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语），这句诞生于100多年前的话，是我这一年来引用最多的一句，它不仅奠定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更成为清末民初小说合法化的注脚。100多年来，小说和现实的联系不断紧密，其重要程度甚至被视作一个民族的秘史。如果要寻找民族、社会、人的过去，不得不承认，小说是绝佳的样本。去年，梁晓声的小说《人世间》被改编为电视剧，成为年度现象级作品，粗粝、真实、震撼填充了整个电视剧。诚然，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人世间”的普通人，就像路遥《平凡的世界》中所有人一样，但是，在这些普通、正常、成功者之外，我们似乎忘记了在这个社会还有许许多多的边缘人、失败者、底层人，因而，我们既要谈人世间的人，还要谈人世间之外的人。

　　本期三篇小说的作者都是90后，来自北京、湖南、河北不同的地方，他们打捞了属于个人叙事的独特体验和感受，带我们“误入”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他们的笔下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后现代的“叛逆”，有的是娓娓道来的世态人情，有的是在这个世界安静地活着的一个个平凡而鲜活的生命。三篇小说中的主人翁分别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三个不同群体，焦雨溪《骆驼用铁蹄穿过绿洲》里的成年“脑瘫患者”，苟海川《斑鸠》里单亲家庭中野蛮生长的未成年人，胡丹《告别》里的北京大学生，他们没有这个时代预设的漂亮而光鲜的外衣，他们的到来和离开都不曾打扰这世间的宁静，但是他们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却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七巧板不应缺少的一块。三位青年作家的笔触触摸到了人性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在读到《骆驼用铁蹄穿过绿洲》这篇小说之前，笔者对于脑瘫患者的了解浅薄而有限，就像作者文中提到的，大家称之为“傻子”，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当代文学中写了很多傻子，《尘埃落定》中的土司二少爷，《爸爸爸》中的丙崽，《檀香刑》里的赵小甲等等，共同构成了当代小说的傻子形象的理论谱系，傻是周边人贴给他们的“标签”，就像小说中的“我”一样，“我”比正常人更敢于追求、正视自己的正常的欲望和需求。作者没有刻意去描写脑瘫患者的艰难不易而落入苦难文学的俗套，她巧妙地选取了一个“食色性也”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脑瘫患者对于性和爱情的渴求。《推拿》中虽然聚焦残疾人群体，但是我们透过文本看到的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而这一点在《骆驼用铁蹄穿过绿洲》显然难以成立。我们天真地以为，脑瘫患者只需要衣食住行，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也一样需要爱情、也有生理和身体的需求。“我”是一名女大学生、一名脑瘫患者，在进入大学后，和一切妙龄少女一样，性需求成为“我”难以启齿的一件事。对于连出行都要坐轮椅的“我”而言，显然无法通过正常的恋爱获得生理的满足。幼时的旧友骆驼是一名建筑工人，神奇般地成为了“我”蹚过沙漠的绿洲，“我”频繁地和他联系，这种非正常、没有未来的恋爱悄悄地发生着，如同“我”的生命一样。但骆驼最后不得不离开了这座城市，因为他哥哥的突然离世，他接受了嫂子和侄子，去完成他的另一段使命。

　　在文章的开头，三亚、夏天、残疾人……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字眼共同组装成了一个镜头感极强的场景，充满未知和矛盾的叙事将我们带入了这个不同寻常的夏天。作者写道“我是自由的灵魂被禁锢在无法动弹的躯壳内，小簪子则是自由的肉体被固执的灵魂束缚住了”，这是她对自己和照顾自己的好友小簪子的总结。如果说，小说前半段“我”的立体感并没有那么强的话，那么在“我”意识到生理的成熟之后，这个世界变得顿时生机勃勃。同时，人物形象也一下子立体起来，因为这抵达了人性最正常的部分，最基本、最奢侈、最容易、而又最难得的需求。女主像普通人一样，再也不顾忌周边的眼光，大胆、激烈、炽热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哪怕它是虚幻的。

　　中国人从来羞于谈“性”，在今天仍然如此，只是与100年前的中国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那些攻击“性”的人往往不愿意直面孔夫子的那句名言“食色性也”。那么，脑瘫患者谈性岂不是更“荒唐”，而且仅仅是性——没有爱情的性。《骆驼用铁蹄穿过绿洲》的脑瘫患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窗户，它所展示的不仅仅是人性的合理需求，更揭示的是时代进步带来的温情和对边缘群体的关注。

　　《斑鸠》是一篇在心理描写上用力较重的作品，它围绕一位单亲家庭的未成年男孩，描写了他在失去母爱之后的种种心理和行动，他甚至想用陈叔打斑鸠的枪去杀了母亲改嫁的那个男人。“打斑鸠”成为小男孩的一个终极目标，他想走出这里“再也不回来”。

　　斑鸠，又叫野鸽子，在食物匮乏的年代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对肉类的欲望，还可以满足小孩对于野外的期待。下河捉鱼虾，上树掏鸟窝，都是每一个小孩童年的必修课。显然，这一切对于“我”而言，似乎有点遥远。因而，“打斑鸠”也就成了“我”迫不及待要去完成的一件“大事”。“我”的回忆、梦境便在打斑鸠的车上开始了，这种虚实交织的感觉为残酷的现实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纱。“打斑鸠”可以意味着走出去——“我”迫切希望离开这里，然而去哪里呢？对于11岁的“我”来说并不清楚。一个11岁的小孩能知道自己要去哪呢，这明显不现实，但是，“出走”的话题和母题却缓缓展开了。

　　我记得，当自己12岁的时候，常常在满是星斗的夜空下，望着神秘深邃的秦岭，暗暗告诉自己要走出这里，至于去哪里并不重要，走出去就是目的，走出去就是胜利，而当20年后，在秦岭另一面的时候，我常常北望，思考甚至怀疑出走的意义。《斑鸠》中的“我”，离开的意义何在呢？他在逃避现实，还是在寻觅自己求之不得的亲情？他在姑姑家并未感受到父爱和母爱，他想离开这里，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行文至此，我不得不唤出《告别》里的林静——一位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她的经历或许是80后、90后很多大学生的缩影，尤其是毕业求职的经历，往往刻骨铭心而难以忘怀。林静在告别过去，包括曾经的爱情、故乡、友情。或许有人会问，林静为何没有想着回到老家工作而是留在北京，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甚至都没有出现在林静的选择中，回老家都没有成为她的一个备选项。

　　《斑鸠》里的小孩和《告别》里的林静，他们虽然年龄不同，但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出走和告别，其母题是离开和再选择。林静彻底与初恋孙亚结束了，也浇灭了她试图旧情重燃的希望，而小说开头作为引子出现的老同学玛丽，在匆匆一面后也消失不见，可以说，林静一直在和过去告别，而这一切又是不得不告别的。林静的苦闷和孤独是每一位异地大学生都曾经历的，她渴望一份安稳的工作，渴望一段真挚的感情，更渴望一段真诚的友情，然而，这一切似乎都遥不可及。幸运的是，公交车上的老太太的临别赠语“谢谢你啊小姑娘，你是个好人，好人有好报”，让林静在这个冬天感受到了直接、许久未有的温暖。

　　三位青年作家的小说，为我们打开了了解这个社会的另一扇窗户，带我们了解到当代青年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脑瘫患者的残缺人生、大学生不确定的未来、未成年的漂泊生活。学者戴锦华在一次讲座中曾提到，现在似乎没有穷人了，她所说的穷人并非缺衣少食的人，而是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手里没有足够的钱的，不能随心所欲购买自己的必需品的——消费者，这是当代青年的普遍境遇。我们之所以看不到穷人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接触到的一切都是商业社会中资本让我们看到、接触到的，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巨大差异化、倾向性的内容推送，让我们陷入信息茧房之中，我们成为了大数据的“温室花朵”。因此，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代青年作家的文学追求、现实反思、现实关怀，其写作的向度已经不再满足于对目光所及的描摹，而是将视线拉长到地表以下。我期待，更多青年作家为我们带来更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不同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