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于辽西凌源，客居南宁。

　　我出生的地方叫朝阳沟，那是一个贫瘠而荒凉的村庄，终年刮风，盛产干旱。

　　小时候最让我欢喜的事，就是每年初春，坐在向阳的坡地上，看小草刚刚破土时那娇小而又倔强的样子。每到那时，生命的气息爬满山野，那一抹抹挣脱泥土的羁绊刚刚拱出地面的鹅黄，就像黑暗深处的一束束光芒，总能让我看到蓬勃和希望。再晚一些，便是柳絮纷纷，飞花漫天，我在精灵般飘舞的飞絮中奔跑、旋转，久久不愿离开，它们像梦境一样隔绝了我与纷繁尘世的所有关联，也隔绝了家里那一场场打不完的战争。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总是一片狼藉。父亲、母亲和奶奶之间的战争随时爆发，让我猝不及防又不知所措，歇斯底里的母亲、怒不可遏的父亲、火上浇油的奶奶……他们每个人都活得支离破碎。我必然是这一场场战争中受伤最重的人。

　　那时我常想，如果我能穿越到母亲未嫁时，一定会阻止他们结婚，即使我不能来到这个世界。

　　母亲生于1949年，比父亲大一岁，起初母亲并没有相中父亲，她嫌弃父亲不够俊朗，又住在偏僻的山沟里，家境贫寒。且当时还流行一种“女大一，不是妻”的说法。但父亲却对母亲一见钟情，拜托媒婆一定要好好说和说和，无论如何都要说下这门亲事。母亲禁不住媒婆的软磨硬泡，最终应下了这门亲事。

　　一把被磨出包浆的皮影乐器——铜筒蟒皮四弦，和几个驴皮影人，便是母亲所有的嫁妆。母亲把梦想连同一颗不甘的心，一并嫁给了父亲。

　　结婚那天，父亲和母亲共同在院子里植下了一棵寓意幸福、美好的甜核杏树。

　　和所有的新婚夫妻一样，父亲与母亲度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母亲没想到的是，这幸福竟是如此短暂，像一场未做完的梦。

　　许是奶奶对儿子的爱太过浓烈，觉得母亲抢走了专属于父亲对她的爱，所以母亲嫁过来不久，她便对母亲百般挑剔，处处为难，让原本温柔贤淑的母亲长时间处于崩溃的边缘，忍无可忍后和奶奶开始了正面交锋。

　　母亲因喜欢唱皮影戏而结交了一些朋友，奶奶时常甩着脸子奚落母亲：“一个唱唱的，见天儿得了吧搜的，到处招风，勾三扯四，也不嫌磕碜，老于家说了你，真是不走字儿。”每次说完这话，奶奶通常都会停顿一下，然后斜着眼睛看母亲一眼，再补上一句，“我掐半拉眼珠子看不上你。”

　　母亲也毫不示弱：“都老棺材瓤子了，就少作点损吧，见天儿地巴瞎，你心长肋吧扇上了。”然后母亲也学着奶奶的样子，白楞她一眼再补上一句，“看不上我就远点儿扇着。”

　　父亲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很是为难，权衡再三，许是觉得还是妈最亲，所以在之后所有的战争中，父亲便会不由自主地站在奶奶一边。

　　而母亲，在村子里还落下了一个不孝的恶名。

　　二

　　我出生后，母亲的日子就更难了。重男轻女一直是农村根深蒂固的思想，奶奶开始变本加厉，母亲也变得歇斯底里。而我成了他们共同泄愤的目标，每次父亲对母亲动手，都会连带着我一起打，这让我饱受同龄人的欺辱与嘲笑，我只能咬着牙含泪咽下。

　　我是早产儿，那时母亲怀孕七个月，吵架时父亲一拳挥在母亲脸上，母亲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于是我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个世界。母亲说，我出生时还没有筷子长，差点养不活。小学二年级时，有一次老师问同学们，你们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吗？我举手就说：“我是被爸爸一拳打出来的。”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从此，我便有了一个学校里人尽皆知的绰号“大拳头”。这让我在全校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

　　低着头走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

　　因为生女儿受尽婆婆和丈夫歧视的母亲，对我自然有一种敌意。弟弟出生后，这种敌意就愈演愈烈。

　　那时家里穷，但弟弟总有鸡蛋吃，每次我都眼巴巴地看着弟弟吃，我只能捡几粒弟弟吃蛋黄时掉下来的渣。一次弟弟吃鸡蛋时，我悄声对弟弟说：“我告诉你呀，这蛋黄，是屎做的。”弟弟一听，就嫌弃地放在一边不吃了，我趁机拿起来就塞进嘴里，结果这一幕恰巧被母亲看到了，当头就给了我一耳光，边打边说：“我让你抢弟弟的鸡蛋吃……”

　　“这都是你生的‘好孩子’。”父亲在旁边不失时机地补上一句。从那日起，我在父亲嘴里，又多了一个罪名：奸懒馋滑。

　　那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不该来到这个操蛋的世界。

　　八岁时，我就开始“离家出走”。为避免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每次他们吵架，我就逃出家门，藏在房子后面的山上，任凭母亲一遍遍地呼喊我的名字，我就是不应，且有一种报复的快感。

　　到了傍晚，在外面躲了一天的我，会偷偷望向家的方向，看到我们那间屋的烟囱冒烟了，就说明母亲在做饭，家里战争平息了，如果看到奶奶那屋的烟囱冒烟，就是战争还在继续，奶奶自己做饭。那时候，看哪个烟囱冒烟，便是我判断是否回家的参照。

　　拿不准是否该回去时，便偷偷溜到大门外，窥探家中的情况，如果听到母亲在用四弦拉皮影戏，就说明战争结束，父亲已经躲了出去；若母亲拉《穆桂英挂帅》，就说明母亲心情不好，我还得继续出去躲一会儿；如果母亲拉的是《桃花扇》，就说明母亲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我可以放心进屋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母亲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她能把调子铿锵有力的《穆桂英挂帅》拉得凄凄婉婉，把原本深情哀婉的《桃花扇》拉得铿锵有力，母亲一直用她独有的方式来宣泄情绪，笑容越是灿烂，就越是伤心。

　　而她的这种情绪，自小我便能读懂。

　　不知多少个夜晚，我站在寒风里，向家的方向不断张望、倾听，在一个又一个萧索的冬天，把自己站成一棵了无生机的枯草。

　　直到那年夏天，一次家庭大战之后，母亲边拉边唱，那天她唱的是《小二黑结婚》，而《小二黑结婚》唱腔比较欢快激昂。吃了败仗而心情抑郁的奶奶忍无可忍，一把夺过母亲手中的四弦，狠狠地摔在地上，又踩上几脚，四弦立即断成了三截，弦也断了两根。

　　那一刻，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母亲没有说话，默默地收起四弦，把它埋在和父亲一起植下的那棵杏树下。

　　然后她就在树下坐着，从华灯初上，一直坐到天亮。母亲不哭不闹，也不骂人，脸上没一丝表情，我从未见过母亲如此安静，我吓坏了，但又无计可施，只能一声不响地坐在母亲身旁。最后，竟靠在她的臂弯里睡着了。

　　母亲从此变得沉默，我很少再听见母亲说话，若有陌生人到访，通常都会以为母亲是个哑巴。

　　当然，她再也没和父亲争吵过，无论父亲说话有多难听，奶奶骂得有多狠毒，她都是一言不发。但我时常在半夜里醒来，听见母亲轻声地叹气。

　　那一年奶奶病了，一直卧床不起，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都是母亲细心地照顾她，端屎端尿，洗脸梳头，从不言苦。那天黄昏，奶奶握住母亲的手，含着泪艰难地说了一声“对不起”，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母亲跪在奶奶面前号啕大哭，仿佛要把长久以来的委屈都哭出来。

　　三

　　母亲的日子，终于有一些可以握在自己手中了，压抑心头多年的重负得以释放。

　　只是，她依旧不爱讲话。

　　母亲喜欢读书，我也喜欢读书，我长大一些，家里就开始有了各种中外作家的作品。名义上是我需要，其实是母亲想读。母亲看书的样子很认真，看到高兴时，偶尔还会给我朗读一段。只有在那一刻，我才能看到，久违的笑意悄悄爬上母亲脸颊。

　　我生命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是苏联作家阿·阿达莫夫的《恶风》和1982年草婴译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那两本书不知道被多少人翻阅过，同村很多人都向母亲借阅过这两本书。而每次，母亲都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保存好不要损坏、看完后即刻归还之类的话，书页的下角卷起，母亲就倒一茶缸开水，用茶缸底部的热度，把一页页卷起的书角烫平，整本书烫平之后，母亲还有些不放心，又放在盖有石头的木板下压两天，一本书就变得平平整整的了。

　　母亲弓着身子认真烫书的身影，像是长在了我的脑海，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回忆起这些细节，居然有一丝丝辛酸。

　　我后来读的书很多，有一部分原因，是因读书这件事，也唯有这件事，母亲对我表现出了难得的耐心和慈爱。

　　那时的母亲，可能只是为了打发了无生趣的人生，并未想过让我学到什么东西改变命运，但她确实把我带进了一个很多少女的梦想里，并且我在这梦里再未离去。

　　父亲不在家时，母亲会偶尔哼几句流行歌曲，但我从未再听过她唱皮影戏，尽管母亲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既会唱皮影戏又会拉四弦的人。这得益于姥爷的传承，姥爷年轻时就是皮影戏艺人，有自己的影箱（一个影箱就可以组建一个皮影戏班）。凌源地区古时苦寒，无甚娱乐，皮影戏活动方便，五六个人即可组班唱影，便成了人们闲时不多的快活之一。

　　凌源皮影是一种用驴皮雕制成人、物的形象，借助灯光投影于银幕上，呈现岁月和希望的戏曲形式，源于宋，盛行于明清，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皮影戏分工简单，却也有很多门道。影台前左边的一位主操影者，称为“拿线的”，也叫“掌上线的”；前台中间的一位协助拿线人操纵影人，叫“贴线的”，因工作在灯下，俗称“顶灯的”；前台右侧一位负责班鼓、响板、大锣、铙钹的演奏，影班中称作打鼓的或是“打着的”；小班影多是一把四弦伴奏，通常又叫“拉着的”。姥爷不但会拉四弦，会唱、会拿线、顶灯操作影人，而且还会雕刻影人，他的影戏班子当时远近闻名。

　　母亲的那把四弦，就是姥爷的心爱之物。母亲对那把四弦的感情，在我眼里，是超越一切的。她是土生土长的凌源人，她是土生土长的皮影戏的孩子。那么多年，哪怕生活艰辛，哪怕一言不发，我仍旧知道，她的人生，始终和那把四弦有关。

　　那是故乡的声音。

　　母亲告诉我，凌源之所以叫凌源，是因为这里地处大凌河源头，是一个少为人知却文化久远的地方，尤其是牛河梁，每一寸泥土，都浸润着红山文化的光芒。而母亲就是这巨幅的文明的缩影里一枚小小的影人。

　　凌源皮影是北方皮影戏的重要支脉，影人是用小口青槽期的本地毛驴皮雕制，因此也称驴皮影。皮板坚固柔韧，制作工艺复杂考究，雕刻刀法复杂——走刀、推皮、打眼等技法尤需娴熟，转皮走刀，刀人合一。刀法以先繁后简、先内后外的顺序雕刻，影人的造型有生、小、大、髯、丑五大类，根据人物的不同身份特点对眉、眼、鼻、嘴和胡须五个部分进行夸张，由于特殊的舞台环境，一般雕刻采取“五分脸”，即一个眉、一只眼、一耳垂、半张嘴、半个鼻、半张脸，极为独特。

　　每次姥爷雕制影人时，母亲站在旁边看着，姥爷一边雕制一边讲解，但母亲并无多大兴趣，她只喜欢拉四弦，唱影戏。

　　那是一种浴火重生的唱腔，明代时与滦州影戏融合，吸收民歌、小调，借鉴叫卖调、哭丧调等诸多调子，最终独树一帜，形成了掐嗓演唱的独特腔调，唱腔有平唱和硬唱之分。平唱的词格韵脚是上仄下平；硬唱的词格韵脚是上平下仄。硬唱又有七字言、五字锦之分。除了生、旦、净、丑几种基本声腔，还有大悲调和凄凉调。

　　母亲说，凌源皮影戏班从前都是男演员，旧时女子没有资格登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有女皮影艺人上台演出。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格外受到姥爷的宠爱，自小便教她唱影戏、拉四弦。

　　据说姥爷的皮影戏造诣已经炉火纯青，既能唱生又能唱旦，我对母亲的话坚信不疑，因为她也是既能唱青衣又能唱花旦，偶尔还能唱几句生。

　　小时候，我经常搬个小板凳，偷偷和小伙伴们去邻村看影戏。影窗上，灯与影的交融默契，演绎着一场场世间的悲喜沧桑。那时我并不明了，只觉得戏里的人生，又悲伤又感动，让人不能自拔，后来才知道，现实生活，或喜或忧，远比影戏更甚。

　　母亲葬了琴，家里就再也没有人敢提“皮影”二字，包括父亲在说起姥爷时，也会小心翼翼地绕过。

　　母亲偶尔会坐在院子里，坐在那棵埋了她一生所爱的杏树下发呆。那棵杏树，因干旱，快要死透了，只有几片叶子，摇曳在单薄的枝丫上，只等着一阵秋风，零落作尘。

　　四

　　奶奶去世后第三年，父亲患了乙型脑炎，医生下了两次病危通知，当时为给父亲治病，家里债台高筑，连医生都以为父亲熬不过去了，可执拗的母亲，却对着一直昏迷的父亲说，你欺负我那么多年，我还没来得及报仇呢，我怎会放你走？

　　我怎么能放你走？

　　母亲没有流一滴眼泪。她默默回到娘家，东拼西凑，还出去卖了一次血，凑了三百块钱，带着父亲去了省城的医院。

　　父亲是被母亲背去火车站的。这件事我至今也没想明白，只有一米五六个头的母亲是如何把一米七六的父亲从县城医院背到火车站的。

　　那年我十一岁，弟弟五岁。我每天带着弟弟上学，放学回家除了做功课，还要背柴、打草、喂猪，给弟弟做饭，母亲偶尔回来借钱给父亲付医药费，会在家里待一天。为哄我们姐弟开心，她白天教我和弟弟唱李叔同的《送别》，晚上给我们讲聊斋故事，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又出发去赶火车了。

　　说起借钱，我心里最是辛酸，记得有一次钱又花光了，母亲连夜赶回来，下火车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她要从火车站步行回家，经过两个镇，镇与镇之间是庄稼地和山坡，通常到家时间应该在夜里十一点半左右，如果路上耽搁，最迟十二点半也到了。那天夜里母亲迷了路，直到凌晨四点多，天光透亮，她才终于走了出来。

　　母亲到家时，已经早晨六点。我至今不知道，那一路，母亲是如何走回来的，三小时的路程，她足足走了九个小时。回到家里，母亲一头栽倒在炕上，但也只睡了一小会儿，就起来赶往舅舅家借钱。因为担心父亲病情，她借了钱立刻赶火车回到了医院。

　　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和母亲的悉心照料，终于把父亲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父亲痊愈后，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这曾让父亲一度感动得无以复加。

　　只是，他们依旧争吵，也许是习惯了靠争吵来解决问题。

　　无尽的家庭战争，让我对凌源，对这个家，一并有了逃离的冲动。我初中开始住校，连寒暑假也找了各种借口不回家，大学毕业时，我家都没回，直接从学校就到了离家三千公里之外的南宁。

　　那些年，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哪怕是重伤、生病，我都不会告知家里，倔强地一个人扛起所有的风雨。我很少回家，即使回去，也是住在酒店，像个远道的客人。

　　家的概念在我的身体里很是稀薄。

　　母亲对我住酒店一事颇有微词。不过她是觉得我花钱太过，且无必要，不如省下来给弟弟。

　　说到弟弟，我心里就别扭，尤其是当我知道，我给母亲买的手机，她转身就送给了弟媳，我给她每月的零花钱，她随手就给了弟弟，即使我从小就习惯了她一直偏爱弟弟，我还是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一切，只能以“需要安静地处理一些文字”为借口，和这个家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五

　　四年前的夏天，已多年未回过家的我，终究抵不过对故土的想念，返乡省亲。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几次探亲中，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一个月，彻底颠覆了我对父亲母亲以往的认知。一向郁郁寡欢的母亲变得阳光而美好，还有点小任性，总是气急败坏的父亲，对母亲百依百顺，哪怕是无理的要求。

　　对于他们的改变，我一度陷入困惑，甚至难以适应。

　　父亲私下里和我说：“你妈就是个孩子，得哄着。”父亲说这话时一脸沉静，而我的鼻子却有些酸。母亲老了，背驼了，满脸皱纹，耳朵也背了，但她依旧留着长发，若隐若现地飘着很少的白发。在满头白发的父亲面前，她任性得像一个初恋的少女，撒娇耍泼蛮不讲理，不开心就找父亲吵架，父亲不但不还嘴，还千方百计哄母亲开心。

　　我想，或许爱才是婚姻唯一的止痛药。

　　父亲在用一个男人迟来的领悟，缝补婚姻的伤口。而他并不觉得太晚。

　　母亲悄悄告诉我，自从我上次离开以后，父亲就变了，变得连她也有些无措。

　　我想想，也就笑了，父亲毕竟是爱着母亲的，毕竟是一见钟情。

　　有一天，母亲很郑重地对我说，“尘儿啊，我知道你对我把你给我的手机和钱给了你弟弟弟媳这件事，心里一直不痛快，其实，我是为你好。”

　　我不以为然。

　　小时候无论她如何训斥我，都冠以“为我好”这三个字，自是无可挑剔的理由。所以直到现在，我对“为你好”这三个字，仍旧有着条件反射般的厌恶。

　　母亲继续说，“我们年纪大了，不可能一直活着，我那样做是想要你弟弟和弟媳知道你的好，将来我们都走了，他们是你唯一的亲人，万一将来你在外面过得不好，你可以回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念着你对他们的好，也会好好待你……”

　　我呆在原地，一时间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母亲竟一直都在为我不可预见的将来，一步一步做着打算。

　　说起来，我和母亲一样，都是不愿意做解释的人，即使被误解，也不会多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我没有再住回酒店。

　　父亲很是开心，坐在炕上不停地和我说话，他说了很多很多，但我发现，他的记忆力似乎出了问题，有时候絮絮叨叨说了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有时候又完全不记得那些事，一会说对不起我，一会说对不起母亲，我问他怎么对不起了，他又什么都想不起来。

　　母亲告诉我，父亲因为脑炎后遗症，记性越来越差，很多事情都是一会记得，一会不记得，所以他一直有个小本子，记录了一些他认为很重要的事。

　　那天我帮母亲收拾房间，发现了一把崭新的四弦，静静地放在卧室一角，旁边还有个精致的木箱子。我迟疑了一下，终究打开了它。箱子里是那把被摔坏的四弦，虽然无法修补，却擦得干干净净。

　　“别动别动，”父亲的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吓了我一跳。父亲指着四弦说，“别碰坏了，那是你妈的命根子。”

　　母亲走过来解释说，这把四弦是你爸爸好几年前给我买的。摔坏的那把，其实在我埋起来第二天就被你爸挖出来了，这件事他瞒了我几十年。

　　母亲羞怯地一笑，像个小女孩般眼里闪着晶亮的光芒。

　　父亲看着母亲，呵呵地笑着。

　　六

　　那天下午，母亲背着四弦，带我去城里，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出门的时候，竟无意间发现了院子里那棵老杏树，伸展着茂盛的枝条，开出了一簇簇粉色的花朵，在瓦蓝的天空下，随风摇曳。

　　这么多次的往返，我竟然遗忘了那棵死而复生的老杏树。想来我又何尝不是个薄情的人？一路走来，我只顾着狼狈地逃走，缺席了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

　　母亲把我带到了凌源皮影戏传承人刘景春老师的影戏班，说是让我感受一下她现在丰富多彩的生活。刘景春老师告诉我，现在整个凌源会拉四弦的也不多，母亲经常去他们影戏班里和年轻人交流。母亲现在正在学习一个新剧目《牛河梁祭天》中的《红山女神》选段。母亲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太好，但是，这都不影响她拉四弦，偶尔还能唱上几嗓子。

　　有时候，母亲经常和他们一起进校园，做个志愿者，讲授皮影的魅力。

　　母亲还有一群戏友，都是些老年皮影戏爱好者，每年农闲时，她就背起四弦，骑上自行车到城里，或和戏友们切磋技艺，或者去刘景春老师的影戏班向年轻人学习。而每到掌灯时分，父亲就早早地等在旁边，待母亲一结束，父亲就开着三轮车，把母亲和她的自行车，一并带回家。

　　父亲的三轮车上，贴着几个大字：“（16:30）接丫头回家。”是的，他现在称呼母亲为“丫头”。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固守着一种古老的传统和根深蒂固的生活习俗，以最原始的相处方式生活在一起。年轻人挂在嘴边的“爱”字，他们从未说过，却甘愿掏心掏肺。乡下人质朴的情感，犹如一垄垄沉甸甸的麦穗，扎实而有力。

　　回南宁前，父亲把母亲手工做给我的棉衣棉鞋打了个包，强行装进了我的行李箱，说是母亲刚刚给我做好的。

　　我说南宁不冷，这些都用不上，而且现在谁还穿这些手工做的衣服鞋子。父亲笑笑：“手工做的脑乎（暖和），我每天都看南宁的天气预报，过年时还下雨了呢，气温才……才……”父亲挠挠头没想起来，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小本本，翻了一小会儿说道，“你看，气温才五度。”父亲抬起头来，语气变得很严肃：“南宁冬天没暖气，你用得上的。”说完，父亲又把小本子合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回口袋，末了，还习惯性地隔着口袋拍了拍，生怕一不小心弄丢了似的。

　　母亲说，这些鞋子衣服，其实是父亲几年前就让她做给我的，说我离家远照顾不到，冬天怕我冻着。

　　我仔细端详着满头白发的父亲，他很瘦，可以说是皮包骨头，黝黑的脸上阡陌纵横，眼睛也变得浑浊，那双曾经托起一个家庭悲欢的大手，粗糙且布满了裂口。父亲见我发愣，小心翼翼地问我：“闺女，是不是嫌弃了，我差点忘了，我还给你买了好嚼个（好吃的）……”

　　心狠狠地疼了一下，我流泪了。父亲见状有些慌乱：“闺女，你这是咋的啦？”

　　“爸，我一定会常回来看你的。”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傻闺女，鼻涕泡都出来了。”父亲有些难为情地冲我笑着。

　　我也对父亲笑着。一树小小的青杏随风摇曳着，像水墨滴在宣纸上，起初是一滴，而后却弥漫成一片。

　　我雀跃，我还有时间去爱，可父亲没再给我机会。

　　一年后，父亲突发疾病离开了人世。我安顿好母亲，却在从北到南这悲凉的旅途中，包裹着与父亲第一次相拥的暖。

　　【于小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南宁作家协会理事。代表作有畅销书《销售为王》；长篇小说《孤岛》、中篇科幻小说《唐》等。有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发表于《星星诗刊》《诗潮》《广西文学》《红豆》《海燕》《佛山文艺》等多家文学刊物，入选多本选集。获第十五届叶红女性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