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现实生活题材一直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主流，近期依旧是特别引人瞩目的领域。这个领域既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重视，也传达了作家对来自现实生活感受的敏锐反映。总的来说，近期长篇小说现实题材的写作内容与写作倾向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逝水年华和“创伤”记忆，二、乡村叙事的“逆行者”，三、婚姻、风月的一咏三叹，四、历史还活在现实中，五、新生活和新世情。

　　关键词

　　长篇小说 现实题材 创造性

　　2022年比较特殊，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井喷的现象。新老作家都分别创作出了高水平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现实生活题材是特别引人瞩目的领域。这个领域一直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主流。这既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重视，也传达了作家对来自现实生活感受的敏锐反映。因此，现实生活题材的发达，也是作家对文学创作的一种立场和认知。时代生活的巨大变化，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情感信息。在近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这一状况格外清晰和抢眼。所不同的是，作家对现实生活表达得的乱花迷眼，那些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生活领域，都有作家在书写，而且有的作品确实在形式、内容和人物塑造方面有新的创造性。

　　一、逝水年华和“创伤”记忆

　　《北流》1和《烟霞里》2，分别是两位重要女作家的重要作品。这两部作品的主旨和表达方式非常不同，但她们都讲述了逝水年华和贫困的创伤记忆，“贫困”是“出走”的最好理由。异曲同工的是，无论《北流》中的李跃豆还是《烟霞里》的田庄，她们都程度不同地选择了“出走”。李跃豆是漫无边界，几乎没有什么方向，只要出走就好；田庄按部就班，但离开家乡就是目标。在她们看来，家乡似乎就是为了出走准备的。

　　《北流》的内涵非常丰富。这里只谈《北流》讲述者的家乡“创伤”叙事。家乡在当事人那里并非朝思暮想挥之难去，我们看到的是叙述者这样的讲述：“想到返乡她向来不激动，只是一味觉得麻烦。当然，若是少时的好友吕觉悟和王泽红也凑在一起，她是喜欢的，若是能吃到紫苏炒狗豆、煲芋苗酸、扣肉蒸酸菜、沙姜做蘸料的白斩鸡、卷粉、煎米粽，她内心的气泡会痉挛抽搐，一路从脚底心升到头壳顶。只有这时，才觉得家乡有了一种大河似的壮阔。那壮阔有着紫苏薄荷似的颜色味道，在青苔的永生中。”如果说对家乡还有些许想念的话，也是味蕾的选择性记忆。与家乡疏离的心理，源于两方面刻骨铭心：一方面是家乡极度贫苦的生存环境，李跃豆记忆中的场景，是在小黑屋纺棉线，蹲在猪栏前喂猪和猪说话的，喂完猪又喂鸡仔的，一只眼睛长着玻璃花的三婆，蹲在门口磨柴刀，每日放牛的三公等。贫苦的家乡像牛背山上的云朵，悠长、无望又没有尽头。于是，才有了“私奔的激情大于返乡”的情感倾向；另一方面，是李跃豆的情感创伤。这个情感不是男女之情，而是来自家庭、来自父母特别是母亲的伤害。父母聚少离多情感淡漠，在怀着李跃豆时就曾参与了批斗丈夫的大会，刚满月就被带到大炼钢铁的工地。母亲另嫁后与继父生了一个弟弟，李跃豆便和异父的弟弟李米豆被送到了生父的老家乡下，让她有一种难以释然的被抛弃之感，“从那时起，她和母亲成了陌路人”。还有，李跃豆从“未记得母亲抱过她，自己也未有一秒想到去抱抱母亲。身体在至亲中都难以亲近，在别处更是不能”；有关弟弟米豆，“她记得的片段屈指可数”，“常常觉得米豆是个生人”；而家乡的亲属比如叔叔，既没好印象更无亲近感。人不亲近，家乡便徒有其名。社会环境更是不堪，特别是对独身女性的歧视，“连自己的亲人都嫌弃”，你不仅自惭形秽觉得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所有的亲人，只因为你不结婚。李跃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她的北流记忆几乎完全与创伤有关。

　　《北流》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它是叙事文学，但更是抒情文学。我一直认为林白是当代中国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家之一。她早年的《一个人的战争》是女性小说，但说它是浪漫主义小说也未尝不可。近年来，她的《北去来辞》《长江为何如此远》等，浪漫主义气质仍未褪去，甚至更为鲜明。《北流》的“出走”“行走”，是小说浪漫主义特征的表意形式，那从火车上下来不久的诗人，又要被北流琐屑无聊的生活吞没了，他真实的想法是：不想回家，不想剁鱼头，不想拖鱼筐，不想听嘎嘎的响，不想冲洗不想剁，不想望见案板上血肉横飞，不想削鱼肉剔鱼刺……于是他又想到“要开行，去南宁，这只炸雷震得他一颤，金光闪闪的太阳在头顶碎开了，金色的箔片礼花般从空中洒落，尤加利树叶纷纷离开了树身，它们发出了嗡嗡声……小镇青年都是要离开的，从偏远的小镇去往更大的城市，这是世界走向文明的一种不竭的原动力，全世界均如此。念头早就有，生生又灭灭，他望着那条在太阳下渐渐停止挣扎的鱼，水浸街和东门口西门口，春和街的扭街巷，自己家的河边街，羊蹄甲树县二招，这些他生命中发痒的地方，他半夜里身体发硬、白日里疯癫、娶妻生子、剁鱼头买青菜的地方，他要统统当他们是臭鱼，留在脚底下”。诗人的这一想法几乎是小城所有年轻人的想法。因此，“出离”或“出北流记”，才是《北流》的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在小说其他人物或意象中都得到了证实。比如那个罗世饶，我总是觉得他和诗人赖最锋是一个原型。他不仅印证着小说的浪漫主义特征，同时在人人被体制制约的年代，他从海南岛到新疆，从儋州到特克斯，漫游大半个中国，见过大江大河。他是北流人中最具浪漫气质的人物。

　　于是，我们终于明了林白——李跃豆对北流真实的情感：家乡给过她创伤记忆，但那终究不是家乡的过错，一切都源于贫困——无论是生存状况还是人际关系。可那是所有人的生活。当经历了“出北流记”之后，“回北流记”的时候，李跃豆们与家乡终还是冰释前嫌。这当然是作家理性选择的结果。李跃豆的创伤记忆真的能够平复吗？如果能够平复、能够忘却，她为什么有那样刻骨铭心的记忆？她为什么一定要“远行”。这是小说中一个没有化解的或没有真正解决的难题。

　　贫困的创伤记忆不只属于林白。读过魏微的《烟霞里》之后，这种创伤记忆同样给我们深刻印象。当然，《烟霞里》首先是一部有创造性的小说：第一，是《烟霞里》在形式上的创新。这是一部用年谱方式结构的小说，从田庄1970年出生开始，然后从李庄出发，经江城、清浦，一路走到她心向往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一直写到2011年底田庄去世；第二，《烟霞里》可以看作是一部个人史、成长史，是一部成长小说。但田庄的成长和改革开放的中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特别1992年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股市风潮、香港回归、中国入世、9.11事件以及诸多文化思潮和事件等。或者说，魏微在书写田庄个人史的时候，几十年国内外的重大事件是作为依托和背景的。这样，小说就超越了田庄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魏微对日常生活及其变化的书写。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知是魏微小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她有营造生活氛围的天才能力。在《烟霞里》，她和亲人、朋友、同学各色人等的交往，有鲜明的时代氛围，这个氛围是小说文学性的一大特征。她对生死、情义、爱情和男女两性的思考，都提供了我们经验之外的新的体验。

　　但我同样注意到魏微对创伤记忆的书写。通过对李庄、江城、清浦和广州具体生活的描摹，在那些细节中，我们可以直接感知那是什么时代、什么人家和什么人的日子。这切入骨髓的细枝末节，无关宏旨，无关风月，但它与生活中的心情、情感关系和生命体验相关，或者说，那就是生命悠关的一切。普通人就生活在这样的形式中。田庄出生在李庄，这是典型的乡土中国的村庄。与李庄有关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几乎都与贫困有关。普通人就生活在这样的形式中。所谓文化、文明、教养这些大词，都蕴含在这细枝末节中。这就是魏微的厉害，生活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观念，它是具体的、实在的关系。与各种人的关系，决定了你生活的形态和质量，也铸成了不同人生的过程和记忆。婆媳之间、母女之间的矛盾只是一只老母鸡、几条鲫鱼和生男生女。对人物性格书写的缜密，几乎无人能敌。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声音，一个手势，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无不有来历。她在成年前的李庄生活，作者主要是写世风世相和生活状态，包括和家人、同学以及各种人的关系以及衣食住行和各种乡村事件，这是她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文化记忆。这些记忆构成了田庄的精神成长史，也是她后来对家乡情感和态度的基础。没有这些因贫困而生的生活琐事，一切都无从谈起。比如：

　　老母鸡事件是这样的。为伺候月子，婆婆巴巴从江城的家里抱了只老母鸡回来，临到头，儿媳舍不得杀，说留着下蛋，鸡蛋一样可以补身子。婆婆同意了。隔了两天，儿子突然跟她开口借钱，说去镇上买只老母鸡，给月华补身子。

　　她把眼瞪着儿子，问：“谁的主意？你说！是不是她的主意？”

　　儿子急了：“你还能小声点？只是借好不好，又不是不还你！犯得着这样吗？”

　　她厉声道：“没钱，就是有也不借！该给的都给了，我这婆婆做得坦坦荡荡，哪一样摆不到桌面上！跟我玩这套！一看就小家子气，爱贪小便宜，怎让人瞧得上！”

　　如果只看这段文字，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曹禺《原野》里焦母对儿子大星指桑骂槐地骂金子。焦母对金子的狠毒是因为有仇怨，但月华从不曾得罪婆婆，除了婆媳之间的“天敌”关系，能够解释的就是贫困了。田家明和孙月华婚后“过得不错”，“时而好，时而吵，是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是什么都聊的，东家长西家短：偷人、爬灰、养小叔子。他们聊得最多的还是柴米油盐，这一阵子攒了多少鸡蛋，老母猪下了几个小猪，屋后的杨树也得杀了……这些都是钱。钱总不够用。省吃俭用的情况下还欠债。就这，也把李庄人给羡慕死，一看见田家明就说：‘哎呀，你家孙月华真会过！’”真实的情况是：田家明一家“是体面人，干部家庭，回乡知青，自己又在外当临时工，就要个面子。细粮是不吃的，只在来亲戚的时候派上用场。平时吃什么呢？吃玉米、糙米、白薯、红薯。炒菜时，拿个油刷子朝热锅上轻轻一抹，就算有‘油’意”，不枉是炒菜了。他家偶尔吃顿好的，还要关门闭户，怕邻居看见了，来借。”田庄的贫困记忆，也是她出走愿望最深处的动力。她对广州的向往——广州那时是中国最富裕的区域，是中国“现代”的表征。田庄对广州的向往，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现代”和摆脱贫困的向往。

　　林白和魏微是不同时代的作家，她们成长在不同的区域，也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人生经历，但她们笔下的人物都不约而同地有强烈的贫困记忆。李跃豆和田庄的出走，和子君的出走不同，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文化自信是无根的，所以她的出走意志坚决但没有基础，最后的结局只能毁灭。李跃豆和田庄的出走是渐进的，她们能自食其力，因此没有生存危机。所以，这一方面表达了她们在今天正常的生活里并没有忘记过去，是今天的温饱发现了过去的贫困，那里隐含的诉求是几代人的不堪回首不要重蹈覆辙。

　　二、乡村叙事的“逆行者”

　　中国乡村还有多少故事和人物可以书写，这真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题材我们书写了百年，从现代文学的乡土文学开始，到延安以后的农村题材，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新乡土文学，再到扶贫攻坚、新山乡巨变。这个题材一直不断在发生变化。这个题材还有发掘的可能性吗？作家还能写出新意吗？我们的作家对这些新的变化熟悉、了解吗？我相信还有这样看法的不止我个人。事实上我的担心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近期看付秀莹的《野望》3、乔叶的《宝水》4，我觉得新乡土文学确实有了新意，有了新的变化。我们看到的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祥林嫂、华老栓、老通宝以及当代文学史上的老许茂、高加林、涂自强、翟小梨等倍受压抑的形象，也完全区别于名噪一时的“底层写作”中的人物。她们接续的是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传统，她们笔下的人物，是大春、“当红军的哥哥”、小二黑以及梁生宝、邓秀梅、萧长春的后人。《野望》和《宝水》都是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它们也同样是乡土文学，对乡土生活变化的描写和作家发现的眼光，它们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这个题材优秀的作家。

　　付秀莹是一个极其勤勉和有才情的作家。她以芳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陌上》《他乡》等，多有好评。《野望》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她“芳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芳村成了付秀莹文学的芳草地，也是付秀莹的“高密东北乡”或“马孔多镇”。《野望》以芳村女性翠台的命运和生活为核心，与《陌上》《他乡》一样不动声色地讲述着新的“山乡巨变”。二十四节气轮回，生活在可以看见的外部世界或看不见的隐秘心理激流飞溅生机盎然。芳村的日常生活依旧，翠台和乡亲们的关系还是家长里短。但是，那惊天的变化，是来自和《创业史》中改霞的比较。有人说：“改霞形象典型地体现了柳青的文学梦想。她具有浪漫气质的美，现代的独立个性和生活理想色彩，均体现出西方经典文学影响的印记，在‘十七年’乡土文学中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品格。遗憾的是，由于时代语境的限制，也因为柳青性格、身份和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改霞形象塑造得并不完备；在作者后来的修改和后续写作中，其形象内涵更是越来越模糊，也越来越远离作家最初的梦想特征。改霞形象是文学美在一体化时代的寄寓呈现，也曲折地表达了文学梦想与现实要求之间的复杂张力。”5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柳青的时代，“进城”意味着走向“现代”，走向“未来”和希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柳青对改霞未必持有“肯定”的态度，他显然站在梁生宝一边，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边。改霞从土地的“出走”，虽然是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但改霞的“人设”还是作为塑造梁生宝形象的衬托出现的。因此，改霞的出走，我们没有看到有人对她表示祝福，也没有看到梁生宝的悲伤。她是暗淡地离开蛤蟆滩的。改霞的梦想一直延续到高加林、涂自强、翟小梨等文学人物。但这些人物离开土地却示喻了对一种新文明的渴望，就是对“现代”的渴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年在实现这个过程中受到的挫败、压抑和代价：走向现代是多么地艰难。即便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到城里去”依然是乡村青年梦寐以求的选择。但是，到了付秀莹的《野望》，二妞却逆向走来。她大学毕业要回到芳村，要为新的乡村变革献出青春。尽管翠台百般阻拦，但新一代的志向、抱负和对生活的选择无可阻挡。芳村就这样在付秀莹水墨画般的描述中万象更新。《野望》不是主题创作扶持项目，但是作家源于内心需要的创作，她获得了强大的创造激情和灵感。

　　《宝水》是乔叶的发力之作。乔叶小说的特点，是生活基础扎实，有非常强的文学性。我读过她很多作品，但读过《宝水》我还是深感震动。这个震动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小说本身带来的，或者说，乔叶没有续写她过去对乡村生活的理解，没有再写中规中矩村里的人与事。她写的是今天乡村生活的新变。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生机和活力重新焕发出来。人到中年的地青萍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提前退休后从象城来到宝水村帮朋友经营民宿。她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以鲜明的主观在场性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治愈，终于在宝水村落地生根，地青萍也是一个“逆行者”。她虽然与年轻的二妞大学毕业回到乡村并不相同：二妞的“逆行”是决定命运的，她身后的路非常漫长，因此这个选择更震撼人心；地青萍是退休后来到宝水村的，她最多是一个城乡之间逆行者的“同路人”。但无论如何，她们共同选择了从城市到乡村，构成了文学史上的“逆行者”现象。宝水村现在是与传统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乡村。是传统乡村的升级版。《宝水》是既女性又乡土的小说，它塑造的地青萍、刘大英、秀梅、雪梅、香梅，还有两位奶奶，都面目清晰活色生香。相信这个故事的主体不是乔叶虚构的，这些人物都是有来历的。

　　另一方面是乔叶的创作态度。我也读了一些乔叶的创作体会。她讲她跑了无数个乡村，从南到北，有的村庄她往返多次，和无数人交谈，了解情况，她称之为“跑村”和“泡村”。“跑村”能了解更多的乡村生活和状态，“泡村”能深入地了解今天乡村生活的变化。这样的作家现在可能不大多了。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当下写乡村题材的作家，大多是“望乡”式的写作。从城里看乡村，对乡村没有多少了解。这当然写不好。当年赵树理、周立波、柳青这三大农村题材大师，之所以写得好，就是因为他们对村里生活、村里人熟悉。付秀莹、乔叶继承了这个传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他们创造的人物形象，可以纳入“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谱系中。但是，这里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待研究思考的问题。这些“新人”虽然和当年邢燕子以及千万知青奔赴农村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一非普遍性的“逆行”现象是否有坚实的现实依据，或者说，我相信有这样的个别或特殊现象，但这“个别”和“特殊”是一种症候性的行为吗？是一种具有“未来性”的选择吗？农民如果不能成为改变乡村的主体，而是依靠这些“文学”的“逆行者”，真的能够改变乡村中国吗？

　　三、婚姻、风月的一咏三叹

　　情感关系是小说创作最重要的领域。如果说文学可以永远地存在，就在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情感形态和处理方式，在于不同作家对情感及其关系的理解和体会。因此，情感领域永远是小说最具魅力的领域。

　　徐坤是1990年代以来重要的作家，她的很多作品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从一个方面见证了我们曾经经历的那个时代，她以特有的方式，深刻地洞见和表达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精神面貌、精神处境和生存状态。她气势逼人名噪一时，沉潜十年之后，她发表了新作《神圣婚姻》6。这是一部探讨这个时代不同群体情感婚姻状况的小说，是呈现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特别是北京生活深刻变化的小说，在传达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同时，勇武地批判了那些不堪的怪现状，更气势恢宏地彰显了新时代新青年的价值观。因此，这是一部情绪饱满、情感昂扬、质地缜密、情节曲折生动的小说，是近年来在题材、人物和表达日常生活方面不可多得的小说。

　　小说上半部《仰观宇宙》，以孙子洋和程田田的恋爱、于凤仙和孙耀第的婚姻为中心，讲述了两代人爱情婚姻的悲剧。海归青年程田田因姨妈毛榛的努力到了北京工作，仿佛一切刚刚尘埃落定，结果乐极生悲，“水逆”的人儿运气不佳。时代生活的巨变是具体的，程田田和孙子洋情感的一波三折，是这个时代表层生活的一种象征。为了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孙家不惜假离婚又和有北京户口的人假结婚。这种把戏不只是对婚姻的游戏行为，同时更是错乱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孙子洋父母假离婚买房，和程田田家长意见不合导致了孙子洋和程田田恋爱关系的危机。痴情的程田田不惜屈尊甚至应聘糕点连锁店服务员，为的是距潘家园CBD近，下班15分钟就可以守望她的子洋哥；孙子洋的父母孙耀第和于凤仙是不折不扣的投机者和骗子，孙耀第贪污公款败露也暴露了在外有的小三，骗于凤仙假离婚是为了和小三结婚；孙耀第入狱后，为了赎人孙家一片混乱，孙家老爷子也一命归西。于凤仙和孙耀第的婚姻悲剧，从一个方面反映当下价值观的混乱和问题；“炮三儿”和于凤仙弄假成真，假结婚却也成就了一对中年的花好月圆；知识分子毛榛和陈米松离婚多年，但在毛榛那里，一切都没有成为过去。多年以后他们突然邂逅，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当初。毛榛和好友顾薇薇说，和妹妹毛丹说，如果有可能，毛榛想和整个世界说：他见到了陈米松。所谓“神圣婚姻”就是永难忘记。毛榛说的是她自己。

　　当然，在小说的结构里还有萨志山，他和顾薇薇悄无声息地离了婚，他出来挂职的原因之一就与妻子顾薇薇有关。这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解脱。他后来在检查脱贫攻坚成果的路上遇泥石流牺牲了。顾薇薇痛不欲生，但她最终也没有理解萨志山，她还停留在姐弟恋的时代。男人女人在不同时代的巨大差异总有不同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两性之间是永恒主题，只因为那是一种一目了然也是永远难以望断的关系。萨志山挂职后的思想境界焕然一新，他最后留下的那封信不止感动了顾薇薇，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萨志山的行为和选择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徐坤的另一种思考，这就是人生不是只有婚姻和个人情感，在婚姻和个人情感之外，还真有更多值得关注的事情，生活的丰富和宽广犹如星辰大海；小说最初出现的程田田也终于等来了“浓情蜜意的秋天，她和她的潘高峰也终于“十指相扣”百年好合。新时代形形色色的婚姻阅过之后，对人世间的婚姻纵多有冷眼和怀疑，婚姻还是前赴后继生生不息，徐坤和她的代言人毛榛所长，终还是怀有庄严、庄重和神圣的内心期待和愿望。读到这里，总会让人联想到纳兰词的“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也许就是《神圣婚姻》要表达的主旨吧。

　　下半部《星星点灯》，以宇宙文化与数字经济研究所改制为中心、举办“迎接宇宙数字化时代”国际研讨会等具体事务为经纬，刻画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徐坤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声名远播。当年她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完成了经典化。这个传统来自于鲁迅，也来自于文学所的钱锺书先生的《围城》。徐坤就在这个群体中生活多年，对这个群体的形象她耳熟能详信手拈来。《神圣婚姻》中，这个知识分子的形象不仅没有改观，甚至每况愈下。“三朝元老”副所长老黄黄子路，是利欲熏心知识分子的典型。58岁不能续聘副所长就想办法当个“女宇宙协会”副会长；还有与所长孔令捷不睦的副所长菲利普，他们要联合起来搞所长老孔。菲利普眼里只有所长老孔，他的几个溜须拍马的段子在所里人人皆知到处流传。当他前程无望便丧心病狂地制造了“韩国女留学生照片事件”，企图不遗余力搞垮所长老孔，他们“举报”过程的猥琐和卑微，十足令人不屑不齿；研究所各种无聊“事件”，在毛榛的“检讨书”中一览无余，几乎没有一件能够拿到台面，那些两面人形象暴露无遗，知识分子的颜面所剩无几。毛榛当年对王蒙《青春万岁》的景仰，对那个时代火热青春的羡慕，都渐行渐远没了踪影。因此，这里也隐含了徐坤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深刻失望。

　　徐坤小说的话语流八面来风。当年《白话》《先锋》《厨房》《狗日的足球》等语言风格在文坛一鸣惊人，就连王蒙先生也赞叹不已。语言风格是徐坤小说的“logo”之一。在《神圣婚姻》中，这一风格更加开放和自由。比如戏仿是徐坤新的笔致：“许多年以后”是马尔克斯笔法，这个笔法在1984年《百年孤独》传入中国以后，效仿或模仿者络绎不绝。在徐坤这里则是戏仿。这个戏仿强化了小说的喜剧性，亦有反讽性；“2016年的元宵节，比往年来得迟了一些”，来自刀郎《2002年的雪》，还有王菲的《那年匆匆》，世界顶流作家的话语方式和中国流行歌曲的语式，都可以信手拈来为我所用。这里有一种未做宣告的文化英雄“俱往矣”的“文化自信”。这种气势和雄心，也是一种对文化英雄的解构和自我文化主体性的确认。

　　李凤群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犀利、尖锐、正面强攻然后绝处逢生，她的修辞和叙事风格像一个鲜明的标记，示喻着她倔强的个性和强大自信的内心。她的《大江边》《大风》《大望》《大野》是这样，《颤抖》是这样，这部《月下》也是这样。

　　《月下》7的命名很容易给人一种情意缠绵的错觉。事实上年轻的女主人公余文真要面对的是一部无可奈何的青春剧本，她几乎是被设计好的处处碰壁没有任何机会，她遇上的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人生编剧，她的不被留意，她的被忽略和无关紧要，就像理所当然本该如此。“余文真一直不被看见”，余文真从来没有进入到别人的视野。无论是郊游还是集体活动，有没有她都是平常事。于是，被忽略的余文真逐渐形成的是谨小慎微、自甘边缘的性格。突然，成功男子章东南看似偶尔闯入了25岁的余文真，其实这是重演一遍的以小城女子为猎艳对象的老戏，但却从一个方面舒缓了余文真的寂寞和不甘。可是，完全不对等的情感关系是她所无法承受的，只落得神情恍惚朱颜改，余文真随意打发了婚姻，却又遇上了人生的另一个路口。李凤群用她一贯尖锐的笔触深入到了女性的内心，书写了她们在“现代”生活左右下的犹豫不决进而欲罢不能，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通过外部环境和心理反应该极其复杂又透彻地表达了出来。余文真的“不被看见”是小说对她的人设，她被李凤群以绝对化的方式大肆地书写，这个“不被看见”的余文真不仅月城的读者看见了她，而且所有阅读《月下》的读者都看见了她。这一如契诃夫的小说《万卡》，那个圣诞节前夜发给爷爷没有地址的信，爷爷不可能收到，但全世界的读者都收到了。于是这个“不被看见”的余文真恰恰被所有的读者一览无余。这个效果不取决于余文真是否想要，而是作家李凤群亲自谋划的。应该说她实现了自己的期许。

　　2020年东方卫视首播的电视连续剧《三十而已》，引起一阵轰动。顾佳堪称这个时代完美的女性。她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了家庭放弃理想当全职太太，是为了能够照顾好老公和儿子。虽然是全职太太，但是许幻山公司有什么困难，她都会想办法解决。内能照顾好家庭，外能手撕绿茶，可以为了孩子求人，也可以为了孩子拿鞋教训人，是个勇敢有智慧的好女人，是当下社会新女性的天花板。丈夫许幻山鬼迷心窍，不知道且行且珍惜，为了小三放弃了自己妻儿，最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因为有了高度被认同的顾佳，“顾学”一词不胫而走。“顾学”指的是学习顾佳，在当妈的修行、语言艺术、“过绿技术”、御夫育娃等层面，做到TOP级体面和满分舒适度的行为。应该说有了顾佳这个荧屏形象，大长了女性志气。女性完全可以无所不能，离开男人照样可以光彩照人。事实上大众艺术一直在争夺或瓜分女性题材的红利。荧屏这是一剂永不过时的春药。从1990年代《渴望》中的刘慧芳，到2020年《三十而已》中的顾佳，只不过是在践行市场的“有效需求论”——生产市场稀缺的产品就战无不胜。无论1990年代的刘慧芳还是2020年的顾佳，都是不同时代生活中的稀有之物。

　　在严肃文学这里，女性题材也一直大张旗鼓旌旗招展。严肃文学当然不是为了争夺题材红利，作家要做的还是关于性别问题的终极追问。这个事情好像一直无解，答案若有似无且一直在路上。《月下》就是我们路遇的光景之一。余文真的青春如果有剧本的话，那就一定有戏剧性。这个戏剧性就是余文真在一场欢送晚宴遇到了总公司派下来的督导章东南。这个举止优雅自然、吃相得体、谈吐感染他人的男人，迅速走进了余文真的内心。有趣的是，章东南在他的谈话中多次地使用了“侵略”“侵犯”，他的意思是所谓的知识输入、文化输入、经验输入等，大城市对小城市的破坏性影响，也可以说是一种“侵犯现象”。这个不经意的修辞，也无意中成了章东南对余文真的性别侵犯的隐喻。这种侵犯就是“现代”对欲望的魅惑。如果没有见过世面、有权有势又有钱的成功男章东南，如果没有章东南世界各地照片的炫耀，如果没有章东南对各大酒店的选择等对余文真的“洗脑”，余文真对生活的想象大概很难超越她命名为“小留”的出租屋。但是，这种假设已经不存在了。章东南已经按照他的节奏完成了他的环节。于是“现代”的魅惑变成了魔法，余文真轻易地被这个魔法掌控了。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了。当一切变为现实之后，余文真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从家庭关系开始，母亲也发现了余文真的变化，但母亲的劝导无疑雪上加霜。在李凤群的小说里，母亲的形象一直让人匪夷所思。《月光》里余文真首先要逃离的还是母亲的管控和唠叨。在母亲看来，未婚女子离家租房屋是一件让家里难堪的事，而余文真要做事情从来不会考虑母亲是否难堪，而且逃离家庭对余文真来说甚至比当年参加革命的青年还要激进，这里隐含了走出传统奔向现代的仪式感，或者是送给现代的“投名状”。在邻居眼里她格格不入与众不同，这是现代的气质，循规蹈矩就是不现代。对年轻一代而言，现代无论怎样不尽人意，它都充满了魅惑并且是一条不归路。所以，每当章东南电话相约，她都会抛下苏颇有的事赴约。对余文真而言，“那不是走向一个男人，那是走向新世界”。还有什么比新世界更让人着迷。

　　余文真也曾试图反抗。但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小留”与豪华酒店之间，哪一个更有力量更有诱惑性是无须犹豫的。因此，与其说余文真是在向章东南投降就范，毋宁说是她选择了现代的欲望。

　　但是《月下》显然不仅仅是一个讲述私情的故事，那个章东南并不是一个“现代西门庆”。西门庆欲望无边和他的财大气粗有关，他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成功人士”。但章东南不是，这个原来也是月城人的中年男人，无论家庭状况、经济状况还是婚姻状况，几乎都乏善可陈。他和余文真的关系，是一种虚假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章东南只不过是身体挪移到了有现代表征的广州，他的趣味、品位和所有的条件，都仍然处在他出身的月城。他并不成功的现状被现代广州的经历照亮之后，欲望一方面迅速膨胀，一方面难以兑现，因此他只能选择了如指掌的小城女孩。因此，《月城》与其说表现了小城女子余文真的破碎青春，毋宁是塑造了一个“现代侏儒”章东南的形象。这可能是小说不易察觉的一大创造。

　　李凤群的小说如果用足球来比喻，她不似梅西梅老板的长袖善舞，婉转盘带，她酷似姆巴佩，迅雷不及掩耳，拔脚怒射，干脆凌厉一刀见血，然后就应声入网。更重要的是，她通过语言构造的文学氛围，在文字的周围有一种如雷霆般的存在，轰隆作响震耳欲聋，然后犹如电光石火，照亮了所有人的面孔和心事。我们仿佛身置其间，或茫然四顾或身不由己。这就是李凤群小说的文学性。因此，李凤群已经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在当下中国并不多见。

　　四、历史还活在现实中

　　一个时期以来，邵丽的创作有意回到了家族的历史。她创作了这方面系列的小说，比如《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风中的母亲》《金枝》8以及其他文体形式的作品。这种持续的写作显然有一吐为快的内心要求，或者说有自我窥秘也有自我解脱的内心驱动。这些作品中，每篇都不同，内容和结构各有侧重。但是最丰富、最厚重也最具情感力量的当然还是《金枝》。其他几部也非常好，比如《黄河故事》，入选 2020收获文学榜，获得了第七届郁达夫文学奖等荣誉。《黄河故事》讲述的是一段家族史，更是女性自立自强的命运史。“黄河母亲”不寻常的命运、坚韧和伟岸，是小说的主旋律。包括母亲在内的女性，黄河般地一往直前不可阻挡，一如九曲黄河水波涛翻滚摧枯拉朽。小说对女性获取独立地位的新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其人物形象极为生动；而讲述方式在是与非是之间，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讲述的仿真性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性。其叙述语调的生活化和平实性带来了艺术技法的陌生性和风格化，是近年来中篇小说创作的翘楚。

　　《金枝》的主角当然是父亲，也正是由于父亲的缘故，主角的背后站着一系列不同时代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不同的生命历程。我更关注《金枝》中的女性，是因为在国家、家族不同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中，女性可能是更受压抑、更被忽视的群体。过去我认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男女两性共同面对的问题可能更重要，女性问题的被关注不应该优于男女两性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个看法也没有什么错误。比如当下，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就业困难等，是男女两性共同面对的问题；但是，如果回到具体的生活，特别是中国的家族生活，女性所遭遇的问题，除了普遍性的问题之外，确实还有一个性别的问题。小说从父亲周启明的葬礼写起，以周语同的视角展开了家族五代人的命运遭际。矛盾和争斗是小说情节的主体，尤其是在因误会与隔膜而生的父女亲情危机中，周语同对这个家族复杂的情感态度。这里既有对父亲软弱的失望，也有对母亲接纳父亲曾有婚史隐忍的不解，更有对父亲在上周村那个家的鄙视，对父母的失望和对同父异母姐姐周拴妮的厌弃成为周语同自少年时代不能释怀的情感扭结。一方面，家族成员在生活环境上的差异造成了他们面对生活时不同的态度，但作家仍然在家族故事中留下了重建的希望。小说下部，周语同心态的渐趋平和，周拴妮带着乡间泥土气息的走亲戚，女儿周树苗对家族历史的探寻，让我们看到了小说逐渐回暖以及与生活和解的希望。

　　《金枝》之所以有力量，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中有作家自己。邵丽在2月10日的一则“创作谈”中说：“其实在内心里，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梗在那里，它会持续发酵，让我寝食难安——有些事情我没全面表达出来，或者犹豫是否要说出来。最主要的就是整个源自上周村的这个周氏家族，在肉眼可见的几十年里，尽管出了不少的官僚、干部、艺术家，但却是靠一个大字不识的女人黏合在一起的，她就是作品的女二号拴妮子……在这部作品里，终究是让拴妮子站了起来，还她以地位和尊严——尽管地位这个词于她而言是一个阔大的奢侈品，但我觉得她配得上。”文学作品创作如果作家不敢将自己放到作品里，不敢将自己真实的体会诚恳地表达出来，是不会感人，也不会有力量的。

　　情感因素是小说力量的另一个方面。在进入周家五代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时，邵丽找到了发挥文学想象力的经验世界。在家族日常生活中，在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悲喜交加的家族日常叙述中，显示了作者对生活肌理的熟悉和理解。还有那些信手拈来的闲笔，或是童年心事的再现，或是乡间风物的描绘，也都让家族故事的叙述多了些溢出日常生活的抒情性。这样的讲述显示了邵丽在家族主题上的不凡见识，小说里那些镶嵌在普通人生命刻度里的平常生活，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来处与去处。值得注意的是，《金枝》并没有回避历史这一大的背景，革命、解放、饥饿等，历史的动荡构成了周家与不同时代的对接关系。

　　邵丽对奶奶、母亲、穗子这三位最终被丈夫遗弃的女性投入了最深的情感，写出了在相同境遇下三位女性的不同遭际。奶奶的隐忍让周家在历史的流转中没有失掉大户人家的那份底气和尊严，但她对儿媳、孙媳的愧疚让她一生不能原谅自己。家族血脉子嗣的延续让她和留下的女人们付出了毕生的情感，最终等来的也只是叶落归根的一场哀恸。在对穗子的人物刻画上，邵丽没有回避人性在极端境遇下的自私、贪婪，她写出了一位无爱之人面对亲人时的平庸之恶。穗子年轻时的美丽和中年后的没落让人动容，尤其是被迫离婚的打击，让她仿佛变了一个人，在离婚不离家的执念中变得越来越乖张，在折磨他人和自我折磨中走完了一生。她是世俗生活里最庸常却是最撼动人心的一个。如果说《金枝》所写的三位留守女性中，奶奶是家族荣耀身份的象征，穗子是苦难命运的象征，那么无声无息、一心向佛的穗子婆婆则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无奈的人生。她的自我幽闭是更深的肉身之苦，她永远是对生活漠然的局外人，是三位留守女性里命运最为黯淡的一个。因此，在《金枝》中，我们既看到了女性了不起的人格力量，更看到了女性经受的巨大苦难。除了外部社会施加的性别等级的精神苦痛之外，家族内部无休止的争斗，几乎榨干了女性的一切。最后，作家以理性和理想的方式处理了家族内部的仇怨和矛盾，这是小说一抹微芒的亮光。但是，这理性和理想的处理，也很难将我们在如泥淖般的过去得以救还。这从一个方面证实了邵丽小说整体的力量和成功。

　　还有一点就是，我感觉家族小说正在衰落，家族的历史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将渐行渐远。但是，家族文化是宫廷文化的缩影，这种文化还在我们的生活中或隐或显地发挥着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家族小说的衰亡虽然为时不远，但研究这一文化的意义并没有终结。也正因如此，《金枝》值得我们倍加重视。

　　我们关于移民文学的作品很多，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基本题材。但侨民和移民还不一样。比如1984年陈残云出版了《热带惊涛录》，写南洋群岛侨民抗日故事的小说，这是侨民文学；近年来南方和海外作家写华侨、侨民题材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影响较大的比如张翎的《金山》、陈继明的《平安批》等。但是，每一部同类题材的作品，都因作家关注的人与事的角度不同，而有巨大差异性。《金墟》9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移民或侨民题材的文学。小说时间跨度一百多年，甚至延伸到了几百年；从东方到西方，写了关氏和司徒氏两大家族的众多人物；小说主要场景是民国初期建城和当下赤坎镇的文旅开发，也有近百年的历史跨度。小说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在一百多年、横跨太平洋两岸的广阔时空中，以两大家族重要人物为主角，立体地展现了这些人物的传奇人生和不同命运；小说既书写了文化传统在当下的回响，更关注社会历史变迁为当下生活带来的活力和新的可能性。

　　《金墟》是不是“侨乡文学”“侨民文学”我不好确认，但它是一部跨越时空的小说是没有问题的。在我国东南沿海，确实有很多侨乡和侨民。《金墟》的主体内容，是写民国十五年和新时代的两次赤坎镇建设，以司徒氏两代人、主要是司徒文倡和司徒誉两位代表性人物贯穿起来，写出了两代城建的艰难和业绩。有资料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司徒梓瑞利用向教徒和教牧人员募捐所得的款项，以及上级教会的资助，在下埠今牛墟街6号新建了长老会礼拜堂，三层楼高十四米，占地面积三百四十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六百八十多平方米，三楼礼拜堂可同时容纳四百教徒聚会，楼顶钟楼悬挂的大钟是由美国三藩市美华长老自理传道会捐赠。这座基督教堂是开平市规模最大的教堂，也是五邑侨乡三大长老会教堂之一。司徒文渊、司徒文宗积极发动国内外教友捐款，在龙口里建成了新的教堂，使赤坎古镇成为开平侨乡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播中心。除了进行传教，教会还开展送医送药，代人写信，开办英语学习班等活动。在新的历史时期，赤坎将按照浙江乌镇模式进行旅游开发，打造起一座新的百年古城。作品书写了开发的全部过程。小说开篇就写司徒氏图书馆的钟声。钟声一响，幼儿园开始播放儿歌，镇政府大院开始上班，马路上的店铺开始营业。“钟声”就成了小说里一个贯穿全文的意象。从开篇到结尾，钟声贯穿始终，它成了一种象征，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时代在变化，钟声未消歇。关氏和司徒氏两大宗族都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家家户户的书房，都能看到钟楼，自然也都能听到钟声。这个飘荡在金墟上空悠远的声音，让金墟的历史和现实充满了诗意，也充满了一种东方文化的韵味。

　　小说生动地塑造司徒誉这个人物。他是赤坎镇工程的领导者，是位令人感佩的基层干部。在项目将要启动时，他有机会升任另一个镇的党委书记，并有可能成为副市长的候选人。但是如果他投入这个浩大的工程，就有可能面对一定的风险，会使仕途大受影响。但他还是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他的前辈司徒文倡也有相似经历。民国期间，当地政府也曾准备重建赤坎镇，司徒文倡从广州回到了家乡。后来的形势，军阀掌控时局，虽然旧官僚们还能公事公办，但战乱发生后所有的事务都束之高阁。司徒文倡也是官越做越小，后来吃了官司，但九死未悔。因此，《金墟》是一部正面书写大写的人的作品。这样的形象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都会与赤坎镇同在，他们是不朽的人物。

　　熊育群也是报告文学作家，在《金墟》中，我们也可以明确感到他这一创作背景的存在。赤坎镇是一个真实的古老城镇，它先后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重点镇、广东省中心镇、广东省教育强镇、江门市十大特色镇街等。小说久远的是他对赤坎镇历史的描绘，现实的是对赤坎镇当下的描绘，都有鲜明的写真性。这种方法，使小说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既有现实的真实性，又有虚构的文学性。这得益于熊育群的采访和案头工作。他不仅几下赤坎镇，从感性上把握书写对象的感觉，甚至也深入美国西部华侨家族走访，“住进华侨家里，登上当年拘留囚禁华人的天使岛，来到百年前华侨工作与生活的伐木场、太平洋铁路、渔民村遗址……”他“想尝试把虚构与非虚构打通。这对虚构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让虚构无迹可寻，让小说真实得像非虚构作品，还要确保它纯正的小说味，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更感兴趣的，是虚妄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立场。

　　英国左翼理论家，也是布莱尔的导师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断言，就是“历史的断裂”。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说：现代性的确立与实现过程就是所谓的现代化过程。现代社会并非传统的延续和社会组织的连续生长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延续性的断裂，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产生，断裂或非延续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或者说，现代制度的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吉登斯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也就是说，现代生活远离了传统的轨道，重建了合乎“历史合目的性”的现代秩序。但是，东方国家、特别是我们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历史似乎并没有完全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说有断裂，也是非常不彻底的。而《金墟》对赤坎镇今昔的讲述所证实的，恰恰是历史没有断裂。

　　五、新生活和新世情

　　2022年和2023年初，是石一枫小说创作的“高发期”，他先后发表了《漂洋过海来送你》《入魂枪》和《逍遥仙儿》10。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不仅只是文学才华，也是创作欲望的喷发。三部小说题材不同，但评论家都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石一枫小说创作一直处在一个高水平的状态发展。《逍遥仙儿》，是一部北京的“新世情”小说，是一部讲述北京普通众生生活的小说。实事求是地说，讲述这个时代众生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生活已经难以概括难以提炼。如果听听近期的都市民谣，大体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某种氛围或情绪。但是，《逍遥仙儿》与都市民谣不是一个路数，也不是一个潮流里的大型交响。于石一枫自己来说，《逍遥仙儿》也完全有别于《世间已无陈金芳》和《玫瑰开满了麦子店》。《逍遥仙儿》中的王大莲，应该是陈金芳和王亚丽的“后传”，或者说王大莲在生活中已然度过了陈金芳“只是活得有点人样”，或者王亚丽每天晚上十点等着买半价食物的悲苦人生。王大莲只有短暂的“贫困期”，曾千方百计地要退孩子补习班“体验课”的费用，并顺走了一只“嘎嘎叫”的黄鸭子。等到王大莲正式出场时，她几乎满身金镶玉了，妥妥的一个披金戴银的富婆。王大莲过去是城郊一个菜农的女儿，身份的转换是因为郊区被划进城区，她因此不仅住进了“高尚住宅区”，而且还拥有了自己的“半扇楼”。只是富有了的王大莲等来的却不是她的“富贵人生”，接踵而至的是她面对的无尽烦恼甚至折磨。

　　小说大体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王大莲、苏雅纹和庄博益构成的以孩子补习班为中心的故事；一条是以庄博益和“道爷”构成的以制作“吃播”节目为中心的故事。两条线索交织在王大莲的“半扇楼”里外，构成了一幅北京新世情的当代风情画。这个新世情小说并不是石一枫“旧瓶装新酒”，而是完全超越了宋元明清“世情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旧世情小说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通过世态反映社会状况和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具体内容主要写情爱婚姻、家庭纠纷、立嗣承祧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等。如果《逍遥仙儿》只写了菜农“道爷”“吃播”一脉，加上王大莲“三儿”、“六子”等这些“前现代”人物，确实可以上演一出旧世情小说的大戏，一如刘震云《我叫刘跃进》中的“鸭棚”和厨子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吴香香、吴摩西卖馒头的饭铺等场景和人物。但《逍遥仙儿》并未沿这条线索独立成篇。而这条线索也离不开苏雅纹、庄博益、王大莲的孩子补习班故事，或者说，这条线索只是一条副线，它的价值更在于它的戏剧性。因此，正因为有了苏雅纹、庄博益以及“家长群”、群聊等现代生活内容和线索才构成了北京的新世情。当然，这个新世情是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背景，这是对当下北京众生生活新的理解和认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新的理解和认知，《逍遥仙儿》才有可能拨云见日耳目一新。

　　小说对“现代”的批判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追求现代性曾是百年梦想，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现代”也概莫能外。王大莲和苏雅纹以及庄博益等所有的烦恼和问题，无一不是“现代”造成的。“现代”最大的表意符号就是“启蒙”，在百年思想文化史上如何评价启蒙是另外一回事，但启蒙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事情，众生并不理解个人主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何物。王大莲如果不是受了知识分子苏雅纹的“启蒙”，她就没有后来悔之不及的烦恼。和王大莲同理的是，如果没有“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现代”教育理念或蛊惑，苏雅纹、庄博益和小张等知识分子，也不至于如此群氓般地对各种辅导班唯命是听俯首帖耳。此刻的这群知识分子就是“现代”群氓。那个博士班主任说起来头头是道，但解决具体事务能力的低下还不如王大莲。庄博益虽然是一个“面瓜”式的“穿线人”或讲述者，但他对“现代”的反省还是颇有力量：“我又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放了学就满院子疯跑，钥匙拴在脖子上都能弄丢了，等到炊烟升起，还要和大人展开一场气急败坏的追逐战……童年的模样不是本该如此吗？也没耽误我们成长为坚忍、奋进的一代人。怎么我们的常态反而成了下一辈的奢侈？倘若如此，我们的辛苦究竟是给他们积福还是造孽呢？”因此，小说对“现代”的批判是《逍遥仙儿》的一大特点，也是小说的力量所在。这一特点应该说是石一枫小说一贯坚持的。

　　小说写现实，呈现现实，但写小说不负有处理“现实事务”的义务。最后，苏雅纹离开了北京，和丈夫到外地团聚；王大莲和父亲“道爷”在庄博益的斡旋下言归于好，他们重新选择了回到乡下的生活。这个结局不能理解为《红楼梦》的虚无。《红楼梦》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王大莲和“道爷”是对生活的另一种选择，是作家理想主义化的处理。或者说，王大莲和她爹“道爷”，有权力选择他们的生活。何况他们本来就是菜农，回到过去的生活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过去是只可想象难再经验的，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但这个选择符合《逍遥仙儿》的小说逻辑。回到乡下，哪怕是北京界外的乡下，他们感到舒服，感到成了仙儿的逍遥，真的过起了“我落人中然自在，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的生活，又何尝不可呢。这就是石一枫在书写北京新世情、新风情画的同时，也坚定地表达了他的“主义”：他对现实有深切关怀，他敏锐地聚焦了当下最普遍、最典型的社会生活，表达了人对尊严的需要和最低维护，表达了人对亲情、友情人间冷暖的需要。他发现了北京新世情中的焦虑、虚荣和虚伪。他因此别开生面，在呈现现实的时候，同时他有立场，有他对人物、对历史、对当下的价值判断。这就是石一枫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