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事物若从实用角度看，可分“有用”“无用”两类。文学应属于后者，正因如此，清代诗人黄景仁才有了“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慨叹。爱上文学伊始，我对这一诗句颇有同感，但在经历了诸多世事之后回头看，又觉得这种两分法过于简单粗暴，事实上很多时候看似“有用”的东西恰恰无处可用，而那些“无用”的东西却能支起脑颅里的帐篷，让你的灵魂有了自由活动的空间。比如说，诗和远方有什么用？好像无用。但这个“无用”会像潮汐一样一波波激荡你的心扉，让你血脉暗涌，不时蹦出打起行囊奔赴远方的冲动。

　　不得不承认，我喜欢“无用”的东西，这当然与受庄子“无用之用”思想的影响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对文学的痴迷使然。有“无用”的文学相伴，我热衷于钩沉稽古、发微抉隐，也喜欢静处发呆、冥思遐想。在这个“无用”的世界里我可以随心所欲、直情径行，活成真实的自我。此时的“无用”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有用”，它给我原本安分的心灵搭建起一座不安分的房子。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喜欢上文学的。那时我读初中，写作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秘密，让我的中学时代充实而富有期待。拥有秘密的人如怀揣美玉，会产生一种富裕感。秘密是身价的砝码，也是自信的底气，那时，哪怕身上穿着空心袄，走过冰雪覆盖的操场时我也会高昂着头。不明真相的同学肯定猜想：老藤有什么可神气的？对了，我在中学时就被人称为“老藤”，我后来之所以确定用“老藤”这个笔名，多少有些水到渠成。当时只是写，没想过投稿发表，写满一本就锁进抽屉，偶尔拿出来自我欣赏一番，仅此而已。知道马克思年轻时也有类似的习惯后，我心里暗自发笑，连伟人都不能免俗，看来许多文学爱好者的写作最初都是一种自娱。马克思是雪莱的粉丝，热衷于写诗，给恋人燕妮写了好几本情诗，给父亲也写了一本，但当时也只是锁进抽屉没有出版。马克思一生发表的诗作只有寥寥几首，但这位哲人最初的梦想确确实实是“无用”的文学。

　　对于我来说，“无用”变得“有用”是在1985年，那时大学毕业生由国家负责分配，个人可以填报分配志愿。我当时面临三种选择，举棋不定时一位忘年交文友建议我去新成立的五大连池市。他当时在该市担任文教局局长，给出的理由是新组建的城市百业待举，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这让我想起了肖洛霍夫的作品《被开垦的处女地》。我欣然听从了他的意见，在分配志愿里填写了五大连池市并被顺利分到了那里。五大连池是个县级市，规模不大，文化、教育在一个局，我被分到文教局后不久就当了一个中国最小的官——股长。教育股长虽小，却管理全市的中小学。股里有中教视导员马老师、小教视导员赵老师，还有招生干事吴老师、培训干事刘老师，四人都在五十岁以上。开始，我担心无法领导这些工作经验丰富的资深干部，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给了我这个毛头小股长以极大的支持，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年轻人。我心里清楚，与其说他们尊重我，毋宁说他们高看文学，因为那是一个属于文学的年代，这是文学给我的加持。接收我的文教局局长大我二十余岁，是位多才多艺的业余作家，文学素养极高，不仅发表文学作品，而且精通中医，擅长地方戏曲吟唱。局长退休后离开了黑龙江，在北京一个部队医院开中医专家门诊，找他看病需预约。老局长虽然已经过世，但他的名字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里，他叫刘锡顺，黑龙江嫩江人。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产生了离开机关的想法。这一想法没有变成现实还是因为“无用”的文学。当时，我特别想从事影视编剧工作，便在朋友的介绍下从五大连池市调到了大连，但在广电系统仅仅工作了三个月又调到了机关。我曾经有过写机关文学的想法，我对自己说：你不是想写机关吗？要想写好机关，就应该把机关坐遍、坐透、坐穿。这样一想，内心便有些释然，于是收起当编剧的小心思，专心从事组织、宣传、纪检和其他机关工作。我在山东、黑龙江、辽宁三省学习、工作过，这些经历为我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怎么写都不会有枯竭感，这也是我能顺利完成《北地》《刀兵过》《北障》等长篇小说的原因所在。

　　从1985年到2016年，我一直在大连的区、市党政机关工作，无论岗位如何变化、工作多么繁忙，文学的灯火一直摇曳在心底，没有什么风能把它吹灭。这个时期，我的创作基本与工作体验密切相关，比如在负责宣传工作期间，写了文旅题材的长篇小说《樱花之旅》；在负责纪检工作期间，写了反腐题材的长篇小说《鼓掌》；在负责扶贫工作期间，写了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战国红》。记得我离开区委到市委工作时，一位市级老领导对我说：“别写了，好好当你的官儿。”我知道老领导是好意，但我无法照办，因为我觉得当干部与写作并非是对立的关系，领导干部有点文学爱好不是坏事，文学作为塑造灵魂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会让冷漠的行政管理多一些人性化的温情，让管理者的内心变得柔软而富有弹性，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能证明这一点。在机关工作时我虽然没有放弃文学，但不敢本末倒置，毕竟做好本职工作是第一位的，所以作品量不是很大。对此，我没有烦躁、焦虑，文学创作不可能是全过程的井喷潮涌、大河浩荡，有时它也会是泉水叮咚、浅池深潭，只要心中留一线清水流淌的缝隙，就不愁遇不到柳暗花明的桃源。

　　“无用”的文学在2016年秋天再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因为辽宁省作协面临换届，我被省委安排到了省作协任职，我不得不从海滨城市大连来到了省会沈阳。省作协工作虽然运行程序与党政机关没有较大差别，但毕竟文学成为主业，我因此有更多的时间来写作，这便有了《苍穹之眼》《北爱》《铜行里》等六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这个时期也被许多批评家称为我创作的“井喷期”。

　　如果需要阐释一下文学观的话，那么在文学的世界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我希望通过笔下的故事和人物更多地透出现实生活中的曙光和彩虹。对于大多数有追求的普通人来说，生活不易，人生路上充满艰辛与坎坷，带着伤疤的跋涉者比比皆是。我不想在作品中放大这种悲催，而是选择温情的剖面来描述和解析，更多地诠释人性中闪光的元素，目的不是掩饰，而是给人以生的热望。文学自身是具有神性的，但这种神性带有何种光环则取决于作家。文学缺少神圣性，就像古玉少了沁色，品读的味道会变得寡淡。我在写作时感情很投入，作品中的人物甚至会活跃在我的梦境里。我的作品中恶人很少，尽管生活中从来不乏恶人，但我内心里有一种屏蔽恶人的本能。尼采那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我笔下的恶人，往往也有良心未泯的一面。我的大部分写作时间是在夜晚，夜深人静，打开电脑在键盘上敲打，仿佛在与作品中的人物对话，这个时候，多写一些向善、向美的东西，自己的心情才不会差，梦境也会少些骚扰。

　　我在写作中比较注意对人物内心纹理的刻画，努力让人物的心理活动符合生活逻辑，因此我很少去写怪异、离奇的故事。对那些违反生活逻辑却又有艺术价值的素材我会进行加工，把它们纳入逻辑的轨道，就像厨师烹调河豚一样，去除毒素，留下美味。我不反对文学要书写“生活中的不可能”，但我也坚持一个“笨”原则，那就是你写的东西读者是否认为可信，如果写出来的东西不令人信服，读者就不会读，读者不读，就谈不上产生影响力。其实，万物都循道而行，文学作品的道就是逻辑，是真理的逻辑、社会的逻辑、情感的逻辑和自然的逻辑。作家应该替读者去发现那些不知晓的东西，而不是去杜撰一些不符合逻辑的故事。当然，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创作原则，并不适用于其他写作者。

　　我在创作中很少用“上帝的视角”，不是说这种视角不好，主要是考虑到作品的可信度问题。我喜欢用作品中人物的视角来叙事，让作品中的某个人物担当探秘的导游，带着读者走进一个属于文学的迷宫。比如《北地》是用主人公儿子和自传作者的视角，走进主人公曾经工作过的三十个地方，在回望中寻找答案；《北障》用的是当事猎人的视角，表现一个昔日的猎杀者对猎物、对禁猎者、对朋友、对大森林的那种纠结、不甘和人性复苏的复杂心理；而《北爱》则是从女大学生苗青的视角，也就是从一个逆行者的站位，来发现东北的质感，感受东北人文，最终靠静默和永不言弃，实现了父女两代人设计飞机的计划。

　　文学创作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可言；既然在路上，就会面临许多道路的选择和各种要通过的“榆关”“柳边”。我英语不好，无法阅读英文原著，这就导致学习和借鉴上存在障碍。我读翻译作品时总有些怀疑，担心原作者是不是这样表达的——这不是一个好习惯，是我在读了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和满涛等人翻译的《死魂灵》之后形成的印象。当然，现在去学习外语已经没有必要，对于重要的外国名著，我会尽量多选择几个译本对比着阅读。我写作没有压力，也没有负担，是心里有东西想写才去写。当然，写作中也存在一些难题，比如对历史题材的处理、对民俗信仰层面的深度挖掘、对人类精神结构的多层次剖析等等，还需要不断提高脑力、笔力。

　　这套典藏收集了我2022年以前所创作作品的大约八成，理论和诗歌部分没有收入。长篇小说《北爱》因为于2023年2月出版，也没有收入。在此，我要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感谢安徽出版集团总编辑朱寒冬先生和为文集辛勤付出的编辑们，他们为文集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因为三十年前的作品没有电子版，扫描、校对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我还要感谢我的夫人赵蓉，她是我的大学同学，更是我所有作品的第一读者和首席批评者，没有她的支持和保障，我的文学之路不会顺畅。虽然不知读者评价如何，但我敝帚自珍，特别珍视这套典藏，因为它是我创作中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它的问世也让我有了新的起点，我会更加努力地在“无用”的文学里徜徉。（《老藤作品典藏（15种）》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