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与暮年几乎遥不可及。青春为了自身的利益，本能地回避暮年；暮年追怀青春，但只能以一种隔世的方式。因此，青年作家较少涉入老年题材，偶尔涉入，也多以一种外部的方式，很少窥入老年生活的内面；老作家反过来，并不避讳青春的题材，但却鲜能表现出真正的青春热情，一旦成功，就要被目为奇迹，成为老年的骄傲。

这部《十年织家》是一个青年作者的处女作，处理的却是老年的题材。小说写一对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老夫妇去世前最后两年的生活，细致地写出了他们生活的困顿和内心的纠结。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作者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仅凭文风推断，你大概会以为是个老作家，或至少是成熟的中年作家。这种反差大约是作者有意为自己设置的挑战。这个挑战一方面有关于经验，需要作者突破青春经验的局限，去表现自己完全陌生的老年经验；另一方面有关于形式，需要作者在青春阶段提前发明一种老成的风格。小说在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说对老人生活和心理的表现准确细腻，小说的风格也显示出一种与题材一致的老成、稳重和扎实。这种老成不仅表现在遣词造句上，也表现在叙述的语调和节奏上。这是很大的成功。我有一个看法，在作品效果一定的前提下，作家的才能与题材的难度成正比。但题材的难度并无统一标准，对甲作家难的，对乙作家可能轻车熟路。不过在一般情形下，题材的难度可以用作者和题材的距离近似地代替。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公式：作家的才能=作品的效果×作者与题材的距离。我认为，这个公式在小说中成立，在诗中同样成立。由这个公式，我们可以推知这个作者才能的富有。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想象的才能。我们一般把想象和虚构、幻想、非现实联系在一起，与一种远离实际经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很少会把它与真实联系在一起。我们会说屈原、李白富有想象，会说《封神演义》充满幻想，也会说《西游记》想象瑰丽，但很少有人说《金瓶梅》的想象，《红楼梦》的想象（撇去其神道设教的成分）。后者被我们视为现实主义的。我们通常认为现实主义基于作者自身的经验，或者顶多与一种精密的观察力有关。其实，任何真实都离不开想象，也可以说我们所谓的现实就是想象的创造。在这一点上，米沃什的意见值得注意。在《猎人的一年》里，他曾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德莱塞的《美国》是“伟大的幻想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十年织家》也是一部想象生动的作品，它提醒我们重新思考想象、现实、现实主义的关系，正如《红楼梦》或《人间喜剧》。它所呈现的老年世界充分展现了作者情感、形象和细节的想象力。很多细节对老年动作、心理的捕捉可谓体贴入微。这类细节看起来非常写实，似乎来自观察，实际上都远离作者自身的经验，无不有赖于想象。

由于缺少经验的支持，青春对于老年的想象主要基于一种心理能力，它叫同情心或曰共情力。老年可以与青春共情，因为老年倾慕青春；青春很难与老年共情，因为青春嫌恶老年。这种嫌恶在一个消费社会尤为普遍，老年不仅被嫌恶甚至被认为可耻，必须被隐藏和回避。往往，老年只有在作为被榨取、被欺诈的对象的时候，才被关注和考察。《十年织家》中的老年人很多处于这种状态。但是作者却给予了老年人一种同情的注视，这是一种人对于人，生命对于生命的注视。显然，只有当一个作者的共情力特别发达，足以克服青春对老年的嫌恶的时候，这种共情才能达成。同情和共情是作家进入他者的道路，也是作家的基本能力。一个青年作者与老年的这种共情，足证其共情力的发达；对老年秘密的窥入，更是共情力的深层突破。我曾说，情感是一种才华，这种发达的共情力是更宝贵的才华。我从中看到了一个作者的诞生，也看到了她正在展开的远景。

这个小说所写远离作者的经验，距离当下的现实却很近。小说题材触及了中国最近几十年急速城市化进程中，在城乡夹缝中讨生活的老人的生存状态。小说的故事背景是西北小城凉州及其辐射的农村。这里老人们的经历与其他地方的老人大同小异，他们早年挨饿，中年勤苦，遍尝生活的艰辛。到晚年，他们还要用衰老的肩膀替晚辈扛起生活的负担，儿女买房、嫁娶、养孩子，似乎全是他们的任务。老人们满脑子养儿防老的想法，实际上却一直是他们在照顾儿女、孙辈，直到油尽灯熄。小说通过主人公焦老头和赵盼春夫妇的生活，写出了这种生活的艰难、心酸，各人心中的小小盘算，也写出了他们身上的尊严和终难磨灭的人性。

焦老头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角，小说主要情节都围绕他展开，但小说真正的灵魂人物是他的老伴赵盼春，虽然她在小说第三部分就去世了，但正是她把没有血缘关系的两大家人“织”成一个家，甚至在她死后也是如此。小说标题“十年织家”也揭示了这一点。赵盼春勤劳、善良、体贴，颇有慧心。十几年中，她心甘情愿伺候了焦家三代人。她给焦老头精心准备了全套寿衣，却没有来得及为自己准备。她为儿子向焦老头借钱，也是诉诸感情，“用粗糙的手握住了焦老头的手，焦老头颤巍巍地相脱出手，但是她握得更紧了”。她的离家表面上是因为钱，实际上是因为尊严，因为感情上的受伤。后来她回家，焦老头把两万块钱放在她枕头底下，她却没有要。焦老头每次悄悄给儿子钱，赵盼春其实心知肚明，却装作不知道，给老头留足尊严，甚至有意给焦老头制造这样的机会，“老伴怕自己在，父子俩说话尴尬。就朝前走了一段，站在村里早年垒起来打牌的石墩子上，直直盯着不远处的公路”。基于对人性直觉的理解和宽厚的天性，她宽忍、体谅焦老头的自私，但她自己无疑超越了这种自私。更难得的，不管生活怎样艰难，赵盼春始终保持了对美的爱好。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她的这种爱只能寄托在她的针线活中。小说第三部分写到她“一针一线地编织着一个绿意盎然、花团锦簇的世界”，“想着城市里的春天，一针一线地将它勾勒在这方寸之间，哪怕只是一双鞋垫，也要布满一个春天的美好”。这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是这个终生劳碌的女性美好精神世界的外露，其中有真正的诗。

这个小说的结尾含蓄隽永。一旦战胜了金钱的控制，两家人之间尽释前嫌，理解、体谅代替了埋怨、冲突。这种战胜的力量主要来自赵盼春生前做出的榜样。赵盼春的死让焦老头自省、忏悔，并作出改变，其他人亦随之改变。在她的丧礼上，焦老头把两万块钱交给继女，继女推还，又被焦老头推回去。在这一推一让之间，钱的统治失效了，亲情开始显露。在众人困顿的生活背景上，经历了生死考验的这份亲情，特别令人感动。当然，这个结尾是理想的。这是作者送给老人们的祝福，也是她送给生活的祝福。

小说在叙事上显得有些老派。除了第一部分对赵盼春离家之前发生的事情，采用了倒叙以外，其他部分都采用了最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一般来说，年轻人对叙事实验的热情很高，任艳却反其道而行之。她把叙事的热情转换成了对题材和人物的热情，同时又严格地控制这种热情，出之于客观、冷静的笔调。这种种出人意料的选择，显示了作者对小说有自己的主见。形式实验固然重要，但人物、主题、题材更重要。这个小说涉及的题材、人物都是长期被忽略的。如果说发展的中国是一趟高速列车，那么小说描绘的这些底层人物就是轨道和路基，承载了这趟列车运行的全部重压，扛下了社会转型的巨大物质和精神重负。他们不应该仅仅作为代价和统计数据而存在。这个小说多少偿还了当代文学对他们的亏欠。小说所塑造的两个老人形象，虽然还不能说有多厚重，但却是独特的，有着相当的典型性。焦老头的性格在小说中有发展，这种发展为一个沉重的主题保留了希望。小说的叙事形式和风格很好地适应了表现题材和人物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叙事上的老派正是正确的选择。小说的语言朴素，不但对话语言，而且连叙述语言也贴近人物，全然不像一个校园作者的手笔。作者对笔下的人物怀有深厚的同情，尊重并理解他们，但下笔克制，绝不用主观的感情、议论代替对人物的客观表现。这些优点对于一个处女作，都是非常难得的。另外，我们应该记住，作者选择某个题材的原因，是爱，不是技术；作品的力量也来自爱，不是实验。读这个小说，我们能时时感受到这种爱的力量。这才是这个小说最大的优点，也是让我对作家的前景心怀期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