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虽是一个产量不低的作家，但更是一位对自己的创作不断提出新要求的作家。但她近年创作的产量的确有所减少，继前三年推出长篇《烟火漫卷》之后，似仅有《喝汤的声音》、《白釉黑花罐与碑桥》和刚出炉的《碾压甲骨的车轮》这三部中短篇面世。而据作家自己陈述，就是最新这部五万言的中篇从起笔到定稿竟耗时长达八个月。可见日渐增多的行政工作至少在时间上对作家的写作的确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好在衡量一位作家能力高下的根本终究还在作品的品质而非数量。因此，当我面对《碾压甲骨的车轮》这部构成她钩沉东北历史的第三篇小说时，虽愈往后读愈感觉“烧脑”，但正是在这“烧”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了作家那种倔强的追求。

　　我在读完《碾压甲骨的车轮》后的第一时间用手机给迟子建发过去了“烧脑”二字，她的第一回复竟然只是在“烧脑”后加了一个“？”，显然并不认同这个“烧”字。经过两个回合的“笔战”后，迟子总算承认“此作确有点五味杂陈”，“那你就啃吧”。

　　我之所以在拙文开篇便插入自己与迟子个人间的这简短交流，无非是想说明一个事实：迟子一开始不认同我的“烧脑”感，显然是她自己的整个创作过程用时虽长却并不梗阻，只是因为受制于自己创作时间的有限以及后期在“围绕主流，不时清理浮泛的‘浪花’”上所消耗的时光，在我这儿的“烧”于她那却是流畅的，也由此说明作家对作品种种处理的深思熟虑驾轻就熟。这当然是一种良好的创作状态。

　　《碾压甲骨的车轮》之故事脉络其实是十分清晰的。开篇不久便交代了身居高位的公公案发入狱，家道一落千丈。主人公之一也是作品的叙事者“我”只能开影楼为生，然生意萧索；丈夫李贵则与影楼房东、即底层的海鲜小厨老板贺磊过从甚密。某日，外出赏樱的李贵留下一封邮件，言明自己与一个收藏甲骨的老人结伴寻找祖上那对马车轮去了，而这对马车轮竟然因与晚清罗振玉所藏甲骨的神秘失散有关，由此自然引出了罗振玉与王国维这双饱学之士的长长短短以及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自此，丈夫行踪杳然，偶尔的邮件IP地址又飘忽不定。孤独的“我”与贺磊则过从甚密起来，且常常来到罗振玉在旅顺旧居所在的那条街……当真相看似越来越近时，传来的却是李贵虽然找到了那对马车轮却又身患恶疾而客死他乡的噩耗，不久那对马车轮被运了回来，只是因其不断在家中制造事端而被搬到贺磊家；再不久贺磊染上新冠，昏睡中被滑落下的那马车轮砸成了植物人……作品本该至此结束，但接下来，关于李贵到底死没死？究竟死于谁手？贺磊最终因何而逝……这一个又一个的悬疑又如谜一般接踵而至，不出答案作品便戛然而终。

　　《碾压甲骨的车轮》的整体结构采用了典型的交响乐形式，由“奏鸣曲、变奏曲、小步舞曲和回旋曲”这四个乐章形式依次展开。从上面总括出的作品梗概看完全可以严丝合缝地嵌入其中，几条叙事线虽有交错进行但徐徐展开得却十分清晰，故事整体的层层递进也了然有序。公公案发入狱家道中落对应的现实与世情、与收藏甲骨的老人结伴而行寻找那对马车轮对应着奇幻、由此牵出罗振玉与王国维这双大儒的故事对应的是历史与传统文化，而对李贵与贺磊死因之谜的追寻则又和悬疑挂上了钩……至于谁是“凶手”，作品暗示两个“逝者”，都有他杀或是自戕的可能。因此，这部中篇还有一部“未完的乐章”作为潜文本而任由读者自己去展开推理“追凶”。

　　由此可见，我之所以感到“烧脑”者自然不是因作品的叙事而引起，只是这样一个清晰的故事作家何以还要调动起如此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段且置于一个并不算长的中篇框架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直至我在写作这则小文时还依然是在一边拆解一边寻找答案。比如作品中插入罗振玉与王国维这双大儒的故事，固然使得作品多了一层历史文化的因子，但会不会产生勉强生硬之感？细思下来，有了这历史文化层面的背景为支撑，无论是那些历史中的显赫之士，还是生存于当下的“我”、李贵与贺磊这样的俗世凡子，其功名成就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当他们面临着各自的世事沉浮之时，不同样也有着或被臧否、或沉沦、或不屈……的多重可能吗？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层历史与现实的互映，便使得作品多了一层厚实感。

　　而将现实与历史联结起来的纽带无疑就是那双神奇的马车轮了，它不仅会飞而且还与更加古老神奇的甲骨文有勾连，这就颇有了点魔幻，但更是作家非凡想象力的表现。想象一非凡自然就要冒点风险，但恰是这个甲骨文又有“甲骨卜辞”“龟甲兽骨文”之称，一个“卜”字再加上“龟甲”，遂使得作品以此为媒施展“魔法”有了依据，为作品在现实与历史间搭桥找到了可用之材。

　　最后是结尾时关于悬疑的使用。尽管迟子认为自己的“这篇是以悬念来推进故事的”，但我以为更有意义的悬疑则来自作品的结尾，即李贵与贺磊到底谁死谁生？俩人中究竟谁是凶手亦或谁都不是？而此前作品的叙述或多或少地为此作了些模棱两可的铺垫、留下了点伏笔。直至作品终局这些悬疑亦未破译，从而留下一个更大的悬疑。因此，制造悬念而不解开悬念是迟子对悬疑的一种特别使用，在一定意义上为作品增加了“留白”的效果。

　　上述解释或许不无牵强之处，但无论如何，这些个“修辞”手段的运用的确使得我（我相信肯定也不仅只是限于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难免产生些许“烧脑”感，而“退烧”的过程，无非是要么加深了对这部作品的理解，要么持某种有所保留的看法。在这两种“要么”中我选择了前者，由此也更加坚定了一点：修辞很重要、形式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更在于要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