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时节，天黑的早，亮的还晚。在这个节骨眼上，夜里的时间要比其它三个季节长了许多。

　　俗话说，夜长梦多。

　　夜长了，睡觉自然就多了，一些梦境，便会随之而来。

　　昨晚，梦见了已经去世二十几年的二奶。清晰地看见二奶坐在炕头上，隔着窗玻璃，两只手在额前支起了伞状的支架，眺望着栅栏外的大门方向……

　　梦中竟然如此的真真切切，几十年来未曾有过。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个子不高，穿对大襟衣服，走路带风的俊俏小脚老太太。这个特殊的梦境，又唤起了我儿时的记忆，带我回到了儿时的那个小村，回到了当年与二奶相处时的那些日日月月。

　　说起二奶，不是当下某些人称谓的那个所谓的“二奶”。二奶是我的亲人，我大上辈子的长辈，我爷爷的兄弟媳妇。爷爷那辈子哥兄弟三个，爷爷，二爷，还有一个老爷。

　　二奶是个小脚老太太，虽然个子不高，但走起路来却总像是带风似的，给人一种急三火四的感觉。二奶人长的特俊俏儿，白白净净的脸，五官均匀的分布在好看的瓜子脸盘上。蓝黑色的几件衣服穿在身上，总是那样的干干净净和利利索索。二奶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大脑灵活，口齿伶俐，说话条理分明，让人心服口服。在乡下的女人堆里，二奶不但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还是那种纯粹的美人坯子里的人。

　　在熟悉二奶之前，我最早熟悉的还是二爷。

　　那是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父亲从城镇中学被下放到二奶二爷所在的村子继续教书，全家也随之搬了过来。

　　搬到村里后，我家与二奶二爷家相距不远，按照村里人的说法，也就是一袋烟的功夫，七、八百米的距离。

　　刚搬到村里时，我们租住在一栋老宅里。老宅很古老，雕梁画栋，房梁和檩木都是笔直笔直的红松，看不出丁点的弯曲和结疤。屋里的顶棚是粗细均匀的芦苇编织的，上面还编织出了一个个菱形套着一个菱形的图案，给人有些古色古香的感觉。老宅的房墙用青色的花岗岩石块砌筑，石块大小在半米上下，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红色水泥勾缝，横平竖直，凸显出青石与红水泥间的美观搭配。近看，像是放大切好的一块块豆腐块；远看，则像是孩子们使用的方格本，方方正正，规规矩矩。

　　老宅房东和我家同属一姓氏，从爷爷那辈论的话，多少还有些亲属关系，但已经是出了“五服”的那层关系了。

　　不久，老宅房东想从村里搬迁外地，欲出售这栋老宅。经过村里的几位亲属牵线，家里决定勒紧裤腰带买下租住的老宅。按照母亲的话说，住在村里，老是串人家的房檐也不是事儿，买下老宅，好歹也算有了自己的“窝”了。

　　房东确定了老宅的出售价格，但那时父亲的每月工资收入很低，家底又薄，还有四口人需要养活，总想压低一些房价。

　　父亲和前街不远的爷爷说了想法，爷爷去他的弟弟家，也就是我的二爷家，让二爷出面“组织”卖方、买方坐在一起商量房价。

　　那年，我八岁，还是个没有上学的孩子，但是，从大人们的言谈中，我听懂了意思。

　　那天上午，吃过早饭，爷爷、二爷、老爷，还有老宅的房东陆陆续续来到我家。爷爷坐在炕里头，老宅的房东坐在炕沿边上，二爷和老爷站在地上的两个小柜子旁，父亲和母亲站在一旁，我在里屋边玩边听。

　　这时，只听二爷率先开口说话了:“国忠（我父亲的名字），这次一家人下放回到村里，是件好事儿，但是眼下没地方住，想买下房子，手头又不宽裕，还有几口人吃饭，挺困难的，房价就再往下落落吧”。

　　随后，爷爷、老爷，还有父亲母亲都应声附和地说，是啊，是啊，看在老亲少友的情分上，就高抬贵手给点面子吧。

　　几番“拉锯”争执，在争得有些面红耳赤的时候，二爷又说话了。

　　“都别在争下去了，听我的，我最后拍板，也别整数一千一百元了，把最后的一百元从中间掰开，一千零五十元”。

　　二爷话音落下，屋里顿时鸦雀无声，寂静了好长时间。房东看看爷爷，又看看二爷和老爷，笑着说，“那就这样吧，好歹我们还是亲属”。

　　几天之后，父亲在学校借出了二百元交给房东作为定钱，房东把房照交给了父亲，同时父亲还起草了房屋的买卖合同，分几次付清房钱。

　　晚上放学回到家里，我看到了那张放在炕上的灰黄色的老宅“房契”，最上面还有延安时期的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的头像，“房契”的背景是对开的几面红旗。批准时间：一九五五年六月五日。

　　当晚，父亲和母亲异常的兴奋，就像当年受苦人翻身得解放那样，终于有了自己的“窝”了。

　　可是，高兴劲儿过后，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家里为了买下这栋老宅，父亲母亲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为了尽快还上房钱，父亲下班回到家里经常咳声叹气，眉头紧皱。母亲不停地养猪，夏天带着我去很远很远的野地里挖野菜，用卖猪的钱积攒下来还人家的房钱……

　　此后不久，二爷患上了耳聋症，用了好多的药物也未能治愈，听力受到了影响，就很少登我家的门了。只是有的年头家里杀猪时，请来爷爷，二爷和老爷他们来家里吃饭，二爷坐在炕头吃饭时也是一言不发了。

　　二爷不常来家了，父亲就隔一段时间去二爷、二奶家，给两个在沈阳的儿子，就是我的大叔，老叔写信和读信。

　　二奶、二爷都没有读过书，大字不识，父亲就成了她们家的“常客“，每次，我都跟随在父亲身后。

　　一天晚饭后，在村学校当老师的父亲又领着我去二奶家。

　　二奶坐在炕里头，从窗户玻璃上看见父亲领着我进了院子，急忙下地迎候。刚进屋，二奶就让父亲坐在炕头的桌子旁，并从旱烟笸箩里拿出一只已经卷好的喇叭状的旱烟递给父亲，然后，二奶拿起她的长烟袋，同时划火给父亲点烟，又给自己的长烟袋点着。

　　父亲坐在二奶家的小炕桌旁，拿出别在上衣兜里的钢笔给二奶读信，然后写信，我在一旁无聊，就开始仔细端详起二奶炕头上的那个旱烟笸箩。

　　二奶的旱烟笸箩是圆形的，有小饭盆那般大小。听二奶说，是在许多许多年前，她把废纸用水泡烂捣碎，做成糊状，然后均匀地平摊在一个盆里做成型，在太阳下晾晒，待完全干透后，在外边再一点点糊上纸，喜欢什么颜色就糊上什么，这样一来，二奶的旱烟笸箩就做成了。

　　二奶家的旱烟笸箩外侧是花花绿绿的颜色，糊上了当时的一个个香烟纸盒，我细数了一下，有“大生产”牌香烟，“迎春”牌香烟，“凤凰”牌香烟，“三门峡”牌香烟，还有低廉的“握手”牌香烟等等。

　　其实，二奶是抽不惯这些商店里出售的香烟的，也可以说，在那个年代，也是抽不起的，都是一些上了层次的人抽烟后废弃的烟纸盒，二奶看着好看，就随手捡回来，把烟纸盒糊在了旱烟笸箩上。

　　二奶的旱烟笸箩起初没有这么厚，日积月累，每年过年都要糊上一茬新的烟纸盒，久而久之，二奶的旱烟笸箩就越来越厚实，份量也就越来越重了。

　　父亲本来是不吸烟的，去了二奶家，二奶递过来卷好的旱烟，“盛情难却”，父亲只好应付着吸上几口。

　　二奶家的大叔在沈阳黎明机械厂工作，老叔在甘肃部队当了十几年的兵，指导员时转业，也投奔大叔去了沈阳。

　　开始的时候，二奶家的老叔没有成婚，老大不小了，二奶很是着急。隔一段时间，每当晚饭后，我便跟随父亲一起去二奶家，按照二奶的“口述”意图，经过父亲的文字整理，一会儿功夫，一封信便写好了，父亲在邮寄之前，还要给二奶读个一、二遍，看看有没有还需要叮嘱的，二奶听过之后，觉得没有再说的话了，父亲就将写好的信带回家，第二天带到学校邮寄给沈阳的老叔。

　　一来二去，经过父亲不断的书信代劳，二奶托付在附近城里工作的两个姑姑给老叔介绍了对象，老婶是和父亲同一样的职业，都是教师，二奶非常满意，沈阳的老叔也满意，虽然工作不在一起，但女方距离二奶近，二奶很是喜欢。二奶家的老叔和老婶订婚后，沈阳的老叔便把老婶调入沈阳一起生活工作了。

　　从此，二奶对沈阳的老叔老婶的牵挂就放松了许多。但是，父亲给二奶家写信的事儿还没有就此结束。

　　住在附近城里二奶家的姑姑，她也牵挂，但是，她们成家过日子后，相对托付父亲写信的机会就少了许多。

　　二奶在村里的名望很高，是村里家族中大家都非常敬仰的长者，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只要二奶出面，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我也敬仰二奶，在二奶身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有一年夏天，家里修炕，没有地方住，母亲让我去二奶家住上几天，我欣然同意。晚饭后，我去二奶家住宿，早晨醒来回来吃饭后上学，一周时间，和二奶、二爷住在一起，晚上睡觉前，每天都和二奶聊上几句，虽然二奶没有一点文化，但是说起话来有板有眼，让人不得不佩服。

　　高中毕业后从军，临走之前，我穿着军装站在二奶面前，二奶的话语不多，嘱咐这，嘱咐那，临走时，拍拍我的后身，细声细语说，“好好干吧，就像沈阳你老叔那样，你能出息人”。

　　后来，在部队当兵期间，有几次父亲的来信中都提到了二奶的关心和问候，让我很受鼓舞和感动。

　　几年后，我从部队回到地方在外地参加工作，父亲退休后，家里的所有亲属都先后来到我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听父亲讲，后来在二奶、二爷年事高了之后，便被沈阳的老叔接到了身边安度晚年，期间，二奶还多方打听我们的下落，牵挂，惦念有加，可后来由于多方原因，未能实现与二奶、二爷再次见面的机会，深感遗憾和内疚……

　　在这大雪纷飞的冬季里，在这年关将近的时候，我与二奶在梦中又清晰地“见面”了。

　　我知道，二奶虽然去了另一个世界，但她还像活着时一样，还在牵挂，惦记我们。于是，她便把梦托付给我，让我与二奶在梦中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

　　此时，面向着沈阳的方向，面向着二奶、二爷的灵魂方向，向二奶、二爷鞠躬跪拜，如果您们在天之灵有知，愿我们再次相见在梦境中！

　　作者简介：闫英学，出生于辽宁锦州，工作生活在吉林松原。近年开始散文创作，出版军旅散文集《永远的金达莱》等，作品见于《中国市场监管报》《中国退役军人》《中国乡村》天津《中老年时报》新疆《老年康乐报》河南《牡丹文学》《吉林日报》《吉林农村报》《松原日报》《通辽日报》《赤峰日报》《延边日报》等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