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百色女作家群体的写作，以自身独有的性别视角，以及隅于边地的民间和民族意识，糅杂南方地区的风物，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这一写作群体的文学文本中，可以见出当下女性文学所展开的可能性。她们的写作更多地探入人性与自我，切近时代和历史。广西百色女作家的创作呈现出的蓬勃的生命力、野性的生命意识、笃定的民间信仰及个体信念，都展露着自身的异质性和辨识度。可以说，女性作家的创作是一个极富意味的现象与镜像，更在历史的宏大语境中形构新的精神装置。

　　陶丽群的中篇小说《净脸》，无论是叙事景象还是话语修辞，都颇具鲜明而异质的风格。“净脸”是壮族地区的民族传统习俗，主要是民间给刚死去的人洗净、清洁，让其有尊严地“上路”。小说写生活在少数民族山区的莫老太的生命抉择与行迹，她为不计其数的死者“净脸”，功德无量，却在泥沙俱下的民间经历了自身的曲折。小说甚至以某种幽灵叙事写出了生与死之间界限的弥合，当然其中也透露出一代人的彷徨和献祭。最为惊心动魄处，是莫老太在边境遇到的一具血肉模糊的尸身，但她专心致志为其净身，以勇毅挚切超越死亡和血腥的恐怖，将小说的境界推向深邃与开阔。短篇小说《有人深夜放烟花》写自闭症儿童家庭中的母亲遭际，女性的伟大固然孕于平凡之中，但更深切地体现在生命的倾斜与裂变之处，陶丽群一寸寸地析解在困境中跋涉的母亲陆连芝的内心，显露她的沉重与苍凉，也慢慢堆积起无比温情却又不可摇撼的精神立柱。女性回到真正的自我，回到日常的家庭，回到己身最适切的境地，从精微而至广大，这个过程极为艰难，却是她们义无反顾之路径。

　　杨映川的短篇小说《住在香若樟》，将凶宅的故事讲进两口子的生活之中，透视当代城市的生存艰辛与心理困境。夫妻俩同住凶宅，遭遇着来自生活和职场的双重夹击，妻子俞顺顺奋起一搏，反戈一击，她的软肋反成其盔甲和武器：“她雄赳赳走到小区门口，高大闪亮的门牌写着香若樟三个大字，她无比仰慕地看着这三个字，她好像仰慕的是自己，她想，大姐我凶宅都住了，我他妈的还有什么可怕的！”悬崖边上的反转治愈了她的怯弱，也重振了一个原本弱势的女性的气力与雄心，使其反转职场、生活的境遇。凶宅因此成了现实的庇护所，这背后无疑折射出当代主体的裂变、人性之怪现状以及女性的另类艰困。中篇小说《一千零二夜》更是故事交叉着故事，在双重的现实与虚拟世界之间架构桥梁，最终是为了抵达并拯救最幽邃的人心，而这个历程寄寓着女性本身的妥协、斡旋与重新的关联、融合。小说写到男女主人公徐生甘和曾白青第一次见面，他“朝她伸出手来，他们的手互相握了握，都凉，没有什么温度”。后来，因为失眠，曾白青开始给徐生甘讲故事。这成为了一种常态。小说作为一种故事，为另一种“故事”所叠加，并且“故事”的功能也发生了转变，“故事是说给徐生甘听的，她不是倾诉，而是借此告诉他，债业不应该传承，她曾经是那样一个牺牲品”。在这个过程中，虚构紧密对应着现实，告诫、拯救，甚至是自我献身，她最后用姥姥的故事表达要给他生孩子，试图消弭他的仇恨，“故事”的无功利性始终显露自身的现实功能。跳出来看，这又何尝不是小说本身的指向，以虚乱实，拯救人心，慰藉魂灵，最起码，将人引出暗夜，再行沉思。

　　潘小楼的中篇小说《南风吹过露台》，讲述了现代女性的处世之道。作者执意看清楚那种冷冰冰的现实，辨析真假，过滤虚幻，讲述女性从秩序到博弈再到坦然不惊，进入一种生活化的新形态。“我”将之视为所谓的“关系”，自然是平等的，但是又为俗常的时日和事务所牵连，正是这样的关系维持着当代情感/婚姻的基本平衡，当然这个平衡往往裹挟着隐忍、妥协、退让，除非在某种悲剧性状态下到达临界点，最后发生崩塌。小说里，艾菲与生活中并不亲密、甚至有些疏离的丈夫相处，却常常生出这样的喟叹：“毕竟，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她自己选的。”而且面对丈夫种种似乎难以容忍的日常，她欲言又止，还是选择了忍耐，“她看着他，忽然觉得没了开口的必要”。而在感情中牺牲妥协、磨平棱角以达成的“平衡”，只是求稳的“中年”心态引发，甚至有时候都无法将之诉诸利益和欲望。小说将女性心理写得很通透，编织一种情感的与心理的网络，细腻、绵密，有很多男性作家作品所缺乏的那种黏稠感。这又与南方的亚热带气候相契合，小说的湿润度、饱和度恰到好处，是南方地区的“南风”天气行将结束时吹拂的清爽通透的北风。潘小楼的女性意识是渗于肌理的，同时反馈在工作与生活的细密周遭，于城市语境中塑造出独特的女性形象。小说主要叙述的是艾菲和苏米们的女性处境与情感选择，中间穿插着她们的成长史，由此述及她们大学时因读对外汉语专业，在越南河内的实习时光，仿佛一出蒙太奇式的双城记。与南宁一样，河内也是亚热带，但风情与景象又各有不同。最后，她们都遭遇了生活的围困与生存的艰难，并为此不断付出努力。小说最后，艾菲和苏米的不同际遇及选择，代表着女性意识延伸的不同路径。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艾菲的露台，还是苏米的孤岛，不仅喻示女性的处境，而且代表着她们观看的姿态与立场。这样的庭院，包括艾米的露台，对应的是女性所拥有的空间和余裕。在那里，她们有回旋的余地，有进退的准备，可以从容面对自我，怡情养性，环顾四周；又能对视乃至对峙男性与世界，筑起堡垒，虽此非必然，但始终有所凭依，当然也有可能是接纳和糅合，意味着温情的愿景。总而言之，那是她们现实的避难所，也是精神的乌托邦。

　　罗南的散文常常从女性的个体经验出发，创设出多重维度的隐喻，掺进了虚实的对照与文体的糅杂，以探询更为深邃的生命世界。在《迈囊》中，执迷于中草药的迈囊过世，人们发现他床榻的席子下面，铺满了儿子买给他的西药药丸，那是他所弃置却又不肯彻底丢弃的东西。不得不说，这是一篇充满现实感与隐喻性的散文，其中呈现出虚实的交错，而且凸露丰富的文化征候。不单如此，对于罗南而言，也许在散文小说化、小说散文化的文体糅杂中，能够探索出更有意味的斡旋世界。实际上，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小说与散文的互渗关乎文体的新探，从废名、沈从文，到孙犁、汪曾祺等，都为当下的文体革变提供了范型。

　　总体而言，从以上几位百色女作家的作品中，可以见出她们在纵深感与浑厚度、全景图与横断面以及在异质性与辨识度上作出的努力。当然，其中也多有不足之处，需要打磨和夯实的地方亦不少，比如，从个体的经验中走出来，从单一的地域中走出来，从俗常的语言中走出来，探索更加广阔的文学未来。这一切需要文学写作上的突围。

　　大体而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女性写作，经历了革命时代的“革命性”、后革命时代的“博弈性”，再到当下新的平等视阈中的“关联性”。质言之，当代中国的女性写作关联域更大了，至少从如今重新集结的女性书写中可以见出，她们以更为自主的姿态，试图关联传统与未来、历史与时代，关联温情与幽暗，关联自我的内面与他者的共存。

　　（作者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