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第一次走进悉尼。那时候，我刚翻译完澳大利亚著名作家、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代表作《人树》（The Tree of Man）。《人树》写的就是悉尼，不过是一百多年前悉尼的郊区。我满脑子都是怀特笔下茫茫无际的丛林和历经洪水、荒火劫难的土地。正如这部书的书名《人树》所示，小说主人公斯坦·帕克和艾米犹如丛林中的树木，从身姿挺拔、枝繁叶茂到弯腰曲背、枝枯叶落，直到颓然倒下，终其一生。怀特以树象征人，生命不息，长河不止，一代代“人树”硬是将茫茫丛林、渺渺荒野雕琢成一座举世闻名、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1988年正值澳大利亚“开疆拓土”200周年。各种庆典绵延不断，让这座美丽的城市愈显繁华。

　　植物湾的历史风景

　　澳大利亚国庆日起源于1788年1月26日。这一天是亚瑟·菲利普船长 （Arthur Phillip）带领第一批英国流放犯和士兵抵达悉尼港的纪念日，然而首次登上这块土地的是詹姆斯·库克船长（James Cook）。1769 年，英国急于保护它在南太平洋的利益，派遣库克中尉带领“奋进号”万里远航，于1770年4月29日抵达悉尼东海岸，并把这个海湾命名为“植物湾”（ Botany Bay），宣布这一带归英国所有。参观库克船长登陆点，自然是我这个“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工作者”、也是许多希望了解悉尼历史的游客首选之地。站在海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云水之间一个巨大的红色航标，那就是库克船长首次抛锚停泊的地方，离岸约四百米，左边是防波堤海滩。沿着海滨的是库克和“奋进号”其他船员留下的各种遗迹，包括海员福比·萨瑟兰（Forby Sutherl）的坟墓。他在植物湾逗留期间去世，是第一个葬身于澳大利亚土地上的英国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六万多年，1967年到1970年，考古学家在植物湾发现许多原住民文物，包括处于各个制作阶段中的骨矛头、石斧和贝钩。他们是这块土地真正的主人。白人从踏上这块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第一天起，即已埋下仇恨的种子。库克船长在他1770年4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的船一靠岸，他们就再次阻止。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开了一枪。其中一个人捡起一块石头朝我们扔来。我又向他们开了第二枪，击中了这个人。这之后，我们刚靠岸，他们又向我们投来两枚飞镖。我被迫放了第三枪，之后他们都逃了。”

　　多年来，重演库克船长在植物湾登陆的一幕是澳大利亚国庆日常见的仪式。1970年，澳政府在这个遗址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重演了登陆过程。原住民演员扮演他们的祖先。他们身着紧身衣裤重现了老祖宗被追杀的场面。因此，澳大利亚国庆日于原住民而言，是他们哀悼因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而牺牲的生命和受到的破坏的“幸存日”。植物湾在许多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出现。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在《摩根的旅程》（Morgan’s Run，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中这样描述了1788年的植物湾：“放眼望去海滩相当平缓，北方和南方更远的地方有一些起伏的丘陵。那是一道暗淡、悲凉的风景线。蓝色、棕色、浅黄褐色、灰色和橄榄色，了无生气，满目萧瑟……这里是地狱的边境，是所有失落的灵魂的归宿。对于亚历山大号牢房里的居民来说，植物湾就像一座巨大的坟场。”今天的植物湾，非昔日可比，碧水蓝天，繁花点点，早已是另外一番景象。

　　帕特里克·怀特与马丁路20号

　　马丁路20号（20 Martin Road）是帕特里克·怀特先生的故居。它虽然不像位于伦敦以西180公里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故居和伦敦市中心罗素广场附近的狄更斯博物馆那样举世闻名，但在澳大利亚，是一个许多人都引以为傲、值得瞻仰的地方。

　　马丁路20号原住民管它叫“迈罗山山顶”。1988年8月，我在这里拜访了怀特先生。虽然是第一次站在它的门前，但我知道这里原先是一座海风吹积而成的沙丘，房前只有三棵橡胶树，是帕特里克·怀特和他的挚友曼努雷先生花了七年的时间，才开辟出一个“既有当地特色，又有欧洲风格”的花园。怀特先生在他的自传《镜中瑕疵》（Flaws in the Glass，三联书店，1998年）中写道：“坐落在马丁路的这幢房子和我们（他和曼努雷）同一年（1912年）来到这个世界。它也许就是为我们而建造的。内莉·科克斯不过是受了命运的差遣找到了它的下落。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以及无论到哪儿都会经历的无法避免的阴郁和痛苦，都被这幢房子那种和谐的气氛冲淡了。”1963年，帕特里克·怀特从悉尼郊区的一座牧场搬到这里，直到1990年去世，一直生活在这里。在宽敞明亮的书房里，他写下为他赢得盛誉的《风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特莱庞的爱情》（The Twyborn Affair）《树叶裙》（A Fringe of Leaves）《坚实的曼陀罗》（The Solid Mala）等……

　　这次拜会怀特，我送给他自己刚刚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选《秋天的微笑》，他送给我自传《镜中瑕疵》，希望我能翻译成中文出版，并说，他非常想到中国访问，可惜太晚了，他已经76岁，又常受哮喘之苦，此生难以成行。如果能以这种方式让他走到中国人民中间，不胜感激。我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后，三十多年来，先后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三联书店、台湾麦田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五次出版。应该说了却了怀特先生的心愿。

　　帕特里克·怀特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拒绝接受采访，很少接待客人，但是除我之外，他还在马丁路20号先后接待过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著名英语教育家、中国澳大利亚研究领军人物胡文仲教授，著名作家宗璞和文学翻译家朱炯强。由此，足见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邦迪海滩与亨利·劳森

　　邦迪海滩（Bondi Beach）似乎是去悉尼旅游的游客必去的地方。几十年来，我虽然多次去悉尼访问、开会、讲学，但从来没有去过邦迪海滩。直到2019年9月，兴之所至，才去了一次。邦迪海滩面向太平洋，柔软的沙滩、连天的碧水，是新南威尔士州两大冲浪度假胜地之一，也是澳大利亚传统冲浪救生训练基地。海滩两侧是砂岩岬角，游客可以散步，打高尔夫球，观鲸。邦迪-库吉海岸步行道连接了四个海滩，沿途风光优美。途中，经过世界上风景秀丽的墓园之一——维沃里公墓（Waverley Cemetery）。

　　维沃里公墓于 1877 年开放，因保存完好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纪念碑而闻名。这个公墓里埋葬着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作家亨利·劳森（Henry Lawson）。这也正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因为1980年，我接触、翻译的第一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赶牲口人的妻子》（The Drover’s Wife）就出自亨利·劳森之手。亨利·劳森和帕特里克·怀特虽然所处的时期不同、各自的经历不同，作品风格迥异，但他们都是创造澳大利亚文学最伟大的作家。拜谒他的墓地有一种朝圣之感。宗璞曾于1981年5月6日拜谒亨利·劳森之墓。她写下的文字完全表达了我的心情：“亨利·劳森的墓很简朴，如同他小说的风格一样，占地不过只够一人躺卧，离左右邻居都很近，有些拥挤。1972年，即劳森逝世50周年时重新修理过，墓面还新。我在墓前肃立片刻，又把特地从祖国带去的龙井茶叶轻轻撒在墓的周围。如果劳森知道有一个黑发黑睛的中国人，不远万里来看望他，是否会在他那充满不幸的心中，感到些许安慰呢？”我虽然没能祭献一杯龙井，但按照澳大利亚人的习俗，把一块石子，放在他的坟头，寄托我的哀思。而最好的纪念就是让更多的中国读者知道他，知道他的作品。我在北京大学为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的“高级英汉笔译”的第一课就是亨利·劳森的《赶牲口人的妻子》。

　　悉尼大学：“繁星纵变，智慧永恒”

　　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在悉尼旅游景点排行榜名列第二，仅次于悉尼歌剧院，是去澳大利亚旅行、游学的中国学生最喜欢造访的地方。悉尼大学也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和最负盛名的大学，被誉为“澳大利亚第一校”，是全球最受学者尊崇的高等学府之一。悉尼大学是著名的沙岩建筑之乡，古香古色，颇有剑桥、牛津的风韵。“繁星纵变，智慧永恒”是它的校训。

　　悉尼大学于1850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第一任校长是约翰·伍利（John Woolley）。悉尼大学先后培养出七位总理，众多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包括著名女权主义作家吉曼·基尔、普利策奖得主杰罗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诗人莱斯利·穆雷、作家杰弗雷·罗伯逊（Geoffrey Robertson）等。悉尼大学为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做出重要贡献。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教育部选拔了胡文仲、胡壮麟、黄源深等九位优秀中青年教师到悉尼大学深造。悉尼大学对中国留学生格外关心，派出著名文学教授雷欧妮·克拉玛（Leonie Kramer）、当代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Michael Alexer Kirkwood Halliday）亲自为九位中国学生上课，为他们日后的教学与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两年后，他们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大相继建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自此，澳大利亚研究，特别是文学翻译在中国蓬勃发展。迄今为止，大江南北已经有四十多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一代代“澳研人”茁壮成长。

　　我有幸和悉尼大学结缘。1988年第一次到澳大利亚参加“第十届澳大利亚文学年会”就住在悉尼大学。那时候，在我眼里，这是一座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殿堂。26年后的2014年，为表彰我在澳大利亚文学翻译领域做出的成绩，悉尼大学授予我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身穿博士服，从校长手里接过学位证书时，我百感交集，在致辞中说：“我从遥远的内蒙古草原出发，经过三十四年的艰难跋涉，今天终于来到心中的圣地——悉尼大学大会堂……34年，一个年轻人变成了老人，但我的心依然年轻，我的精神依然年轻。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将加倍努力地工作，报答你们慷慨授予我的这份荣誉。”早在1990年，胡文仲教授就以他在澳大利亚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被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我和胡老师是悉尼大学有史以来获此殊荣仅有的两位中国学者。几十年来悉尼大学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中国留学生。曾经师从胡文仲教授的韩静博士就是这些留学生中杰出的代表。三十多年来，韩静为澳大利亚电视台翻译了几十部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其中《非诚勿扰》在澳大利亚家喻户晓。她翻译的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也广受好评。目前韩静教授是西悉尼大学澳中文化艺术交流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做出很大贡献。

　　格里布书店：一张鲜活的“名片”

　　在世界上无论哪个城市，书店都是一张鲜活的“名片”。对于世界上无论哪里的读书人，书店都是流连忘返之地。格里布书店（Gleebooks）就是悉尼的一张“名片”，也是世界各地追求文化、崇尚知识的游客流连忘返之地。格里布书店是悉尼最受欢迎的十家书店之一，排名第三。这是一个家族经营的独立书店，历史悠久，有好多经典的原著作品，也有最新出版的好书，各种小说、艺术书籍、文化书籍和历史书籍应有尽有。格里布书店位于悉尼大学对面的格里布角路。是悉尼大学学生经常光顾的一座知识的宝库，也是我每到悉尼，必然前往浏览的地方。在那里，我常常会惊喜地发现自己寻觅已久的某位作家的某本书，或者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就放在他们的书架上。我翻译的考琳·麦卡洛的《摩根的旅程》、《呼唤》（The Touch）都是从这家书店购买的。格里布书店还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邀请名作家签名售书，邀请更多新兴作家，与读者面对面交流。全球最盛大的文学节庆之一——悉尼作家节常在这里发布新书，举办演讲活动，讨论热点话题。我曾满怀敬意参加这样的活动，为作家的情怀和听众的热情而感动。那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自己的作品也会堂而皇之地摆放在格里布书店的书架上，并且会在这家享有盛誉的老店举办新书发布会。2022年9月25日，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FASIC）和墨尔本大学出版社在这里发布了我和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沃克（David Walker）合著的Happy Together, Bridging the Australia-China Divide。（2022年6月墨尔本大学出版社），并就该书举办学术研讨会。众多学者应邀参加，就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于国与国之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意义展开热烈讨论。我为自己的著作能和来自世界各地那么多优秀作家的作品一起跻身于这家历史悠久的书店而倍感欣慰。从某种意义上讲，格里布书店圆了我的梦。

　　到访悉尼歌剧院

　　悉尼的标志性建筑是悉尼歌剧院（Sydney Opera House），在悉尼旅游景点排行榜名列第一，自然是世界各地游客必去游览之地。悉尼歌剧院造型奇特，有人说它像贝壳，有人说像风帆，实际上悉尼歌剧院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橙子。突发灵感、匠心独具的设计师是当时年仅38岁的丹麦人耶尔恩·乌特松（Jørn Utzon）。1973年，悉尼歌剧院落成，成为当代世界最不同凡响的建筑之一。我的一位朋友张秋生教授在他编写的《澳大利亚》一书中写道：“它有三奇：一奇是建在海上。歌剧院一面连接岸上的植物园，三面濒临碧波荡漾的大海。在剧院内看演出，如同置身于蓬莱仙境，有飘飘欲仙之感。二奇是外形设计独具匠心。歌剧院建筑外表洁白晶莹，远远望去像是一支船队扬帆远航，又仿佛是一对白色的大蚌壳侧身沐日。三奇是内部设备齐全，富丽堂皇。”不过大多数游客有所不知的是，原住民称悉尼歌剧院所在地为杜布古力（Djubuguli）。1788年英国殖民者到达悉尼湾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是原住民的聚集地。1790年，总督菲利普为早期殖民时最有声望的原住民调解人贝利隆（Bennelong）在这里建了一间小屋。从那以后，这里就成了有名的贝利隆角。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所有关于贝利隆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他的小屋被清除，他的故事更鲜为人知。不过澳大利亚原住民并没有因为眼前这座举世闻名的美丽的建筑而忘记辛酸的历史。环形码头依然是他们经常聚集的地方，原住民艺人坐在歌剧院前面的广场吹奏着迪吉里杜管。那充满幽怨的声音随着翻滚的浪花，把人们的思绪带到遥远的过去……

　　我虽然多次去过悉尼，但也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悉尼歌剧院大多数时候只是拍照的背景。直到2019年，《哈尔滨档案》（Harbin Files）的作者马拉·穆斯塔芬（Mara Moustafine）陪我到那里看了一场音乐会。坐在豪华的音乐厅，虽然没有“置身于蓬莱仙境，飘飘欲仙”的感觉，但也真真切切感受到歌剧院的宏伟壮观。马拉是出生于哈尔滨的俄罗斯人，自称“哈尔滨的女儿”，具有鞑靼人和犹太人血统。她的父母亲都出生在哈尔滨，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教俄语，直到1959年移居悉尼。我早在2009年就翻译出版了她的《哈尔滨档案》，多次去她家造访，和她的父母结下深厚友谊。2018年，三联书店再版此书，我和马拉到哈尔滨中央书店签名售书。其间，陪她到新落成的哈尔滨音乐厅听音乐。音乐厅是哈尔滨的新地标建筑。在夜空的映衬下，被誉为“浮游冰晶”的音乐厅，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哈尔滨这座“音乐之城”的夜晚。马拉兴奋不已，相约下次我去悉尼一定带我去悉尼歌剧院。于是就有了2019年这次难忘的“音乐之旅”。不过更让我难忘的是，音乐会中场休息时，在观景台偶遇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戴维·马鲁夫（David Malouf）。马鲁夫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曾经有意翻译他的《回忆巴比伦》（Remembering Babylon）。马拉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这位我仰慕已久的大作家，紧紧握着我的手，对我翻译澳大利亚文学表示谢意。下半场铃声响起时，我和戴维·马鲁夫、马拉一起向音乐的声浪走去。那一刻，觉得生活那样美好，事业那样美好。

　　始于海德公园的美好情谊

　　2019年9月，我到悉尼参加西悉尼大学授予我名誉文学博士的典礼，下榻喜来登酒店。酒店对面就是悉尼著名景点海德公园（Hyde Park）。海德公园建于1810年，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那里绿草如茵，古木参天，威廉街（William Street）从中间穿过，将公园分成南北两部分。海德公园最美丽的风景是阿奇伯德喷泉（Archibald Fountain）。这座喷泉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澳联盟而建的。碧波荡漾的水池中，一座座雕塑讲述着希腊神话故事。喷泉中央是太阳神阿波罗，象征艺术、美与光，阿波罗身后冲天而起的水柱代表太阳的光芒。围绕太阳神的是三组铜像：手执弓箭的女神戴安娜和她的猎犬、牡鹿；掌管牧羊、山林乡野的牧神潘和他的羊；为建立统一的雅典国家徒步寻父，斩妖除怪的提修斯。海德公园东北边是著名的圣玛丽大教堂（St Mary's Cathedral）。这里繁花似锦，绿树成荫，但游人稀少，是一个休闲的好去处。9月25日，我在酒店咖啡厅会见了澳大利亚第一任驻华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坐在落地窗前，海德公园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我们的心情都无比和煦。

　　2016年，我在上海和菲茨杰拉德先生见面时，他送给我他的新作《大使同志》（Comrade Ambassador）。这本书浸润着他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情谊，记录了他和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拜会毛主席的情景以及随后和周总理的交往。现在，他虽然年近九旬，但仍然为中澳友好奔走呼号。他告诉我，他正以副会长的身份和几位朋友一起筹建澳大利亚华人历史博物馆。他还向我特别推荐了澳大利亚工党1982年出生的年轻议员蒂姆·瓦茨（Tim Watts）刚刚出版的《金色国度》（Golden Country）。这本书深度剖析了“白澳政策”的产生与消亡。正如作者所说：“‘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错误。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项政策一直破坏着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即使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虽然它早已被遗弃，我们还得面对其在国民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影响。”我回国后即开始翻译《金色国度》，2020年11月由青岛出版社出版。2023年8月7日到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团访问澳大利亚，已经是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助理部长的蒂姆·瓦茨把《金色国度》作为礼物送给铁凝副委员长。一本书，接续着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情谊，我深感欣慰。

　　几十年来，我在悉尼这个繁华都市，接触过不少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学者、政治家，并和一些人成为朋友。我把他们送给我的友谊和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祖国的土地，也把一份眷念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