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拷问

——读《性灵》

解玺璋

    陈婞的小说《性灵》看上去写了当下都市白领的情感迷失，小说副标题“外企白领和他身边的女人们”部分表达了作者的这种诉求。所谓“外企白领”，在这里大约是指小说的主人公白忆云，但把他称作“外企白领”其实有些勉强，因为，他在故事中更多的时候倒像是个无业游民、流浪汉，一直因找不到工作而四处奔波，直到后来，一家外企阴错阳差地收留了他。
    不过这不要紧，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是不是“外企白领”，对白忆云来说并不重要，作者贡献于当代文学画廊的，是她塑造了白忆云这样一个当代“废物”的形象。他是个没有行动能力的人，这一点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爱着一个名叫嘉茜的女人，但他除了祈求上天把嘉茜赐予他，没有采取过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行动，甚至当他得知嘉茜可能自杀，急匆匆赶到现场时，他竟没有勇气面对嘉茜的“死”。“也许，面对了她的死，就再也没有勇气去爱去幻想了，就再不能说服自己快乐了。”人世间居然有这样的逻辑，在他深爱着的女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之后，他能做的只有自言自语地骂两句那个“臭男人”。除此之外就是“想找个地方去哭，即便像个小女人那样哀嚎，那也是一种释放，一种妥帖”。男人的孱弱在作者笔下被描绘得活灵活现。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尽管他心里明白嘉茜的死有许多可疑之处，而且，嘉茜死后尸体的意外失踪，更给她的死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他所能做的，依然只有“以各种姿势躺在床上想关于嘉茜的问题。他拟定了各种侦缉凶手的方案，也臆想出各种替嘉茜复仇的手段”，眼看着“方案一次次被推翻，手段也一次次被搁浅”，他却毫无作为。这种不作为也许可以理解为他的怯懦、自私和不负责任。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在一次喝醉之后，作者写道：“他讨厌他的名字，他觉得白忆云这个名字让他感觉自己可爱而无用，像是用来写生的亮晶晶的水果；让他感觉自己没有人的个性，像一首充满画面感的绚烂而大气的音乐，只能用以欣赏。”说穿了，他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
    他一直渴望有一份工作。他固然需要钱来维持日常生活，更需要钱来维持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尊严。但是，当一家外企阴差阳错地雇用他以后，他能做的似乎又只有一筹莫展，无所事事。工作没几天，他已经计算着如果被辞退，如果被辞退，工作这几天可以拿到多少钱。他也曾几次想过自己主动辞职，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始终没有勇气说出来。尽管Marian出于同情和怜悯把他收留下来，但他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他只能采取敷衍和逃避方式，有时不得不躲到卫生间去做白日梦。甚至当Marian为他设想怎样提高英文水平时，他却陷入了对Marian的单相思，就像他当初爱嘉茜一样。作者失望地写道：“她有信心帮他处理他的问题，而他却是怀疑的。他认为为了他这么个人，不值得。”在这里，爱都不能鼓起他的勇气。即使在他爱着的女人面前，他也难得有一点争强好胜的表现。
    在以往的文学传统中，这种废物式的男人形象，往往是某个行将没落的社会团体的代表，他们无力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只能以自己的无能为旧的时代唱一直挽歌。有时他们甚至还是先知先觉的人物，只是在对抗更加强大的社会制度时会表现出一种无力感。我们在俄国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常常会看到这种人的影子。白忆云显然不属于这个范畴，作者似乎也无意从社会、历史入手，揭示这种人物存在的现实性依据，尽管她也写到了他的家庭以及这样一个家庭对他的影响，但她的笔触更多地还是深入到这个人物的人性之中，希望从这里得到一些答案。这样看来，“性灵”这两个字倒是有一些意味。作者显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这两个字，在她看来，这两个字似乎体现着人性的两个方面，即性和灵（精神）而白忆云在人性和人格上的缺失，恰恰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在小说中，作者多次写到了白忆云的性无能，他因外语水平太差无力完成公司安排给的工作时，作者写到他的生理反应：“他的脑子便嗡嗡嘤嘤地响起来，胃里的酸也哗啷啷地晃荡起来，漾到了嘴里。这又让他联想到他的枪，甩在下面的无能的枪。他觉得自己也像那支枪一样，只能无用地在下面吊着甩着，居无定所。”
    作者在叙事中所表现的这种倾向，或许正是当下文学书写的一种潮流，对于人性或人格的缺失，不再仅仅归结为社会和历史的原因，而希望个人多承担一些责任。这是一种更加内在的要求，也是从个人角度对人性的追诉和拷问：如何使自己的人性和人格趋于完善和完美？要回答这个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