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乡贤文化视域阐释《家山》的可行性

　　2022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了王跃文的长篇新作《家山》，学界亦将其视为王跃文自《漫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后，在文学地理版图上转向乡土中国写作的进一步延展。作家本人对这部长篇小说和其状写精神原乡的中短篇小说集《漫水》之间的精神联系并不讳言，并坦言最初被暂定名为“家谱”的《家山》书写的确实是一个以湖南怀化溆浦老家为原型的乡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小说命名由未定稿版本的《家谱》到正式出版本的《家山》，其间经历了作家对20世纪初直至新中国成立前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各地乡村史料的钩沉、钻研与提炼，基于此，小说的格局打破了最初家族族谱的范围拘囿，在格局上由“湘西纵队”的故事、“我”族上的故事、故乡漫水的故事，向一个时代的乡土中国的故事的开阔视界大踏步迈进，通过小说中虚构的乡村沙湾村之烟火日常，写尽了百年中国的风起云涌。

　　作为一部取材于作者故乡真实历史经验的长篇小说，《家山》力图通过对湖湘大地的历史横截面进行史诗建构基础上的凌空观照，从而折射出近半个世纪时间内中国乡村的时代样貌。小说运用了以地方史志折射民族史诗，微观、宏观叙事交叉并行的复线结构，将20世纪前半叶这一对中华民族至关重要的“时间断代”作为叙事主体，把晚清“民国”的革故鼎新和此后约50年间各事件主人公的命运遭际与重大历史事件以闪回、闪前的形式嵌入文本，在力避既往家族小说简单依据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对复杂矛盾的生活和历史进行同质化图解窠臼的同时，以对原生态日常真实生活近乎非虚构式的精细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一部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民众繁衍史和时代变迁史有机杂糅、交相辉映的现实主义里程碑式的长篇巨著。

　　有研究者通过梳理王跃文的生活轨迹以及创作经历，进而提炼出乡土中国之于王跃文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乡村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不但在于它所占国土面积巨大，人口数量巨大，而且真正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而不是在城市。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格式化了，城市文化代表不了中国文化。文学表现好了广大乡村，就真正表现好了中国和中国人。他重新审视和领悟家乡充满灵性的山水风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质朴纯真的人情人性，重义轻利的乡村伦理，这一切进入他后来那些年的‘乡村写作’里，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国人的精神滋养，从民间、从草根寻求中国道德的火种。”（1）批评家杨庆祥在点评王跃文的这部家族小说时精辟地指出，《家山》因弥散了以往家族小说创作中革命与文化二元对立的书写惯性，从而建构起“以日常生活为本位的家族式叙事”。（2）笔者深以为然，回顾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支脉——家族小说，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革命型”家族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红旗谱》），抑或是“文化型”家族小说（《白鹿原》《裸地》），都隐伏着一众作家之于这一题材的二元对立的写作惯性，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范式在文本中具化为作家在书写乡贤群体和乡贤文化时所采用的具有差异性的模式。

　　五四新文学以降，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以及创作诉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题材选择以及叙事基调的生成与调整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其影响，“革命型”家族小说中的乡贤群体形象出现了负面同质化的趋势。无独有偶，20世纪90年代前后兴起的“文化型”家族小说在力避前者缺陷、着力开掘乡贤群体在乡土中国空间中的积极作用时，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过度推崇则形成了过犹不及的效果。基于上述两重经验的累积，以巨细靡遗的日常生活细节为叙事动力的《家山》，将乡贤文化的基质嵌入乡土大众的言行举止中，现代文明的影响则诉诸乡土生活的方方面面，革命话语的动力则熔铸到乡土风云的变幻中，三者互为补充，从而建构起家族题材小说叙事的崭新范式。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乡贤”一词在中国历史典籍中最早见诸唐代刘知几的著作《史通·杂述》。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产物，其在乡土中国的赓续可谓历史悠久。具体而言，“乡贤”本意兼具对空间和人的包蕴：“‘乡’是特定的空间，指县以下的区域；‘贤’原意指财物多，后引申出指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再后来又指有较高文化水平、道德素质，对社会贡献较大，名望较高的人。”（3）而《家山》的文本建构同样立足于传统的乡贤文化基质，小说中，在王跃文所构筑的叙事场域沙湾村中，扬卿和佑德公是新旧两代乡贤群体的代表人物，在本乡本土享有崇高威望。以两代乡贤群体为核心，沙湾村村民在乡贤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逐渐营构出“讲信修睦，与人为善”的文化氛围。剖析《家山》中的“乡贤文化”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在乡贤文化的渗透传播网络中，传统文化的“赓续与承继”和现代文明的“开放与更新”在《家山》中实现了有机融合。目前，关于《家山》的众多研究成果多从民俗风情和语言风格切入，却较少以乡贤文化为路径来进行观照，笔者则希望以此作为论述的切入点。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家山》中的乡贤文化意蕴，无疑奠定在沙湾村这一作者建构的精神原乡所蕴藉的传统文化质素与宗族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

　　首先，就传统文化质素而言。在《家山》一书中，作者用了浓墨重彩的笔触表现了沙湾的传统文化氛围。小说中，作者对于传统文化效用的呈示与寄寓，显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以日常生活细节的叙述呈现给读者。在沙湾梆夫循环往复的唱词中，“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4）被反复提及，作者显然是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将传统文化对于大众言行举止的规约融入生活的细节，教化大众的主题内蕴不言自明。同时，这种世代沿袭的乡约文化显然是从历时性的维度对沙湾村尊崇传统文化历史的隐喻。在小说的尾声部分，作者匠心独运地以贞一以给女儿念梓的书信作为与主题“家山”相呼应的世纪回音。贞一在信中以两代人接续修筑造福乡民的水利工程为案例，进而证明沙湾村民在当下对于公共事业的热衷，以及这一传统在本地得到承续的事实，预示了传统文化中“明德尚义，尊贤向善”这一特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且被反复践行的事实。故此，谢有顺与刘大先亦从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对《家山》进行了深入阐释。（5）对此，王跃文在创作谈中曾坦言：“故事发生地是我虚构的一个叫沙湾的中国南方乡村，其地理环境、村落形势、风俗物候、社会结构、伦理体系和历史文化气脉，大多依着我出生地漫水的样子描摹虚构。”（6）可见，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氤氲之下，沙湾村才会产生以佑德公、逸公和扬卿为代表的德高望重的乡贤群体，他们才能发挥自身引导和维护沙湾乡民生活秩序的积极作用，将沙湾村建构为一个远近闻名的“道德桃源”。

　　其次，就宗族关系网络而论。沙湾村的宗族社会事实上是孕育乡贤和乡贤文化的重要基质。在《家山》中，王跃文通过细致的摹画，让我们清晰地感触到宗族架构在沙湾的有序运转。在沙湾村，以陈姓为主的数百户村民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宗族大家族。按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观点，乡村是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共同体组成的基层文化单元或者说一个初级社会群体，同时信约文化构成了其社交的纽带，仁义文化构筑了其存续的基底色彩。在这个初级社会群体中，宗族领导者往往兼具乡村领导者的作用。文本中，沙湾村的日常生活网络与社交秩序网络的交集，汇聚于人数最众的陈氏家族，而陈氏家族的中心则聚焦于佑德公。佑德公的先祖为敬远公，后者为前者“立过规矩”，前者则承袭着后者所树立的贤良敦厚的家族遗风，秉持公心参与到沙湾村乡约民典的制定、大小事务的处理等工作中去。要言之，作者正是以佑德公为代表，将传统宗族文化的优质内核以及多重质素在其日常言行中逐一摹画，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而“这种角色的存在，在传统中国的乡村生活中是一种常态，《家山》更显集中与权威”。（7）

　　二、乡贤文化内蕴的多维呈示

　　人物的形塑与建构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构成部分，《家山》对于传统乡贤文化内蕴的整体建构与细节写实则更加依赖于人物形象的抟塑。究其本源，则是作者在文本叙事中融乡贤文化于乡景、乡情、乡俗之中，景、情、俗三位一体，从而织构起一张乡贤文化的时代图卷。而沙湾村的芸芸大众则以各自的社会身份以及家族身份属性鲜活而生动地演绎着传统乡贤文化内蕴所衍生与流溢出的漫卷烟火与人情世故。

　　首先，《家山》中乡贤文化的多维特征呈示于前辈乡贤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象征性文化符码，进而在沙湾村空间场域中予以扩散，并在本地的乡风民俗中代际赓续。

　　小说中，作家摹写向远丰因协商征税一事来到陈家祠堂，在齐树找人的间隙，向远丰“见沙湾陈家祠堂比别地方的气派。祠堂进门顶上是戏台，楼上左右厢房外有走廊，楼下左边也是厢房，右厢是族上谷仓。祠堂神龛上供着两尊祖宗雕像，一位是文官光神，牌位上书‘始祖明勋公神位’；一位是武官光神，牌位上书‘显祖敬远公神位’。武官光神的座子有些开坼，不细看也不碍事。神龛前面供桌上摆着供果，桐油灯火在日头光下不太显眼”。（8）此处，小说通过村外人向远丰的观察视野，明确标示出祠堂神龛上供奉的两尊祖宗雕像分别是沙湾陈家的祖公明勋公和佑德公祖上的敬远公。前者出身寒微且以放排担脚作为谋生手段，后者则出身优渥且是一位武举人并获得官爵。两人虽然出身有别，社会地位悬殊，但是他们生前的义行善举对于沙湾大众的正向影响同等重要，是故，两人可以在代表着乡村权威的祠堂中得到同姓族人的祭祀。二者在生前以身作则所树立的乡规民约的大纛，在他们逝世之后被化作象征性的文化符码，成为沙湾村村民所默认的精神文化遗产，并间接起到了勉励后辈、纯澈乡风的重要作用。

　　就勉励后辈层面而言，敬远公曾购置德国机械，招募村民护卫本乡本土。当其父家贤章公因为购置机械耗费靡多而责备敬远公时，他则慷慨陈词：“国家有事，匹夫莫辞！富裕人家要出钱，没钱的人家要出力。”（9）敬远公的事迹已然对日后投笔从戎的劭夫起到了勉励作用，当佑德公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语责备儿子时，劭夫则直接回应道：“爹，国家有事，匹夫莫辞。祖公老儿敬远公这话是你老告诉我的，我今日也讲给你老听。”（10）就纯澈乡村民风方面而言，作者对乡民在祠堂惩戒不肖子孙五疤子事件的描摹显然寓意深远。少年五疤子不思劳动，沉迷赌博，影响了沙湾村的声誉，基于乡规民约，被推进祠堂，并被家人以竹条抽打。作品中的这段场景描写显然具备了仪式感，他的父亲齐树亲自点燃三炷香，虔诚地放置于香炉中，面对祠堂牌位进行自我忏悔，这一程序无疑展现出乡规民约执行者正人先正己的严肃态度。

　　敬远公作为前辈乡贤的代表被沙湾乡民所尊崇，乡民秉承爱屋及乌的心态将这份敬意顺延到对其后裔佑德公的态度中，我们可以通过作品中一个细节进行管窥。沙湾村祠堂中敬远公光神雕像的基座因年代久远日渐破损，村民约定以香樟木重新雕刻。但村民发现刘师傅雕刻的光神与佑德公十分神似，皆问其雕刻的究竟是敬远公还是佑德公？刘师傅则严肃回答：“如今沙湾人哪个见过敬远公？佑德公不像他祖公老儿，那他要像哪个？”（11）由此可见，在乡贤前辈所世代累积的声誉与善行的基础上，本乡村民对于后世乡贤的言行举止皆会产生无条件的信任，反之，前贤与后贤的品行又会作用于乡土大众的日常生活细节，从而产生无形的规约与引领作用。

　　其次，乡贤文化的多重内蕴熔铸为以佑德公、逸公老儿和扬卿为代表的两代乡贤在个人品行方面所展现的高尚特征。这两代乡贤群体皆用心于沙湾村公共事业，同时以宽人严己的言行成为沙湾乡民争相效仿的道德楷模。

　　作为老一代乡贤的代表，备受尊崇的佑德公是沙湾村的尊长。“仁义”被其列为诸礼之首并作为立身之本，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他对本村民众极为宽容。村民可以在其家山上砍柴拾物，他还收养孤儿有喜助其成家立业，并减免乡民欠债。即便已是村中首富，他也身体力行躬耕田亩，每次出村必安步以当车，习惯于以草鞋代步。当其儿女在外均已立业并屡次来信劝慰他安享晚年、减少体力劳动时，他却以耕读家风自律，从未停止工作。作为陈氏家族的凝聚核心，他在传统教育中接受古典文化的洗礼，在与年轻一代的往来中接受现代文明的启蒙，两者的融会贯通赋予了他高瞻远瞩的前瞻性判断力。当其明晰了儿子劭夫和女儿贞一所从事事业的合理性后，就对两者投身革命的选择予以了坚定支持。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时局变化时，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才是好党，作为乡贤代表，每当沙湾村有重大活动如营救红军家属、创办学校等公益事业时，佑德公都能以广博仁爱的高风亮节引领大众，润物无声地涵养着沙湾村的村民。

　　逸公老儿为政清廉，体恤乡民。在河南担任知县时，他曾亲自参与抗洪救灾。虽然他以“前朝遗老”这一称谓自嘲，但西学东渐之风让他深知国人唯有兼收并蓄西洋与东洋的现代科技方能救国，因此让膝下三子全都负笈东洋，长子学医，次子学军事，三子学水利，并希冀他们学成以后能够报效国家。他以善待人，将祖传的窨子屋赠送给达公老儿一家，为建造乡村学校屡次捐资，以至于被乡邻嘲讽为一家人都是“傻子”。及至日寇侵略，他坚持认为国人必能将侵略者赶出中国，直至临终前他还断言：“我读国史，中华从未最终战败过……倭寇一时猖獗，终究会被赶走的。”（12）

　　作为沙湾村现代文明的导入者和引导者——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留日知识分子，扬卿这一形象同样具备多向度的乡贤特征。作者以扬卿与父母关系的渐变作为切入点，折射出这一人物形象所蕴含的仁孝文化质素。文本中，作者对扬卿父母的丧事细节描写，多维度全方位摹画出扬卿的孝子形象。他对待村里人同样宽容敦厚，体现出仁者爱人的高尚德行。他认定克文颇具才能，并超拔出狭隘的宗亲圈层，出资送克文到简师读书且提出以后回沙湾教书，让他领取自己的薪资。难能可贵的是，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强不息的精神理念，求新求变，永无止境。留日归乡后，虽然暂时陷入选择性迷惘，但在县长李明达“不能等到天下太平才做事，而要为着天下太平去做事”（13）的劝慰和感召下，他很快就凭借一技之长，不辞劳苦，拒绝薪酬，为了勘探水文环境遍访全县山地，最终带领乡民修筑了红花溪水库，实现了自己为乡为民谋百年福祉的理想夙愿。

　　最后，《家山》中的乡贤文化内蕴还彰显于乡贤群体能够以协同管理者的身份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的处理这一现象中。具而言之，安土重迁的民俗理念植根于村民的文化基因之中，群体聚居的生活惯性保证了聚落空间的稳定性，两种文化理念的聚融交汇促成了熟人社会的形成。熟人社会中往往会以长老统治的形式产生公共权力。而具备治理权的群体并不以行政认可的形式获得权力，而是以自身的高尚品行以及大众对其言行的认可作为前提。基于此，具备了良好学识、高尚品行以及丰盈的物质基础的乡贤群体，显然会在乡村基层治理中承担多重责任。在《家山》中，以佑德公和扬卿为主要代表的两代乡贤一直投身于乡村公共事业，在乡土社会的治理层面发挥了多重效用，作者也从以下几个层级予以了书写：

　　其一，作者通过佑德公与扬卿对沙湾村邻里矛盾的疏解这一案例，印证了乡贤群体的乡村调解人作用。在舒家坪与沙湾村产生误解这一千钧一发时刻，佑德公事先找到舒家坪的桂老儿商定了“各管各的人”，从而规避了两个村庄可能因误解所衍生的械斗危机。在一名竹园村的青年被本村人送到军营之际，深明大义的扬卿亲自将竹园村的青年救下并把人送还竹园村，这一行为不仅解决了纠纷，还弥合了横亘于沙湾和竹园两村之间多年的罅隙。

　　其二，作者以沙湾村小学的筹建以及红花溪水库的勘探工作为案例，暗示了乡贤群体之于乡村公益事业的引领和组织作用。在《家山》中，除了筹资办学、建设水库之外，沙湾村在购买机械保卫村庄、组织赈灾救济、抵御洪水和灾后重建等方面的活动组织，也需要敬远公、佑德公、逸公老儿、扬卿等几代乡贤群体的劳心劳力。

　　其三，作者以佑德公和扬卿等乡贤群体在乡村基层中的协调工作为案例，强调了乡贤群体在乡村多重关系网络中的纽带和联结作用。当乡里下发《倡议书》后，乡里的管理者往往要求助于佑德公等乡贤引领大众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例如，红花溪水库修建后的第一年，扬卿为了替村民争取合理合法权益，亲赴县里谈判并暂缓了水利附捐的收取。由是可见，正是有佑德公和扬卿这样的乡贤作为柔性的中介桥梁，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方能落到实处。

　　三、乡贤文化的推陈出新及当下意义

　　诚如前文所论析，传统乡贤文化的既有内核在沙湾村三代乡贤群体形象的建构中一脉相承。与此同时，当我们深入文本的后半部分，又会在其中发现作者在时代转型视域之下对于传统乡贤文化所赋予的新质因素，即乡贤文化在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与人文风俗中，可以具备柔性的“在地性”特质，通过周而复始的自我调节、吐故纳新，进而主动适应外界的变化，这无疑彰显了乡贤文化源自乡土又能够超拔出乡土的本源性。通过源于作者生活经验的非虚构式的细节再现，《家山》对于乡贤文化的时代质变所容纳的贴合于时代的新的思想潮流有着多维的体察，并能够以具有普泛性的案例将其具象化。例如，以贞一为代表的女性群体要求并以实际行动亲身践行了剪发与放足等具有女性启蒙性质的观念。再如，以桃香为代表的女性群体通过不懈争取，能够与同时代的男性同样获得进入象征着男性权威空间的宗族祠堂的议事权。

　　在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思潮的引领下，以四书五经为承载体的乡村教育的传统教学内容逐渐被新式教育所取代，小说以三处象征性的细节隐喻了以新式教育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之于乡土社会的烛照。其一，当扬卿接受县长李明达开启民智的嘱托，与齐峰、劭夫商讨创办沙湾小学时，父亲逸公老儿说：“我回来这么多年，书也是时常读的。自大前年卿儿回来，我到他楼上书房看看，就晓得自己是古董了。我的书他也是时常拿去读的，他的书我是一本都读不懂了。”（14）其二，沙湾小学正式开学后，扬卿请李先生为学生授课，李先生教过多年私塾，所用教材仍是《三字经》《增广贤文》，无法适应新式学校。扬卿虽于心不忍，却只能目送这位昔日恩师离开学校。其三，禾青、容秀久驻乡间，未能接触到新文化与新文学。一次二人到贞一房中，见到桌子上摆放着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鲁迅的《呐喊》《彷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莫泊桑的《遗产》和果戈理的《疯人日记》。两人惊叹于贞一阅读量之大，当贞一解释说这些都是讲故事的文学书时，二人却只能用她们听过或者看过的《女儿经》与之类比，这一细节无疑彰显了新旧教育文化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当现代文明的光芒投射到处于前现代状态的乡土世界后，传统教育模式必然会让位于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基于此，以劭夫、齐峰、贞一为代表的沙湾第二代们在贯通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壁垒后，必将会为沙湾村接入时代的新质因素。对于这种变化，老一辈乡贤中，无论是佑德公还是逸公老儿都能以发展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予以接纳并支持。逸公老儿由衷感慨道：“好多村都办起国民小学了，沙湾不办对不起子孙。卿儿说，原先李明达县长就嘱咐过这件事。私塾早过时了，办新学堂才赶得上时代。”（15）佑德公亦认为：“办新学堂是时兴了，不办只怕不行。子孙还是要读书的。”（16）在筹资兴办新式小学的过程中，他们两家出钱出力之多皆被村民所赞许。

　　与此同时，小说中沙湾青年一代对于革命和救亡理念从接触到接受的过程，无疑凸显了传统乡贤文化的时代转型和内涵演进。黄埔军校毕业的劭夫，在省城接受现代化教育的齐峰、贞一，都是新生代青年形象的代表。其中，劭夫这一人物形象应引起读者的关注。相对于父亲，劭夫无疑是沐浴着时代风雨成长的一代新人，他接受过新式教育，上过黄埔军校而且长期在军队担任要职，还经历过战争的考验。他既沿袭了老一代乡贤群体平易近人的品格，受到乡民的爱戴，又接受了现代化的平等理念，从而具备了思想纳新与担当责任的可能性。他反对父母为妹妹贞一缠足，支持妹妹到省城学习新文化，终于让后者也成长为乱世之中报效国家的有用之才，成为一名抗日战场上救死扶伤的战地医生。同时，他以身许国，结婚时不能回家，家人无奈只好用一只雄鸡代替他和新娘成婚，归家养伤尚未痊愈即因为战况紧急而重返抗日战场。

　　无独有偶，《家山》也摹画出老一代乡贤群体对救亡、革命这些兼具时代性与选择性新词汇的认知与接纳过程。以佑德公为例，他从带头缴纳“国民政府”税赋的模范，逐渐转变为一位坚决支持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同路人。在接到齐峰的求助后，他秘而不宣地组织群众营救红军家属。小说中，当齐峰向佑德公告知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决定参与起义且要在他屋里开会时，佑德公却成竹在胸并告诉齐峰：“我屋红军做过指挥部，县政府做过临时公署，你起事也来我屋里开会。”（17）作者对这一细节的处理可谓匠心独具，通过对父子双方隐藏身份的抽丝剥茧，进而从侧面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获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持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回顾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家族题材小说写作，我们不难发现，包括现代文学阶段的路翎、当代文学阶段的陈忠实等作家的作品，其笔下的“革命型”家族小说与“文化型”家族小说，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建构与呈示具有某种片面性，进而忽略了儒家文化自身的强大包容性。在《家山》中，来自陈氏家族内部的“农二代”们所践行的启蒙、革命、救亡理念本身，从文化传承维度而言亦可被视为儒家文化内部“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担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的应有之义。就儒家文化的包容性而言，正是因为在不同时代对异质性思潮的有益内质的借鉴，而据此发展成为赓续夏、商、西周文化的“先秦儒学”，主张经世致用的“两汉经学”，杂糅释、道义理的宋明清理学，晚清民国以降以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和方东美等八大家为卓越代表的化用西洋东洋哲学社科要旨的“新儒学”。清初学者叶燮曾提出一个诗论观点，即“才、胆、识、力”这四种“交相为济”的修养素质是文学创作主体应该兼备的基本能力，相较而言，四者当中，尤以代表作家眼界胸襟的“识”这一文学品位最为重要。一名作家能否创作出兼具经典性与时效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取决于作者“识”这一文学品位的高下。王跃文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其体察到了延续乡贤群体与乡贤文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故此，他才能够以崭新的时代地标高屋建瓴地在《家山》中书写出发生在乡贤文化内部的静水深流和静水深变。

　　注释：

　　（1）琼花：《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王跃文最新长篇小说〈家山〉面世》，“湖南文联”微信公众号，2023年1月1日。

　　（2）《“无双”毕竟是家山——王跃文长篇力作〈家山〉研讨会在京举办》，“溆浦经典”微信公众号，2023年3月2日。

　　（3）黄永林、任正：《明代汾州地区乡贤文化的形成机制与影响特征》，《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4）（8）-（17）王跃文：《家山》，第16、18、78、70、265、524、106、232、232、233、673-67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

　　（5）见谢有顺：《谢有顺的2022年度好书推荐·虚构类》，引自http：//www.infzm.com/contents/241904?source=202&source_1=241902。《“无双”毕竟是家山——王跃文长篇力作〈家山〉研讨会在京举办》，“溆浦经典”微信公众号，2023年3月2日。

　　（6）王跃文：《创作谈：〈家山〉中的中国乡土书写》，《文艺报》2023年2月24日。

　　（7）阎晶明：《关于王跃文〈家山〉的解读》，《文艺报》2023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