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交往多年的编辑，再一再二地约我，谈谈年轻时的“婚姻观念”和“择偶标准”。我不忍拂她的诚意，却也不敢贸然答应。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当初结婚时，真有什么“观念”吗？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简单而有理想，差不多都想干一番事业，先立业后成家。至于想干什么事、立什么业，说白了，就是干好本职工作，当好“螺丝钉”。是工人就要学好技术，一级级地往上升，成为“八级工”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当时，我所在的工厂一万多人，“八级工”也就有数的几个。那时，能升到四五级工，就相当不错了。

　　那年，我晃晃荡荡，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带我到天津读书的三哥发话道：你已经无业可立，连正经事都没的可干了，还是成家过日子吧。对了，过日子就是当时最流行也是最重要的婚姻观念。只有结了婚，才叫有了自己的日子。两口子打架，叫“日子没法过了”；离婚或配偶去世，周围同情的人都会感叹：“往后，他（她）的日子可怎么过呀？”三哥是想让我在这时候成个家，好躲开那些并不乐见的平常日子。

　　观念有了，我的家该怎么成呢？也就是说，想找个什么样的人组成自己的家庭呢？认真想了几天，将自己认识的姑娘，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还真找不出自认为能跟我过日子的人来。既然没有择人标准，就只好向哥嫂提出，什么样的人是我不能找的，共有三条：

　　第一，不找颜值太高的。我在工作中虽然有机会接触一些漂亮姑娘，却深知以我的条件，并不合适。这一条是给自己敲警钟，找对象别光盯着漂亮的。同时，也让哥嫂放心，你兄弟知道自己的斤两，不会好高骛远。

　　第二，不找本厂的。厂里即便有不嫌弃的愿意嫁给我，一不高兴了难免会抱怨、后悔，岂不等于开我的“家庭批斗会”吗？两人搭伙过日子，最好找肩膀一般齐的。

　　第三，也不想找城里的。至今，已在大城市里生活了多年，自觉仍不能真正融入城市。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出版时，我在《后记》里说了一句话：“总觉得自己在骨子里，还是个农民。”

　　嫂子听完这三条，笑了：正好，我有个合适的人，就像专给你留的一样，完全符合你的条件。人家模样长得不错，比你小三岁，本分，牢靠，我绝对知根知底，论起来是我的叔伯妹子。

　　听完嫂子的话，我很后悔没有在“择偶标准”里再加上一条：不找拐弯抹角沾亲带故的。我干的是锻工（打铁），属于“特重型体力劳动”，又是三班倒，很快就把成家的事丢到脑后了。

　　有一天，嫂子交给我一个布包，让我给她的叔伯妹妹送去，并嘱咐道：你们俩怎么也得见个面儿，看看没有大问题，就趁早把事办了，她一个人过日子不容易，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嫂子动了真格的，这是叫我去相亲呀！反正早晚也得去一趟，否则，无法向嫂子交代，等回绝了那位叔伯妹子后，再向嫂子解释吧。

　　选了个我下早班、她歇班的日子，就“送货上门”了。在天津市最繁华的中心地段，找到了她家。一座老院里，有一幢老楼，进院碰到一位大姐，拦住我像审贼一样，把我审了个底儿掉，然后，才领我敲开了她的屋门。屋子里空空荡荡，四壁光光，靠最里边的角上，有张旧床，屋子中间有个凳子，凳子上放着一盆水，显然，她刚洗完头，头发还是湿的，一时间愣在原地，有些手足无措，却越显得眉眼温顺。她是细高个儿，肤色白净，软弱无助地站在这样一间像刚被洗劫过的老屋子里，身上竟散发出一种东西，格外让人心动。

　　虽然我也浑身不自在，却在那一刻就拿定了主意：就是她了！这是个能跟我相依为命的女人。我赶紧把嫂子的布包递过去，说了句：“你有事找我。”随后，就慌忙退出来，走了。

　　很长时间以后，两个人聊天，她提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尴尬，一直非常关心她的同院大姐，那天等我走了以后，就逼问她：刚才那个“大老黑”是谁？是不是你叔伯二姐的小叔子？不行，一朵鲜花哪能插在牛粪上。准备结婚的时候，我特意自制了一张请柬，让她交给同院的大姐，落款就是：鲜花、牛粪。

　　结婚前，工厂一位对我非常好的老大哥，也给了我受益终生的忠告：马上要成家了，好歹我是过来人，给你立三条规矩。怪哉，怎么都是“三条”？

　　第一，不管生多大气，都不能打老婆。只要动了一次手，下次一不高兴了手就痒痒，巴掌拳头是打不出感情的，也打不出好日子。

　　第二，永远不要骂老婆。有理说理，有事说事，只要骂顺了口，后边就收不住，一不高兴就张口骂街。

　　第三，能成两口子，多少都有点儿“天意”，不到万不得已、俩人实在走到尽头了，不能从你嘴里吐出“离婚”两个字。离婚不是儿戏，不要成天挂在嘴边儿上。

　　这就是我的“老标准”和“老观念”。让现代的年轻人，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