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红建，湖南望城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大战“疫”》《哑巴红军》《彩瓷帆影》《大国制造》等二十余部，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求是》等刊物发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200余万字。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宣部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等，系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

　　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

　　——长沙铜官窑瓷器题诗

　　■ 1998年

　　历史深处，长沙彩瓷的前行之路是艰难而艰险的，而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或者说它的回归，就能一帆风顺吗？

　　“蒂尔曼·沃特法先生，您看看这几只碗。”1998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海域勿里洞岛的一群渔民找到时年42岁的大个子德国人蒂尔曼·沃特法。当时这个德国人正带着自己的探海船在勿里洞岛附近海域探寻一艘明朝永乐年间的沉船。在此之前，这群渔民像平常一样潜入海底采集海参。那一片海域位于勿里洞岛和邦加岛之间，形状有点像漏斗，海中有丰富的鱼类资源，更是盛产海参。但这次他们从17米深的海底打捞上来的不只有海参，还有一个浑身长满了海藻和珊瑚的瓷碗。那里有一艘沉船，沉船上还有大量瓷器。

　　听着渔民们的描述，看着渔民手中的瓷碗不仅品相好，上面还有题诗、彩绘，蒂尔曼·沃特法感觉到这艘沉船的价值与意义非同凡响。于是，他马上通知自己的队伍，发动探海船赶往渔民所说的地方。这里确实有艘沉船，上面文物还相当丰富。当地渔民和一些外国的海上探宝者已经盗走了不少器物。情况不容乐观，他马上赶往印尼首都雅加达，申请办理打捞证。

　　蒂尔曼·沃特法就这样与长沙铜官窑结下了不解之缘。

　　蒂尔曼·沃特法是德国汉堡人，是一名机械工程师，还自己开了个做建筑材料的工厂。1991年的时候，他的工厂里来了六七个印尼工人。来自远方群岛国家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曾是船工，有丰富的海上航行经验。两年后，他的一个妹妹嫁给了其中一个印尼工人。妹夫是印尼棉兰人。棉兰位于苏门答腊岛东北部日里河畔。妹夫经常能听到关于海上沉船的消息。

　　妹夫知道蒂尔曼·沃特法一直热爱潜水，是个非常优秀的潜水员，他还出身于艺术家庭，便在1995年给他写信，邀请他来印尼一带海域寻找宝物。

　　蒂尔曼·沃特法最终遵循了自己内心的追求，搁置了自己在德国汉堡正干得风生水起的事业。

　　他是1995年到达印尼的，带着太太和孩子，抱着既玩也探海的心态。他们发现岛上的有些地方还是一片荒凉，到处是蚊子，也总被蚊子咬，甚至被咬得受不了。

　　要探海，必须有船有潜水装备，还必须有人。他找到了投资者，租了船，又招了包括潜水员在内的海员，成立了一家探海公司，但并不顺利。一开始，蒂尔曼·沃特法找到德国汉堡大学的考古教授，问他们有无兴趣参加探海，只要给印尼人一点点钱，就可以找到宝贝。但教授们说，参加可以，但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资助。蒂尔曼·沃特法又想，为何不将打捞沉船的工作商业化呢，承包给有钱的人，把事业做得更大。可是，一个很有名的探海专家警告他说，印尼政局不稳，是个很危险的地方，你要慎重行事，最好别冒这个险。蒂尔曼·沃特法却说，他知道有危险，但这个险值得冒，再说他喜欢艺术，文物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拥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正是在他的耐心游说下，他找到了投资者。

　　他们根据当地人提供的沉船资料，很快就找到了两条沉船。特别是那条明代鹰潭号沉船上，发现了11000多件器物，包括邢窑越窑瓷器，佛像铜像，以及七八件银锭等。上面都刻有中国文字，告诉他们这些文物来自何时何地。印尼政府有规定，探海公司找到文物，探海公司与政府各分一半。蒂尔曼·沃特法买回了印尼政府拍卖的那一半。他将所有器物运回德国汉堡进行修复。随后，他们又发现了两条来自中国的船只，一条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船，一条是南宋的船。但沉船已经完全损坏了，文物全部被盗。

　　虽然这些文物商业价值不高，但却让蒂尔曼·沃特法找到了乐趣，看到了希望。1998年初，他买了一条新船，购置了一批新的打捞设备。他们来到勿里洞岛附近海域。蒂尔曼·沃特法亲自潜水参与探寻，他们发现了一艘明朝永乐年间的中国沉船，全部用铁钉钉的。就在他们准备打捞时，印尼政局动荡，他们不得不中止打捞并离开印尼。

　　这年6月，印尼政局稳定，蒂尔曼·沃特法回到印尼，来到勿里洞岛附近海域，继续打捞那艘永乐年间的中国沉船。有青瓷，也有粗瓷大瓮。船上文物较少，但商业价值高。

　　考虑到这艘沉船上文物丰富，蒂尔曼·沃特法向印尼政府提出给两年的打捞发掘时间。但印尼政府还是考虑到政局不是太稳定，只给他们两周的时间进行考察。由于时间短，沉船小，海域也小，又在浅海区，暂时只能做考察。但蒂尔曼·沃特法总是在向印尼政府积极争取，给予更长的发掘时间和支持。最终，印尼政府委任蒂尔曼·沃特法和他的探海公司进行勘查与发掘。

　　到11月时，季风来了，他们只得停止考察。虽然还只是考察阶段，但他们对这艘沉船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是一艘唐朝时期满载中国货物的阿拉伯沉船，以瓷器为主。因为位置靠近一块黑色大礁岩，他们将其命名为“BatuHitam”，中文意译为“黑石号”。

　　蒂尔曼·沃特法非常担忧“黑石号”上文物的安全。于是，他们花钱请了印尼的海军部队守卫。即便这样，也不能保证24小时无死角守卫。还是有偷盗的现象发生。一些渔民划着小船，总会在深夜12时左右来到这里，趁守卫不在或是打盹时，跳入海中。听到这些消息，蒂尔曼·沃特法非常着急，但又束手无策。

　　焦虑中，蒂尔曼·沃特法终于送走了该死的季风。1999年3月，勿里洞岛海域风平浪静，海景曼妙，风光宜人。他带着探海队伍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正式发掘。请来的海底专家潜入海底后发现，“黑石号”沉船已经被毁，只剩下船的龙骨与结构。好在这条沉船深陷海泥，让大部分文物没有受到破坏。他们确认沉船的年代为9世纪上半叶，确认了船上文物来自何处，何时生产。他们从船上起获5万多件长沙铜官窑瓷器，还有数百件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白瓷、白釉绿彩瓷，浙江绍兴的越窑青瓷，广东的青瓷，以及近万件铜镜和刻工精美的金银器物等。

　　发现“黑石号”是喜事，发掘了大量文物更值得高兴，但当他们将文物打捞上来后，头疼的事又来了。发掘后，改变了文物原来生存的环境，如果保护措施不完善，文物会出现破损和腐蚀现象，有可能会严重影响文物的价值。当务之急是找到非常大的容器，将文物放在淡水中脱盐，但一时半会很难找到足够大的容器。为了保证文物的完整性，他们将分给印尼政府的那一半文物，又买了回来。蒂尔曼·沃特法虽然不苟言笑，但为人诚恳、正派，讲信誉。属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之人。他觉得他们再苦再难，也不能让一条船上的文物分离。

　　出身于艺术家庭的蒂尔曼·沃特法非常清楚，对于文物的脱盐处理和修复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更考验他们的耐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对文物进行再度艺术创作。必须找个安静的地方，因为许多人盯着“黑石号”的宝物，更要保证安全。

　　为了避免对文物“创作”的干扰，也为保证安全，这年5月开始，他们便将“黑石号”上的文物送到了同在南半球的新西兰南岛北端纳尔逊小镇的一处农场。那里地广人稀，没人打扰。那里法律严格，能受到较好的保护。他们找了个荒凉的地方，搭了个木屋，高薪请来专家，开始了漫长而寂寞的脱盐和修复工作。

　　可是脱盐和修复后的宝物该何去何从呢？蒂尔曼·沃特法知道，文物放在新西兰也只是暂时之计，这里并不是它们最终的归宿。必须找个永久保存的地方。可当时世界经济非常糟糕，投资者拒绝出钱。

　　事实上，当时的蒂尔曼·沃特法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为了打捞“黑石号”，为了清理和修复文物，他和他的探海公司已经亏损1600多万美元了。

　　蒂尔曼·沃特法急需找到投资者，或者说为文物找到东家。

　　■ 故乡啊，我要回家

　　1999年，勿里洞岛渔民偷盗的“黑石号”瓷器就悄然出现在了新加坡古玩市场。

　　瓷器精美如新。釉色漂亮，绘图生动有力，画有莲花、椰枣树、烟花，以及各种几何图形。价格却很便宜，一个完整如新的瓷碗也不过新加坡新币200元。买家都心有存疑，觉得这不可能是真货，所以大家都不敢买。

　　这一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新加坡饮流斋陶瓷鉴赏会会长、东南亚陶瓷学会副主席林亦秋先生的耳里。听到消息，他急匆匆地跑到古玩市场，一看，全是来自湖南长沙铜官窑的瓷器。他也打听清楚了，这些瓷器全部是洞岛渔民从“黑石号”偷盗的。

　　“要是被偷光就完了！”作为陶瓷专家，林亦秋无比担忧沉船上文物的命运。于是，他拿起手中的笔，力排众议，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加坡早报上，并确定这些都是如假包换的好货。稍后，他又在网上发表一篇英文专稿，解释长沙窑瓷器的来龙去脉。

　　不久后，一个自称尼古拉的德国人找到林亦秋。他是蒂尔曼·沃特法探海公司的代表。尼古拉对林亦秋精通陶瓷非常惊讶，并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尼古拉还说出了他们的现实之难，他们下海打捞一次就要花费几百万美元，包括从印尼政府购买文物的钱，都是他们跟人家借的。他们非常辛苦，急需找到投资商。林亦秋没有拒绝，甚至没有丝毫犹豫。他觉得这是一个陶瓷专家的责任和使命，更何况文物来自中国，他是一名中华儿女，祖籍广东潮州。

　　林亦秋与长沙彩瓷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

　　2002年，新加坡一个管文化的高级部长给林亦秋打电话，要他帮忙鉴定“黑石号”上的器物。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来到新西兰，见到器物后，林亦秋既惊讶又激动。竟然有如此完整批量的唐代瓷器，真的是罕见。特别是来自长沙铜官窑的瓷器，因包装得好，品相如新。彩绘瓷都画上了椰枣树、阿拉伯伊斯兰教经文，以及烟花或花草几何图形。

　　令林亦秋惊奇的是，这些瓷器也有许多画上莲花、狮子及桫椤树的佛教纹饰。佛祖释迦牟尼涅槃时是在两棵桫椤树下，因此桫椤树是佛教的神圣标志。

　　更让他欣喜的是，还有200多件白釉绿彩的瓷盘和碗，再加一件高1.058米的波斯风格的龙形钮头盖大水瓶，完整无缺。这些瓷器上全都刻画了椰枣叶子，以及代表阿拉的菱形或宝石形的框框，独具风格。

　　鉴定之后，这个部长再次征求林亦秋意见。他对部长说，要买，一定要买，不买会后悔的，请相信我。

　　两年后，中国、新加坡、卡塔尔和日本等国都有意征集“黑石号”器物。最终新加坡独占先机，由邱德拔家族捐出巨款，协助圣淘沙集团以3200万美元购得“黑石号”几乎全部宝物，并于2005年永远落户新加坡，珍藏于亚洲文明博物馆。

　　虽然“黑石号”文物最终落户于华人文化圈的新加坡，可那里并非它们的故乡呀！

　　瓷器确实不会说话，但它们身上的文字却时刻在呼唤世人，他们的故乡在中国，在湖南，在长沙，在望城，那个依然叫石渚的地方。

　　“故乡啊，我要回家！”这样的心声，或许一直在它们心里涌动，一刻也没停止过。

　　“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不仅是石渚窑工和商人的真实写照，也成了石渚彩瓷的历史写照。

　　一开始，中国的相关部门和一些文博单位，都在积极奔走，多方呼吁；不论是以蒂尔曼·沃特法为代表的探海公司，还是印尼政府，都希望这批文物回到中国，回到它们的家乡。

　　2002年11月1日至11月4日，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共同主办的“2002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在上海市中国科学院上海学术活动中心召开。他们已成功地举办了1989年、1992年、1995年和1999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在历届会议上，都有来自中国、日本、美国、英国、泰国、新加坡、俄罗斯、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等近百人参加。每次会议，都进行了充分的论文交流和研讨，并出版了中、英文会议论文集。会后主办方还组织了境外代表进行专业参观和考察。

　　而这次讨论会上最重磅的消息当然是发现“黑石号”。消息是一个叫陈云秀的女士发布的。她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当时正在德国留学，并跟着蒂尔曼·沃特法整理“黑石号”文物。她还在会上说，探海公司正在为文物找出路，他们愿意出售。

　　消息传出，立即在文博界引起轩然大波，各方立即高度关注起来。很快，上海博物馆就派专家前往新西兰参观“黑石号”上的宝藏。湖南的文博专家们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后，当时在湖南省博物馆任职、后担任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的全国著名文博专家李建毛等人异常兴奋，一边向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员和相关专家汇报，一边起草打报告，希望政府出面将这批文物买回来，不让它们流落他乡。国家文物局和耿宝昌等权威专家都说，应该买回来，建议湖南方面考虑。

　　李建毛还从陈云秀女士那里得到一份拷贝了“黑石号”部分文物照片的光碟。那天，几个文博界的朋友神秘兮兮地来到李建毛办公室。李建毛小心翼翼地将光碟放入光驱。虽然光碟略有损伤，放起来不是那么顺畅，但并不影响他们对长沙彩瓷的欣赏。他们越看越惊讶，这不都是长沙铜官窑的器物吗？在窑址发掘，几千个上万个瓷器中才有一个完整的，“黑石号”上的瓷器几乎全部完好如初。他们越看越激动，特别是李建毛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历来文雅的他，变得手舞足蹈起来。“建毛，你专门研究长沙窑，为什么还这么兴奋？”一个朋友说。“虽然研究长沙窑，但我从来没有一下子见过成批量的完整的长沙窑瓷器呀。”李建毛说。

　　李建毛又跟朋友们讲起了“黑石号”上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处境。前两年，印尼渔民拿着瓷器到新加坡古玩市场去卖。刚开始，人们还不认识它，认为从器型上看是唐朝的，但从釉色上看是仿制的。唐代的瓷器不可能还有这么鲜艳的釉色，不可能还有这么完整的器物。即使有人买，他们也就卖几十美金到几百美金不等的价格。说到这里时，几个湖南汉子都悄然落泪。

　　与此同时，蒂尔曼·沃特法、林亦秋等人也来到北京、上海、湖南等地。他们想让更多的中国政府官员和文博专家了解“黑石号”、走近“黑石号”。他们不仅专程拜访了古陶瓷界泰斗耿宝昌老先生，还将他请到新西兰现场指导。“从中国陶瓷来讲，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精心制作，也是对全人类的贡献，可以说是全人类遗留文化之一，应当把中国陶瓷看成是文化的遗物而不能看成是货物。现在看成是货物就不对了，就把它的历史价值降低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东方巨龙在世界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从唐代遗留的这批文物，可以说是中国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你说你们要送给我一个碗做纪念，我不要。虽然你们打捞属于商业行为，但我们是为了研究中国的古老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参加这项工作，我们对此不求回报。”“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在中国看到这些宝物。”每每回忆起耿宝昌老先生的这些话语，蒂尔曼·沃特法、林亦秋他们的眼里总会噙着泪花。

　　或许因为经济原因，或许因为认识原因，也或许因为历史机遇吧，“黑石号”上的大宗文物最终没能回到祖国，回到家乡。

　　“其实当时上海博物馆出的价格比新加坡的还要高，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很快决策，程序也过于复杂，而急于出售的探海公司最终选择了决策迅速、办事效率高的新加坡。”林亦秋告诉我说。

　　■ 我们回家

　　“黑石号”上长沙铜官窑瓷器的家应该在哪里？

　　肯定是望城——湖南省长沙市的望城区，雷锋的故乡。

　　望城人在呼唤“黑石号”文物回家，哪怕只是其中极少极少的一部分。

　　虽然蒂尔曼·沃特法将“黑石号”上的大宗文物卖给了新加坡，但根据协议，他也保留了160多件（套），作为收藏和纪念。

　　随着长沙彩瓷在国际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不少商人开始打起蒂尔曼·沃特法手中瓷器的主意来。2017年初，林亦秋听说这个消息后，他先是给蒂尔曼·沃特法打电话，叫他千万不要卖给商人，如果卖给商人就变成商业行为了，应该卖给湖南卖给长沙，让它们回到自己的故乡。钱不是最重要的，物归原主更有意义。蒂尔曼·沃特法同意了。

　　接着，林亦秋又给时任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李建毛打电话。李建毛一听，既紧张，又惊喜。林亦秋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不然就后悔莫及了。李建毛说，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应该让它们回到湖南。我们省博已经有几千件长沙铜官窑瓷器了，但可以让它们回到望城。正好望城在建长沙铜官窑博物馆，他们也有这个经济实力征集文物。

　　李建毛马上就跟望城方面说了，望城方面高度重视，并很快做出决策，务必争取征集到蒂尔曼·沃特法手中的这批瓷器。

　　2017年7月下旬，湖南出现了超历史特大洪水，望城的广大干部群众正在一线抗洪抢险，但时任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文物科科长的瞿伟却跟随望城区相关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省里的陶瓷专家前往新西兰，商谈征集蒂尔曼·沃特法手中瓷器的事情。他们的任务也非常紧迫，非常棘手。

　　他们是从广州飞到新西兰的，飞了12小时40分钟。蒂尔曼·沃特法住在德国汉堡，他们是与他女儿谈的。他女儿叫密密亚，四十出头，高个子，性格开朗，定居在新西兰。她自己在海边开了个小店，做皮划艇项目。看着光亮如新的瓷器依次摆放在地板上，瞿伟他们难掩娘家人的激动，就像在异国他乡与亲人久别重逢。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也谈了价格。最后基本达成一致，并签署了一个简单的协议。他们又对文物一一登记拍照造册，并邀请蒂尔曼·沃特法9月底前往铜官窑遗址公园签订文物征集协议。

　　回来后，瞿伟他们一直通过林亦秋不断与蒂尔曼·沃特法沟通。但他们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付款。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后，采用何种结算方式成为难题。对买方而言，如采取汇出汇款，文物古迹远在新西兰，由一名德国个人收藏家所拥有，文物的真伪及是否能顺利出关成为直接汇款的风险所在。而如无相关可信的收款保证，外方收藏家也不放心文物出境。在双方焦灼为难时，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第一时间与政府对接，提出可提供的国际结算产品和建议，双方当场决定以开立进口信用证的结算方式进行处理。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该笔进口信用证的成功开立，为“黑石号”文物早日回归故里搭上了一条横跨大洋两岸的“金桥”。

　　这年11月24日，是星期五，瞿伟再次来到新西兰，正式接文物回家。

　　这次他是从基督城下的飞机，再从基督城坐汽车去的纳尔逊。为了保证绝对安全，他还请了一家湖南的专业运输公司。飞机运输文物有特殊规定，而新西兰又是个农业国家，不用木制品，只能用航空专用铝箱。铝箱，以及用来做文物防震保护措施的棉花、泡沫、宣纸，都是提前半个月发到新西兰的。第一次来新西兰对文物一一登记拍照造册，既是为了登记文物信息，也是为了量身定制包装箱。考虑到了损耗，飞机飞行时，汽车行驶时，以及搬运时的震动。他对照清单、照片一一核实文物，然后仔仔细细、扎扎实实装好箱。

　　装箱后，密密亚就陪着瞿伟他们，将文物护送到基督城。到达基督城时，已经是晚上8时多了。他们住在一家华人宾馆。房间太小，他们有七八个箱子，华人宾馆又热情地将客厅提供给他们。清点文物的时候，对方将两件文物重复数了，导致“少”了一件。于是他们又将一个个箱子重新打开，一件一件地数，最终确定没有少。他们再将文物重新装箱。忙完后，已是凌晨。他们不敢离开文物，就趴在文物旁的沙发上轮流守护。周末，新西兰海关休息，瞿伟只得等待。但他的内心无法平静下来，他恨不得立即将文物带回去。

　　最后，在密密亚的陪同和帮助下，瞿伟他们到航空公司办好运输单，又到海关办理了相关手续，162件（套）“黑石号”文物便踏上回家的旅途。

　　从新西兰回国的十多个小时航行中，瞿伟这个五大三粗的湖南汉子竟然思绪万千、感慨万分。刚到新西兰的第二天，他岳父去世了，他悄悄地把悲伤藏在心里。他更多地是想到自己十多年来的文物之路。当年局领导叫他到文管所工作时，他只是抱着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态度。但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在潜移默化中，铜官窑融入了他的精神世界，变成了一种自觉，一种信仰，一种使命。

　　“我们回家！”他在心里不停地念着。

　　文物回到祖国后，瞿伟又到长沙海关将文物接回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他与运输公司一一对照，看有无损坏。

　　12月9日，“黑石号”文物专家鉴定会在望城召开。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孙新民，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研究员吕成龙，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栗建安，河北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穆青，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研究员李建毛等权威专家悉数到场。经过鉴定，专家认为：

　　回归故里的这批“黑石号”打捞出水瓷器来源可靠，涵盖了晚唐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广东窑等产品，品种有青瓷、白瓷、白釉绿彩瓷、釉下彩绘瓷、模印贴花瓷等，品相绝大部分完好，其中不乏精品，对于研究我国唐代多窑口特别是长沙窑瓷器的外销具有重要价值。拟定为一级文物的有15件（套）、二级文物的有81件、三级文物的有60件、一般文物的有6件。

　　长沙铜官窑博物馆是2018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的。这里是“黑石号”文物的家，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家呀。每次经过长沙铜官窑博物馆，我总会要停下车，整理好着装，在里面聚精会神地看一会。即便我已经数十次地正式而仔细地参观过这里了。每次我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坚定了我对传统文化的热衷与追索。

　　它回望过去，也面向未来。

　　它是一种思想和理念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