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作家杜阳林继长篇小说《惊蛰》后再推续作《立秋》

杜阳林

2023年11月，《收获》杂志2023年第6期推出四川作家杜阳林的长篇小说《立秋》。作品能登上《收获》，是对一个作家创作实力的认可。正如《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所言，《立秋》是一部真正站在大地上的小说，“因为完整而真实，因为真实而扎实。” 《立秋》的主要内容是，省报记者凌云青为帮助家乡人竭尽全力，却背负沉重的经济债和人情债。他决定辞职下海，和好友宋桥一起投资经营川菜馆，从此开始了商海浮沉、市场搏杀的生涯。在险滩急流中功亏一篑，于举步维艰时众叛亲离。小说浓缩了一个民企在时代大潮中的所有艰辛历程和每个发展路口的成败抉择，而对梦想的执著，对日常的坚守，终究汇聚成过尽千帆的力量。天道立秋，生生不息。

凌云青，是杜阳林上一部长篇小说《惊蛰》的主人公。《惊蛰》讲述了乡村少年凌云青的成长故事，延续并推进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经典作品对“奋斗改变命运”这一主题的书写，是一部关于乡村命运变迁的沉重之作。

《惊蛰》刊发出版后，文学评论界持续对这部小说保持关注的热情，孟繁华、谢有顺、潘凯雄、刘庆邦、何向阳等评论家先后提出这样的疑问：与《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表现“出走”与“奋斗”等主题的文学作品不完全一样，《惊蛰》只是再现了凌云青的“出走”，作品到他乘上远去的列车便戛然而止，“出走”后的凌云青式的一代人会怎样呢？

两年时间，20多万字，杜阳林用一部全新的长篇小说《立秋》来作答。

近日，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对话杜阳林，回溯两年的创作初心与愿景，进入他所缔造的万象人间。

访谈

从《惊蛰》到《立秋》

一代青年进城的奋斗史与心灵史

记者：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下《立秋》创作的始末吗？

杜阳林：在《惊蛰》完成的同时，我已萌生了要写《立秋》的想法，但只是一个模糊的念头，没有确切计划。《惊蛰》刊发出版后，一些读者关心凌云青到城市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读者对一个小说人物产生共情，对写作者来说，是值得欣慰的，说明这个人物的形象立起来了。

可以说，写《立秋》固然是缘于我的初心动念，但读者的关心产生了奇妙的催化作用，提振了我的信心，让我继续写凌云青进城后的故事，写从乡村进城的一代青年蜕变后的奋斗史与心灵史。

记者：在《惊蛰》研讨会上，评论家们给予了积极评价。《立秋》的文本书写是否有突破？从《惊蛰》到《立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杜阳林：感谢评论家们对《惊蛰》的肯定，感谢读者对这本小说的厚爱。但我没有沉湎于这样的肯定和厚爱，而是跳出自我窠臼，试着以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与打量自己，终有启示。

因此，在写《立秋》时，无论是对故事的整体架构、矛盾冲突的设置，还是文学语言的表达，我自信有了一番新尝试和突破。现在回头看，从《惊蛰》到《立秋》，最大的进步，是在塑造人物时，能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刻思考。相应的，展示的人性也更复杂和立体。

记者：《惊蛰》首发于《十月》，《立秋》又登上《收获》，这两本杂志都是国内顶级的文学刊物。您能分享一下心得吗？

杜阳林：没有什么心得，唯一的感受就是要坚持写。写作是一条寂寞的漫漫长旅，有时跋涉得太辛苦，行走得太吃力，可能会磨损写作者的信心。我给自己的忠告是八个字：“不计得失，执著前行。”只有这样，才能让文字从心底汩汩流淌，才能以真诚的态度直面写作。

至于作品完成后，到底能在什么刊物发表，不是创作者能把控的事，要看杂志和编辑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不用有不用的理由，刊发有刊发的道理。写作者不必多想，守好初心、做好本分，就足够了。

《收获》刊发《立秋》，本身就是对作品的肯定。不过，我还是想借《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的话自我宣传一下，她认为《立秋》的特点是扎实和丰沛。“因为完整而真实，因为真实而扎实。”她说，“也正因为小说有这两点，我们决定用这部小说，而且放在我们的第六期来压轴，它压得住。每一个部分都是经得起考验的，《立秋》的扎实性是对现实的精准对照，细节上的丰满又让小说充满了生活的元气。这非常可贵，是一部真正站在大地上的小说。”她的评价，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奖赏。

从凌云青到凌云青

两种思潮碰撞产生的精神火花

记者：凌云青从乡村走进城市，但没有与苦难的乡村生活彻底告别，一直与过去保持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拉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推进？

杜阳林：尽管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有所区别，但文学作品的故事毕竟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不仅是凌云青，我和身边有着相似经历的朋友，通过努力，从乡村走进城市，身上始终系着一根无形的绳，一头连着城市的年轻人，一头连着贫瘠的乡村故里。这是永远也无法斩断的血肉联系。它植根于我们的传统土壤，中国几千年的人伦道德定义了它、规范了它；它还植根于现实情感中，中国人永不忘根的精神情操滋养了它、延续了它。

记者：与《惊蛰》相比，《立秋》里的凌云青逐渐强大，甚至成为一些乡亲依靠的对象。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您是如何把握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的？

杜阳林：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也是我在写作中非常小心才能避过的“雷区”。

随着凌云青能力的增强，他帮助乡邻解决了不少棘手之事，也成为乡邻依靠的对象。倘若稍有不慎，我会将凌云青塑造成以德报怨、毫无私心，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他人的形象。经过慎重思考后，我给予了凌云青更真实的“血与肉”，给予他反复的自我质疑，他的疲惫和厌倦，他忽视家人的内疚和遗憾。我认为，拥有这些的凌云青，才是我心目中真实的人物。

实与虚，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无时无刻不在碰撞，也在碰撞中达成新的平衡与融合。我在这种碰撞中，捋顺了小说人物的脉搏，与之呼吸同频，与之思维相接，用普通人的真心去感受和体验，去创作和书写。我相信，只有为小说人物代入“真实的人的情感”，才能避免人物走向扁平化、圣人化的歧途，这也是坚守感性与理性并存的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

记者：您在《惊蛰》里呈现了乡村的“恶”，也在《立秋》里展现了乡村的“弱”。您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逐渐衰弱又在不断进步的乡村，体现了您怎样的人文关怀？

杜阳林：中国这个农业大国，乡村的体量依旧是惊人的。在《立秋》所描绘的年代里，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无数农民背起行囊告别亲人，走上进城打工的道路。这时的乡村，古老习规在逐渐减弱，“人”在其中穿梭、游动又生机勃勃。我选择书写乡村之“弱”，是基于事实真相的书写，基于历史变迁的书写，在真实的乡土上，所绽放的是我对乡村那份割不断的牵系和挂念，这是深藏于心的感情。作为曾经的乡土子弟，我永生也不会舍弃这份“生命来处”的感情，也不会舍弃我对乡村如何跟上时代节拍的深沉思考。

在《立秋》里，凌云青始终没有割裂与乡土的联系，虽然很多次倾情相助，却收获吃力不讨好的尴尬结果，但他始终无怨无悔。这种朴素的乡土情，是中国人的立身之基。

这些琐碎杂芜的背后，有着我对城乡的深度思考。乡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文明，缺不了当今社会的人文发展理念。我愿在书写中去尝试、去探索，将现实真相抽象升华，构建自己“城市视角的乡村叙事”。

记者：凌云青在乡村倔强生长，在城市历经坎坷终得收获。他离开乡村又回望乡村，您如何看待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对乡村复杂而热烈的感情？您是如何把握这种独特的乡愁书写的？

杜阳林：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进城的凌云青来自观龙村，村里虽然给他和家人造成过伤害，但那里有他的血缘至亲，也有真心帮助过他的善良乡邻。凌云青见证都市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后，回望乡村，眼中有疼痛，也有作为一个先行者观照乡村的情感自觉。过往乡邻络绎不绝地来城里找他，的确不胜其烦，但他始终忘不了自己的来处。因此，凌云青的乡愁，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愁，而是过尽千帆后的清醒审视，是无愧我心的赤子情怀。

凌云青为家乡修路，这也是乡愁的体现。如何以个体力量带动家乡的发展，也许每一位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凌云青的所思所行，象征了站在城市回望乡村的视点转变。他能用更先进的思想解决家乡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乡村出身给予他的仁厚胸怀，也是城市熏陶开阔了他的视野。这种乡愁便成为一种新愁，愁中自然而然蕴含了蓬勃的力量和信念，以及城市和农村两种人生、两种思潮碰撞产生的精神火花。

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

写出真正的时代精品力作

记者：中国在不断向前发展，乡土文学也在以它的方式与时代相融。您如何理解当下的新乡土文学写作？如何从历史的、审美的和人性的视角看待乡土文学在当下的书写？

杜阳林：当下的新乡土文学创作，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蓬勃势头。伴随乡村振兴号角的吹响，我能预料，未来会有更多成熟的文学作品面世，带给我们新的感受，引发时代的沉思。

我认为，要站在时代的宏阔背景下，去打量和审视乡土文学在当下的繁盛书写。任何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审美与人性的内涵底蕴，一旦缺乏，便会空洞、干瘪、单调。因此，对新乡土文学作品，我们同样持有尺度一致的文学量尺，采用面对一切文学作品的视角去阅读和分析，感受和体悟，才能写出真正的时代精品力作。

记者：您曾说，离乡、进城、返乡，是您乡村写作的一个闭环。通过这样的书写，您个人和文学写作上的具体收获是什么？

杜阳林：从离开到回归，是无数创作者孜孜不倦的文学母题，这是一个圆圈，以时光为经、经历为纬，编织了一个人的人生，也编织了乡村写作的闭环。离乡、进城、返乡，既与时代发展脉络一致，也与我的人生轨迹隐隐暗合，表达了我对这个母题的思考。

从始到终，从终到始，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论调，犹如四季，轮回不休。我的书写过程，也是情感的整理过程，是对生命哲学的思考过程。那些文字，终究承载了我对人生的真切感悟。

记者：您对文学表达和写作技巧是怎么理解的？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运用的？

杜阳林：我常常在想：什么是“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想得越久，越发现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很宽阔博大，非只言片语能道尽。不管如何，这一把文学书写的铁尺，隔开了文学作品和通俗故事。

我的理解是，通过构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刻画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描绘相应的环境背景等方法，用文学语言书写具有艺术性和感染力的作品，构筑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虚构世界，让读者通过文字阅读，达到审美和情感的共鸣。为实现文学书写的目的，我们当然要借助一定的技巧和手段。但技巧要服务内容，故事才能很好地展现出来。

我在书写中不刻意追求技巧，而是寻求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径。我推崇《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最高妙的技巧，都源于自然，发于心灵。因此，我在写作中所用的技巧，犹如白鸟在水面低飞，力求贴着文本而行，坚守质朴与天然之道，让所有技巧如盐融水，与文字浑然天成，而非故意为之。

记者：中国乡土文学有着极其绵长深厚的传统。身处这个传统中，作为一名作家，在继承的同时如何发展？

杜阳林：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开篇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人对乡村的感情是潜在的，也是极为深刻真挚的，人们对乡土的经营也是尽心尽力的。文学对乡村的倾情，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历史的传承。

纵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乡村是作家笔下书写不竭的素材。农耕文化意义上的乡村，作为城市的对应体，处于远离社会结构中心的边缘，跟自然亲近，和土地亲和，使那些体现乡村精神的乡规、乡俗、乡风、乡情，既包含敬畏也包含协调，形成田园牧歌的乡村生活。相对城市的车马喧嚣，乡村生命具有素朴、本真的趋向，从乡村土壤生长的文学之花显得格外独特、迷人。

社会行进到今天，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新旧更迭风起云涌，关于乡村题材的写作变得更繁复多样。乡村为新时代的作家提供了不一样的素材，在继承的同时，也为文学创新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作为曾经的乡村少年，因为高考的机遇来到城市，在数十年的城市生活中，蜕变为新城市人，于我而言，继承并发扬乡土文学传统，需要站在新的角度，在自我身份确认的基础上，身处城市而眺望乡村、审视乡村，从而得到不一样的启迪与触动、感悟和体验。

从第一部到第三部

映照时代变迁的滚滚洪流

记者：据说您将完成三部曲的计划，能谈谈《立秋》后的书写内容吗？这样的创作构想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涵？

杜阳林：从某种意义上讲，三部曲的确贯穿了凌云青的生活轨迹，从时间线上进行人物的书写和塑造，从他的辗转沉浮中，掀开时代的一角，瞥见历史真实的影像。

我希望能通过凌云青这个人物载体，从容讲述他和身边人所发生的故事，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说来平常，却都来自现实生活，映照时代变迁的滚滚洪流，个人是如何艰难地生存与发展，并且始终坚持一豆微光的美好信念，于坎坷处不低头，于沮丧处不绝望。

接下来，我会准备书写以凌云青为主要人物的三部曲之终篇，目前正在广泛收集相关素材，进行大量阅读和田野考察。至于构思，我能说的，就是凌云青从城市回到乡村、反哺乡村的经历。这部小说主要反映的是当今乡村发展的阵痛，处于历史变革时期，乡村裂变的困惑与迷惘、突围和挫折。我想以更独特的视角去打量当今乡村，挖掘乡村发展背后让人疼痛和值得反思的故事。

从过去到将来

珍视过往的每一个自己

记者：您从传媒跨界到商界，然后转身成为作家，在这些不断变换的身份中，您觉得哪个更为重要？

杜阳林：人生的经历，最终都会成为生命的印记，也能沉淀我们的思想，丰富我们的灵魂。无论哪个身份，对我而言都很重要。我珍视过往的每一个自己，是无数“过去的我”，相互叠加与成长，才有了“如今的我”。

不同的身份，经历过不同的欢喜悲忧，我都视为难得的生命体悟，这些经历、思考和获益，形成一道强大的合力。岁月在改变容颜的同时，也塑造了我内心的坚韧。现在来看，正因为我有媒体的经历，有在市场打拼的感受，才会积累那些生动而深刻的素材，才会有想将它们写出来的冲动，也才会以真诚化为文字，交付给读者。

记者：您在成都生活近30年，为何不书写成都，而是将创作笔触伸向家乡呢？您对成都是怎样的感受和感情？能否允许我替喜爱您作品的读者问问，《立秋》单行本何时出版？

杜阳林：我早将成都视为第二故乡。在《立秋》中，凌云青所生活与奋斗的城市正是成都，这座城市给予了他发展的机遇，最终成就了梦想。身份的切换带来视角的转变，因此，我并非单一地将创作笔触伸向家乡，而是站在城市，以城市化的视角去打量家乡，这样才能以更客观平和的心态，去审视家乡在时代变革中的位置和底色。

成都是一座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具有浓烈的烟火气和温厚的人情味，既现代又传统，给予人们蓬勃的发展机会，也给予大家从容生活的市井温柔，具有迷人的精神内核。我相信，无论是成都土著、迁入定居者，还是外来游客，只要与成都深入交流，都会深深爱上她。

《立秋》单行本的出版发行已提上议事日程，2024年初将与读者正式见面，希望大家阅读并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