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吉林省作家协会第三届签约作家。曾在《青年文学》《红岩》《美文》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数篇。获第五届吉林文学奖。

　　杨逸”一九八〇年的四次遇见

　　一九八0年，我七岁，六月，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学历。我从街道学前班毕业，拿到一页单片的纸，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居委会公章。后来我知道那是一张证明，有两个作用。一是证明我受过学前教育，二是把我自由散漫的童年扎束起来，送往黑板、教室和作业。

　　那是我羡慕了很久的生活。我的羡慕让我急于告别正在铺张的草地，结出榆树钱儿的老榆树，还有把黄花开成白头发的蒲公英。风吹薄了人们的外衣，蒲公英的白发也被吹走，它们成了秃子和光杆。只有上学的孩子们才不为这些事揪心，他们穿着校服，说着高深的话题。那些话题包括，周几下午开班会、谁谁是值周生、手工课要去校办工厂包装蜡笔。那些话题还包括，谁当了班干部、谁每回都是三好生、谁总被老师偏爱。

　　我在羡慕中期盼八月下旬快点到来，那段日子里，我体会到了度日如年。可能心火太旺，傍晚的一阵风突然就给我破了相。当时我在楼后面，一只鸡掉进了彭奶家菜窖，它抬头看着立在菜窖里的木梯子，对人类发明的攀援工具发出绝望的叫声。这叫声引来了百无聊赖的我。当时楼后只有我和那个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她像是等着把最后两根冰棍儿卖给我就回家，殊不知我看上去虽然溜光水滑，却根本掏不出那一毛钱。

　　老太太执拗地耗在大杨树下，她什么也没听到，只是殷切地看着我。我很奇怪她的殷切和平静，就在我和她脚下，明明有一只鸡在凄楚地喊着救命。我往菜窖里钻的时候听见她说，不买就不买，别钻地窖啊！到我抱着小公鸡钻上来，大杨树下只剩一缕晚风在拨弄树枝上埋伏的夏虫了。那缕风吹向小公鸡和我，小公鸡迎风跑向马路对面的平房，它迈步的频率泄露了对刚才的危险心有余悸。我随意抹了把汗，顺风回家吃饭。

　　进了屋，奶奶一打眼就问我，你的双眼皮呢？她的表情很讶异，不带半点玩笑。还没等我回答，奶奶的声音从讶异变成了惊悚，她又问我，嘴都肿到鼻子尖儿了，你在外面碰啥了？

　　奶奶当时六十多岁，可我一直感觉她很老。这种印象来自奶奶这称呼，也来自她的性格。她总是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在我完全不懂人生难易、生活艰辛的无知年纪，一个人被我看到的正面就覆盖了这个人的背面、侧面和里面。她平时波澜不惊的样子在我眼里很容易与年老混淆，就像我认定家里听旧的广播匣子来自古代是一个道理。那天晚上奶奶显得很惊慌，这让我第一次发现她没那么老。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撑平了四周的皱纹，眼仁被忧虑点了把火，喷射着特殊的光亮。

　　我想照镜子，被拦下了。之前我经常因为遗传了爷爷和爸爸的混血儿脸而被夸奖，那大概是我童年最早萌生的一份虚荣。镜子没照成，我还发起了烧。我的那点虚荣很快就被烧成虚弱，爬不起来了。

　　那晚家里只有五个女人，我们姐妹三个、奶奶和我妈。两个男人，爷爷和我爸，一个值夜班，一个打更。按奶奶的说法，屋子里阴气缭绕。

　　我爸是医生，一直在区医院上班。爷爷是那年刚去的，这份月薪三十二块的工作他得来不易。爷爷这漫漫一生，从旧师专毕业生到身居高位，从多年下放到终日沉默的古稀老头，如果以一本书为喻，虽然结尾还没写完，可封面和扉页都已老旧泛黄。这话是爷爷自己说的。有了打更这活，一个不想吃软饭的爷们儿终于可以每月掏出一沓钱交柜了。这话也是爷爷酒后自己说的。

　　奶奶用蒿子水给我洗了洗，没什么效果。她就认定我是撞邪了。奶奶带着这种认定出去了一趟，回来后神情沮丧地说，本想去找马大脚弄点符纸回来烧烧，驱驱邪，可马大脚不在家。要是平日里，我妈定会用惯常的语气，说那个马大脚就是装神弄鬼唬弄人。可那天我妈居然说，她没在家？那怎么办？我妈这话直接引来奶奶的下一句：不能挺着了，上医院。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就又来到了六月的晚风里。这风不疾不徐，像从遥远的唐宋元明清一路减速而来，说什么也不会让人联想到藏着邪性。

　　到了区医院，我被一番交接。先是我爸接手，在他诊室打吊瓶。吊瓶打完，我又被送到爷爷打更那屋的小火炕。我爸说我就是受了风，打了针就不碍事了，再睡个热乎地方，捂捂汗，很快就能好。奶奶本想留下陪我，可那小火炕将够塞下我，奶奶就嘱咐了爷爷一阵儿，像把我留在了前线一样，万分不舍地跟我妈一起回家了。

　　那个时分，晚上正在向夜晚过渡，在我心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晚上有晚饭、聊天、打哈欠、有星星或没星星的夜空与它呼应。夜晚却只有睡眠、呼噜、咬牙、梦话，偶尔也有半梦半醒间声嘶力竭的猫叫，火车捂上了嘴，只剩下轮子在茫然奔跑。

　　我在小火炕上醒过来时肯定是夜晚了。经过半宿折腾，我的双眼皮又回到了眉毛和睫毛中间，鼻子头和上嘴唇也恢复成隔着人中对望的状态。正是以往睡得人事不知的时辰，我却醒了。

　　爷爷没在小火炕上，他前半宿要守在医院一进门的收发室，后半宿才能回来睡觉。我无从知道当时是前半宿还是后半宿，只知道爷爷没在，窗户隔着外面沙沙的小雨声，我的汗变成蒸汽，也附着在窗上。棚顶那盏旧灯泡像长了层堾，把小屋里笼罩得一片昏黄。

　　就这时候，隔壁传来一种声响。说不清是嘤嘤声，还是呜呜声，只听得忽高忽低，极不连贯。我看向门口，门关着，看了几秒，爷爷也没推门进来。我的心怦怦乱跳，一眼又看到左面墙上那个小木门。这屋子我来过，是白天来的，我知道那面墙是木板做的，墙上抠出个小门，也是木板的。我问过爷爷，这小木门关住的是啥？爷爷吐了口烟，眼睛被那白烟挡着说，仓库，放公家财产的地方。

　　听了一会儿，那声音还是时断时续。我捂住脖子，不敢咽唾沫，也不敢正常喘气。这特殊反应代表我既紧张又好奇。我下了地，像踩着棉花练轻功，在满脑子点滴瓶、注射器、听诊器、处方笺、酒精棉这些公家财产的撺掇下，把耳朵贴上了小木门。声音就在门那面，我能确定那不是关于看病和开诊断书的对话，不是阑尾炎，不是胃溃疡，不是流行感冒，尤其不是产前检查和妇女结扎。这里是医院，医院仓库里的公家财产怎么才能挤出这不人不鸟的动静？我拉开小木门上的铁杈拴，走了进去。

　　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个更小的屋子，有两扇门，几面白墙，墙角一个小窄床，蒙着白布。我搜寻着公家财产，别说剪子镊子白钢刀，就连割药瓶的小砂轮也没看到一个。刚想原路返回，白布下面钻出个人。

　　后来我想，我遇见这个人，是因为他早就埋伏在白布下面。我而后的半生里又遇到过很多人，只有他是事先埋伏在遇见里的。

　　“啊！”我叫了一声，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嗓子很配合我的恐慌。没等发出第二声，一个小男孩儿就站在了我面前。

　　他个子比我高点儿，下巴扎在脖子上，正用通红的眼球剜向我。他的脸脏兮兮的，头发粘在额头上，脖子下面趴了块儿癣。他没穿外衣外裤，身上只敷衍着背心裤衩。背心已经变成了泥色，膝盖嵌满黑泥。

　　他就用这样的外貌和身高，犹如扬给我一整瓢松花江的水，瞬间就冲走了我的恐惧。我用无知无畏的声音问他，你猫这儿干啥？他没回答。我又问了一遍，你猫这儿干啥？

　　我找我爷。他说话了。

　　你爷？那是我爷！我觉得他是弄错了，这明明是我爷的地盘。我提高了声调。

　　是我爷。他也大声说了一句，并在这句话的伴奏下，掫开了白布的一角。

　　他的这个举动把他显得像个魔术师，一张蜡黄的脸随即被变了出来。那张脸就在白布下，颜色像是马大脚写了咒语的符纸。嘴跟水泥一个色儿，还在张开着就凝固成型了。我不再跟他犟，汗在我身上结了冰。

　　我问他，你爷怎么了？我的声音在发抖。“都怪我偏要吃蝲蛄炖豆腐，我爷就去江边给我抓。石头太滑了，他就掉沙坑里了。”他说这话的语气不像是在回答我，只是这些话憋了很久，需要对他自己说出来。

　　那个时刻，我还远不知心口不一是个大本事，我心里的一切肯定都如实写在脸上。我记得自己没忍住那个最大的疑惑，脱口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吃蝲蛄炖豆腐啊？我也记得他没忍住对我这个问题的鄙夷，脱口反问我，你知道个啥？

　　七岁的我，就像风筝撞上了电线杆，纤细的自尊心顷刻间就被撞碎了。我为什么要问人家那么愚蠢的问题呢？在我闯进来之前，他曾长时间哭过，他通红的眼睛还不够阻止我的愚蠢吗？

　　“你来这儿干啥？”他突然问我。我告诉他，我受风了，来我爸医院打针。他又问我，你捡过破烂吗？搬过煤坯吗？我不知道这话的用意，只是摇了摇头。“娇小姐，啥也不会。”他这样说着，语气一点也不友好。话音没落，他又命令我：你去把着门，我要把我爷推回家！

　　我用“他是个失去亲人的孩子”迅速原谅着他对我的发号施令，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我把着门的手在哆嗦，我的双眼贮满委屈的热泪。他推起小窄床，推了好几下都没推动。我不知道该去帮他还是该老老实实把着门，我体会到了手足无措。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爷爷回来了。

　　“喂！干什么？干什么？”爷爷的声音像口老钟，嗡嗡的，把门都震动了。

　　男孩儿也被爷爷的声音震得变了个人。他贴墙蹲下了，把脑袋埋在胳膊里，大声抽噎。棚顶十五瓦的灯泡，把他整个塞进地上他自己的影子，他们一起耸动着。他这个样子，让爷爷的口气很快就和缓下来。他问那个男孩儿，小小子，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想把这老头推哪儿去？这是你的什么人啊？这些问话一句比一句和蔼，可不知何故，我还是站在门边，心里盼着爷爷能更和蔼些。

　　男孩儿捂着脑袋，他的哭声在他喉咙里跑火车。他说他把他爷害死了，他要把他爷推回家去。他嘶哑的哭声里像伸出了无数只手，把我爷拽了过去。爷爷蹲下了，他身材高大，下蹲很吃力，像随时都会跌坐在地上。他把那个又脏又哀恸的男孩儿搂在了怀里。他们说了一些话，头顶灯泡里的灯丝，在他们的声音里轻颤。男孩儿把那会儿跟我说过那句话又对爷爷说了一遍，关于蝲蛄、豆腐和沙坑。这句话之后，他又说了很多话，包括他爷一直靠捡破烂卖钱养活他。他还说他没有妈，他爸是跑车的，总也不回家。而对我的耳朵穿透力最强的却是：他已经九岁了，还没上学。

　　爷爷平时是个沉默的人，除了下巴上曳曳扬扬的白胡子，别人都说他脸上没有表情。可我知道，他眼睛里有江河山海，也有尘封过的历史典籍。在那个深夜，他用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声音对那个男孩儿说，“小小子，咱不哭了，这都半夜了，今晚你就跟我住。”这声音有高于人体标准体温的温度。这声音在后来，早已没有爷爷的人世上，每次我变成那个无依无靠的男孩儿时，它都一次次变成动作缓慢的老吊车，探入泥土，把我抓到空气和阳光里。

　　那个半夜，我被再次交接，这次接手的又是我爸。那个半夜，我辗转到他诊室的床上，用满腹心事跟困意抵挡了一阵子，还是睡着了。

　　清晨的阳光，掺杂着附近平房的公鸡练嗓，还有国营饭店大汽锅里开花馒头的腾腾热气，把我叫醒了。我爸送我回家，我妈已经上班了。吃过早饭，我让奶奶确信了邪风已经被吊瓶驱散，又跑回了区医院。

　　爷爷打更那屋锁门了，昨晚我亲手推开的厚木门也上了锁，一碰一晃悠。我又回了家。

　　那小小子他爷咋办了？我听见奶奶问爷爷。

　　能咋办？烧了，一把灰。帮着寄放在那地方了。

　　人间阴界，生死交替，谁也说不定啊。奶奶高深莫测地说。

　　我这个月就没法交柜了。给买了个骨灰盒，剩点儿给那小小子了。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虽然我心里并没有盼望过它的开始和结束。我的小学生活已经开始，新生活的开始难道不就是从前生活的结束吗？我那时总是非此即彼。

　　开学那个季节叫夏末秋初，秋老虎正在横行。学校让我们每人交了三十六块五毛钱，发下来两身校服。一身是夏天的，白色半袖衬衫，浅蓝色交叉背带裙子。另一身是春秋的，浅蓝色上衣和裤子。女生们都可着夏天那身穿上了，操场上微风一吹，浅蓝色裙子下浮现出各种花色的裤衩，五彩缤纷，鲜艳夺目。男生们也是白衬衫，浅蓝色裤子多了两根白色的竖条。那一刻也不消停的白条，把他们显得像是多动症患者。

　　我没穿裙子，对女生裙子下的花色我很抵触。好在裤子和裙子一个颜色，就没对我竞选班长造成影响。“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保证一心为全班同学服务。”这是老师教我的竞选词。天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是我当选后首当其冲的实际行动。

　　在操场上那片瓦蓝中，一条揪揪巴巴的黑裤子就像宣纸上的一滴墨，很是显眼。那时我的视力很好，晚上总试着数星星，并且坚信早晚能数全。这一流的视力让我在看到黑裤子的同时就看到了那个男孩儿。它和他是一体的。我跑了过去。

　　“你怎么没穿校服呢？”我左臂上飞扬的两道杠还是没能阻止我的愚蠢。第二次遇见他，我还是只用一个问题就换来他剜肉的一眼。他没说话，转身往校外跑了。

　　我愣在那里，希望自己的愚蠢到此结束吧！我在心里琢磨着下次遇见他该说的话。最后确定那句话应该是：你上学啦？那段时间，我反复揣想着又见到他的情形，那句演习过很多次的话，一直期待着换来他一个友好的笑脸。

　　中秋节那天放学早，我直接跑到区医院去找爷爷。白天我们刚学了首歌，里面有几句词把我唱哭了。那几句词是，“八月十五月儿明呀，爷爷为我打月饼呀。月饼圆圆甜又香呀，爷爷待我亲又亲呀。”到我心情激动地跑进爷爷那小屋，第一眼看到的，却是坐在爷爷身边吃月饼的那个男孩儿。

　　那句烂熟于心的话，不知道被什么东西一把掏走了，连点痕迹都没留。我站在那里，像个被挎上书包的木头桩子。他看到我就住了嘴，低下了头，嘴角还挂着半截馅儿里的青红丝。我还在努力想着该跟他说句什么才能不再撞上电线杆，他突然站起来，抓起书包，两步推开门，眨眼就跑没影了。

　　那种带青红丝馅儿的月饼我也不爱吃，含在嘴里不往下咽。爷爷掐了烟，把染着烟黄的手摊在我下巴上，说，“吐出来吧，哭着吃东西，做病。”

　　我吐了三口才吐干净。没了月饼，我的哭声顺溜起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如果真是风筝，用竹胚和彩纸扎的，那我已经碎得只剩边角余料了。那个男孩儿浑身都是刺，以我当时的年龄和心智，刺就是刺，能把我的关心和善意扎成一团带血的浆糊。刺的背后，合成它们的材质是什么，我却一无所知。

　　爷爷说了一些男孩儿家的情况，说自己也只能偶尔管管他。他每次说到那个男孩儿，蓝灰色的眼珠就会颜色加深，目光越过高耸的鼻子停留在我不熟悉的一些场景上。后来我试着去了解去还原那些场景，爷爷的目光在我的回想里，就混合了人生际遇的无常、推己及人的伤感、力不从心的无奈。

　　“爷，为啥他不理我啊？我在操场上和他说话他也不理我？”

　　像是为了给自己吐月饼和抽噎一个成立的理由，那天我还是哭着向爷爷告了一状。那首歌就没给爷爷唱成，后来也没唱成。

　　冬天里，我又遇见了那个男孩儿一次。

　　当时马上就放寒假了，我们这里下了场大雪。由于下得暴躁，广播里的天气预报率先改口，管这场雪叫暴雪。到雪一停，那个学期就结束了。

　　班级门钥匙在我手里，每天我都最后一个离开教室。那天我走时已是傍晚，校园里单杠那边有人喊我名字，我循声看过去，看到两个振臂高呼的女生。是我们班的，开学那会儿也露过裤衩。她们叫得声情并茂，像亲人久别重逢。孤单的我，发自心里觉得同学的感觉可真好，就把两条腿一拔一拔地跑了过去。

　　她俩先问我，你咋当上的班长？我说班会选的。她俩说，是老师让选你，老师说你好看。这说法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了。没等我说啥，她俩又说，那你咋又当上了三好？我愚蠢的毛病一直没改好，直截了当地说，我分儿高，都一百。她俩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她们说，怎么啥好事都是你？

　　对话进行到这里，我几乎又成了雪地里的木头桩子。还是她们打破了沉默，用挑衅的语气问我，她俩能做到的，我能不能做到。她们说完，其中一个就把嘴粘在了铁单杠上。另一个说，你能不能？我心里想，那有啥。嘴上就直接说出来了。不仅说出来了，我还真的把嘴贴到了铁单杠上。铁单杠跟吸铁石似的，我的嘴就像铁，半道就给吸了过去。我拽了拽，越拽粘的越紧。我害怕了。

　　咋办啊？我口齿不清地问。

　　使劲一薅，一薅就下来了。她俩说。

　　我像薅的不是自己的嘴，使劲一下，嘴唇就掉了，血淋淋地粘在单杠上。没了嘴唇的嘴就成了喷泉，红呼呼喷了满雪地。她俩哈哈笑着跑了，跟头把式的。

　　我弯腰抓了把雪，糊在喷泉上，雪立刻化成了红水，黏糊糊的。我眼前一模糊，仰颌就倒下了。到我睁开眼睛，天差不多黑透了。我躺在被夜色染黑的雪地上，感到天再也不会亮了。第二天就是一九八一年了，可这世界上所有的诚实、愚蠢、真挚、谎言，都跟我没关系了。我奔涌而出的七岁的鲜血，给了我七岁的悲伤和绝望。

　　你醒了？赶快，去找你爷。

　　这声音让我一下就精神了，翻身坐了起来。

　　怎么是你？——真的是他！

　　你真傻，被她俩给调理了，快抓住我，站起来。

　　不用你管！我哭了起来。

　　别哭了，一会儿血就流光了，快起来，我背你。

　　学校到区医院比家里到那更近，他背着我，不一会儿就到了。他的后背很瘦，隔着棉袄还是能感到一动一动的骨头。刚进爷爷那屋，我爷一下子站起来，冲着我俩大声咆哮：咋回事？你把她咋的了？

　　我爷那样子像头愤怒的老狮子，张口就能把一个让我血肉模糊的小男孩儿吞掉。我急得只想大声喊，不关他的事！可我的话不知被卡在了哪儿，没说出来，眼泪就把自己噎住了。

　　到我的半张脸被糊上了白纱布，爷爷背我走出来的时候，医院门口已空无一人。那个被爷爷打了一巴掌的小男孩儿，我连他影子也没看到。

　　走回家里的那一路，人民副食关门了，国营饭店下班了，邮局门口邮筒上的雪，在呆呆地等着太阳或北风把它弄走。晚风吹过，黑夜已经盖住了白雪。

　　我和那个男孩儿的故事，就那样戛然而止在一九八0年的最后一天。正如同我没想到会那样离奇地遇见他，我同样没想到会这样荒诞地就别离了他。

　　爷爷更沉默了。他眼睛里的蓝色在不断褪去，只剩下灰茫茫的一片。这颜色让我品尝到了说不出口的担忧和焦虑，让我只想找到那男孩儿，替爷爷去向他解释。我确实到处找过他。每个学期我都找过他。无论校里校外，哪怕只是对面走来的人里，我都找过他。我一次也没找到。

　　四十年过去了，每年的开始我都想，今年会跟那个男孩儿第五次遇见吗？如果真的遇见了，我们彼此的心意，会不再被误解了吗？

　　原载《青年文学》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