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30年，有两次“行万里路”的经历难忘而受益。

　　其一，2001年，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撰写新疆第一部自助旅游手册《新疆盛宴——亚洲腹地自助之旅》，我用半年多的时间，漫游天山南北，行程两三万公里，记了十多个本子，拍了近两百个胶卷，光手绘地图就画了上百幅。此书出版后，比较畅销，那时进疆的“背包客”几乎人手一册，中国台湾立绪出版社还出过一个中文繁体字版。

　　其二，2007年至2008年，我在《青年文学》和《新疆经济报》开设“丝路植物”同步专栏，两年下来，写了二十多篇植物随笔，大约每月一篇，也就是说，每月出门一趟远行，去这些植物的主产区采访——每一种植物都有对应的重点区域，譬如：葡萄—吐鲁番，石榴—和田，无花果—阿图什（以上被誉为“丝路三大名果”），白桦—阿尔泰，野苹果—伊犁、西天山（世界苹果基因库）……有朋友说：这是每月与植物“约会”一次。

　　这两次“行万里路”，对我个人而言，其重要性不亚于“读万卷书”。

　　植物的起源分“唯一中心”和“多点中心”，如西瓜，是“唯一中心”，它的故乡在北非的埃塞俄比亚，而厚皮甜瓜（西方甜瓜，俗称哈密瓜），则是“多点中心”，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内，从中亚、西亚到北非、地中海地区，都出现了这一物种。植物像人类一样，有原乡，也有他乡和异乡，从东走到西，从西走到东，从而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多样化，葱茏繁茂，生机盎然。它们的迁徙、流变，离不开“植物猎人”引进、栽培之功绩。

　　“凿空”西域的张骞，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植物猎人”，他没有带回汉武帝朝思暮想的西极马（汗血宝马），却为汉地引进了葡萄和苜蓿种子。水稻、茶树、桑树、竹子、柑橘等是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本土植物。茶叶的输出早在南北朝时期，而茶叶成为“植物移民”远走他乡，是一位名叫罗伯特·福钧的苏格兰“植物猎人”，将之引种到印度喜马拉雅山麓，成就另一片天下，后来，中国茶种又移植到欧洲等地。

　　我多年前写的植物随笔，主要侧重于讲述陆上丝路和亚洲腹地的植物，也即“从西走到东”的植物（今天带“西”和“胡”的植物，都是西来的，如西瓜、西红柿、西芹、胡瓜、胡豆、胡萝卜、胡椒、胡桃等），用多学科、跨文化的方法，结合田野考察、文学举证，描写它们的身世与起源、形态与特质、诗性与象征，试图将它们写成一个个传奇。“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愿君驻金鞍，暂此共年芳。”（乔知之《倡女行》）这是唐人眼中流光溢彩的丝绸之路，焕发植物的异彩和芬芳。无论是“从西走到东”还是“从东走到西”，丝绸之路的植物史其实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包含了东西方文明对话与交流的大量信息。

　　四年前，我从新疆重返浙江后，在浙江传媒学院开设通识课《丝绸之路上的植物文化》，受到学生的欢迎，又陆续写了几篇新的植物随笔：与江南有关的《桑：它的前世今生》、与海上丝路有关的《树：神圣的，鬼魅的》《仙人掌：跨越大洋的“移民”》等，并挑选之前的专栏随笔进行修订，两者合而为一，便有了这一部《丝路：行走的植物》。同时附录在《十月》生态文学论坛和《诗刊》自然诗歌论坛上的发言稿《生态文学：观念、方法和视阈》（载《天涯》2022年第4期）。

　　早在一百年前，具有远见卓识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说：“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立起一座丰碑。”今天，“一带一路”的倡议，将丝绸之路这一“地理神话”转化为“国家叙事”，体现了开放的眼光、包容的胸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从植物角度去讲述丝路故事和丝路魅力，书写丝路传奇和丝路文化，无疑值得一做，同时期待有更多的人去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植物是人类的亲人，它们生而平等，用“静”来看世界的“动”，每一朵花、每一株草、每一棵树，都是世界的一个中心，这就是植物与生俱来的“主体性”，与人类的“主体性”互为镜鉴并浑然一体。英国诗人丁尼生说：“当你从头到根弄懂了一朵小花，你就懂得了上帝和人。”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用一生之久，耐心地、不断地向植物学习、求教，从中领悟真义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