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获奖者——郜元宝

　　【作家简介】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2019），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有《鲁迅六讲》《遗珠偶拾》《汉语别史》《小说说小》等，先后获“冯牧文学奖”“唐弢文学奖”“王瑶学术奖”。现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

　　【作品简介】

　　郜元宝在《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中聚焦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设置、城乡青年群像、高层干部群像、农村基层干部群像，以及小说中“交叉地带”等关键问题，对《平凡的世界》展开文本细读，深度剖析这部小说对改革初期中国社会所作的编年史与全景图式描绘，力图澄清文学界此前对这部杰作的诸多模糊认识。

　　郜元宝：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

　　刊发于《小说评论》2019年第6期

　　一、天悬壤隔

　　——《平凡的世界》读解和接受之谜

　　路遥在1982年第3期《收获》杂志发表的13万字中篇小说《人生》，思想艺术成就达到了“新时期文学”的巅峰，不仅小说本身，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电影和电台广播都深深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人生》毫无疑问已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名著经典的殿堂。

　　从《人生》发表当年路遥就开始酝酿一部大书，他为此精心准备了3年，包括确定新的创作主题，收集书面和现实生活各方面的材料，思考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继而呕心沥血，连续执笔奋战3年，历经六个寒暑，终于完成了11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平凡的世界》尽管和《人生》一样销量可观，也多次改编成电视剧、话剧，1988年3月27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节目组“打破常规”，在《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尚未定稿之前，就抢先播出已正式发表与出版的第一部（原刊1986年11月《花城》第6期，同年12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版）、第二部（1987年8月定稿，未能被包括《花城》在内的任何杂志接纳，最后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8年勉强出版）。第三部直到1988年5月25日路遥39岁生日那天才定稿，同年经删节发表于《黄河》1988年第3期(1989年仍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借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连播”，《平凡的世界》骤然获得广大普通读者的喜爱，但文学界一些专家学者和专业编辑对这部大书的读解与接受却始终与之大相径庭。

　　一方面，《平凡的世界》陆续发表、出版之时，1980年代“文学热”并未完全消退，却再也没有出现当年《人生》问世时那种举国热议的盛况。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提到文坛前辈秦兆阳和少数几个批评家对这部长篇的欣赏，但绝大多数当代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的态度还是相当冷淡。小说第一部发表于广州《花城》杂志1986年第6期，年底《花城》联合《小说评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1]。在此之前，第一部的书稿还曾经被一向坚持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当代》文艺社编辑周昌义退稿。据说《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获得1990年底评选、1991年初公布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主要还是跟当时文坛神经绷紧的大气候有关[2]。

　　在1990年代末以后陆续出版的多部当代文学史著作与教材中，《平凡的世界》更是遭遇了普遍的冷落。有的教材只讲《人生》而不提《平凡的世界》[3]。有些教材正文部分甚至始终没有出现路遥的名字，只在关于“茅盾文学奖”历届获奖者注释中提到《平凡的世界》（路遥）[4]。有的既讲《人生》，也提到“他的长篇遗作《平凡的世界》”，却不作任何展开[5]。有的正文部分提到《人生》，只把《平凡的世界》放在注释部分的作者简介中，并将路遥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的完成时间误为1991年[6]。有些教材承认《平凡的世界》是路遥“以生命铸就的长篇巨制”“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较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但只抓住“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奋斗史”进行简单评析，结论是“今天再来看这部小说，孙氏兄弟两种奋斗的时代局限已经十分明显”“在真挚的情感投入中，路遥描述的社会历史长卷尚缺少更清醒、更深刻的历史意识；在激情澎湃的叙写中，作品留下了一些粗糙的痕迹”[7]，总体评价显得游移不定。青年学者撇开《平凡的世界》文学品质的考量，以小说为社会学研究的材料展开论述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普通读者的口碑和某些学院派文学史教材和学术论文中，已经习惯于将《平凡的世界》归入青年励志书范畴，认为其创作方法过于陈旧，思想艺术成就不高，没有超过作者本人的《人生》，只适合给一些心智尚不成熟的青少年阅读，“对历史和现实的模糊认识和对农民人生奋斗图景的景仰与讴歌，使路遥的作品民间情感有余而历史省察不足”“路遥的作品成为诸多底层少年的人生教科书，成为理想与寄托的对象，他对劳动美德与理想爱情的书写博得了许多动情的眼泪。在路遥之前，乡间的苦难从未获得如此‘瑰丽’的诗情呈现，这也使他的作品对于缺乏问题意识与悲剧感的普通读者具有长久的吸引力”[8]。

　　与此同时，在更广大的读书界，自1988年3月2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播出以来，《平凡的世界》就一直备受欢迎，常年居于全国范围各类阅读排名榜前列。它也是大学生借阅最多的图书之一，完全称得上是文学界罕见的畅销书与常销书。如前所述，专业文学研究界也并非铁板一片，只不过少数肯定《平凡的世界》的专业论著在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学术圈不被看重而已[9]，学术界主流（包括一大批所谓“纯文学作家”“先锋作家”）至今仍然比较轻视英年早逝的路遥的这部绝笔之作。

　　为什么广大读书界和专业文学研究圈对《平凡的世界》的读解、评价与接受始终存在难以调和的差异？造成这个似乎难以破解之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诚如“当年毁路遥”的周昌义所说，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集体“创新”的氛围排斥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就应该那么质朴，这本来就是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价值所在呀!可惜那是1986年春天，伤痕文学过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流行现代主义。这么说吧，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绿的。读小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那些所谓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存心不给人喘气的时间。可我们那时候读着就很来劲，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阅读节奏，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喘口气都觉得浪费时间”。

　　这个问题后来讨论的比较多，已不必赘述。但另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却十分重要的原因始终被忽视了，那就是《平凡的世界》不仅如周昌义所说写得太“慢”，太“啰嗦”，缺乏“悬念”，而且与同时期绝大多数长篇小说相比（包括周昌义作为主要退稿理由向路遥透露的当时拥挤在《当代》编辑部等待被采纳的《古船》《夜与昼》《桑那高地的太阳》等），《平凡的世界》体量实在太大，其丰富的细节和总体构思都相当复杂，实在不容易一眼看透。

　　这就要说到《平凡的世界》阅读上既“易”又“难”（或形“易”实“难”）的悖论。全书三大部，每部两卷，每卷25至28章不等，共计160章，每“章”篇幅都不长（平均7到8页），集中讲述一两个故事，读来似乎甚感轻松。章与章之间，作者还经常站出来说些交代性和评价性的话，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全书内在联系。这种尽量拆除阅读障碍的写法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走进作者所构筑的虚构世界，无需克服多少艺术上的“难度”。那些认为《平凡的世界》只适合心智尚不成熟的青少年阅读的观点，恐怕也就由此而来吧。多年来习惯于“啃骨头”、硬着头皮阅读高深艰涩的“纯文学”的专家学者们也因此怀疑《平凡的世界》太清浅，不够深沉含蓄，缺乏“纯文学”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创新。这种阅读心态自然会诱导专业研究者或普通读者只见其“易”而不见其“难”，在轻视甚至藐视的心理驱使下随意取舍，各执一端，从而以偏概全，得出天悬壤隔的结论。

　　二、“主要人物”“次要人物”与“人物群像”

　　——《平凡的世界》人物设置的特点

　　要想比较公正地评价《平凡的世界》，必须尽可能如实地梳理其丰富的细节与整体布局的关系，既从容含玩其细部的描写，更要提纲挈领，统揽全局，这样才不至于迷失于多卷本历史长卷特有的细节的丛林。

　　决定《平凡的世界》纲领或全局的究竟是什么？

　　路遥早就说过，“小说创作中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人物，情节、主题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如果人物没有完成，那么它纵然有许多长处，也不能成为好作品”[10]。按照这个说法，人物塑造无疑是《平凡的世界》的纲领与全局。但《平凡的世界》全书一百多位人物，如果用习惯的方法，似乎也不难分出“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从而把握全书的纲领与全局。然而对《平凡的世界》来说，被作者置于中心地位进行轮流或交叉描写的孙少平、孙少安兄弟固然一直被公认为“主要人物”（其中孙少平又被视为主要人物之中更加主要的人物或曰“中心人物”），但他们作为“主要人物”“中心人物”的重要性显然被过分放大，以至于掩盖了众多“次要人物”群像同样丰富的人生内涵。

　　倘若以作者对孙氏兄弟的塑造为小说的纲领与全局，就会对整部小说形成误判。孙氏兄弟的重要性部分地来自他们的心理与行为，另外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作者赋予他们串联情节的作用，后者与其说是写孙氏兄弟，毋宁说是借他们被赋予的叙事功能来写其他更多的“次要人物”。孙氏兄弟既然有时仅仅充当描写“次要人物”的工具，那么其重要性和被描写的深度反而不及某些“次要人物”，也就不足为怪了。

　　群像描绘是《平凡的世界》人物关系设置最大的特点，也就是小说的纲领与全局。研究《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要关注“主要人物”，更要研究其地位绝不亚于“主要人物”的人物群像。对人物群像，首先必须采取分类法加以整体把握。《平凡的世界》人物群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青年、干部和农民。由这三大类人物群像而非仅仅由“主要人物”孙氏兄弟入手，才能真正提纲挈领，统揽小说的全局。

　　三、“关于苦难的学说”与“活人的道理”

　　——初期改革前后城乡青年群像

　　青年问题一直是《平凡的世界》备受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关注的焦点，但如前所述，对青年的关注往往集中于孙氏兄弟，而忽略了包括青年群像在内的更多人物群像的重要性。就《平凡的世界》对青年形象的描写而言，其主要方式也是在相互联系中呈现出包括孙氏兄弟在内的城乡两地各行各业众多青年不同的境遇、成长道路和内心世界。作者力图囊括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经历了整个七十年代的极度贫困、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迅速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恰如当年由张枚作词、谷建芬作曲、传遍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所谓“八十年代新一辈”（这也是1980年3月《词刊》发表张枚原词的原名，作曲家谷建芬谱曲之后，才将歌名改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不可否认，小说主要是通过孙氏兄弟，尤其是通过弟弟孙少平的人生轨迹，逐步牵出“八十年代新一辈”人物群像的。小说第一部，写双水村农民孙玉厚举全家之力也只能让儿子孙少平穿着破旧的衣服、吃着最差的“丙菜”在县立高中苦读。但少平有一颗不肯服输的心、酷爱读书善于思考的习惯、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憧憬，坚持读完了高中。这样小说第一部就以孙少平的苦读为中心辐射开去，渐次写出了孙少平的众多不同阶层、不同境遇的同学和同乡的青少年时代。

　　第二部写孙少平不愿和婚后“分家”单过的哥哥孙少安一起在农村发家致富，甘愿像乞丐一样来到地区政府所在地黄原市“揽工”，在平凡生活中追求精神上的不平凡。孙少平在“揽工”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关于苦难的学说”，就是坚信人生不分贵贱贫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工作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因此底层青年不应任何艰难困苦击倒，而要一次又一次迎接命运的挑战，从中领略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而不仅仅满足于获得一些金钱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作者通过对孙少平不断贱价出卖苦力的“揽工”生活的精彩描写，在1980年代中期率先触及农民工进城现象。不同于1980年江苏作家高晓声颇具戏剧性地描写“陈奂生上城”或路遥本人笔下高加林“走后门”进城的个案，《平凡的世界》敏锐地发现，随着农村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以及刚刚启动的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不断增长的需要，农村富余劳动力必将大规模转移到城市这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孙少平只是在这个历史趋势中涌现出来的无数“揽工汉”的一个典型。这就使《平凡的世界》当之无愧地成为1990年代和新世纪之交勃兴的“打工文学”的卓越先驱。

　　小说第三部，写孙少平在黄原市郊阳沟大队好心的曹书记帮助下，获得“招工”机会，成为大牙湾煤矿井下挖煤工。在一大群跟他年龄相仿的“煤黑子”中间，在幽暗、紧张、危险的地下采煤坑道，孙少平进一步丰富了以“劳动者的尊严和意义”为核心的“关于苦难的学说”。作者同时也强调，孙少平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念和人生道路的分化、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始终抱着善意的理解与宽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相比《人生》中充满高加林的不平之气，当路遥不断叙述‘苦难’时，《平凡的世界》反倒显得更加平和与隐忍”[11]。孙少平谢绝妹妹的男友、省委副书记吴斌之子吴仲平试图通过关系安排因井下事故身负重伤的他留在城市，坚持返回煤矿，并非出于他对城市的偏见和傲慢，他也并非“一定要在某些不协调甚至对立的认识中分出是非来。比如，孙少平自己不愿来大城市生活，并不意味着他对大城市和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有丝毫鄙视的情绪。不，恰恰相反！这个人常常用羡慕和祝福的眼光看待大街上红光满面的男女老少”。孙少平决定重回矿区，主要是躬行他自己“关于苦难的学说”，“一些人因苦而竭力想逃脱受苦的地方，而另一些人恰恰因为苦才留恋受过苦的地方”。暗无天日的井下和单调乏味的矿区有他割舍不下的牵挂，他觉得听从内心命令做出的决定肯定比依靠世俗标准患得患失的选择要正确得多。

　　孙少平在探求成长之路上先后接触的“八十年代新一辈”，有来自乡村的贫困学生，有文学程度不高而只知拼命干活的“揽工汉”，有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下矿井的“煤黑子”及其提心吊胆的家属，也有生活相对富足的知识分子或干部子弟顾养民、李向前、武惠良、杜丽丽，以及大学生田晓霞、田晓晨、高朗、吴仲平、孙兰香、金秀等。这些众多的同龄人在改革年代经历了各自的人生洗礼，探索着各自的生命意义，由此组成多声部的青春交响曲。

　　由于长期形成的文学观念和阅读习惯，在广大读者看来，从双水村走出的高中毕业生孙少平以及坚持在农村发家致富的孙少安兄弟俩无疑是整部小说焦点中的焦点。这种过于严格地分层次、别主从的人物谱系，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作品的实际，但如果推至极端，在青年群像中只见主要人物孙氏兄弟的传奇故事（其中孙少平地位又超过孙少安），那就很容易忽略众多次要人物的价值。这不仅有违路遥替普通劳动者树碑立传的初衷，也会导致对青年人物群像乃至《平凡的世界》全书的误读与误判。

　　孙少平确实贯穿全书故事情节的始终。如果单从青年人物群像角度看，小说第一部重心就是少平苦读，第二部重心就是少平“揽工”，第三部重心就是少平下矿井，他的“关于苦难的学说”更是串接这三大叙事重心的一条红线。相比之下，孙少安包产到户、解决和田润叶之间痛苦的感情纠葛、顺利迎娶山西姑娘贺秀莲、拉砖赚得第一桶金、给自己和父母箍新窑、分家、“冒尖”、一度“破产”、最后成功扩大砖瓦窑生产规模以带动全村致富，虽然波澜起伏，却主要属于事务性描写，缺乏孙少平精神探索的深度与情感冲突的力量。但孙少安毕竟也是读书人，他对弟弟的精神追求并非毫无所知。孙少平在铜川煤矿招待所成功劝说少安放弃参股投拍“三国演义”，改为双水村办实事，这说明孙少平并非一味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12]，孙少安也并非一味恪守其务实精神。兄弟二人可以互补，他们也因此牢牢占据着整部小说青年人物群像的中心。

　　但《平凡的世界》描写的“八十年代新一辈”不只是孙氏兄弟。作者在孙氏兄弟身上固然着墨甚多，但不少场合也写到他们的缺席和并不活跃。比如路遥以《水的喜剧》率先发表于《延河》的第一部26-28章，绘声绘色地描写双水村田、孙、金三大姓空前绝后地团结一致，为了活命去东拉河上游“抢水”。在这次行动中，孙少安去山西贺家相亲，从学校赶回家替补哥哥“赚工分”的孙少平担心在外村遭遇同学，基本置身事外。这说明孙氏兄弟并非在每卷每章都是小说故事绝对的中心（孙少安直到第一部第十章才出场）。

　　更重要的是，其他大量青年形象在实际生活和精神情感上并不以孙氏兄弟为中心。他们有各自的人生轨迹，有跟孙氏兄弟不尽相同的对生活的认识。如果说作者写孙少安的着眼点是为了个人与乡邻的发家致富而经常操劳到“纳命的光景”，写孙少平的着眼点是在沉重低贱的生活与工作中始终不忘追求普通劳动者的尊严与价值，那么即使在双水村，孙少安也并非独一无二的典型（“挖塘养鱼”的田海民夫妇就与孙少安夫妇很相似），而正如田晓霞所说，孙少平充其量也不过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而已。作者看重少安的勤苦与善良，珍惜孙少平作为底层劳动者崇高的精神探索，但既然是写普通人的不普通，平凡世界的不平凡，那么在青年群像的塑造上就不能千篇一律，更不能让居于次要地位的其他青年沦为孙氏兄弟的翻版或影子。实际上，作者不仅千皴万染描绘了孙氏兄弟的善良、坚毅与探求，也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其他青年人同样缤纷多彩却绝非孙氏兄弟的翻版的青春之歌。

　　比如孙少平的好兄弟金波，从小敢作敢为，一直无私地帮助和鼓励着孙少平。他的成长与成熟跟孙少平一样迅速。尤其从部队专业回乡、跟随父亲学习驾驶之后，金波的成熟度甚至已经超过孙少平。他跟孙少平一样不甘心一辈子做农民，内心深处总是听到模糊而有力的来自远方的呼唤。但他十分体谅父亲金俊海，不想提前顶替父亲捧上“铁饭碗”，让刚刚人到中年的父亲空虚失落。在生活的磨炼中金波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他全部的生活重心就是像堂·吉诃德对情人杜尔西尼亚那样刻骨铭心地思念那位不知姓名的藏族姑娘。他将这一段情感隐秘深埋心底，在最好的朋友孙少平面前也不肯轻易吐露。金波的强悍与隐忍、深情与脱俗、孤绝与内敛，某种程度上比内心世界全然敞开的孙少平更有魅力。

　　再比如跛姑娘侯玉英，高中毕业后追求孙少平不成，就及时成家，大大方方摆摊赚钱，并不觉得特别失败。漂亮好强的郝红梅当初“攀高枝”抛弃了孙少平，后来又被自己主动追求的同学顾养民所抛弃，被迫在异地隐姓埋名，成家立业，不幸很快沦为寡妇。如果不是与同样自卑而又终于战胜自卑的老同学田润生倾心相爱，郝红梅的命运肯定不如她的老同学、老“情敌”侯玉英。在实际生活中，路遥每次碰到侯玉英、郝红梅这样的旧日同窗，都“真想哭一鼻子”[13]；他对这一类人物的关切并不在孙氏兄弟之下。

　　小说还写到“双水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金强与孙卫红一波三折的爱情与婚姻。孙卫红是被村民们耻笑的“穷积极”孙玉亭、贺凤英夫妇的独生女，金强则是在父亲、哥哥被捕之后默默成为全家顶梁柱的成熟少年。他们既不同于孙少安与田润叶残酷的彼此错过，也不同于孙少安后来与贺秀莲多少有些理想化的一见钟情，更不同于孙少平与先后接触过的多位女性没有结果的恋情，他们冲破孙玉亭夫妇的阻扰成功结合，是上世纪80年代乡村青年的另一种典型。

　　另外，作者描写田晓霞与孙兰香那些忧国忧民、不可一世、挥斥方遒的大学同学的火热生活，尽管只是冰山一角，却已经溢出孙氏兄弟视线之外。小说浓墨重彩地刻画了田润叶与李向前从最初强扭的瓜慢慢彼此接纳的无比艰辛的过程，以及作为反面对照的武惠良、杜丽丽夫妇从最初如胶似漆到后来劳燕分飞，更是孙氏兄弟未曾经历和难以想象的。

　　作者描写一系列青年群像，或许也是为了烘托孙氏兄弟尤其孙少平“关于苦难的学说”以及尊重普通劳动者生命价值这一主题，但那些居于次要地位的青年群像各自的生命历程与精神品格跟孙少平、孙少安又是多么不同！由他们共同组成的青春交响不仅包含着青年人的“励志”，更有超出“励志”之上、与更广大的人群息息相通的“活人的道理”。

　　“活人的道理”这个说法，是田润生跟着名义上的“姐夫”李向前学习驾驶的过程中领悟出来的。这虽然不像孙少平“关于苦难的学说”那样包含更多激励青年人积极进取的倾向，却显得更加朴素、深广而含蓄，也更接近《平凡的世界》的主题。

　　或许可以说，孙少平“关于苦难的学说”是从更加朴素、深广而含蓄的“活人的道理”中提炼出来的一项内容，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部分，好像一部交响乐的最强音，但反过来“关于苦难的学说”并不能涵盖“活人的道理”。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孙氏兄弟的精神视野显然不能完全覆盖同样是小说贯穿性人物田润叶“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

　　作者对田润叶感情发展的追踪、对田润叶心理层次的剖析，完全超过了对孙少平（更不用说孙少安）内心世界的挖掘。田润叶对孙少安的倾心相许，可以视为《人生》中刘巧珍爱恋高加林的一个翻版，但田润叶与李向前的情感纠葛完全突破了刘巧珍和高加林关系的格局，一定程度上是接着《人生》继续讲刘巧珍的故事，讲她被高加林抛弃而被迫与痴情善良的马拴结婚之后可能的结局。这也是当年无数《人生》读者关心的事，他们不敢相信那样深爱着高加林的巧珍怎么可能平平安安地与毫无爱情可言的马拴过上幸福的生活？《人生》问世不久，路遥接到许多读者来信，要求他如果修改《人生》或创作“续编”，就必须让马拴死掉，让刘巧珍与高加林破镜重圆。对此路遥当时就颇不以为然，“这是很可笑的，马拴那样好的人，为什么要让他死掉呢！”[14]。但《平凡的世界》果真要通过田润叶来继续写巧珍和马拴的故事，又谈何容易！马拴的“后世”李向前固然没死，巧珍的“后世”田润叶也没有发疯，但他们二人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折磨，才终于艰难地相互接纳！发生在田润叶和李向前之间感情的悲喜剧所形成的巨大冲击力远远超过了《平凡的世界》所有人物（包括孙少平与田晓霞）心灵的呐喊。

　　《平凡的世界》中“八十年代新一辈”有的终身都要在农村，有的不断向城市迁移，有的本来就生活在城市，有的是干部子弟，有的是普通农民和市民的孩子，有的幸运地考上大学，有的则在社会这所学校学习“活人的道理”。无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无论他们社会地位如何，人生境遇怎样，都会遭遇绕不过去的人生主题，就是应该如何追求幸福生活和存在的意义。在这个共同主题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如果仅仅聚焦于孙少平由乡入城的生活轨迹和孙氏兄弟不肯服输的意志力，就得出结论说《平凡的世界》整个就是写“城乡交叉地带”或“城乡结合部农家子弟的生活体验”[15]，或孙少平“雄心勃勃”的“进城”故事[16]，整个就是鼓励青少年奋发有为的通俗类励志书，这虽然有部分道理，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孙少平最后的归宿就并非“进城”。

　　“城乡交叉地带”和“青年励志书”的说法，都只看到孙氏兄弟及其周围青年的某一侧面而非全部。更何况，青年人的故事加起来也占不到《平凡的世界》三分之一篇幅，另外三分之二则留给数量众多的各级各部门干部与广大农民群像的塑造。这两部分无论如何也不能简单归入“城乡交叉地带”或“青年励志书”的范畴。

　　四、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枢纽

　　——初期改革前后中高层领导干部群像

　　《平凡的世界》各级各部门干部形象，主要是县级以上中高层干部，公社（乡）和村（队）基层干部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还很少脱产，基本属于农民形象的系列。

　　中高层干部代表，是原西县分管农业的革委会副主任、勤政爱民、工作扎实、富有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的田福军。小说第一部写田福军目睹濒临崩溃的原西县农业和农民生活，很想有所作为，但限于僵化落后的观念与政策，在方方面面的掣肘下无计可施。第二部写田福军在农村新经济政策以及整个国家政治生活恢复正常的形势鼓舞下，排除干扰，励精图治，迅速改变了原西县面貌，但也遭到思想落后自私自利的领导与同事的陷害，一度在省委组织部搞“清查”（等于赋闲），所幸因为新任省委书记乔伯年、省委分管组织人事的副书记石钟的赏识，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很快做了地区党委书记。到了小说第三部，因群众口碑好，工作出色，田福军又被提升为省委副书记兼省会城市党委书记。田福军面对更大的工作挑战，强忍着丧女之痛，更加忘我地投入工作，而他过去的许多同事和上下级也都经历了改革年代的洗礼，各有沉浮升降的命运转折。

　　路遥写领导干部，特点是全面而细致。在1975-1985年（“文革”结束前夕、“拨乱反正”初期直到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新时期”）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共黄原地区、地区下辖的原西县、原西县下辖的石矻节及柳岔人民公社、石矻节公社下辖的双水村大队和各小队，这四个层次全套领导班子成员都有各自的表现，包括他们如何认识国家与社会的现状，如何理解和执行基本国策，如何对待城乡人民生活需求，如何对待各自的领导、同事、乡邻、家庭和自己。小说第一部主要写地区及地区以下干部群像，到第二、第三部，省级党政全套班子和若干中央高层领导也频频亮相，由此形成从中央到省、市、地区、县、社和村队层层贯通的党政领导完整体系。

　　各级领导干部是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枢纽与关键。在以往小说尤其长篇小说中，干部形象并不罕见，但像《平凡的世界》这样力图完整描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成龙配套地系统塑造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群像，至今还是独一无二的创举。路遥的文学导师柳青在《创业史》中也注意干部形象的塑造，但《创业史》写干部基本到县一级为止，路遥则进一步写到地区、省级和中央。近年来“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盛行，官员形象层出不穷，但这些小说写官员，第一缺乏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贯通的系统性，第二缺乏官员在“官场”内外实际工作和生活的丰富细节，尤其缺乏《平凡的世界》以改革和反改革以及如何改革为核心对所有官员的全面透视。都是写官，其实不可同日而语。

　　小说对中央一层领导基本上是远距离间接描写，主要通过田福军即将离开黄原地区赴省委履新之前亲自操办的“振兴黄原地区经济汇报会”这个大关节展开。在此之前写中纪委常委“高老”高步杰回到家乡黄原视察，也是关键的一笔，不仅顺带写出若干省级领导以及黄原地区“接高办”（接待高老办公室）一干人等的庸俗可笑，又以“高老”（以及跟着视察黄原的一位副总理）为桥梁，沟通了后来参加在人民大会堂西厅成功举办的“振兴黄原地区经济汇报会”的两百多名中央领导，包括“高老”、级别更高的两位副总理、多名人大和政协副职领导，以及一大批部委（农业部、交通部、煤炭部等）领导。他们大多数原籍就是黄原地区，或者战争年代长期生活战斗于黄原，对黄原感情很深，痛心于它极端落后的当下，群策群力谋划它的未来发展。“汇报会”之后很快签署了二三十项援建老区的项目。当然限于条件，有关中央一级领导，路遥只是点到为止，不可能有更加深入细致的描绘。

　　省级领导这一条线，重点刻画的是从农业部“牛圈”解放出来的新任省委书记、58岁就显出老态、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乔伯年。他一上任就迅速举家从北京迁居到这个四周是“菜帮子”而只有中间一点“菜心”的西部落后省份，不辞劳苦地展开调查研究，面对“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千万人口”，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作为一省最高领导，他最大的忧患还是干部素质问题。他在贫困山区调研时发现，越是贫困地区，干部思想越僵化，而越是思想僵化就越贫困，因此“改变那里极度贫困状况首先要改变那里的领导状况”。他也惊讶于眼皮底下的省会城市极度的脏乱差。他亲率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挤公交”，但这一次摸底性的“现场办公”令他对高级领导严重脱离群众、习惯假大空的工作作风深感震惊却又无可奈何。他发现，喜欢搞形式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基本办事能力的高级领导，又岂止省委秘书长张生民和副书记秦富功这两位！惟其如此，他才决定从整顿干部队伍入手来打开工作局面。也惟其如此，他才求贤若渴，亲自带着分管组织人事的副书记石钟拜访赋闲中的田福军，将这位群众呼声很高却一直被顶头上司（黄原地区书记苗凯）排挤压制的原西县委副书记提拔为地区行署专员，日后也一直为其保驾护航，实事求是而不是通过不正当渠道（包括大量“告状信”）来评判这位下属的功过是否。乔伯年“戏份”不多，但作者通过上述几个细节，很好地刻画出改革年代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应有的政治素质与工作作风。

　　比较起来，写得最多更丰满的还是区、县两级中层干部。如上所述，中心人物是田福军，但作者对田福军的刻画多少有些理想化概念化的痕迹。这也情有可原，作者在田福军身上寄托了自己对初期改革的全部热忱。

　　当然关于田福军，小说也有一些精彩的细节描写。比如他在挂职省委组织部搞“清查”时的“儿女情长”，十分难得地关注了儿子晓晨和女儿晓霞的成长，意识到自己作为父亲的疏忽与失职。他能够理解侄女田润叶的不幸婚姻。他后来才知道，润叶之所以答应嫁给没有一点感情基础的李登云之子李向前，主要是因为老岳父徐国强对润叶的一番“点拨”。这位退休的老领导为了把李登云在政治上拉倒女婿这一边，不惜用润叶做“棋子”，将担忧“二爸”田福军政坛困顿的润叶推向了婚姻的火坑，所以润叶的痛苦也成了田福军无法弥补的亏欠。他因为避嫌，很少回家乡双水村，但心里一直牵挂着父老乡亲，能够一口报出孙少平和金波爸爸的名字（一位是标准的老农、一位是普通运输公司司机）。晓霞因为在洪水中救人而丧命，田福军悲痛欲绝，但他在整理晓霞日记时发现了女儿与孙少平的恋情，不仅不奇怪女儿何以看中这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反而感激孙少平给予晓霞的美好爱情，索性让孙少平来保管晓霞日记。他感念旧情，因为过去在原西县工作时，副县长张有智经常和他一起对抗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的无理打压，就多次放过了与张有智交心、帮助后者迷途知返的机会，致使整个原西县的改革因为张有智的消极懈怠而长期止步不前，也由此造成田福军本人政治生涯中不可原谅的一个错误。所有这些往往一闪而过的细节，使作者心目中近乎完美的改革者形象的理想化概念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

　　田福军之外，可圈可点的干部形象也还不少。值得注意的是，路遥很早就注意采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谈到《在困难的日子里》和《人生》的创作时他曾明确指出，“构思时有这样的习惯：把对比强烈的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反差”[17]。动手写《平凡的世界》之前，路遥读过6遍《红楼梦》，这就使他将“双峰对峙”的对比法更加纯熟地用来描写干部群像。

　　比如同样是如何对待田福军的任用问题，石钟的知人善任和苗凯的嫉贤妒能就形成鲜明对照。冯世宽原是打压田福军的老上级，后来成了田的副手，但他能够主动冰释前嫌，心无芥蒂地再度合作，而田福军的另一个副手、苗凯爱将高凤阁自以为田的位置本来非他莫属，竟然恼羞成怒，暗中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倒田运动”，对田福军进行不依不饶的污蔑构陷。田福军为了工作而努力走出丧女之痛，但他的老同事李登云却被儿子的不幸婚姻拖进了悲观的“宿命论”，完全丧失工作热情。周文龙“文革”中大学毕业，自愿下放做公社革委会主任，当时被誉为“新鲜事物”。他思想极左，不惜以残酷的体罚督促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自己则以权谋私，让家人长期享受公社食堂的伙食。但进入“新时期”之后，周文龙通过学习，接受了事实的教训，真诚忏悔，洗心革面，成为改革急先锋，而原本与田福军并肩战斗的张有智却从原来的勇敢正直蜕变为利欲熏心、患得患失、刚愎自用、玩忽职守。同样形成鲜明对照的还有苗凯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他的秘书白元竟然趁“主子”倒台前伸手要官，而乔伯年以身作则，一身正气，令习惯搞形式主义的省委秘书长张生民很自然地知错就改。

　　对比描写最成功的莫过于张有智的真“养病”而丟官，与苗凯的假“养病”而保官升官。张有智因为意志消沉，潜心“养病”，最后由于玩忽职守而被撤职。黄原地区书记苗凯则因为不满省委没有提拔他所力荐的高凤阁，却起用一贯被他打压的田福军，甚至危及他本人的“政治前途”，就带着一股无名之火，借口“养病”，住进省城医院以静观其变，并以高凤阁充当耳目，随时密报田福军的动向。一旦认为田真有取代他的可能，竟霍然病愈，立即“出院”，杀回黄原。苗凯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置工作于不顾，结党营私，欺上瞒下，工于心计，种种丑态跃然纸上。

　　然而当苗凯为同样玩忽职守而面临处分的高凤阁向省委副书记吴斌求情时，却被这位更高的领导在心里鄙视为“根本不懂得高级政治生活”。吴斌所谓“高级政治生活”，无非是在关键时刻见风使舵，选边站队，丢车保帅，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时候，苗凯又成了一面镜子，照出平时不肯显山露水的省委副书记吴斌的可怕真容。这又是一个成功的对照描写。

　　说了这么多领导干部，喜爱《平凡的世界》的青年读者或许会感到有些沉闷。正如《红楼梦》的青年读者总爱看大观园内姹紫嫣红，不爱看贾府上下勾心斗角与贾府之外的官场酬对。但如果无视或忽略路遥塑造中高层干部的苦心，就会很容易对《平凡的世界》形成误判，比如认为《平凡的世界》无非就是写农村底层青年的奋发有为，而严重低估路遥对历史政治与官场百态过人的洞察。

　　五、“亲爱的”与“外国人”

　　——初期改革前后农民和基层干部群像

　　《平凡的世界》大书特书的第三类人物，是初期改革前后黄土高原上的两代农民，中心人物是长期担任双水村大队革委会主任（后改村支书）田福堂，副主任金俊山，田福堂的忠实追随者、大队党支部委员、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孙玉亭（后升任副支书），第一小队长孙少安（全书结束时被增补为村民委员会主任），第二小队长金俊武（全书结束时接替田福堂出任村支部书记）。

　　公社（乡）及村（队）全套领导班子成员几乎一个不缺，但在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1975-1985年），公社（乡）干部主要任务是在县与村（队）之间上传下达，他们经常要么去县上开会听报告，要么召集村（队）干部社员开会，转达报告精神，或者农闲时组织全社范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其他实际工作（尤其与普通农民日常的近距离接触）并不多。包产到户后直至小说结束的1985年，中国内地大多数公社（乡）的作用更是大幅度降低，所以作者对公社（乡）干部的描写明显少于上面的县、区、省领导和下面的村（队）干部。

　　石矻节公社（乡）主要领导有白明川、徐治功、杨高虎、刘根民。文书刘根民（后提升为乡长）帮助过老同学孙少安贷款买骡拉砖而赚下第一桶金，后来偶有“商机”，也会向孙少安通风报信，在孙少安发家致富过程中起过不小作用。革委会主任白明川（第一部结束时提升为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思想解放，正直干练，厌恶极左那一套，但实际表现并不多。至于“武装专干”杨高虎（后升为副乡长），每次提到他，几乎都是又到什么地方打鸟去了，可见此君平时的闲散无事。为了得到提拔而从县农业局一般干部自愿下放担任石矻节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治功（后升为主任）举办过包产到户后的第一届“物资交流会”，但小说不提他在这次活动中起到怎样关键的作用，反而详细描写他趁乱与寡妇王彩娥厮混，事情败露后害怕处分，到处求情，最终居然因为泼辣的王彩娥大包大揽，不仅有惊无险，反而被提升为原西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徐治功这段故事写得很热闹，但与此前孙玉亭与王彩娥的“窑洞事件”几乎如出一辙，这说明作者在描写公社（乡）干部方面，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平凡的世界》写基层干部，着墨最多的是村（队）这一级。跟描写中高层领导干部的手法一样，作者描写农村基层干部，也总是把视线竭力拓展到农村的历史与现实的纵深，渐次写到这些基层干部各自的历史（类似人物小传）、上下级、同事、家人与乡邻。对农村基层干部家人与乡邻的描写尤其显得浓墨重彩（不脱产的基层干部本身也是农民），不仅写到众多家族与家族、家庭与家庭（如双水村孙、田、金三大姓）的关系，还写了孙玉亭孙少平叔侄先后去山西娶亲，孙少安去邻县米家镇为生产队医治病牛、置备结婚用品，去河南巩县买制砖机，金老太娘家亲戚参加葬礼时向金家孝子们“抖亏欠”，“窑洞事件”中王彩娥娘家二十多号人赶到双水村打群架，孙少安在黄原市郊阳沟公社薄情的远房舅舅马顺夫妇和好心的曹书记夫妇两处不同的遭遇……作者由此将笔触伸向其他临近省份和区县的农村，最大限度地呈现农民的群像。

　　小说描写村（队）干部有轻重、主次之分。在农村经济改革之前，主要写田福堂和孙玉亭如何主政乡里，忠实执行极左政策。直到第一部第十章，基层干部主角之一孙少安才正式亮相，小说写他去邻县给生产队医治病牛，很像《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但孙少安在农村经济改革之前的活动空间与梁生宝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作者不断写田福堂如何防范和忌惮这个能干的小队长，但双水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始终牢牢掌握在田福堂、孙玉亭手中，根本不给孙少安任何发挥能耐的机会。他和另一个被田福堂高看的小队长金俊武在经济改革之前唯一的重大举措是偷偷给社员多分了一点自留地，在听到安徽等地包产到户之后，也想在双水村进行尝试。但这两件事都被田福堂、孙玉亭以雷霆万钧之势加以制止，双方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较量。包产到户之后，金俊武基本退居幕后，孙少安作为基层干部也不再有什么本职工作，小说第二、三部主要就写他和妻子秀莲办砖瓦窑如何经常到了“纳命的光景”。小说也写到善良的少安如何思谋“作为邻舍，怎能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静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他因此冒险贷款，扩大砖瓦窑的规模，以接纳更多乡党做小工，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直至最后捐资兴学，走向人生“最辉煌的瞬间”。所有这些都只是孙少安发家致富过程中零星自发地为公众和集体着想，他后来主要还是现身为普通农民而非基层干部。

　　相比之下，农村新经济政策推行之前田福堂的威势与奸猾，“穷积极”孙玉亭的“精神享受”，农村新经济政策推行之后田福堂的失落、不平与迅速转换心态做“包工头”，并且不失时机故伎重演，唯恐丢掉最后一点权势，甚至对在他看来有点“阶级报复”的摘帽地主老金家进行反报复。这些都写得非常精彩。孙玉亭的失魂落魄，整天看报纸、打听消息，“梦想复辟”，则更加有声有色。但田福堂、孙玉亭这两位基层干部在改革前后的种种表现充其量只能在翻天覆地的乡村生活变迁史上腾起一点细小的浪花，他们的基本身份始终也还是农民，他们所造之“福”与所贻之“祸”无非是整个“国策”神经末梢的痉挛性颤动。

　　《平凡的世界》写农村基层干部，首先是为了演绎基本“国策”如何贯彻到广大农村，其次是以这些活跃分子为抓手，写出广大农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写出若干家庭内部成员的复杂关系与丰富情感，由此展开农村政治、经济、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各方面在改革前后的一幅幅巨大的历史长卷。

　　《平凡的世界》写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是突出地描写各个历史时期一以贯之的农村家庭成员浓浓的亲情爱意。其次，作者很喜欢把普通中国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比作外国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某些真实的外国人。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第三，作者哪怕写农村生活极微小的一隅，也力求写出跟这一隅有普遍联系的中国与世界的某个宏观图景，并见微知著，从微小的一隅感知和预测整个国家和社会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与趋向。

　　书写普通中国人家庭伦理与道德情感的复杂内容，是中国新文学叙事类作品（小说、散文和戏剧剧本）一项重要内容。这里有对传统叙事文学的继承发展，也有对外国文学的借鉴。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朱自清、巴金、丁玲、李劼人、老舍、吴组缃、曹禺、赵树理、孙犁、钱钟书、张爱玲、路翎的小说、戏剧和散文对现代中国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描写，既有温暖神圣的相亲相爱，也有黑暗冷酷的彼此折磨，“爱人”与“吃人”两大主题并行不悖，而后者的分量似乎更多一些。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农村题材小说”大行其道，鲁迅、巴金、吴组缃、钱钟书、张爱玲、曹禺、路翎等新文学作家对家庭成员内部无穷的忤逆、刺恼、冲突乃至绞杀的负面和变态伦理关系的暴露性、诅咒性描写减少了，但同时也发生了“阶级情”和“骨肉情”的张力[18]。路遥的文学导师柳青在1950年代末完成的《创业史》第一部以及1970年代末勉力修改的第二部，上述张力还仅限于进步的农村青年与落后的父辈的思想距离，一般不会伤害骨肉至亲的天然伦理（如梁生宝和梁三老汉）。某些家庭成员比较严重的隔阂与伤害，主要原因并不来自家庭内部，而往往被归结为某些人物在“旧社会”的特殊经历，或者坏人的介入，如拴拴与素芳夫妻不和、素芳与公公王二直杠的冲突。

　　以“伤痕文学”发端的“新时期文学”直至近三十年来的小说，家庭内部的亲情爱意不是没有，但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正视家庭成员的情感裂痕乃至各种意义上的暴力冲突，若干名著甚至就以此为“亮点”，如王蒙《活动变人形》、贾平凹《废都》、陈忠实《白鹿原》、余华《呼喊与细雨》和铁凝《大浴女》等。

　　在这个背景下读《平凡的世界》，读者不能不感到“双水村”家庭成员之亲爱和睦要远远超过“仁义白鹿村”。无论在贫穷混乱的1970年代，还是在生活普遍好转的1980年代，双水村几乎都没有像白鹿两家那样的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冲突，也没有像白鹿两家那样的兄弟姐妹妯娌各为其主、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更没有白鹿两家那样的夫妻之间名存实亡、貌合神离、尔虞我诈。以孙氏兄弟的原生家庭为例，读者看到的只有父慈母爱，儿女孝顺，兄弟姐妹无条件地相互扶助，夫妻（孙少安与秀莲）如胶似漆，长期瘫痪在床的老祖母成天担忧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安危，每一个家庭成员也发自内心地敬重和依恋老祖母。中间虽然有“分家”带来的苦恼，但无论在孙少安秀莲夫妻之间，还是在孙少安与父母之间，抑或在秀莲与公婆和小叔小姑之间，这种苦恼很快就得到化解。“分家”之后的孙家甚至比“分家”之前更加亲爱和睦。“穷积极”孙玉亭在哥哥那不成器的女婿、“逛鬼”王满银被“劳教”并遭大会批判时，在众人面前假装要与哥哥划清界限，但他心里对哥哥的感激与敬重始终未曾改变分毫，“他孙玉亭总不能对他哥哥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看到哥哥为老娘的健康大搞迷信活动，“亲爱的玉亭同志”饱满的革命热情与坚定的政治原则也无所施其技。

　　“逛鬼”王满银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不管他怎样不成器，怎样荒唐可恶，孙玉厚全家还是把他看做亲人。王满银对妻子儿女也不乏爱心。因他的荒唐无能吃足苦头的妻子兰花和一双儿女从不记恨这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小说最后写兰花一片痴心和宽厚忍耐终于等到了她应有的幸福，几乎不可救药的“逛鬼”最后还是“收心务正”了。

　　当然作者也提到孙氏兄弟对姐夫的不满，金俊山对弟弟金俊文和小偷金富父子的不以为然，写到“盖满川”的风流小媳妇王彩娥对死去不久的丈夫金俊斌的“背叛”。但孙氏兄弟不管如何不满王满银，仍然和父亲一起竭力保障他妻子儿女的生活。心中含怒，却从来不出恶言。无论金俊山如何不满金俊文父子，他的初衷却是担忧弟弟一家不要误入歧途。王彩娥金俊斌夫妻十分恩爱，彩娥为了俊斌之死悲痛欲绝。丈夫生前，她并无任何劣迹。

　　正因为路遥特别看重普通农民家庭的亲情爱意，他在描写农民时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是不管人物之间相互称呼，还是叙事者称呼人物，几乎一律要加上前缀词“亲爱的”“我的亲爱的”“我的至亲至爱的”。人物彼此这样称呼对方，并未落实在口头，而是作者替人物在心里这样说话。在作者看来，这是他笔下人物真实情感的必然表达，一点也不生硬，只不过在他们实际的语言系统中缺乏与之对应的言辞而已，所以路遥不得不像鲁迅所主张的那样“给他们许多话”[19]。路遥在农民内心称谓语方面的大胆创造，不仅一扫“五四”之后、“新时期”和“新世纪”以来现当代中国小说大量描写家庭成员之间负面情感与语言暴力的那种弥漫性阴霾，而且至少在《平凡的世界》所展示的乡村生活中一举扭转了几千年来中国家庭内部匮乏爱意表达的称谓习惯。

　　将普通中国人与外国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或真实的外国人联系起来，是“五四”新文学开创的一个新传统（比如鲁迅《故乡》写“豆腐西施”因为“我”一时想不起她是谁，就“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但路遥显然有意识地发扬光大了这个新传统，其“中外联系”的写法在小说中可谓俯拾皆是。

　　有趣的是路遥很少将中高层干部比作虚构或真实的外国人（只有一次将思想消沉、疯狂追求美食的原西县委书记张有智比作法皇路易十四），其独特的“中外联系”手法主要用于对农民、农村基层干部和同样是农民出身的许多青年的描写。

　　比如小说一开始就写孙少平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两颊有些塌陷，却因此更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接着又写郝红梅激起了孙少平“少年维特式的烦恼”和保尔·柯察金对冬妮娅的情愫。少平的邻居和最贴心的好友金波不远万里去追寻在军马场“认识”的不知姓名不通语言的藏族恋人，其行为类似堂·吉诃德。孙少平酷爱杰克·伦敦小说《热爱生命》，“做梦都梦见他和一只想吃他的老狼抱在一起厮打”；他告诉田晓霞，自己很想跟杰克·伦敦笔下的人物那样，拼尽全力地做苦工，甚至独自一人去天寒地冻的阿拉斯加。他感觉只有那样才能实现生命的价值。孙少平还将他在黄原市“揽工”的东关大桥头比作“新大陆”和“我的神圣的耶路撒冷”（后来又把深圳经济特区比作“中国新的耶路撒冷”），而将他准备为父母箍的新窑比作“我的巴特农神庙”。田晓霞来信暗示她正被一个大学男生追求，同时井下挖煤的王师傅又不幸遇难，这两件事让孙少平“精神上扛起了双重的十字架”。孙少平明知田晓霞已经离开人世，但他独自走向两年前和晓霞约定的会面地点时，仍然希望出现奇迹，希望他和田晓霞的结局将是欧·亨利式峰回路转的喜剧，而不是苏联作家尤里·纳吉宾小说《热妮亚·鲁勉采娃》式的悲剧。诗人贾冰不无炫耀地称自己的农村媳妇为“土耳其”。无独有偶，目空一切的现代派诗人古风铃的妻子则是文化程度不高、过日子精细的小学教员，她买回一只铝制开水壶居然漏水，急得大哭，古风铃便略施小计，给报社写了封“读者来信”，附上一首打油诗。这不仅赚得稿费，杂货店还赶紧给他们换了新壶，“现代派诗人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杰作’，使他那实用主义的老婆破涕为笑”。田润叶虽然“不知道安娜，更不知道娜拉”，但她“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一点也不会逊色于安娜与娜拉。

　　“中外联系”的手法在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身上的运用更加频繁。孙少安终于克服心理障碍，来县城看望吃公家饭的小学教员田润叶。在县城最大的国营饭店吃饭时，少安坚持要付账，因为他听弟弟少平说，“外国人男女一块上街吃饭，都是男人掏钱买”。少安的妻子秀莲吵着分家，使少安陷入极大的痛苦中，因为他无比留恋由奶奶父母兄弟姐妹组成的原生家庭，那是他的“诺亚方舟”（小说后来又把洪水中“作楫作桥”的老树干比作“伟大的‘诺亚方舟’”）。田福堂为了打击孙少安，向上级告发少安私自为小队社员扩大自留地，导致少安在群众大会上受到批判。在台上挨批的少安心里默默地将坐在台下不敢抬头的田福堂比作出卖耶稣的“犹大”（小说后来还将工于心计的田福堂比作善于占卜的“古拜占庭人”）。再比如，小说好几次将河南人比作“中国的犹太人”或“吉卜赛人”。双水村人集体出动去东拉河上游“豁坝”偷水时，具有表演天才的农民艺术家田五即兴编了一段“链子嘴”，逗得大家有说有笑，“就像列宾油画中查波罗什人在嘲笑土耳其苏丹”。小说还将金强与孙卫红这对恋人比作“双水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此时卫红的父母坚决反对他们恋爱，金强的父亲和哥哥则因为哥哥参与偷窃团伙而被拘捕入狱。再比如村民刘玉升突然宣布自己曾经降到阴曹地府，能做活人死人的中介，甚至可以代濒死者向阎王爷求情以延长寿命。许多无知的村民居然信以为真，神汉刘玉升的地位顿时超过双水村“任何一位世俗领袖”，俨然成了常驻该村的“神职人员”，而他的一位学徒则尊他为“教父”。还比如，孙少安捐资修建的“双水村小学”落成之日，全村为之举行盛大典礼，县乡两级领导亲临现场为之剪彩，这时候孙少安的媳妇贺秀莲“内心骄傲的程度也许与南希·里根并无差别”。

　　强调乡土中国家庭伦理中的亲情爱意，扭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家庭内部的称谓习惯，将农民、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出身的青年人比作真实或虚构的外国人，这两种特殊写法或许跟路遥自幼缺乏家庭温暖、喜欢广泛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有关，不过从这两种写法造成的叙事效果看，更值得注意的还是作者对“中国人”的认识——他不愿看到普通中国人因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闭塞、贫穷、落后而落入感情枯竭、僵死麻木的境地，他希望普通中国人能够超越现实生活的羁绊，在精神上与真实和虚构的“外国人”平起平坐。

　　这是“农村题材小说”“乡土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实现本土性与世界性充分融合的必由之路。路遥只是十分真诚而稍显艰涩地走出了第一步而已。

　　六、中国初期改革前后编年史式全景图

　　——重释所谓“交叉地带”

　　从上述两种写法更进一步，《平凡的世界》写农民、农村基层干部、农民出身的青年时刻意追求第三个显著特点，也就顺理成章了，那就是纵然在描写中国乡村极端闭塞落后的一隅时，作者也始终竭力将这一隅放在更宏阔的背景下予以审视，由近及远，见微知著，大胆而敏锐地捕捉乡村生活一隅和整个国家、社会、民族和世界的普遍联系，尤其注意捕捉荒僻一隅所折射、所透露的整个国家、社会、民族和世界发展的某些根本性问题与趋势。

　　路遥对这种写法具有高度自觉。早在1983年初一次文学讲演中，他就勉励青年写作者“抓住了一个题材，哪怕是很小的题材，都应该把它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去考虑，甚至这背景不光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20]。1983年4月9日写于上海的《柳青的遗产》一文如此描绘他心目中伟大的文学“天才”的品质：“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21]。《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26至28章最初以《水的喜剧》在《延河》1986年4期发表，很可能出自路遥本人之手的编者按说，全书最终目标将是“追求恢弘的气势与编年史式的效果”。在1991年3月14日从西安出发去北京之前准备的茅盾文学奖获奖者致辞原稿中，路遥十分明确地将《平凡的世界》界定为“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22]。1991年6月10日，获奖归来的路遥在西安矿业学院的讲演中明确告诉大学生听众，《平凡的世界》“跨度为十年，从1975年写到1985年，因为我是编年史式的写法，所以对这十年的背景材料全部要熟悉”[23]。这也是路遥临终前不久完成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反复交代的一条文学准则。

　　《平凡的世界》可以说基本实现了路遥的上述创作意图。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严格遵循客观社会历史节奏，小说世界内部的年月与现实生活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往往分毫不差。作者追求的是真实的历史时空和虚构的小说世界高度统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典型社会现象，如1975年4月《红旗》发表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0年代中期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农民养猪政策不断调整，农闲季节无偿征调各乡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定期选派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去大寨参观。书中还详细描写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在原西县引起的震动，1976年4月5日之后黄原地区青年人如何秘密传阅“天安门诗抄”，其他如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21日粉碎“四人帮”，1977年9月决定10月公布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1978年11月安徽小岗村等地率先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初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1980年8月成立深圳经济特区，1980年代农村逐渐出现修建庙宇之风——凡此等等都有案可稽（全国和地区报纸杂志以及各类文件）。在空间概念上，西北某省大致对应着陕西，黄原地区大致对应着延安，原西县大致对应着延川县。“对应”不等于重合，但如果没有这种“对应”，小说虚构就会顿时失去来自现实生活丰富厚重的内容和不可或缺的质感。

　　《平凡的世界》毕竟不是社会调查报告，它的有关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绝非生硬地作为框架包围或支撑着小说故事主体，而是巧妙地穿插于小说故事无比丰富的细节褶皱，在重点刻画三类人物形象——干部、青年、农民暨农村基层干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正如这三类人物始终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作为背景的丰富而准确的社会历史信息也和人物塑造高度融合。惟其如此，《平凡的世界》才真正称得上是中国初期改革前后一幅气势磅礴的编年史式全景图。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熟稔已然的历史，也敏感于未然的历史，尤其对初期改革逐步推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有相当出色的观察和富于前瞻性的思考。

　　比如，小说频繁写到初期改革几乎必然带来的各种乱象，包括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省委书记乔伯年所谓对应着该省地貌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的中间“白菜心”与周围“菜帮子”的关系，金福、王满银外出归来告诉双水村人东南沿海与自己所居之地的巨大差异），官员及其家属以权谋私现象（“农民企业家”胡永合和“包工头”胡永州兄弟仗着担任地委副书记的表哥高凤阁胡作非为），连孙少安也觉得无师自通、无可奈何甚至理所当然的行贿受贿行为。行贿受贿不仅在“农民企业家”圈子里大行其道，刚刚晋升为省委副书记和省会城市第一书记的田福军还发现，他属下的省农业局局长也被迫去农业部行贿，而农业部一个小小的女办事员拿到好处后，竟然轻轻松松一下子批给他们异常紧缺的化肥三万吨，而这笔物资本来是要调拨给内蒙古地区的。这件事对田福军刺激很大，他不由地想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社会各个环节存在着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在直接威胁和瓦解着改革本身。从宏观上来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强大，不仅依赖经济的发展，同时应该整个地提高公民素质的水准……”

　　包产到户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民马上碰到“缺钱”问题。为了增产而大量使用化肥对土地进行掠夺性耕种。大件农具、牲畜、年轻人追逐日益增多的小商品，这些生产必须品和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严重挑战着包产到户后小规模、高成本、难以与市场对接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因此包产到户终究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农业问题仍然困扰着这个古老而现代的国度。

　　再比如乡村贫富差异与城市阶层相对固化的对比在1980年代初十分明显。个人发家致富与集体涣散也令人触目惊心。王满银铩羽而归，金福锒铛入狱，小翠被逼良为娼，大量招工下矿井的青年知难而退，这些都显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有限活动半径与迟早要遭遇的瓶颈。孙少安砖瓦窑稍有赢利，要求做小工的乡邻便络绎不绝。当少安为了帮助大家，冒险扩大生产规模，因此一度“破产”时，当初哀求他“雇佣“的乡邻们又不顾情面上门讨债。孙少安的有求必应获得如此回报，这倒似乎反证了田海民、银花夫妇一毛不拔的“现代意识”可能具有某种合理性，但乡村伦理的破坏与重建也因为少安与海民的鲜明对比而被尖锐地提出来。孙少安听从少平的劝说，把原本准备参股投拍“三国演义”的钱拿来改建双水村小学，这固然是双水村学龄儿童之福，但也说明当时尽管娱乐业蓬勃发展，乡村中小学教育却出现了太多盲区，而根子还是各级干部与发家致富的农民思想观念深处对教育的轻视，对混乱的文化市场的迎合。其他如干部队伍和文艺界的急遽分化，科研机构如何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如何正确对待高科技和“外星人”问题……凡此种种也都尽收眼底。

　　小说结尾看似不经意的两处伏笔也意味深长。一是“封建迷信”大面积复活。对神汉刘玉升的装神弄鬼、谋取暴利，作者旗帜鲜明地予以辛辣的揭露和批判，但对于无知乡民的趋之若鹜，敬畏鬼神，小说也给予足够的理解，但最终还是将问题归结为“文化素质”：“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即使进行了几十年口号式的‘革命教育’也薄脆如纸，封建迷信的复辟就是如此地轻而易举！”其次是双水村村民们一贯藐视“亲爱的玉亭同志”，对他过去配合田福堂完成的诸般“德政”也怨声载道，但1985年冬天，“亲爱的玉亭同志”不仅没有随着他的政治偶像田福堂“退到‘二线’”，反而被提升为大队支部副书记，一如既往地活跃于双水村政治舞台。孙玉亭秉性仁厚，政治信念坚定，绝非紧跟形势的风派人物如苗凯、高凤阁，也不是《芙蓉镇》里的“运动根子”王秋赦或《古船》中老谋深算的不倒翁赵炳，他的留任和提升表明双水村人既往不咎呢，还是都忙于发家致富，热心公益的“玉亭同志”反而“物以稀为贵”，“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将来主导双水村大方向的会不会还是这位一辈子冥顽不化的“穷积极”？

　　路遥对上述种种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其实并无多少自信。第二部第五十一章的议论就直接道出他对历史复杂性以及包括自己在内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局限无可奈何的承认。

　　是的，我们经历了一个大时代。我们穿越过各种历史的暴风骤雨。上至领袖人物，下至普通老百姓，身上和心上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伤痕。甚至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前，也许还不会看到这个社会的完全成熟，而大概只能看出一个大的趋势来。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为自己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我们这代人所作的可能仅仅是，用我们的经验、教训、泪水、汗水和鲜血掺和的混凝土，为中国光辉的未来打下一个基础。毫无疑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和我们自身的局限以及种种缺陷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决不能成为倒退的口试。应该明白，这些局限和缺陷是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上产生的。

　　可是，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坚持前行的人们，步履总是十分艰难。中国式的改革就会遇到中国式的阻力[24]。

　　有些文学史教材认为，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与王蒙、张贤亮不同，路遥确认当代政策走向的正确性，并把它作为展现人物命运的良性背景”，“自路遥开始，没有悲剧结局的个人奋斗史呈现出来，苦难不再与麻木愚昧相连，而是成为呈现人生奋斗诗情的必需品”，“对历史和现实的模糊认识和对农民人生奋斗图景的景仰与讴歌，使路遥的作品民间情感有余而历史省察不足”[25]。也有教材说，“路遥描述的社会历史长卷尚缺少更清醒、更深刻的历史意识”[26]。

　　区别于上述文学史教材抽象概括地指出《平凡的世界》诸多“模糊认识”“不足”和“缺少”，有学者则更具体地指出，这些“不足”和“缺少”集中表现为路遥对孙少平“进城”和“奋斗”没有展开更加精准的社会学思考，孙少平“始终将克服‘匮乏’的途径放在默认‘匮乏’的前提之后的个体奋斗与自我完善之上，将‘不平等’待遇看作素质提升所必须经历的严酷考验”，因此尽管作者赋予孙少平“出色的思考能力”，但他偏偏“对‘匮乏’与‘不平等’的历史性、制度性与结构性障碍却没有太多思考”[27]。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学术界对《平凡的世界》的某种“共识”。

　　确实，如果无视路遥对初期改革之前历史荒谬性的痛切反思，如果对路遥笔下真实反映的1970年代下半期诸如农民“谈猪色变”和卖老鼠药的王满银们动辄获咎“没有太多思考”，如果看不到路遥对初期改革全面展开后很快遭遇的各种社会问题敏锐的观察与富于前瞻性的探究——这不仅包括干部问题、青年问题、农民问题、蔓延全社会的公民素质问题和似乎永难解决的教育危机，也包括主要应该由“肉食者谋”而未必非得恭请孙少安们去“思考”的“‘匮乏’与‘不平等’的历史性、制度性与结构性障碍”，就多少有点忽略了小说的具体描写而过分苛求“白天劳动夜里批判”的孙少安们了。

　　为了寻求社会奥秘与人生方向，“揽工汉”孙少安忍着一天下来的所有辛劳和伤痛坚持秉烛夜读，这和张炜《古船》中整天研究《共产党宣言》的隋抱朴何其相似。但他们每天逃不脱的是无尽的受难与沉重的劳作，他们的“专业”不是为“制度”改良而建言献策——尽管他们并非毫无这方面的思考能力。当田福军不耻下问，打听农村主要问题和农民主要关切时，孙少平告诉他，农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由自己决定如何种田，因为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最熟悉的营生，无需高高在上者面命耳提——这是多么一针见血！如果命运让孙少平考上大学，可以想象他肯定也会像田晓霞眼中的那些八十年代的天之骄子一样，引经据典，纵论天下，目无余子，舍我其谁。但毕竟没有谁是万能的，每个人都只能默默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关于“历史性、制度性与结构性障碍”，即使路遥笔下的“肉食者”们也并非没有“思考”，没有因此而屡屡跌倒。他们也在背负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十字架。

　　对小说解读而言，细节的真实永远是最值得注意的。如果罔顾孙少安“进城”“揽工”全过程所遭遇的辛酸凄苦，如果不理解重返暗无天日、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矿井并非孙少安“进城”的“中兴”而至少是他肉体生命的“末路”，如果认为贺秀莲身患肺癌，“鲜血喷涌”地倒在用她和丈夫的“血汗钱”重建的双水村小学落成典礼上，乃是路遥一味将“苦难”理解为“呈现人生奋斗诗情的必需品”，如果说第二部第三十四章全景描绘的“揽工汉”生活、尤其是“小翠”的“堕落”和“几个月没见面……似乎又老了许多，腰弯得像一张弓”的“萝卜花”的以苦为乐（他还曾经因为对“小翠”说过几句“怪话”而饱受了孙少平的“拳脚的洗礼”），还有第三部所刻画的“煤黑子”王世才、安锁子们井下作业的繁重凶险和矿工家属们的终日提心吊胆，这些都属于“没有悲剧结局的个人奋斗史”，都透露了“路遥确认当代政策走向的正确性，并把它作为展现人物命运的良性背景”，都说明路遥“尚缺少更清醒、更深刻的历史意识”，那么上述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共识”自然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1981年10月30日《文艺报》在西安召开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路遥在会上首次提出“农村与城镇的‘交叉地带’”[28]的说法。这个时期路遥的思想以《人生》创作前后的经验为基础，重点并不是抱怨城乡二元固化结构的永难改变，而是强调“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29]，因此不能始终将“交叉地带”窄化为“城乡交叉地带”或“城乡结合部”，更不能用这个模式来套《平凡的世界》。《人生》中城乡二元生活模式固然还很明显，但《平凡的世界》众多人物的生活轨迹与价值观念早已冲破《人生》的格局，不是仅仅在城乡二元的舞台上演出各自人生的悲喜剧了。

　　细读《平凡的世界》，应该可以更好地理解路遥当初提出的有关“交叉地带”“重叠交叉”“立体交叉”“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的思考。

　　首先，“交叉”并不限于“城乡”。《平凡的世界》着重描写的干部、青年和农民这三类人物就互相“交叉”着。这部110万字的历史长卷，其中许多人物都是宽泛意义上的“转折亲”，都能通过这样那样的渠道发现他们远近亲疏各不相同的联系。不说别的，“次要人物”田润叶和李向前的婚姻悲喜剧就牵动了多少人的心！所以《平凡的世界》许多人物在他们各自的生活世界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叉地带”。

　　其次，历史、现实、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伦理，黄土高原和东南沿海，中国和国外，地球和宇宙，也无不呈现网络化交叉图景，尽管路遥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的全球信息网时代人类生活更加全面而深刻、更加迅捷而紧密的“交叉”。

　　正是基于对普遍意义上的“交叉地带”的敏锐感知与深刻洞见，路遥才大胆宣布，上世纪50年代那样“蹲点式”深入生活的方式已经过时；描写任何一个小题目，都必须以认识整个社会为前提[30]。跟陈忠实一样，路遥也不得不与他的文学导师柳青进行了一场从思想观念到创作方法上的痛苦“剥离”。小说中的老作家黑白，当年以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太阳正当头》震动整个文坛，俨然柳青转世。他专程拜访老友田福军，“脸上的忧伤变成了痛苦”。他愤怒地指斥1980年代初的农村“完全是一派旧社会的景象嘛！”“我们在农村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荡然无存……”但正如田福军在借用列宁分析托尔斯泰创作以安慰“老黑”时所指出的，《太阳正当头》（影射《创业史》）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但后人不会怀疑作者“当年的讴歌完全出于真诚”。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的确细致地描写了当时农村的社会生活”，“不能因为作家对当时的生活做出不准确的认识和结论，就连他所描写的生活本身也丧失了价值”。路遥对“柳青的遗产”一分为二，既指出其思想观念和“蹲点式”观察生活的方法有局限，又高度肯定柳青将显微镜与望远镜结合、细部与全局汇通的这一文学遗产的精髓永远不会过时。《平凡的世界》就是路遥勇敢地背对文坛的风风雨雨，坚定地沿着柳青依然有效的“天才”创作方法，略加损益，才终于完成的。它当然仍旧带着《创业史》的流风遗韵。文学史上，后代作家不可能对前代作家进行完全的“剥离”。

　　注释

　　[1]原文为时任《延河》主编白描的回忆，此处转引自杨晓帆《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第258页。厚夫据刘婷《路遥曾因〈平凡的世界〉消沉，遭遇车祸时仍昏睡》（《北京晨报》2012年12月3日）也转引了白描的话：“第一部研讨会在京召开，评论家却对其几乎全盘否定，正面肯定的只有朱寨和蔡葵等少数几位”，“一些评论家甚至不敢相信《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自《人生》作者之手”（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224页）。另据周昌义回忆，《当代》杂志资深编辑何启治参加研讨会之后亲口告诉他，“大家私下的评价不怎么高哇”（《记得当年毁路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6期）。

　　[2]周昌义：《记得当年毁路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6期。

　　[3]孟繁华、程光炜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2007年6月修订版，第192页。

　　[5]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33页、240页。

　　[6]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2009年4月初版，2013年9月第2版，第298页。

　　[7][26]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439-440页。

　　[8][25]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87-188页、187页。

　　[9]成文秀：《〈平凡的世界〉的文学史叙述问题》（《宜宾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就列举了李赣、熊家良、蒋淑娴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和金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对《平凡的世界》的高度肯定。

　　[10]路遥：《东拉西扯谈创作》（写于1984年6月7日），原载《陕西文学界》1985年第3期，引自《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散文随笔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135页。

　　[11]杨晓帆：《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163页。

　　[12][15]王一川：《中国晚熟现实主义的三元交融及其意义——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12期。就集中论述了路遥的浪漫主义如何以类似西方“成长小说”、“启蒙小说”的手法体现在孙少平这个人物的塑造上。

　　[13]路遥：《东拉西扯谈创作》（二），第141页，《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散文随笔卷》，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127页。

　　[14][20]路遥：《东拉西扯谈创作》（一），原刊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编1983年3月28日《文学简讯》第2期，此处引自《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散文随笔卷》，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127页、第118页、第129页。

　　[16][27]金理《在时代冲突和困顿深处——回望孙少平》，《文学评论》2012年5期。

　　[18]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参见王彬彬著《应知天命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18-38页。

　　[19]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版，第79页。

　　[21]路遥：《柳青的遗产》，《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散文随笔卷》，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110页。

　　[22]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散文随笔卷》，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90页。

　　[23]路遥：《文学·人生·精神——在西安矿业学院的演讲》，《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散文随笔卷》，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181页。

　　[24]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386-387页。本文有关《平凡的世界》的所有零星引文均出自该版，恕不一一注明页码。

　　[28]《深入农村写变革中农民的面貌和心理——在西安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纪要》，《文艺报》1981年第22期，此处转引自杨晓帆《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第5页。

　　[29]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作品与争鸣》1983年第2期。

　　[30]路遥：《东拉西扯谈创作》（一），《路遥精品典藏纪念版·散文随笔卷》，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