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 本

　　一师，即天水市第一师范学校。我上学那会儿，已和二师合并。一师叫本部，二师叫分部，但大家还是习惯叫一师二师。

　　一师有两个门，前门，即正门，我们不大走，常出进于后门。后门有两扇大铁门，开成缝子，拴一副铁链，刚好一人容身出进。如是胖子，会有被卡住的风险。为何要将铁门搞得欲说还休、半推半就，不明白。

　　出后门，右转，靠藉河边，有一排平房，开着几家店铺。理发店、麻辣烫店、小卖铺，各一家，面馆两家。最边上，有家面馆，叫什么名字，我已忘记。或许当时名字也不重要。仅是喷了一张塑料布，贴在门头，风吹日晒，烟熏火燎，名字也模糊不清了。

　　这家面馆老板四十来岁，长发梳成三七分。穿一件白衬衣，外套黑夹克。黑裤，黑皮鞋。人收拾得清爽、利落，像个老板，但又不像油腻腻的饭馆老板。老板人细瘦，个高，一米八以上。我们不知其姓名，便依外貌称呼其瘦老板。当然，瘦老板之名是一茬又一茬学长叫下来的，我们仅是传承，并非原创。瘦老板口音是外地人，具体哪里人没问过。

　　在一师上学两年，我们大多时候的中午饭都在瘦老板面馆里吃。偶尔去学校食堂，可食堂饭菜不好吃。机器面，要么煮不熟，外面软了，咬开里面生着；要么煮过头，捞起来稀里糊涂，如同面浆。菜呢，白菜粉条，洋芋丝，一股大豆油味道，吃久了闻着都腻歪。后来，食堂又开了米线店，偶尔，我们宿舍几人结伴提着缸子去买米线，排在一大堆女生中间，常被嘲笑。可我们一副泼皮相，毫不在乎。

　　中午放学，宿舍八人互相吆喝，早早出门，去瘦老板面馆。稍晚一步，人多，就得排队。或打发一人，先去点面，其他人稍作休息，随后赶到。

　　瘦老板的面馆不大，长条形，十个平米。门口挂着草绿色门帘，塑料的，一根一根垂下来。那时很流行这种门帘。沾了油污，手揭的那半截，黑漆漆的。一拉，粘手。门帘揭来揭去，颇不方便。瘦老板揽起门帘，顺胳膊丢到门头上。面馆里面，排着四张长条桌、十六个小方凳。门口有块水泥台。屋里人坐不下，只得移到外面。瘦老板在门口又支了四张桌凳。

　　每到中午，数十人拥到瘦老板面馆。有吃的，有等的，拥拥挤挤，很是热闹。瘦老板自然也忙，招呼来人、报餐、收拾碗筷、擦桌子、端饭、倒面汤、清扫地上垃圾，偶尔收钱找钱。他负责前台。后厨有两个人，一个是他老婆，另一个不知道。我们去时，后厨放着煮面、炒菜、炒面，他们忙完出来时，我们已吃毕，回了学校。所以，是没见过正面的。

　　瘦老板的面馆有炒拉条、炒面片、油泼面、臊子面、烩面、炝锅面、浆水面、大肉面等，每碗两块五。应该还有炒菜，但学生吃不起。

　　学校后面，面馆不少，价位一样。我们都拥到瘦老板面馆，并非他的面有多好吃，也并非价钱便宜，主要是能记账。瘦老板有个账本。说是账本，其实是大黑皮笔记本。我们到瘦老板面馆吃完饭，随手在其他桌上拿来账本，翻到自己名字所在的一页。名字写在纸页上端，字有蚕豆大小，便于翻找。每吃一碗，并非写一次名字，也非记个加号，而是写“正”字。一碗饭，写一笔。五碗饭，一个“正”字，依次类推。写毕，朝瘦老板喊一声，今天的记上了。记上就行。他忙着把碗底的汤水倒进泔水桶，顺口回一句。他是不会查看的，我们也全凭自觉。他对我们这些师范生保持着某种天然的信任，而我们也以诚信作为一名师范生的操守和底线。

　　上师范那会儿，我们家境大都贫困，每月生活费也就二百元。若上个网包几次夜、请同学喝个啤酒，或买一两件衣服，顺便给女朋友送个礼物，一学期的生活费不出一月，便花费殆尽。囊中羞涩，无钱吃饭，同学都勒着裤腰带，自然借不来。向父母伸手再要，实在如茅子（厕所）门拾了毛巾——不敢揩（开）口。又不能偷，不能抢。怎么办？总不能饿着，得想点法子。于是，也不知从某年某届开始，有人到瘦老板跟前吃完饭，掏不出饭钱，就开始记账。也于是，大家口口相传，如遇救星，陆续都去记账。时间渐久，吃饭记账，也便成了习惯，约定俗成，且一届跟着一届，届届如此。

　　我上学那会儿，跟舍友两人记一个账。我们把记账的那页叫账号。我们的账号上写舍友的名字，我们每顿吃两碗，写两笔。很快，账号上布满密密麻麻的“正”。有一颗“正”缺胳膊少腿子，一两天，也就完整了。

　　当然，到瘦老板跟前记账的，皆是男生。女生一则不爱吃面，不远处的米线店、酸辣粉店，是她们的去处；二则平日节约，手头有钱，不至于走到两手空空记账吃饭的地步。

　　日子久了，瘦老板的账本被大家翻得虚腾腾的，像一个人，满腹牢骚，憋得难受。毕竟那一颗“正”字，就代表着十多块钱。翻久了，账本纸页多有破损，且沾满辣椒油、茶水、饭汤、烟灰和指印。整个账本油腻腻、旧兮兮的。有的账号上，“正”字稀稀拉拉。有的犹如蚂蚁方阵，紧锣密鼓，一页不够，第二页接着来。

　　大多时候，我们手头略一宽松，会拿钱到瘦老板处还账。还完钱，瘦老板把相应数目的“正”字用黑笔涂抹掉，或给我们另开一页，接着记。他数了钱，用手梳一下头发，朝我们笑着说，合适。拿着钱，去了后厨，想必是去给老婆交钱了。每次还账完毕，我们心里因长久拖欠而积在心窝的一汪歉意感和难为情，便如锅底面汤，被刮出倒掉了。我们带着自信、畅快，甚至理所当然，又开始了新账的记录。

　　当然，也并非所有男生都如我们一般自觉。有些实在没钱，有些故意拖欠。于是，每到开学，瘦老板就夹着账本，到男生宿舍楼，每层喊叫着欠账学生的名字。他认识每一个记账的学生，但不知宿舍，只得每层喊叫寻找。他知道，每逢开学，大家都带着生活费，还没花销。若迟一两月，钱花光，黄花菜便凉了。还有一个时间段，便是每年学生毕业前几天。他自然又夹着账本，来到宿舍楼，向毕业生讨要欠账。有些欠了两年，账本子记了几页，若现在不要，几天后，学生毕业，猢狲一般四散而去，隐入尘烟，他从哪里去找。所以，那几天他天天守在楼道，或宿舍，一心要钱。偶尔，楼道里响起他叫名字的声音，外地口音回荡着，带着面馆的味道。

　　或许，绝大多数的欠账，他都收回了，个别人的收不来，他也无所谓了。毕竟，新的一届学生又入学了，新的账本又开始记了。

　　新一届学生来了，我们犹如海水，被后浪推到了沙滩，湮没于沙粒。

　　毕业后，偶尔也想起瘦老板，想起他的面馆，和那黑皮账本，想一起记账吃饭的日子，全是明媚日子，就像面馆边上那一排紫叶李，在春天，开满了花朵，繁密、素雅、白净，在春风里摇曳着，如同青春，花瓣片片凋零。

　　但我终究再没有机会去瘦老板的面馆吃一碗面，不用记账，吃完就直截了当付钱。吃完，来碗面汤，不急不躁，边喝边和瘦老板絮叨絮叨旧事。我得感谢他，在我们漏洞百出的光景中，帮助我们；感谢他，在我们捉襟见肘的青春里，喂养我们。我们的胃里，曾每天装满了他的面和菜，我们的骨肉里，有他面馆的影子，有他信任的味道，有他喊叫名字的声响。

　　我终究没有再去过，哪怕去一次，也没有。后来，某次听同学闲谈，说起瘦老板，说他老婆出车祸殁了。我心里一惊，大脑空白，木了片刻。我又想起瘦老板，瘦如竹竿，长发油黑，面色白皙，总穿着白衬衣、黑夹克。可他老婆究竟长什么样，我毫无印象。我吃过两年她做的面，可我对她毫无印象，哪怕背影，也没有。

　　她没有了，瘦老板的日子倾斜了下来，风雨飘摇。

　　再后来，一师改名，成了职校。中等师范自此进入历史的箩筐，被塞进了角落，尘封起来。一师后门，因修大桥，把两侧铺面全征收、拆迁了。大桥南段，从河中插来，粗暴而生硬地别在后门那条路上。曾经的面馆、商店、诊所、面皮摊、补鞋摊、台球案、小酒吧、理发店等，荡然无存，就好像当初未曾存在过一般，半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自然，瘦老板的面馆也被拆掉了。那里种了草木，成了绿化带。

　　瘦老板呢，就那样，和我们的青春一起，最终，在这个城市，不知所终了。

　　你在凌晨醒来

　　你在凌晨醒来。三点，四点，或者更晚一些。你总是莫名醒来。屋子温热。铸铁暖气在窗台下，九片，镀了银漆，日子一久，发青。妻子和女儿正在熟睡。女儿在中间，防止跌落。你和妻子在两侧。三个人，呈川字。她们微微的呼吸，轻薄，细微，像一朵雪落在一片雪上。女儿翻身，嘴里呓语一句，含含糊糊，又接着睡去。被角落在一边，你伸手，摸索着盖在女儿身上。此刻，隆冬腊月，寒冷在黄河两岸鼓荡。

　　抬眼，西墙安有玻璃窗。四块，两方两长。当时，朋友送来的陈旧窗帘尚未挂上。于是，抬眼便能望到窗外。窗外，冬天的夜空幽蓝，而深远。夜空是一口方方正正的井。井水沉寂，毫无波澜。星星自然不可见。城市的灯光、浮尘、尾气等，将星星遮蔽。星星是潜藏于夜空下的伤疤。好在还有月亮。除了云，似乎没有什么在夜空里长久遮蔽月亮。

　　冬天的月亮。上弦月、下弦月、满月，或许都有过。你总在不同的凌晨醒来，于是不同的月亮贴在窗户上。月亮是一枚图钉，摁着一家三口聚少离多的日子。也或许吧，月亮是一枚创可贴，贴在冬天童年的冻疮上。冬天的月亮，微黄，带着细细光芒，刺猬一般，在夜空蠕动。

　　月光从窗口照进来，落在窗台上，落在床上，床是一只小船，在梦中游走。落在被子上，蓝色被面，粉色花朵，盛开在田野里，田野空旷。落在妻子和女儿的脸上，你侧身，看到了她们静谧的面孔，在月光里沉淀着，沉淀成了一缕气息、一摊水迹、一份揣在心口的疼。

　　以前，在天水，你很少在凌晨醒来。可此刻，在兰州四百公里以外，那高出的四百米海拔，将你举起，暴露在河西走廊以东，暴露在黄河以南。四百米，让你莫名醒来，感觉鼻孔干燥，如河西走廊上的戈壁滩。四百米，让你对这座城市的陌生和不适，暴露无遗。你守着月亮，月光安静。月亮和老巷道一样安静。月亮和一栋老旧之楼一样安静。月亮和逼窄的出租屋一样，安静。月亮，把一个离乡之人的窘境和愁绪翻开来，一遍遍默诵，直到再一次，睡意弥漫开来。

　　你睡着了，月亮呢。它在你睡去之后，寸寸西沉，卡在楼缝间，直到腾挪很久，才沿着墙壁溜下去。

　　另一个凌晨，你再次醒来，应该是五点。你没有看到月亮。你是被车辆的轰鸣吵醒的。你没有见过那辆车，但可以想象。一辆垃圾清运车，藏蓝色。庞大的车体，从巷道口小心翼翼挪进来，再倒进无人看管的小区大门。小区内随意停着私家车，司机不停倒来倒去。倒车声如同牛哞，一声接着一声。在叫声里，整个巷道似乎也被惊醒了。巷道呼吸急促，浑身一抖，四肢微蜷，一时茫然无措。待稍平复，而后，侧耳倾听，是清运垃圾来了。

　　车停好位置，车后设备伸出“手”，先后抓住四只绿皮垃圾桶，举起来，一一倒进车载垃圾箱内。垃圾撞击箱体，发出轰隆之声。就像有人在后背捅了几拳，不疼，但让你愈加清醒。偶尔会有玻璃倒入箱体里，发出一连串破碎声，尖锐、锋利、寒光闪闪，最后成了一堆渣滓，混在了各种垃圾中。你想不明白，为何这老旧小区会有如此多的玻璃。每一次玻璃破碎的声响，就像这小区的骨折声。

　　十几二十分钟，垃圾倒完了。清运车再次轰鸣着，小心翼翼，从小区门口挪出去，再挪出巷道，长舒一口气后，扬长而去。

　　巷道安静了，小区安静了。老旧楼栋伸开手脚沉沉睡去。似乎刚才的一切不曾发生一般。

　　可你，却失去了睡意。你陷入冥想，或幻想。想到旧日时光。想到一事无成。想到妻子儿女。想到生死疲劳。想到某一页书的残缺。想到某个小说的人名。想到工作中的疏忽。想到那些未曾出现的仇人。想到此刻寄居在此如漂萍一般。想到日子凉水一般劈头盖脸泼来，待水退去，却已奔向四十岁的羊肠小道。于是觉得活着的仓促和虚妄，于是想到某一天终究要在人间消失，让人恐慌、绝望、下沉、昏暗，竟不知此刻躺在床上的肉身是谁……最后，在混沌中拼命挣扎，终于逃脱出来，回到了此刻，一摸额头，汗珠已密密一层。

　　人呢，切不可在凌晨惊醒。只是那辆清运车开向了何处，你并不知晓。有没有一辆清运车，也会把凌晨醒来的冥想或幻想拉走，填埋掉呢？

　　在另一个凌晨，你又一次醒来。如此频繁地醒来，让你也觉得手足无措，甚至荒诞，像某人在夜色里给你讲了一个冷笑话。你没有笑，讲笑话的人也没有笑。在黑夜里，笑并不为人所见，笑毫无意义。

　　你醒来，听到了滴答声。

　　滴答，滴答，滴答……声音清晰，均匀，如在耳畔。一声，两声，三声……滴答声持续下去，像钟表指针，将要永远转动下去，毫无休止。起初，你以为下雨了。大块雨滴从高空落下，砸在铁皮屋顶，或阳台挡板上，就会发出这种响声。

　　以前，租住在城中村，你曾听过很多次这样的滴答声。雨滴敲打屋顶，一声挨着一声，渐渐地密集起来。更多的声响，汇聚而成，如溪水，如流沙，在屋顶淌着。雨越下越大。城中村陷入昏暗和潮湿，人们在梦里，收拾晾晒的衣衫，尔后关闭门窗，在枕头上，听见雨水的针脚缝补着日子的破洞。那些针脚，也在缝补着人们勉为其难的生计。下雨了，世界被紧紧抱住，卑微的人，心稍有安稳。

　　可此刻，你听下去，不是雨声。这声响，不慌不乱，很有规律，似乎能滴答到天明一般。在兰州，雨是稀少的。一年到头，也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场，且匆匆而来，慌张而去。你常说，在兰州，拥有一把雨伞是多余的。你起身，来到窗口，窗外有马路上渗进的灯光，落在旧楼上，楼房隐约可见。对面的楼，亮着三户人家的灯。从窗口望进去，一户灯光煞白，一户微黄，另一户，在黄白之间。

　　煞白灯光的屋里，坐着学生，还在学习。你不知道此刻是几点，或许两点多吧。很多次醒来，你都看见那个学生的侧影。你甚至怀疑自己眼花，那本就不是一个人。可定睛再看，确实是一个学生。他要学习到几点才肯休息呢？这么努力，他定然成绩很好吧？长久如此，某一天，他有过懈怠之心吗？

　　微黄灯光的屋里，那个女人穿着粉色睡衣，头发垂下，抱着孩子一边轻轻拍打，一边来回走动。孩子尚小，可能也就几个月。他（她）偶尔传来的哭声，还是婴儿腔调，像猫儿叫声，在夜里断断续续。他（她）哭几声，又止住。女人刚要坐下，哭声又起，她只得再次起身，来回走动。如此循环，不知她要抱到何时。孩子要么睡反了觉，要么放不下，极度缺乏安全感。她一个人带孩子吗？男人呢？再没有人帮她吗？她是一个背负着什么故事的女人？

　　黄白灯光的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白窗帘拉了一半。那屋子的灯，彻夜亮着，某次你在六点醒来，看到那灯依然亮着。在微曦里，彻夜苦熬的灯光，昏昏欲睡，疲惫不堪。似乎再亮下去，就要“自杀”了。房子的主人是谁呢？他（她）为何彻夜不关灯？他（她）害怕黑暗吗？他（她）是否在灯光下早已沉沉睡去？

　　这些问题，你都不知道，就如此刻的夜色，涌在院子里，涌在巷道中，你不知道这夜色里还有多少被淹没的爱恨、悲喜、苦涩和悲恸，甚至无助和坚韧。

　　最终，你确认那不是雨滴。是楼顶的空调里滴落的水，水打在楼下的窗台上，发出了清晰、均匀的声响。不过是一场水滴制造的骗局，不过是凌晨的滴答声，让你产生的错觉。你回到床上。那个学生，是否也上了床，该休息了。那个婴儿的哭声渐渐熄灭，他（她）的母亲是否也可以上床躺一会儿呢。那盏难以说清颜色的挂灯，是否趁着主人睡去也可以闭上酸涩枯燥的眼，稍作休息呢。

　　或许吧。只是那滴答声还在延续，有着滴水穿石的倔强，也有着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的无奈、决然，直至萧索和空空如也。

　　你在盛夏的凌晨再一次醒来。

　　这间出租屋，三四十平米，破旧，狭窄，每月需要支付一千元房租。两间房子附带一间厨房、一间厕所。两间房子支一大一小两张床。两间房，两个窗户，均朝西。每至夏季，过了下午三点，太阳便穿透玻璃，直射进来。直到五点多，才被对面的楼顶遮住。这刺眼、灼人的光线终于收敛起来。晒了两个多小时，房子如同蒸笼，装满热气，翻滚蒸腾，墙壁、桌椅、镜子、被褥、地面，每一寸地方似乎都被晒焦，冒着热气。

　　夏天，你从大卧室挪出来，睡到客厅小床上。小床靠窗，你想，万一有风迷了路，钻进窗户，也能凉快一分。然而，毕竟是奢望，没有风。风被高楼、街区、汽车、人流，切割成块，又吸纳进肚腹，排出来后，便是灼人的热浪和难闻的气味。晒热的褥子、床单，躺下去，如同温水在身下翻腾，很快，浑身冒汗，燥热不安。可你终究熬过了酷暑，秋天来临之际，余热依然让你难以入眠，你从网上买了凉席。铺上，躺下，背部虽不像水煮，但汗水粘住席面，一起身，犹如撕开两块粘在一起的胶带，滋啦有声。可无论如何，凉席也算救了你差点熬成鱼干的命。即便那种救助在某种意义上是心理安慰。

　　另一个酷暑如期而至。妻子和女儿来，住了一段时日。太热，真是受罪。下午最热时，你在单位。可妻子女儿无处可去，得披着阳光，一寸寸捱过去。到了下班，潦草吃顿晚餐，逃到黄河边去乘凉。后来，太热，实在难熬，妻子女儿便回了天水。出租屋，留下了你。看你害怕回来，害怕一进门，迎面袭来的热，将你抱起，摔倒在地，百般蹂躏。害怕坐着纹丝不动，汗水也在身上冲刷而过，留下被炎热刻画出的沟沟壑壑。害怕凌晨被热醒，你一摸头，额头、两鬓、脖颈，满是密密麻麻的汗水，如头顶大雨刚刚回来。你摸一把汗，甩到一边，汗水如鞭炮，噼啪有声。你又顺手摸来短袖，在脸上胡乱一擦。而枕头上，早已被汗水浸透。你揭掉枕巾，丢在一边，接着躺平，像一块石头，沉重、焦躁，又昏然、绝望。一块石头，总是擦不完身体里渗出的汗水。它在河里，被水包裹，毫无出路。

　　你醒在凌晨，醒在燥热难熬中，又听到了巷道中的声响。巷道南侧，有一家烤肉店，门口台阶上，摆着几把深蓝色塑料座椅。夏天，店里热，客人不大进去，都在路边坐。喝酒、吃肉、打双扣、说闲话、吹牛逼、东拉西扯，喧哗嘈杂，醉意汹汹，又自以为是，偶尔言语不和，啤酒瓶、桌子腿提起来，操着粗鄙之语，就往对方头上砸。这是兰州城的盛夏特色。好在治安已大有转变，那种红白刀子相见的场面已不见了。

　　许是凌晨，没有其他声响，那些喝酒划拳、大声吹嘘的声音；玻璃杯碰击的声音；桌子腿在地上摩擦的声音；啤酒瓶哐当倒地的声音；甚至女人们在酒桌前红嘴白牙的咒骂声和尖叫声，都异常清晰，甚至刺耳。

　　这是一座城市的禀性。禀性难移。如果是你，你也会瘫在那塑料椅中，制造刺耳的声响。

　　酒桌上的喧哗嘈杂你知道是从下午六时许开始的，但已持续到凌晨两三点，并且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清晨五六点。那些桌上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毫不间断。也有的人，甚至从吃饭开始，一直坐到第二天五六点。五六点了，他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五六点，环卫工人就开始打扫卫生了，他们带着怨气和不甘走掉了。老板忙着收拾杂物进屋。

　　嘈杂戛然而止。从昨天下午五六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五六点的嘈杂被掐断。巷道、院落，瞬间安静，安静到能听见一粒汗蒸发的声音，安静到一时竟无所适从。但你又好奇和不解，那些人熬到天明，在啤酒、烤肉和黑暗中，难道不瞌睡吗？难道不乏吗？难道第二天无事可干吗？难道家人不管不问吗？在你的好奇和不解中，你擦掉汗水，睡意又来，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你在这些凌晨醒来，你看到月亮和妻子女儿的面庞，你看到学生的侧影和抱着婴儿的母亲，你听到垃圾清运车的轰鸣，你听到空调的滴水声把夜色滴穿，你听到喝酒划拳的声响在巷道中激荡拍打。自然，你还看到、听到了其他，但毕竟是凌晨，浑浊的大脑已难以记清什么。可在另外一些凌晨，你并没有醒来。那些未曾醒来的凌晨，于你，是大片的空白，如同乡野之地，大片的荒芜，荒芜，一直荒芜到清晨七八点。一天又开始了，隔夜的喜怒、爱恨、哭泣、慈悲、幻觉、烦躁、喧哗、狂傲，都带着酸腐味，如同那些啤酒泡沫，破碎了。

　　你还会在某个凌晨醒来，可你又不会在每个凌晨醒来。

　　你想起那些午夜的面孔、灯光、怀抱、泪水、倾诉时，那挂在墙上虚无的指针，就把白昼和黑夜一一缝合起来。每一针，都带着疼。

　　多余之物

　　一

　　夜晚，大雨撤退。青年北路，银杏树枝叶繁密。灯光挂在树枝上，昏黄、破旧、疲倦，如另一场雨，飘忽不定。叶尖偶尔有水珠滴落，如图钉，把夜色摁在地上。

　　大雨过后，路上满是积水。车辆稀少，溅起积水，扬长而去。水面破碎、混沌、晃荡。如一场暴动。不久，一切又破镜重圆，映着灯光，寂静而沉闷。商场、酒店、高楼，灯火渐次熄灭。更深的夜，正在袭来。马路上，行人稀廖，或是身感寒意，大都紧缩脖子，裹着衣衫，面色僵硬，如生铁一块，匆匆走过。这是某个夏末。

　　青年北路。

　　细瘦的青年北路，长满细瘦的银杏树。果实葱绿，有苦涩之仁。

　　我途经青年北路，已是十点。我是那个道貌岸然、酒足饭饱之徒。我拖着油腻之躯途经青年北路，脚下深浅不一，难以自持。

　　在两棵银杏树中间，我看到了那个老人。他蹲在沿街铺面的台阶上，头戴一顶草帽。草帽用麦秆辫成，刚买来时，定然挺括，金黄，如一朵蘑菇。在乡下，夏秋时节，大地上总是飘满这种“蘑菇”。只是此刻，这顶草帽已相当陈旧，加之雨水不久刚打湿，在灯光里，衰败不堪。草帽下，藏着老人，六七十岁，苍老已让人难以辨认他的年纪。粗布衣衫，粗布鞋，藏蓝色，或黑色，在昏暗之中，难以辨认。他的背上，披一张透明塑料纸，两端扯到脖子下，系成疙瘩。这张塑料纸是他捡来的，还是讨要来的，抑或为一场雨提前准备的，不得而知。

　　他就那样蹲着，看着偶尔驶过的车辆，偶尔经过的脚步。他还能看到什么。他像另一棵枯朽之树，生在雨夜。

　　他的眼前，摆着两个圆形竹筐，筐不深，口大如脸盆。竹筐内，装着杏子，杏子不大，拇指一般。不是那种黄到发腻，大如鸡蛋的洋杏。倒像是自家房前屋后长的，或在山野随手摘的。杏子已熟透，橙黄，鲜亮，一边呈红色，如涂抹过胭脂，这是阳光的馈赠之色。杏子们挤在筐里，如乡下孩子，第一次进城，胆怯，羞涩，躲躲闪闪，总想藏于他人身后。灯光铺在竹筐里，像盛了水，荡漾着。杏子们如井中幻影，缥缈起来。

　　整整两筐杏子，就那么摆着，似乎没有卖出去几斤。

　　车辆呼啸而来，声响刺耳，没有任何一辆车会停下，去买几斤杏子。行人匆匆离去，脚步轻浮，生怕泥水溅至裤腿，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停下，哪怕问问这些杏子的出处、价格、好歹，问问老人从何而来，为何这么晚还不回家。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

　　夏末，作为应季水果，杏子已过时，人们不再去搭理它。而此刻，又是夜晚，风雨刚过。加之本就不大的果型，又无其他水果那娇艳夸张膨大之态，定然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这个城市，已不再需要杏子。在人们眼里，甚至连眼都未入，它们是多余之物。包括这个老人，都显得异常多余。犹如这城市的补丁，挂在胸口，让人尴尬。它们多余到要被剔除。幸好有雨，幸好是夜晚，城管们已下班睡觉，不再吆赶他。

　　就连我这个在黄土里滚爬摸打几十年，甚至身上依然沾满炊烟的农家子弟，也没有买老人的杏子。我已被城市同化，我不再需要杏子。在我这个伪市民眼里，杏子也是多余之物。

　　我从老人身前经过时，他的电话响了，铃声洪亮，响彻街道，唱着秦腔：后帐里转来了诸葛孔明……他从贴身衣兜中摸出电话，是老年机，大如手掌，且很厚重。他接上，对方是女声，只是分不清是他的哪个亲人。她问，咋还不回来？他答，想着卖完再回来，干脆没人要。又问，明天几点去医院？答，号挂上了，九点。又补充道，卖的钱不够车费，我还打算用卖杏的钱，多抓几服药呢。又问，这么晚了，没车，咋回来？他答，慢慢走吧。他说着，声音沙哑，含混着沮丧，可又无能为力。

　　好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个夜晚，那个老人，那些杏子。我不知他几点回家的，不知再有没有人买，不知他所患何病，不知他的病看好了没。好多年过去了，那些杏子依然黄着、红着，在大雨飘摇之夜，在我梦里，如一只只眼睛，睁开来，看清了这世态冷暖。在我梦里，一颗杏和一颗银杏，都有苦涩之心，都可入药，都可疗人间疾病。可人们即便病入膏肓，也无人问津。

　　二

　　上午，巷道中，阳光斜铺过来，巷道阴晴占半。而阳光橘黄，泛着微光，毛茸茸的。人们穿过巷道，睡意未消，脸色多带有隔夜的疲惫与肿胀。人并不多，这是周末，大都在家中尚未出门。

　　巷道两侧，成排摆着推车，挨挨挤挤，犹如战船相连。这些推车，以售卖小吃为主。但大多空着，要到临近中午，摊主才会来，摆上食品，高声叫卖。现在，巷道中，行人本就稀寥，又是上午，谁会空腹去吃麻辣烫、臭豆腐、炒年糕、烤苕皮。只有不多几个车上，售卖着早餐，葱花饼、芝麻饼、呱呱、面皮、油条、豆浆、豆腐脑、米粥等。推车前，摆一张长条桌，支几把小凳，食客背对巷道，趴在桌上，气定神闲，享用早餐。

　　我去巷道干什么呢，我已忘记。人过三十，记性渐差。特别是“阳”过以后，更有甚之。但我想起我干什么又能如何。人间事，大都无记住的必要。

　　在巷道里，两个推车之间，留有一段缝隙，许是用来摊主出进。这会儿，推车空着，更无人出进。缝隙里，坐一妇女，五十来岁，头发盘于脑后，掺着一些白发。面色黝黑，许是长期风吹日晒之故。上身，穿一件长袖衬衫，抽象红花和白色图案缠绕交织。下身，一条灰蓝色牛仔裤。穿久了，大腿面已泛白，膝盖处也有了破裂痕迹。

　　她坐在一把小木凳上，凳子矮小，呈酱色。她的眼前，铺一张塑料布，布上摆着两种东西。一种是菜刀，四五把。木把铁刃，都是好刀。刀背如鱼脊，弧线流畅。刃口锋利，泛着青光；另一种是小篮子，用彩色编织带编成，大如饭碗。方底，肚腹微鼓，篮口呈圆，做工精致。两根提手，如耳朵翘着。地上摆着七八个篮子，红、绿、黄、紫、白等方块相间，颜色各异，细看，不同色彩组成不同图案，像花、星、四边形、菱形等。也有用纯白编织的，中间用粉色简单点缀。

　　菜刀和篮子，或躺或坐。阳光挪来一尺，落在菜刀上，刀身凌厉之气减了五分，倒是温润起来。那种砍骨切菜的杀气，被阳光抚平。几把刀，温和起来，稳重起来，如浪子回头一般。阳光也落在篮子上，那彩色愈发明艳，如花草，似乎要生长出来一般。篮中，盛满阳光，如盛着整个秋末的暖意，如礼物，要赠与我。

　　女人坐在木凳上，全神贯注，编着篮子，似乎坐在自己炕上，随意，认真。巷道中一切事物于她皆是身外之物。彩色编织带在她手中穿梭，如鲤鱼，游于指端。阳光再挪上一尺，爬到手上了，那“鲤鱼”便如入水中，愈发灵活自由了。

　　这么早，巷道少行人，她已出门谋生。即便整个上午也无人问津，她依然要出门摆摊。我想起家中有把菜刀，还是我租房时网上购买，刀本是生铁，用得一久，刃口迟钝，切菜得割，勉强凑合，切肉如同老牙啃在骨头上，拉来扯去一番，肉纹丝未动，让人束手无策。我决定买一把菜刀。我问价格，她并未抬头，随口说八十元。我说便宜点？她说，就这个价。我蹲下，拿起刀，刀真是好刀，拿在手里，刀把瓷实，刀身稳重。弹一指头，有嗡嗡之声。她听见声音，说，加了钢的，好用。我又掂量一番，她见我诚心要刀，抬起头，停下手中活，说，好就拿上，常用呢，能碰到就买上吧，我这地摊子不固定，今天在这，明天不知道又去哪。我应了声，问，哪里的菜刀？岷县的。她答，看着我，眼中有了几分期望。我定是她今天的第一个买主。岷县菜刀有名。我又问，刀是哪来的？我家掌柜的打的。那她自然也是岷县人了。岷县离天水二百五十公里左右。为了生计，她在二百多公里外讨生活。

　　二百多公里，是一个女人和生计的距离。

　　我买了她的菜刀，没有讨价还价。我觉得这把菜刀值八十元，甚至超值。

　　我又问她，生意如何。她笑着，很苦涩，攀上嘴角的阳光，如一碗药。说，不行，菜刀呢，没几个人要，人都到网上或超市买。我又问篮子一个多少钱？她说十几元二十元，价钱不等，按大小。我问，有人买吗？她嘴角的笑愈加苦涩了。说，比买菜刀的还少。说完，便低下头继续编了起来。

　　记得年幼时，在乡下，我家曾有一个编织带编成的篮子，呈长方形，提手由钢丝箍成，缠了破布条。白色编织带，用了许久，被污垢涂抹成黑色，但依然结实。我们提着篮子，装满东西，赶集，走亲戚，下地等，用了好多年。后来，破了底，母亲用布块缝补一番，我们又将就了几年。最终，篮子漏了底，无法再用，闲置于厢房，不了了之。

　　她的篮子自然是小的，装不下多少东西，更像一件工艺品。可如今，在城市，它是多余之物。人们提东西，有塑料袋。女人们有专门的包，用来装化妆品等。拿到家中，鸡蛋也装不了几颗。摆在置物架上，在一众玻璃塑料中，显得不伦不类。它像乡下孩子，混进城市，虽衣着鲜艳，却格格不入。

　　它是多余之物啊。在追求所谓奢华高档的时代，朴拙，甚至带有农耕痕迹的物品，已被人们抛弃，就如同抛弃那些笨拙又温暖的旧时光。

　　我提着菜刀走了。阳光终究会涌满巷道，流水一般，把那个女人淹没。

　　总有流水会让一把刀锈迹斑驳，如同她的生活，锈迹斑驳。总有流水会让一个篮子空空如也，如同我的生活，空空如也。

　　三

　　正午，天桥上。盛夏，阳光如钉，尖锐，刺眼，钉在人们身上。

　　五月初三，端午临近。草木如海，呈深邃之色。而烈阳炙烤，墨绿疲惫，渐成灰白之色。马路上，车流汹涌，不舍昼夜，堵塞也是常见之事，在拥堵中，有人咒骂，有人抱怨，有人犯痴，有人指点江山，有人预约饭局，有人贿赂他人，有人打情骂俏，有人一本正经……人行道上，路人零散，或步行，或骑共享单车，拖着墨黑影子，面色赤红，慌张而过，汗水在脖颈滴答。身着黄色、蓝色的外卖小哥，横冲直闯，见缝插针，随波逐流。

　　这是一个世界。便桥上，是另一个世界。偶尔有行人经过。或许桥高，桥上光线，比马路上更加刺眼、炽热，让人有眩晕的错觉。橡胶桥面，被太阳烤得松软，再烤，似乎就要化成泥浆。橡胶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在空气中升腾。

　　在天桥中间，我遇到了一个摆摊的女人，五十岁左右吧。

　　她靠着天桥护栏坐着，脸色黑中泛红。面前铺一块布，布上摆着她售卖的东西。我瞟了一眼，有鞋垫、手款。女人穿一件马甲，咖色，带有白色方格。看做工，像自己缝的。里面套一件长袖，淡粉色，袖子挽起，手中忙着什么。我没有在意她卖的东西，只是想，她到底热不热呢。她定是很热，可阴凉处没有生意，天桥下，有城管。天桥上，是她唯一可以临时摆摊的地方。快下天桥时，我突然想起我需要买几根手款，给妻子和孩子戴。我又折回身。

　　我挑拣了四根手款，每根长约尺许，一端绑着三个镀银铃铛，摇起来，有细碎声响。年幼时，每逢端午，都是要戴手款的，听大人说可以防蛇蝎等毒虫。那时的手款，用彩色丝线自己拧，拧好剪成段，一人四根，手脚都有。花花绿绿，煞是好看。现在，都是机器做成，倒是精细，可没有了那种仪式感。女人的手款也是机器货。我问她，一根多少钱？她看了看，说，一块五，四根六块。我扫二维码付了十块。我想，十块可以让她吃一顿牛肉面，牛肉面八块，如果可以，两块还可以买瓶水。天如此热，她的每一分钱，都是在烈日下熬出来的。

　　我看清了她布单上的货物。除了手款，还有两沓鞋垫。鞋垫是机器缝的，看上面花样，很是僵硬死板，应是进的货。手款鞋垫后面，是沙包，十来个，大小不一，用不同颜色的布块缝成。她手中正缝着一个沙包，四块布已缝到一起，正缝下面一块布。小时候，沙包是我们必备的玩具。打沙包，也是最开心的游戏。孩子们的沙包，多是姐姐或母亲所缝。缝沙包，简单，裁剪出六块布，大小一样，每块布沿着里子缝，六块布缝在一起，留一洞，再翻出面子，装入荞麦皮，把洞口缝合即可。荞麦皮最好，轻重适宜。我问女人，沙包里装的啥？她说，荞皮。她摸掉额头的汗，活动下手腕，许是缝太久，手酸。

　　我问，生意咋样？她笑着摇摇头，说，不咋样。沙包有人买不？偶尔有，也卖不出几个。价钱咋样？大的十五，小的十块。十五、十，我不知道贵还是便宜。我说，现在的城里娃都不会玩沙包。她嗯了一声，又低头缝了起来。

　　在她的腿前，有个塑料袋，里面装满东西，我细看，是晒干的蒲公英。蒲公英蜷缩着，已呈灰白色，再晒，就要冒烟着火。这一袋蒲公英也是卖的。买回去，凉水一泡，用来煮茶，或做菜。腿的另一边，堆着大包小包，鼓鼓囊囊，不知所装何物。包很陈旧，堆在一起，和她一道，与这城市似乎格格不入。她和包，甚至她的手款、鞋垫、沙包、蒲公英，在这光怪陆离的城市，如疤痕，如补丁。

　　我要离开时，有一女人走来，打着遮阳伞，戴着墨镜，短裙，黑丝袜，高跟鞋，也是五十岁左右，可皮肤白皙，涂脂抹粉，浑身散发着香水味。她们都是女人，可好像来自两个世界。她驻足，看了看女人的手款，问，一根多少钱？一块五。又问，鞋垫呢？一双十块。又问，这啥东西？晒干的蒲公英。她哦了一声，说，都没用，还那么贵。说完，打着伞走了，高跟鞋在铁皮地面上敲击着，不可一世。

　　那女人笑笑，笑中有蒲公英一般的苦涩味道。她给我说，也不贵……其实，这些卖不了几个钱，可不卖又能干啥呢。

　　我无言以对。

　　她和她的包，她的手款、鞋垫、沙包、蒲公英，是这座城市的疤痕、补丁，是多余之物。多余之物啊。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女人，顶着烈日，还在那里坐着。我想，再坐下去，她会不会和她的货物一起融化了。烈日灼心。烈日轰鸣。烈日如巨浪，拍打着城市，拍打着人间冷漠，也拍打着那个女人无人问津的日子。

　　四

　　这人间，曾经那些日常之物，或者必需用品，都成了多余之物。这人间，已不再需要它们，它们只在某个人的回忆里活着，活的陈旧、昏暗，活的精疲力竭。

　　日子过了好久，我依然记得那个老人，他的杏子；那个女人，她的菜刀和篮子；另一个女人，她的手款、鞋垫、沙包、蒲公英。我久久难以释怀。可这人间，还有很多被人们遗弃的东西。诸如那个傍晚卖甜醅子的男人，诸如那个站在路口卖用高粱秆扎成的笤帚的老人，诸如那个蹲在小区门口卖土鸡蛋的女人，诸如那个拉着板车穿梭于街道卖玉米秆的外地人，诸如那个巷道拐角处卖爆米花的人，诸如那个弹着自制三弦卖艺换钱的人……等等。

　　或许某一天，像我这般执拗、恋旧之人，也会成为多余之物。那就做一个多余的人吧，和一颗杏子、一把菜刀、一根手款、一个沙包站在一起，站在这个时代的手背上，站成人间陈旧而温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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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首发于《飞天》2023年第10期

　　王选，1987年出生，甘肃天水人，现居兰州。先后出版《南城根》《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最后一个村庄》《青山隐》《彩虹预报员》等作品。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敦煌文艺奖、长安散文奖、黄河文学奖、林语堂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