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常到天坛和颐和园走走，偶尔到八大处、碧云寺、潭柘寺、戒台寺、大觉寺转转。年轻时去颐和园或香山，我总是呼朋引伴，大家骑车从城里出发，旋风般呼啸而去，劲头十足，不亦乐乎。记得有一次去香山，我一跃而上，站在昭庙那高高的旗台上，煞有介事地摆了个飒飒的造型。还有一次休探亲假，我从北大荒返回北京，和几位好友骑车去香山；尽管路途颠簸，我也不觉得累，归来时还在朋友住的部队大院里，和军人打了一场篮球赛。

　　当时我在公园里见到的，多是和我一般大的年轻人。或许有老人，但我没注意过，只自顾自地挥洒青春，如公园里的花木一般缤纷葱茏。最近去公园，我的感觉和年轻时不一样了：在天坛和颐和园，见到的多是老人；在八大处的寺庙和潭柘寺，见到的多是年轻人。寺庙里的那些年轻人相当虔诚，他们跪在蒲团上叩拜进香，在祈愿树上系红巾、挂祈愿牌……听说前些日子，雍和宫里有不少排队请佛珠佛串的年轻人，虽然我没去雍和宫，但在我到访的寺庙里，佛珠佛串也备受追捧。老人和年轻人的迥异状态，使我感叹人生聚散、时代变迁的轨迹。

　　可能是自己老了，“同命相怜”，我格外注意公园里来来往往的老人。在颐和园的谐趣园里，老年妇女常三五成群，结伴而游。中午时分，她们坐在长廊的长椅上，拿出各自的饭盒，里面盛满各式小菜、熟食，还有切好的水果，再取出饮料或保温杯，连吃带喝，有说有笑。中午的谐趣园，尤其是夏、秋两季，几乎成了她们的天下。

　　有意思的是，这等聚会场面中很少见到男性，偶尔有一两个，通常在队尾默默走着；大概只是拎包吧，或是被老伴硬拉来的，多少有些勉强或不情愿。女人们愿意抱团，才会有“闺蜜”，容易反目成仇，抑或如胶似漆；男人们愿意到餐馆聚会喝酒，才会有“酒友”，友谊细水长流，却也容易无疾而终。

　　闺蜜聚在一起聊天，哪怕是一地鸡毛，哪怕是陈芝麻烂谷子，也兴致勃勃，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就像酒友酒杯里那永远喝不尽的酒。酒友聚在一起也爱聊天，天南地北，指点江山，没准说“私房菜”，很少说“私房话”。

　　一次，我在谐趣园里看到一群老年妇女围着一个迟到的女人，责备她为什么非得省那几块钱，不坐地铁来。有个人粗葫芦嗓门儿，说：“就等你了，下次你可得坐地铁，我给你报销！”那女人满脸汗珠，低着头不说话，就像做错事的孩子……我在一旁听着，不知为什么，有些感动，或许只有闺蜜才会这样无所顾忌地说话吧？毕竟年龄都不小了，即便穿戴得花里胡哨，涂了脂抹了粉，终究掩盖不住老态。跑这么远的路，挨这么多的数落，还要像以前一样赴约，心气不减，男人们行吗？我不敢确定。

　　前段时间，在同一条老街上从小一起玩儿到大的老友给我发微信，说他要回北京探亲。其实他早就想回北京给他的老母亲过九十大寿，没承想赶上了疫情；他准备回来了，可他的老母亲已经过世。老友比我小几岁，上世纪八十年代赴澳洲，颠簸动荡，岁月如流，一眨眼快七十岁了。好多年没回北京，他说要和伙伴们聚聚，请我帮忙联络；当年一起撒尿和泥、上房揭瓦的男孩，如今都成老头儿了，他说的好几个伙伴，前两年都走了。

　　老友又说起几年前看到我写的老街老院的文章，全是他熟悉的，就更想和伙伴们聚聚了。都说“衣裳是新的好，朋友是旧的好”，大家渴望着这次聚会，却一直没有音信传来；我以为他可能是有要事绊住了脚，还未动身，也就耐心等待着。终于等到他的消息，谁料他已经回澳洲了，他说回京后事情太多，还要把老母亲的骨灰送到南方的老家安葬，实在太忙，对不起大家，让我代为解释一下。

　　静下心来想一想，其实也能理解：多年未归，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家里的事情自然多，聚会这等事悉数排在后面。到最后，时间紧迫，就像行李箱里塞不下那么多东西，聚会自然被甩出来，但我真不知道怎样对伙伴们解释。“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他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再回北京，而我们不再青春年少，还会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吗？

　　1961年，六十七岁的吴宓不辞远途，从四川到广东与七十一岁的老友陈寅恪相聚。陈寅恪给吴宓写了一首诗：“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他们俩没有我们现在的岁数大，陈寅恪却称“暮年”，还把这次聚会当作“生离死别看”。真是一语中的，这次聚会后，他们俩再没见过面。

　　不禁想起放翁所言：“往事已成孤枕梦，故人谁共一樽开？”西窗烛火通明，巴山夜雨对话共饮一樽的情景，还能再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