不确定。对“他”这个人物，女真在大部分篇幅中采用的是近乎新闻调查的笔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无意像施耐庵《水浒传》那样对强盗剪径、英雄打虎等未曾经历的情节进行丰富的“合理想象”。她把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听到、想到的事实作为证据呈现给读者。于是，一个奇妙的效果出现了——“他”被写得朦胧，却在真实感上无可撼动。作家采用这种手法，或许是由于同贪官打交道的生活经验不足（这是一个可以理解、原谅的不足），但这种不足不能挡住作家探索的脚步，恰恰反败为功、因病成妍，变成一种适当、自然而又不失巧妙的叙事策略。小说没有定法和公式，无论秋毫明察，还是雾里看花，只要引人入胜，管他施用什么手段！

　　新闻调查式的笔法从各个角度建造起人物的真实感，就像在河上建造起坚实的长堤。但是，女真又在长堤上钻出一个文学性的蚁穴，让长堤塌方崩溃——关于这个贪官的贪腐材料，有一条令人惊讶：“他家里藏有大量世界名酒。”“我”回想起他的过往，简直不能接受：“他不是不能喝酒吗，藏那么多酒做什么？一般情况下，送礼的人总是投其所好，有许多人送酒说明他是一个会喝酒、爱喝酒的人，所谓酒精过敏只是他在外面挡酒的一个借口？他收藏名酒只是爱好或者是敛财的一个由头？”

　　通常我们在一盒饼干中发现有一片发霉，就有理由相信盒中其他饼干也过了保质期。当我们了解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弄虚作假，就不会相信他在其他方面能保持诚实。这位一出场就自称不喜欢喝酒的人物，到小说接近结尾时家中藏酒无数，会让读者“恍然大悟”之后产生一种冲动：我们和叙述者“我”都受骗了，他的一切，都是编造出来的。他上大学前没见过火车，他是东北流人的后裔，是假的。他慢条斯理的讲话速度，他在培训班学员外出时对大家体贴周到的服务，他担任厂长期间对工厂劳模的宣传，都是演戏……

　　但是，回到理智的判断,这种冲动之下的思考又有些靠不住。一个人从风华正茂到两鬓苍苍，长达几十年时间，不可能每一分钟、每件事情都做假、都演戏——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体力和脑力可以承受的。即使叙述者“我”的观察和见闻有受骗上当的可能，她的全部感受也不能只用一个“假”字来全盘否定。他的高情商，他的沉稳、老道、思维缜密，他的“有能力”，是叙述者“我”与他近距离、长时间接触得出的结论，这个，即使是演戏，也须令人佩服的老戏骨才能胜任。

　　小说从新闻式的冷静客观回转到文学的温情悲悯。“我”和培训班的老同学私下谈起他，无限惋惜，一如既往地相信他“在里面经常痛哭流涕”。当“我”整理家中旧物时发现“他”送的普洱茶，不禁想到待“他”出狱，要以老大姐的身份请他喝茶。——“我”没有以冷漠的态度结束叙事，也没有发表义愤填膺的议论，而是回到了文学，行使文学的特权——用形象、用情感表现正义和社会良知。在这篇小说里，女真没有把贪官脸谱化，也没有把叙述者简单化。“我”的深深叹息，在“防止腐败”的社会功能上，远远比高高在上、声色俱厉的道德讨伐更有力量。

　　茶和酒，是这篇小说的道具和线索，也具有对比意味：“酒”的结局是沉沦，而“茶”的功用是升华。女真不仅巧妙地把茶这一日常饮品注入小说的肌理，还在结尾处将它化为一种意象。这个意象来自于《赵州和尚语录》。赵州和尚（778-897年）接待两个庙里新到的和尚。问询头一个，答曰从未来过此地，教他吃茶去。问询后一个，答曰以前来过此地，教他吃茶去。院主（寺院住持）问：“他们无论怎样回答，为何您都叫他们吃茶去？”赵州和尚唤了一声院主，说：“吃茶去！”赵州和尚的“吃茶去”是禅宗的一大公案，是禅宗“言语道断”的方式，是通过断灭惯常的语言逻辑、打乱习惯思维的方式，要求问道者不要进行理性探索和无谓争辩，而是反求诸己，本心自证。“不知道请我喝茶的他是否知道这个公案。有机会见面，我要问问他。人生要领悟的道理很多，能把道理真正变成生活准则，中间有漫长、复杂的过程，是谓知行合一。达到这种境界不容易。”作者如是说。对于读者来说，在这个篇幅不长的小说中，有多少是可以确信的呢？有多少是小说家出于敬业精神进行的欺骗、制造的幻影呢？如果小说中未来“我”和“他”有机会一同喝茶，“他”会实践前约，讲述自己的故事吗？或许“他”依旧要把自己隐藏下去，不愿向人敞开心扉。或许，“他”会放下一切，不再演戏。或许，“他”会忏悔他的过去，忏悔对朋友们的欺骗，包括制造喝酒过敏的假象。或许，“他”会讲一个故事，告诉朋友，在某一时刻“他”开始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就算过敏也不在乎……他这时说的是真的吗？读者思绪纷飞，无从落实。

　　吃茶去！

　　胡海迪， 1971年生，文学博士，辽宁文学院文艺创作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鸭绿江》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