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话筒与方向盘》有一个既出乎读者意料又格外耐人寻味的结尾：曾经毫无争议地被凤栖地村民们推举为“执掌话筒的人”的乡村“能人”“精英”劳干臣，孑然伫立在村外的路边上，任凭风吹雨打。画面就此定格，一群被劳干臣的“瞎话”怂恿而来，手持笤帚和撮箕准备抢收食盐的凤栖地村人成了背景。在古代中国，在关中平原上一个名叫“骊山”的地方，一位君王为了博他的妃子一笑而不惜“烽火戏诸侯”，后果则是失去了他的天下，并由此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事实的真相早已不可考，或许，太史公记述的只是一个由真实事件敷演生发而来、在关中平原上流传了六百年的有关“瞎话”的民间故事；而在此之后两千多年，当时光已经推进到二十一世纪，作家吴克敬同样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关中平原上的关于“瞎话”的故事。

　　和“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一样，《话筒与方向盘》，或者说劳干臣与乌羞花夫妇二人的故事，也有着一个喜剧式的开头和悲剧式的结尾。“两口子一个‘话筒’，一个‘方向盘’，听来很有趣的吧？”在故事的开头，作者便点出两口子的外号“有趣”，这种一上来就给主人公赋外号的写法，有点像“山药蛋派”的风格。按照惯例，接下来顺理成章的是介绍外号的由来，具体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整篇小说的情节安排也便围绕着这些外号所设定的方向展开；整篇小说的叙事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持续强化那些“外号”在读者脑海中的印象的过程，无论是“三仙姑”“二诸葛”还是“小腿疼”“常有理”，人物的外号和人物的性格在小说中都是无比契合，追求的是“传神”，故事的喜剧性也主要由此生发出来。然而，在《话筒与方向盘》中，作者一面说两口子的外号“有趣”，另一面却又借“风先生”的视角极力消解这种“有趣”。于是，读者在小说的一开头便可以看到对劳、乌夫妇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凤栖地村人虽然眼热劳、乌夫妇“赚得家里盆满钵满”的富裕生活，却又在背后将他们冠以“话筒”和“方向盘”的外号，“没有丝毫的褒义，唯有不折不扣的贬义，既讥讽，还又不屑”；而熟悉他们夫妇的风先生则一面认为夫妇二人的品性如他们的名字“劳干臣”“乌羞花”一样，一个硬朗一个温婉，另一面对村人给二人所起的外号表示不满，“直觉他俩是不值当的，因为他俩不仅有能力活得受人尊重，还有条件活得受人追捧”。在这褒义与贬义、讥讽不屑与尊重追捧之间，一股巨大的张力酝酿奔突，在小说的开头就几欲冲破纸面，这就注定了这个故事及其主人公的不平凡，而“不值当”三字，为这篇小说悲剧性的结尾埋下了伏笔。

　　小说的主人公夫妇二人，丈夫劳干臣读了四年本科和三年研究生，在城里既找不到工作又当不成外卖小哥，不得不回乡捡起了祖传的篾编手艺并将其发扬光大；而同样也是大学生的妻子乌羞花，毅然放弃了理想的城市生活回到家乡凤栖地自主创业，开办农副产品交易门店；更何况，作为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二人青梅竹马，又在合作创业的过程中相互扶持，日久生情，乌羞花的农销店和劳干臣的篾编生意相辅相成，“发展成了凤栖地一时无两的民营企业”；继而成立篾编合作社，让村里人无偿学习篾编手艺，带动乡亲们共走发家路，同做致富梦……凡此种种，无不为读者呈现出一幅花团锦簇、欣欣向荣的热闹图景，昭示着乡村的美好未来。劳、乌夫妇身上几乎凝聚了当代商业精英所应该具备的一切优秀素质：劳干臣立志闯一番自己想要的天地，哪怕暂时受到挫折，也能迅速调整努力的方向，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乌羞花更是眼界开阔，不仅慧眼独具地选择劳干臣的篾编包装袋为自己销售的农副产品服务，还主动顺应时代潮流，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之下购入电脑等设备开办网上农销店，在日常经营中体现出“强烈的市场意识”和“国际化的倾向”，就连丈夫都“敬慕”她的坚强和“有主意”；尤为可贵的是，他们还主动承担起了共同富裕的带头人角色，展现出一种更高层次的思想境界。在时下流行的乡村振兴题材小说中，劳干臣、乌羞花这两位“时代新人”，是必然会被作家们树为典型、大书特书的。

　　在《话筒与方向盘》的大部分篇幅中，劳干臣、乌羞花夫妇二人都是以“乡村精英”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在当下的乡村社会中，这些“乡村精英”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经济、知识、文化和社会资源等方面拥有着普通村民难以匹敌的优势，凭借这些优势在各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为乡村社会作出贡献（尽管是基于不同的出发点），还往往被赋予一定的权威并对乡村社会的成员产生影响。他们在村庄里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主要建立在经济方面成功的基础上，并以自身为原点，逐渐凝聚和团结着村落的力量。正因为“乡村精英”在近几十年来的乡村治理和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群体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门对象。除了“乡村精英”，还有人提出了“乡村能人”“地方精英”“民间权威”“新乡贤”等等五花八门的概念，其中，以旅日学者宋青宜提出的“新乡绅”概念最为扎眼，因为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的严格规训，“乡绅”早已和“地主”等词汇一样带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故此，宋青宜才会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我把当代的乡绅称为新乡绅，这样便于和历史上的旧乡绅加以区别”。她所定义的“新乡绅”，“主要是指受过良好教育的，通过诸如政府及社会支持等而获得一定资本的或者具有创业能力的，乐善好施的，经过一定时间努力得到了村民的信任进而具有话语权的回乡人士”；而“新乡绅”所应具备的素质，则包括上过大学，善于接受新事物和研究新问题，视野广阔，具备了在乡村创办经济实体的能力，是农村致富的带头人和公益事业的热心人等等；他们“凭着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获得了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在乡亲们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将上述这些特征与劳干臣、乌羞花夫妇相对照，便可发现他们之间高度的吻合。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满怀激情地得出结论：“新乡绅是中国未来的脊梁”（宋青宜：《中国需要新乡绅吗？》，《观察与思考》2010年第5期），而在《话筒与方向盘》中，主人公夫妇，特别是作为丈夫和一家之主的劳干臣，也的确是被赋予了凤栖地村“脊梁”的期望，并在老丈人“老话筒”罹患口腔癌去世后被众人“毫无争议地”推选成了“执掌话筒的人”，真正担起了一村之“脊梁”的重任。

　　倘若小说就此煞尾，无疑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美好结局，作者也可以借此为某种流行的社会学理论贡献一个理想的范本，然而，恰如歌德那句被老生常谈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简化或者悬置外部环境复杂性的研究成果往往会被现实反驳得体无完肤。“新乡绅”表面上的光鲜，无法掩盖“话筒”“方向盘”这些外号所透露出的讥讽、不屑意味；即使是一贯温文尔雅、对劳干臣充满理解与同情的风先生，也会因为他“不拿话筒时倒还能说人话，拿起话筒咋就说不成人话了”而表示不满；那份靓丽更是在村民们对劳干臣“话筒里的讲说”予以言语尖酸的辱骂甚至恶毒的诅咒时黯然失色。作者笔下的“话筒”无疑是“权力”的隐喻，它所赋予人的“说话”的权力不但会使人“上瘾”，还能将一个人的本性予以彻底的改变。小说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当初听“老话筒”说“哪天我不做‘话筒’了，就让给你做”时“本能地后退”的劳干臣，当初“压根儿没想到凤栖地人选‘话筒’，会选到他的头上”的劳干臣，当初刚开始对着话筒讲话时手发颤、嘴发抖的“青涩”的劳干臣，数年以后却用口水和唾沫将新蒙在话筒上的红绸布喷染成了黑红色——而那块红绸布，原本就是乌羞花用来替换被父亲“老话筒”的唾沫星子染黑的旧红绸布的。如今的劳干臣，俨然变成了当年的“老话筒”，他在话筒前夸夸其谈的“瞎话”，也就跟当年“老话筒”那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式的豪言壮语一样虚假、不入人耳。劳干臣尽情享受着言说的权力，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乡村治理和建设，却已陷入了无效的空转。

　　小说结尾处，村民们心里挂念着“满皮卡的食盐，别被雨水冲消没了”，准备冒着雨去帮助劳干臣抢收翻倒在村外的皮卡上的食盐，到了以后，却连皮卡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只看到立于风雨之中的劳干臣。这一次，劳干臣一整天憋着没在话筒上说话，却借着在风雨中喊叫出的“瞎话”试探出了凤栖地的世态与人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演变，凤栖地的传统乡村社会几近失序，曾经被寄托了无限美好想象与回忆的“乡土中国”濒临崩溃与瓦解。曾经的中国乡村带有鲜明的“天然共同体”的特征，兼有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双重性质。在这个共同体当中，基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长期互动和相互统一而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我们耳熟能详的“熟人社会”与“差序格局”，便是两个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的至关重要的概念。就前者而言，“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孝通《乡土中国》）。也就是说，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里，作为熟人的村民相互之间彼此熟悉、了解，也因为这种熟悉和了解而自然遵守“规矩”和信用，否则就会受到村民们的訾议甚至惩罚。而就后者而言，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以及由此推广开来的整个传统中国社会）强调的是“礼治”，这种共同体关系建立在人伦关系的基础上，追求的是一种“在家感”，家庭成员式的道德观念被推广为社会的伦理关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约束着人们的交往并维系着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当“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在二十世纪前所未有地受到来自商品、市场、政治等多个方面的剧烈夹击，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迅速沦为碎片和边缘，新的现代社会秩序又因为水土不服等种种原因而未能完全确立，尽管这种混杂且失序的状态给乡土中国带来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大得多的发展机遇，但与之相伴而生的则是前所未有的乡村治理危机，凤栖地不过是中国大地上无数个在此危机面前行将弥散的乡土小社会之一。万幸的是，尽管平日里劳干臣在话筒上喊破嗓子也少有人同情与理解，尽管因为在话筒上“说瞎话”而屡屡被人咒骂，但是乡土中国、“熟人社会”里最朴素纯真的道德伦理还存在于人心深处，当他人危困之际仍然能够施以援手，为风雨如晦的天空带来一抹亮色。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书写也绝不能是从概念出发的空头文章。倘若一个作家既不了解中国乡村的过去，又忽视中国乡村当下的复杂性，他炮制出的文字势必将如盖着黑红绸布的话筒里传出的“瞎话”。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明白作者为何要在自己笔下的故事里安排一位无处不在、无事不晓的“从时间深处走来的风先生”。他的存在，既如同浩浩古塬上的飒飒历史长风，从古吹到今，又仿佛“风”字的古义，好似一首讽喻劝世的民间谣曲，更寄托着作者匡正世事、以行风化的殷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