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西窗外，是两排高及五层楼的国槐。

　　20多年前，这一带旧城改造，在拆除后的原址建新楼，楼下就在南北道路上移栽这种普通的行道树。刚刚把树苗移植过来时，树高仅一层楼的样子，树干双手可握，树的表皮青绿稚嫩。如今，两排树的枝桠东西交叉形成郁郁葱葱的林荫道，树干粗壮皲裂。我经常从窗口看到斑鸠、灰喜鹊、麻雀、乌鸦，还有我不认识的小鸟经常在浓荫树枝上叽叽喳喳，跳来跳去，扑腾翅膀。清晨，斑鸠带节奏的“咕咕——咕”叫声划过天空，窗外树枝就有了响动。两排国槐，成了鸟类栖息的绿色长廊。

　　夏天，窗外一片绿叶，窗内洒满绿光。我坐在窗下看书，干脆拉开白色窗纱，让满窗的青枝绿叶成为风景，像一幅画。

　　现在是秋天。国槐上还有残留的白色槐花，有3枝伸向我家西窗，伸手可摘。蜜蜂、白色蝴蝶围着残花飞翔。远处的高高树枝上，成串的槐豆荚如绿珠，在秋阳里闪闪发光，在微风中摇曳。到了冬天，成串的绿珠就变成褐色，在风雪中爆裂，脱离树枝，被大风送到任何一处有土壤的地方，它们就会发芽、生长，再长成一棵树。生命力强盛的国槐，哪怕是在高高的城楼残垣或老屋的瓦隙砖缝里，也能扎根！

　　在成千上万的树木品种里，带“国”字头的能有几种？起先，我以为槐树的学名被冠以“国”字，是为了与500年前从欧洲移植的刺槐相区别。槐树分“国”和“刺”，不失为一种植物分类法。但是，当我看到甘肃省崇信县有一棵3200年的老槐树，并且稍微了解槐树的栽培史后，我才明白，主要生长在中国北方的槐树头戴“国”冠，是最能代表中国的树种。想想吧，甘肃的古老国槐，按树龄上溯是亲见过灿烂的西周文明，是公元前10世纪的老树啊！到了秦汉，国槐成了国道的行道树，历史悠久。国槐还被称为“中华槐”，是历史形成的美名。

　　记忆里，童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棵古老的国槐，树龄超过500年。这棵树的树干要3人才能合抱，是姥姥家大门外的标志性树木。盛夏，蓊郁的树冠形成一大片绿荫，住在树周围的人都端着碗在树荫下吃饭。我们小孩子喜欢看树上垂直吊下来的碧绿槐蚕：一条银色的丝线吊起槐蚕，像槐蚕在打秋千。槐蚕有时被风吹在我们的小脸上，冰凉冰凉的。槐树的树干上端，有很深很大的干枯的树洞，据说盘踞着几条大蛇，我们从不敢爬上去看。槐树南边是一条深沟，沟底有人家。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到北京工作后去看望姥姥，告别时，我绕着沟沿走到南畔，回头看深沟的北边时，姥姥还站在槐树下，我在沟南招手，姥姥在沟北招手。500岁的老国槐，见证了我和姥姥的分别。

　　我家窗外的国槐，虽然高及五层楼，但在古都北京，这两排后栽的树还在幼年，是新生代。我的住宅，夹在北京西城两条著名的胡同之间：南边是辟才胡同，北边是丰盛胡同。丰盛胡同东口有17棵国槐，我实地数过。辟才胡同西头、北筚子胡同南口，有一棵已有档案编号的老国槐，树龄约170年，绿色的牌子上标明属于二级古树，有铁栏杆围起，受到保护，还是北京市的古树保护示范点。我看铝牌编号，二级国槐有1000多棵。我过去住在这一带，熟悉胡同周边的情况。现在，尽管老胡同已拆，但我站在胡同口的国槐下，闭上眼睛，过去的旧貌就能在脑际复原。岂止我一人，许多从老城搬迁到别处的原住民，旧地重游，站在老国槐下，都会联想起几代人的故事。一棵老国槐，成了古都的坐标、原住民回访的记号。散布在老城的国槐，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历史故事。

　　在中国的北方城乡行走，在北京老城的胡同行走，国槐是常见的树木。因为它太普通，不是名贵树种，游客就不大注意。郁达夫是江南人，初次看见国槐的槐花落在地上，以他作家的敏感，说是“像花而又不是花的落蕊”，曾写在名篇散文《故都的秋》里。国槐不但有文学书写，还融入神话和历史，以它自己的普通、平凡被载入史册。《天仙配》里的槐树精是董永和七仙女的媒人，广为人知。

　　国槐和中国移民史相关联，大半个中国都知道的故事，是我老家的“洪洞大槐树”。明初移民，民众从一棵大槐树下出发，回望故乡，恋恋不舍，记住了身后的大槐树是岸。从此，“我的老家是洪洞大槐树”就成了半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百年前，家乡有人在大槐树下建一碑亭，碑刻“古大槐树处”。在碑亭旁又建一茶室，茶室门上端有白底黑字木匾，曰：“饮水思源”。碑亭小道南边，有一木制牌坊，上刻“嘉树延誉”四字。小时候途经此地，我经常看见有外省人在这里寻根。他们抱膝坐在碑亭的台阶上，面带笑容，好像真的回到了老家。一棵500年前的国槐演绎一段移民史，像同心圆推移千千万万中国人在远方的国土扎根，如同我家窗外国槐上随风飘散的槐豆荚落在广袤的土地上。

　　坐在窗下，面对满眼绿色，心中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从小到老，我的生命都有国槐在庇护啊！——国槐坚韧的性格，蓬勃向上的姿态，有花有果的时序，时时让我忘忧，青春常驻，不知老之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