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一线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优秀文学作品回馈时代和人民，这是新时代众多作家努力的方向。本期的3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从文学书房奔赴生活现场，从乡村一线开掘创作素材，或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或描绘山川秀丽、人民豪迈的恢弘气象，深刻勘探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用脚步和作品向青年写作者讲述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关仁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日头》《麦河》《唐山大地震》《天高地厚》《金谷银山》等，中短篇小说《大雪无乡》《红旱船》，长篇纪实文学《感天动地》《太行沃土》等，出版十卷本《关仁山文集》。

　　关仁山：白洋淀上的乡村守望者

　　从风云激荡到浪漫诗意，白洋淀的故事一直在上演，因其独特的地域与历史文化特征，白洋淀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而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新作《白洋淀上》作为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开篇之作，为这方水土再一次注入了新的色彩。

　　触摸雄安的悠久历史与精神文脉，将故事舞台放在白洋淀上

　　《白洋淀上》的写作始于2017年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在全世界将视线投向这座正蓬勃兴起的城市时，关仁山也自然而然地将新作的故事舞台放在了景色秀丽又孕育着丰厚红色基因的白洋淀上。

　　怀着对白洋淀的敬畏与热爱，关仁山走入了当地居民中间，与他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随着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人与事，关仁山感觉自己触摸到了雄安大地的悠久历史与精神文脉，这股力量也驱使着他在写作、采访、收集素材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光是笔记本电脑就写坏了3台”。

　　在王家寨，关仁山切身感受着“大雁空中飞，鱼儿淀上游”的自然和谐之美，也目睹了许多“作家编不出来的故事在生活中真实发生”。与现实的贴近让关仁山逐渐熟悉了白洋淀，也打开了他写作的思路，原本进度上停滞不前的小说有了新的方向，王决心、乔麦等人物的轮廓逐渐清晰生动、被填充起血肉。“当我真正走进王家寨时便发现，景观和人物都渐渐向我走来了。”

　　唯有对生活实现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写出的故事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作为长篇小说的《白洋淀上》3卷本长达117万字，为了搭建起宏大的故事结构，支撑起丰富的人物与情节，关仁山为小说搭建起了网状结构，通过事件牵连起不同人物，又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推动人物的命运与选择。

　　“白洋淀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舞台上是王决心、乔麦、杨义成这些不同线路上的人物，他们既相对独立，又在冲突、融合中形成联系，构建起真实的时代和生活。这对我的创作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关仁山说。

　　关仁山认为，创作像《白洋淀上》这样带有浓重纪实色彩的长篇小说时，仅靠作家的想象力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对生活实现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写出的故事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在关仁山看来，想要把时代的话题转化成艺术的话题，需要一种更加巧妙的再造，因此他塑造出了一批时代“新人”形象，通过他们的成长，揭示时代的变化。关仁山认为，想要在以文字抒写人物内心的细致情感变化的同时，还要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时代大观，就需要作家始终对人民怀有敬畏与关切，以小见大，挖掘人物在乡村与时代巨变中个体心灵、精神、观念上的变化。“在故事中，我想传达的思想也许不会让人物仅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达出来，但一定会将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和理解，藏在作品的每一个角落。”

　　只有熟悉历史，才能写好今天的乡村

　　相比于《麦河》《金谷银山》等同样关注新农民生活状态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在题材与写作方法上都有所创新。关仁山直言，《白洋淀上》的写作难度是最大的，虽同为农村题材，却又在书写中突出了城市化进程，不仅故事规模庞大，且涉及历史与现代的碰撞、交汇，需要作家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对历史的准确理解。

　　《白洋淀上》的故事涉及了3个家族几代人的生活变迁，也勾连起一方土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关仁山看来，想要写好现在的农村，找到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与新时代间的精神共通点至关重要。

　　在对白洋淀历史文化的探访中，关仁山遇到了一位百岁老人——这也正是《白洋淀上前传》中心人物铃铛老人的原型。作为抗日游击队雁翎队的队员，铃铛在后3卷小说中养育起王决心等白洋淀新一代，正是有了精神上的传承，王决心、乔麦、赵国栋这些“新人”才有了底气、根基和精神的磁场。

　　“不了解这一块土地的历史，无法把握它在当下的意义，也无法把握这个地方的未来。白洋淀的历史故事，与今天的雄安有着精神链接点，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只有熟悉这段历史，才能写好今天的乡村，写好新城市的未来。”

　　“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但文学万万不能丢掉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要为农民写作。”这是关仁山常说的一句话。作为新时代乡村变迁的守望者与见证者，他将继续行走在北方农村坚实的文学大地上，以笔书写中国现代新农村的真实风貌。

　　阿来，藏族，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尘埃落定》《空山》《云中记》等。

　　阿来：用双脚和内心丈量故乡的土地

　　多年来，作家阿来常常行走在川藏地区，穿梭于雪山之间，抬头仰望苍穹、俯身近观花草生灵，在故乡的土地上领略“一花一草一世界”的生命奥义。每到一处，他都会阅读大量地方志和相关历史典籍，并用镜头记录下植被样貌，一边在历史痕迹中思考现实与世界，一边将旅行中的所见所闻组成了长篇散文集《西高地行记》。

　　“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阿来说。

　　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写作才可能变得精致又广阔

　　作为阿来的行走笔记，《西高地行记》收录了自2011年以来创作的9组长篇散文，书中他的足迹涉及四川、西藏、青海、贵州、甘肃、云南等地。阿来自称是“自然之子”，常说行走与写作便是他的宿命，多年来，他用脚和笔丈量世界、丈量内心，他与他所钟爱的这片大地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一种紧密的联系。

　　阿来认为，行走给予人双重的体验。“有一部分作家在认真写作之外，也会广泛接触大地上的人群、文化、地理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生命体。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写作才可能变得精致又广阔。”

　　在大多数散文写作中，作家常常会选择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阿来却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描述得尤为仔细。他的信息、他的行踪无时无刻都弥漫在文字中间。“我们不光要前往地理上的远方，还要抵达思想和审美上的远方。”阿来说。

　　阿来认为，一位作家拓展自身文学空间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笔下的大地，二是通过书本认识世界。阿来在藏地的旅行中深挖文学矿藏、拓展文学空间，宏大到格萨尔史诗般的无限想象空间，精微至《故乡春天记》对两种蓝色鸢尾的观察和区分。在作家卢一萍看来，阿来是一位“旅行家”，更是一位“行者”，他在广阔的大地上奔走，努力去了解这个神秘的世界。

　　通过对不同生命体的认知态度，为读者呈现世界观和体认世界的路径

　　除去作家的身份，阿来还是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他在所有的文章中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在《西高地行记》中，每到一处，都会有繁花盛放的诗意景象。

　　阿来对整个藏地以及四川诸多植物的了解程度颇高，在写作中常常以悲悯的视角展现自然的美丽。莫言曾为此给他写过一首诗，开头便是“欲知草木问阿来”。著名评论家李敬泽也称赞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对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佩，有一种凝视和珍惜”。

　　阿来认为，《西高地行记》的每一篇文章都有3个向度，分别对应地质学、文化学、生物学（包括植物学）的知识储备，有了这3个向度，文章就变得立体起来。写作者要给读者提供新知识和掌握新知识的方法，从更高的层面来说，要通过对不同生命体的认知态度，为读者呈现世界观和体认世界的路径。

　　阿来在《果洛记》开篇以旅行者在汽车上的视角写道：“风景从身边一掠而过：缓缓起伏的丘岗，曲折萦回的溪流，星星点点的湖沼，四散开去的草滩，还有牧人，和他们的帐幕，和他们的牛羊……再然后，那些风景在身后渐渐远去，闭合，滑落到天际线下。”

　　谈及这段经典的风景描写，阿来说：“书写坐在汽车上穿过大草原的感觉，不是给草原加上‘美丽’‘宽阔’‘碧绿’这些定语，而是要仔细关注地质多样性的细节。它是一种快速前进、绵绵不绝、一晃而过的视觉，在你实际体验中自然会产生。”同时，阿来还提到，“写作时的书写对象是体积。当它的尺度、口径不一样时，着力的笔墨就不一样，所以有些粗放是必要的。”

　　像山一样思考，将对大地、对万物，包括对现实和对世界的思考、认识写出来

　　作为中国最早的行走文学践行者之一，阿来在大山中行走，像山一样思考，将对大地、对万物，包括对现实和对世界的思考、认识写进《西高地行记》。

　　“我不是来寻找答案，而是来倾听，来感触，来思考，来证实，今天在别处上演的，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间社会出去，经过人间，最后到没有人间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阿来说。

　　在阿来看来，当一片土地上的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个困境在两代人看来除了泛意识形态的诉求，并不会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当看到曾经哺育过这个文明的自然界还保持着生机，比起与自然“同归于尽”的农民，以雅砻河起源的文明还有所依托。“当今天的人们走不出历史的怪圈，总还可以寄望后来人的觉醒，找到进入现代文明的通路时，这个美丽的自然至少可以为未来的文明选项提供一个坚实的依托。”阿来说。

　　“我从去年就有一个计划，趁着现在身体还允许，再去三江源过一把瘾，慢慢地可能也会变成一本书。”阿来说。

　　乔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走神》等多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

　　乔叶《宝水》：中国农村的转型与新书写

　　乡土文学一直都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乡土文学从鲁迅到周立波、丁玲，再发展到赵树理，最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莫言、贾平凹、路遥。从内容上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到展现改革开放，基本上每一个历史节点，都能出现代表时代的优秀作品。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一直都在变化，从曾经的城市化到如今的去城市化，城市饱和溢出。在这个新的节点上，《宝水》文学性与思想性皆备，正符合时代的中国农村新书写。”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这样评价《宝水》。

　　长篇小说《宝水》是北京作协副主席乔叶的新作。“现如今年轻人毕业之后都不再回到农村，这种逃离与乡土精神息息相关。”而在《宝水》中，文旅和地方风情丰满了失落的乡土精神，让被荒废的农村重新充满活力，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农村发展，既寄托了乔叶对中国新农村发展的期望，也开启了一种新书写的可能。

　　作家走进乡村需如盐入水

　　语言作为一部作品的有机组成，是体现小说文学性、作者个人雄心和主题表达的关键。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认为，“《宝水》的语言每一分细腻与沉静都在展现乔叶前期准备的扎实，泡村工作的充分以及她创作意识的坚定。”他赞扬乔叶有着一个作家特有的敏感，能细心地写出生活中最细小的事情，遵循农村中最隐秘的逻辑，这也引向了作品中绵密的细节描写，“当中极细地写到一个民宿怎么运营，一个村子如何管理，写得细致。又透过大量人物的聊天，一方面能够将人物的身份、心理、性格融在一起，另一方面又详细向读者表明到底美丽乡村如何建设。”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则点出了乡土文学创作的关键，“只有懂得乡村的内在世界观和处事逻辑，懂其中的知识和技术，才能做到了解之深、书写之细。不但写出旧，写出内在的东西，也写出内在事物的新，在新的条件下会如何变化。”乔叶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并耐心地去描绘这幅乡图。

　　“在跑村和泡村中，我看得越多越不好下笔，在创作中需要知识的及时补充，大量的人物采访和情感投入，以及面临着如何在铺天盖地的素材中抽离，如何在前辈树立的乡村叙事传统中确立自己的点等种种问题。”乔叶说。

　　骨子里流淌的乡土文明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何向阳指出，“从柳青、周立波、路遥一直到现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农村题材作品，农民作为主人翁，带着非常强烈的主体意识。然而在《宝水》中，地青萍作为观察者、旁观者和见证者，她从福田庄跑到城里，又跑到宝水村，她在这场乡村转型中并没有直接地介入。这种悬浮在小说内驱力外的散文式叙述，反而为新时期的农村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以个体经验为主而展开的乡土书写，是未来乡土文学的一种崭新的结构。”

　　主人公地青萍本身是一个因失眠症而回到故乡的城市人，她在乡村的逗留虽不是永久的，但返乡就意味着一种传统的回溯。她从厌恶乡村到回想起并归来的行动，是现代人复归的代表，乔叶通过地青萍的回归，在乡村传统的根深处寻找到了新的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说，“作者以一具女性的身体去感受和表现一个乡村地域性的精神文化的修复。乡村女性的生活，它作为巨变的神经末端，静水深流的部分都是在她们身上体现的，中国农村取得的伟大变化、伟大成就，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农村女性命运上得到戏剧化地展现，包括李双双，包括文学史上非常多的人物，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婚姻、他们对世界的改变，正是在女性柔软里，中国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才能那么激烈而生动地展现。”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表示：“老家越老，人越需要老家，这是一种宿命，来自一种遥远的呼喊。人对老旧的乡村有了包容，才有投入建设的热情，乡土对于人才有完整的生命意义，只有这种意义才能成就乡土文学。”中国在往前发展，以各式的经济带动新农村，而乡土文学这条血脉，也在以它的方式与时代相融。“乔叶在《宝水》中将改革开放后因人与土地的脱钩而导致的宗法制溃散鲜明地表现出来，即使这不是直接的说明，但这种若有若无地打开，也是一种往前的新期待。不再背负土地的农民们将会面临怎样的机遇和坎坷，这也是《宝水》农村新书写的意义所在，往前开启的农村将以更轻盈的步伐，迈向发展。”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