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命运》仿佛回乡，阿太如此清晰地来到我面前，还有那久违的故乡、尘封的记忆和散发着青草气味的童年。命运的回声像海浪萦绕，余音良久。腥咸的海风阵阵吹来，雍容大度的妈祖和庙里穿梭的人群，孤帆、远影、迷雾般的往昔缭绕指尖。全身心的沉浸式阅读在当下实属稀缺体验，时间支离破碎、广告无孔不入、虚无四处弥漫。解决可读性成为长篇的当务之急。不可否认曾是文学基本要求的感人、吸引人如今反而成了待解的问题。当代小说越来越靠近思考而不是感情，越来越接近知识、创意与配方而不是掏心掏肺地贴着人物。写作的职业化让大家“为赋新词强说愁”，对生产速度和产量的追求让作品在内心酝酿的时间越来越短；搜索、复制降低了写作的难度，高科技、新媒体加持的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人的自我化倾向，更便捷的信息来源和交际平台常常使人固执地发展自我的差异性而忽视社会性。纯文学作品日益自我化，离普通大众的情感需求较远，难以引发共情。

　　蔡崇达的媒体从业经历使他对媒体的性能有更充分的认识，他将目标读者设置为“普通读者”。《命运》长着一张大众的脸，别致的小开本增长了书本的亲和力，时尚的外观与厚重的大开本的砖头分道扬镳。《命运》的叙事语言亲切素朴，偶有星光闪烁，广阔、污秽而极具生命力的民间世界渐次打开。

　　一、回到人物，回到感情

　　欧里庇得斯说过，要说一个人是幸福的，只有等到他死后。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命运》的主角阿太是幸福的，日就月将，她度过了缓慢而慈悯的一生，化为灿烂星空中的一颗，再不必受轮回之苦。古希腊悲剧至关重要的遗产就是歌唱这种人与命运的抗争精神。中国文化强调和谐，中庸，农业文明驯化我们与自然和平共处。阿太用一生演绎人与命运的和解，人对神明既有虔诚的祈祷，也有悲愤的质疑，知天命且尽人事……命运及其暗物质得以浮现，人物情感世界的多维度也随之敞亮。

　　安德烈·纪德说：“人应该时时怀有一种死的恳切。”阿太正是如此，她的原型是作家外婆的养母（应该叫外太祖母），在八年前出版的非虚构作品《皮囊》中已进入大众视野，小说《命运》的附录部分再度引用，首尾呼应，将叙事引入真实的生活世界。

　　简短的开篇，由重外孙“我”讲述闽南大地对死亡的态度以及几种不同的死法。即将百年（我们家乡对死亡的避讳说法）的阿太在六七十岁时就开始准备迎接死神。她就是“死亡观摩团”中最忠实而长久的观众，她无数次迎接死神、观摩葬礼、拜访神明、眺望大海、凭吊人生……死神像一位调皮的访客，有时出人意料，有时久等不来。死亡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老人们结伴组成观摩团，看死神如何将同伴像成熟的麦穗一样收割。阿太目睹了一场又一场死亡，同龄的、更年轻的伙伴都被死神接走了，留下她孤独地回忆过往。在寺庙里，穷途末路者向神明求助，倾吐自己的苦厄、抑郁与疼痛；在葬礼上，逝者的一生被简短地复活，漫漫光阴浓缩为一个故事、一声感叹、一串泪滴。阿太既从身边活人的苦难与逝者的悲剧中汲取力量，也从大海的汇聚、咆哮和海浪的轻吟中获得启迪。

　　海洋不仅是《命运》的叙事空间，也是人物的精神空间，一切都从水边开始，海边有庙，庙里有神……漫长的农耕时代，大家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民“讨海”，一个“讨”字“无声胜有声”，人与海的依存关系、无穷沧桑尽在一寸之言中。阿太的外公因身体原因无法“讨”海，意外地以贩卖胭脂积攒了万贯家财，却只生下一位独生女。为了血脉和家产的传承，他不得不招入赘女婿。女婿有海在妻子生下两个女儿之后自觉无颜，离家“讨海”去，从此杳无音信。等不回女婿的外公被绝望卡住了，无奈离世，丢下女儿和两个外孙女，阿太乃大外孙女。将阿太嫁给神婆儿子的当天，她的阿母就匆匆投身大海了。刚结婚的阿太不得不接受丧母的悲剧，带着妹妹一道居住夫家，担负起多种无常凝聚成的命运。

　　新婚的阿太无法生育，四处求医仍毫无起色。这在那时是家庭最为严峻的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族小说《白鹿原》《第二十幕》等都涉及到传宗接代的问题。女性的命运被工具化，被简化为生儿育女。神婆一眼看穿儿媳的命运，却让自己的儿子娶了阿太，并且给了她一生绵长而无奈的陪伴。神婆陪伴阿太度过半生，让阿太能够在毫无依靠之际仍好好活下去，还克服千难万险养育了北来、西来、百花三位儿女。阿太不信邪，她信皮囊自有神佑，她说：“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1]大道至简，阿太素朴的口语近似神谕，随海浪相处流传。她的精神随海水蒸发成云、成雨、成水，滋润人间大地。

　　在乡村，像阿太这样的老人是非常普遍的。人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阿太的一生既有动荡时代的苦难，又有个人命运的磨砺。阿太笃定、安详、寡言，融合了作家关于生命“底部”的思考，成为整个家族的定海神针，凝聚着家族记忆，以及子孙后代对故乡的全部柔情。农妇的一生很少获得表达机会，农妇的命运隐没在尿布和灶台之间，像一串省略号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历史是一代又一代母亲用自己的乳汁、血和泪谱写而成的。母性本身就是超越性、精神性，就是人类一切圣洁的根源。如何对待女性、书写母辈是我们想象人间草木、想象世界最切近的凭据。

　　阿太是中国妇女精神的一个缩影，弥漫着母性的柔情和力量，是生命之根受太阳召唤生发的阴性能量，也焕发为当今时代我们迎接瞬息万变的力量。不同于《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和《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他们代表着阳性能量，具有开拓性、自带光明，很容易被感知。阿太的力量犹如藕断丝连中的丝，盈溢在家庭的每个角落，离家讨海的后代依然能与她产生精神呼应。余华在《活着》中勘探到的民族精神底色持续地影响着后来的文艺创作，如路内《慈悲》中的叔叔，又如最近随视频传播红极一时的“二舅”。总体而言，小人物对大时代是逆来顺受的，阿太也位于这条精神的延长线上。在叙述形式上《命运》亦师从《活着》，孤独终老的福贵对前来采风的陌生叙事人“我”和盘托出自己不断丧失的一生；百岁老人阿太将自己向死而生的命运向“我”这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四世重孙娓娓道来。不同的是，《活着》的基调是“好死不如赖着活”，福贵是一个承受苦难的被动的容器，他的主体性在时代的巨大面前被削减了。福贵的精神底色是无可奈何的忍耐和默默无言地承受。福贵让我们体悟中华文明的阴性，看见白天与白天之间的暗夜，看见灯光与灯光之间的阴影。而身为女性的阿太敞亮了暗夜与暗夜之间的白天，阴影与阴影之间的光明。

　　阿太的丈夫杨万流本性纯良，在遍访良医仍未能改变阿太无法生育的事实之后，听从波涛的呼唤，追随一代又一代闽南男人的命运，留给阿太的是背影、孤帆和从不停歇的涛声。叙述者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来夸大这对年轻夫妻的痛苦，转而书写难以承受绝望的丈夫远走南洋。阿太与神婆、妹妹过着一种没有男性的奇异的家庭生活。妹妹“见义勇为”，连忙结婚生子，渴望为这个家族续后，不惜将自己的长子送给姐姐，这个情节尽管荒诞，但有内在的合理性。在沿海，男性绝大多数选择“讨海”：当疍民、下南洋、赴美州，飘洋过海从此杳无音讯。有多少阿太这样的女性靠着等待和祈祷度过漫漫长夜。革命、内战、抗日、饥荒等等重大历史事件经女性视角转化为生命的流离失所，北来、西来和百花成为被陌生人相继送上门来的孤儿。他们被弃的命运中隐含着大时代的信息，百花还因病残疾，但他们都得到了阿太无私而伟大的母爱。在阿太看来，他们都是神明送来的礼物，添一个孩子，无非是地瓜粥再稀一点，海鱼再咸一点，多打几个地铺。并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得到了温暖，在这位平常莫过的母亲身上继承了一笔难以估量的精神财产，使得他们成年后都保持善良、自尊、不屈不挠的美德。阿太心有神明，她坚忍而坦然，对于生的信仰支持着她去接受一切。漫长的时代、大的战争、激烈的运动，像大海汹涌的波浪一样最终形成阿太命运里一圈圈一层层的涟漪。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和《第七天》浓墨重彩地赋予养父子以温情和亲密。历代文学作品歌颂养家立业的男性，却很少关注厨房里烟熏火燎中的女性，灯光下缝缝补补的女性，为无米之炊而叹息的女性，为无法生育而长夜痛哭的女性，为思念远方的丈夫和孩子而辗转反侧的女性……女性缺少的不是勇敢、坚韧与崇高，而是缺少发现和讲述。

　　二、直面海洋，再塑人间

　　水是世界存在的基本元素，水是流动、联通的意象。水滋养万物，人类逐水草而居，最古老的文明都发祥于大江大河沿岸。我国古人早就意识到海与母亲的同源。海是水之最低处，亦是最为浩淼处。

　　人类对海洋的探索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浩瀚唤起内心对大自然的崇敬，未知和不确定却让人感到威胁。《圣经》中开篇即写到大洪水、诺亚方舟以及神分水陆等故事。先哲开始从水的流通中感悟蕴含着的时间奥妙，古希腊哲学家提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佛祖悉达多是在流水从不间断的声音中最终开悟的。水永不停歇地流动给了人恒久的启发。受水土的滋养，文学亦从中建构起时间、空间与地方。在认知条件受限的非常漫长的时段里，以历险记为主的作品更多地呈现人类对海洋的恐惧。荷马史诗中航海是充满凶险的，几乎所有的英雄出海都不是出于本心。莎士比亚的戏剧《查理三世》抒发了对海洋强烈的恐惧之情。地理大发现可以看成人类对海洋的主动探索和挑战，此后新天文学迅速发展，对海洋的认识不断深入，《鲁滨逊漂流记》之后，西方越来越多的作品以海洋为叙事空间，研究者也越来越深地意识到风景所具有的权力性。

　　漫长的乡土文明奠定了我国文学的基本格局，北方的文学从土坚硬，南方的文学从水柔韧。近年来，《南方文坛》《广州文艺》等刊物持续关注“新南方写作”，对南方、南洋的华语文学作整体考察，对环绕海洋的文学地理进行深入研究，的确发现了文学的地方性和新质。中国不只是历史悠久的乡土中国，亦是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度，其文学自有与地理环境匹适的多样面貌。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指出：

　　在中国的模式中，火代表了阳、男性、向上、欢乐和男根崇拜；水代表了阴、女性和被动的意义……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书里，它们已经成为了现代知识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和荣格在其著作中深入分析了一些原始神话和古代文学。在精神分析学里，火代表着奋进抗争。而水则是无意识的意象，它无形却滋润万物，蕴含了巨大的能量。水象征了人性中女性的一面……由于女性气质的存在，水又象征着智慧和新生。水是可怖的，但是奋进抗争的意识自我想要恢复生机、达成圆满，则必须接受这种湮灭和死亡。[2]

　　文学表现也随之更为丰富，海洋慢慢由恐怖、神秘的对象变为崇高的美学对象，海洋由水的家园而与母亲、故乡等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作为叙事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海洋在当代文学中获得了有力的拓展。张翎的《金山》、陈希我的《大势》等作品写到近代以来华人远渡重洋去寻求新的生活。南翔的《老桂家的鱼》、林森的《海里岸上》表达现代化转型对古老疍民生活及价值观的冲击。鲍十的《岛叙事》、孙频的《我们骑鲸而去》《海边魔术师》等作品和厚圃的《拖神》等作品呈现了当代作家对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互动互融的思考，这一系列作品亦成为乡土文学发展的镜像。

　　《皮囊》和《命运》展示出蔡崇达对人生、海洋及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海洋，既是沿海人们的生存资源，也是信仰和审美资源。对海洋及神明的认同带来意义，神明连接着祖先、历史和家园，百川归海总是让人想起家族开枝散叶，想起血脉传承与融合。《命运》中，蔡崇达敞亮了海洋文化滋养的南方，重新思考了神明与普通人的关系。神祇不仅创造生命，而且是社会秩序和人类良心秩序的守护者，高高在上的神灵因而具有地方性、实用性的特点。面对神秘莫测的海洋和无法左右的命运，闽南大地三里一庙，五里一宇，供奉各路神仙，如佛教的西方三圣，道教的关帝爷、土地公、妈祖等等，所谓“八仙飘海，各显神通”是也。疍民创造了妈祖等海神，在自己家里亦供奉各种神灵，床有床神，灶有灶神等。《命运》中阿太常常凝视大海，茫茫大海塑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世界的认知。很多男性“讨海”后杳无音信，很多陌生人消失在大海中，大度的神明默然倾听人间消息，回以永恒的微笑或庄严的沉默。

　　《命运》以较多的笔墨描述当地死亡的习俗以及拜神的诸多细节，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人世的沧桑和内心不曾停息的追问。《命运》以非常民间的方式来塑造神明，她们并未隐居在深山老林的高大庙宇中，闽南家家户户都在厅堂里供奉着神明，伴我们度过心灵的迷途。至高无上的神明居住于内心的方寸之间，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人类建构神明是为着无所不在的困惑，碰到各种疑难时有个倾诉、对话、祈祷的对象。庙宇、神明是心魂的避难所，让拐进死胡同的自我通过倾说和祷告能够有所寄托、有所安慰，以便重获新生。

　　人与神的关系在神婆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介乎人、神之间的神婆在《命运》中被描绘得活灵活现。在启蒙性、批判性的现代叙事中，迷信是科学的反面，神婆、巫婆是作为反面人物来描述的，譬如《小二黑结婚》中的“革命阻力”二诸葛和三仙姑。富人烧香，穷人算命，这与农耕生活靠天吃饭的生活方式相配，疍民对天气的依赖程度更强，所以庙宇神灵也更多。蔡崇达没有批判性地描绘神婆，而是赋予她更为独特的个性和更仁厚的宅心：一方面她有传统巫婆的未卜先知、沟通生死的能力，另一方面因具预见性而更具怜悯心、善解人意。你可以说她是服从神明的安排，也可以说她接纳阿太做儿媳是对孤女的同情。神婆就像头顶的长明灯，引领着年纪轻轻的阿太去度过劫难，并形成自己的人生观。慢慢地阿太身上也有了神婆的通达笃定，她对自己的告别有预感，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黑狗达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嘛，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去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3]阿太一字不识，然而大海广阔其心，她身上映照着自然界的丰富、崇高与圣洁。作为叙事空间的海洋凝聚着人物对地方的忠诚感；神明像树根，积攒着人物自我的投射、人格的延伸以及精神的超越。

　　三、唤醒神性唤醒爱

　　每个作品有自己的讲述时代，亦有自己的传播和阅读时代。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的人口结构急需调整，曾经迷恋生育崇尚传宗接代的我们也到了历史的拐弯口。此时阅读《命运》会产生叙事人所意想不到的阅读效果，重新反思生育抚养的意义。阿太不屈的人生重新唤醒大家对于生命本原的思考，唤醒现代女性身体中被抑制的神性，恢复我们对于生命原初的喜悦和亲近。生育在农业文明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植物一年一茬，春种秋收，需要巨大的耐心和体力的投入。人会逐年衰老，需要年青人的耕作来供养老人。农业文明形塑了中国特殊的家族观念。建立在流动性基础上的城市化、现代化改变了这一切，自我意识被放大，负面经验被放大，孤独、压抑、异化、迷茫、焦虑、愤怒、绝望等灰暗的情绪被进一步挖掘，个体被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文学在自我的道路上愈行愈远。当自我的光芒过盛，人的社会性、利他性则被遮蔽。而无论人类文明如何进步，孩子依然需要抚养，老人需要赡养，人需要精神陪伴和情感交流。家庭依然是自我的避风港，是幸福源泉最重要的一种。

　　“中等收入陷阱”带来全球性人口结构不可逆的变化，欧美、日、韩等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普遍面临着低生育率甚至人口负增长的危机。很多女性有各种对于生育的忧思：时间、经历和金钱的投入，职业升迁的压力以及对长久婚姻缺乏信心，对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向往，不断扩张的欲望以及琳琅满目的消费世界无不在迫使年轻人不断调整人生计划，生儿育女在人生的功课表里处于后列甚至压根儿没有位置。丁克族、不婚族正在悄悄地成为大都市新潮流，这与“时间就是金钱”、追求效率的现代观念息息相关。自我的膨胀、生活压力的激增和生育成本过高等都在影响大家的生育意愿。

　　在一个人口结构发生巨变的时代，在整个社会奔向都市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阿太揭示了生命的奥秘，述说人生的真相，尤其是凡俗家庭生活以及母性温暖怀抱的可贵。阿太的精神随养育的孩子一代代流淌、传承。光有此生是不够的，孩子是我们眺望未来的镜像。性本柔弱，为母则刚，养育下一代赋予我们当下以未来性，让我们对未来的向往与盼望有一个具体的生命链接，因而努力让世界变得更人性、美好而诗意。

　　在海边成长、生活的阿太就像大海：广袤无垠、静水深流，大海的潮起潮落已经深深地渗融于她脉搏的有力跳动中，海浪吸收了人类生命的奥秘。海纳百川总是给人无穷的暗示，赋予阿太浓厚母性色彩的哲学意蕴：

　　她眯着眼睛，好像看得见汇入大海的每条河流，以及汇成河流的每条小溪。她还教会我，要细致看，才看得到这江河湖海的秘密：在入海口，有条隐约的线，像是跑步比赛的终点线，线这边，水是一条条一缕缕游来的，仔细辨别，甚至海看得到不一样的颜色和不一样的性格——有的急有的缓，有的欢快有的滞重——最终突然都在越过那条线的一瞬，全部化开了，融合成共同的颜色和共同的呼吸——那便是海了。[4]

　　一滴水必须融入大海才能不干涸，一个人必须融入社会才有意义。

　　伟大的文学捍卫人、唤醒人，歌颂蓬勃向上的力量和拓宽自由的事物：思想的超越、精神的飞升和灵魂的起舞。一切优秀的文学都是与绝大多数人站在一起的，因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就是让更多的人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文学有着比单个人、族群更长的时间维度，更广的空间维度，更深的心灵维度。

　　关于母亲形象和生育难题，当代敏感的作家们已展开思考。莫言的《蛙》通过姑姑万心的身份变化反思中国计划生育的得失，姑姑当接生婆时曾像送子观音一样受到乡亲的爱戴，成为计生干部之后则遭遇各种冷眼。在广大的民间，人们对于生命有一种素朴的信奉和尊崇。无独有偶，胡学文的长篇《有生》以充沛的赞美之情塑造了接生婆乔大梅的形象，她被乡亲尊为“祖奶”，以自己的仁心仁术和巧手将一万九千六百个生命接引到世间。我们还很容易联想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萨满妮浩，为了救助陌生人每次都得付出惨痛的代价，妮浩的孩子果格力、百合花和耶尔尼斯列都因救助他人而早夭。作为母亲，妮浩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与自己的孩子告别，为她们唱一首深情的神歌。姑姑万心、祖奶乔大梅、萨满妮浩和阿太蔡屋楼等女性形象正在汇聚为一股不容小觑的文学力量，源深水流，根深木长。“母亲”们以金子般的心、无私的情操、诚实的劳作和素朴的言语向世人昭示生命的真谛：人，只有人，才是意义的源泉。这些值得书写、歌唱的女性形象让生命变得亲切、广博、充沛，优美的灵魂将深深地融入我们的心灵世界，引领我们扎根大地，面朝大海。

　　注释：

　　[1][3][4]蔡崇达：《命运》，浙江文艺出版社、广州出版社2022年版，第356页、356 页、11 页。

　　[2]段义孚：《恋地情结》，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