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是襄阳作家九夕的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小说虽曰长篇，却不盘根错节与扑朔迷离，反而写得极为俭省：就人物关系而言，相互牵连的人物不超过10人，没有复杂人情世故的纠葛缠绕；就小说架构而言，无外乎病人料理与保健品推销双重故事各自推进与交叠。其中原因，或许是有意为之的四两拨千斤式修辞，以期实现以简驭繁之效果；也或许是作者着意于此，专为摘取一隅写作生活的日常与局部。对于作者而言，“这部长篇小说，我是认真对待的。”为此，走出楼宇体验生活，“参加‘民间义工协会’；和大叔大妈挤在一起听保健品课堂；为领取五个鸡蛋排队到小腿抽筋；进养老院当‘烧火丫头’；教大学本科生社区护理这门课程两年有余；钻入只能骑自行车的社区小巷，常常迷途知返……”(九夕：《希望·自序》，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体验生活，汇融至作品中有作者对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也有底层人民的家长里短与喜乐哀愁。小说值得称道的并未因此陷入一地鸡毛、花凋叶落的境地，反而显示出特别的亮色，即为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喧闹的声音图景。众声喧哗，小说具有较为强烈的对话性，虽不构成巴赫金所谓复调性，却因其戏剧性、喜剧性与悲剧性的杂糅参与文本叙事，将生活的日常与心底乾坤展现无遗。

　　《希望》虽不是“对话体”小说，“对话”在文本中占据比重较大。就对话主体而言，有双方对话，有多方搭话，有自言自语，多声道地奉献上“声音”的盛宴。于其中，作者赋予其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渲染生活环境等功能，参与小说文本建构，与叙述性内容完美组合，实现小说的审美性与艺术性建构。也就是说，对话不纯粹是人物之间或人物与自我的话语交际，它是为小说文本的整体性服务，俨然小说机器的重要部件，影响着小说机器的流畅运转。回到小说，作者模糊了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但却刻意地将叙事空间较为稳定地固定于主人公的小区（或开放至社区），舞台的铺展具有话剧性，世间百态就在话语中露出与品析。这对于不擅长架构恢宏博大与气象万千的作家而言，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长篇作品可以生长于小地方，以局域撬动整体，由管中窥豹上升为普遍与普泛；长篇作品可以不必完全栖身于传统意义上的叙述与故事，对话展开与意识流动也可构筑文本内核，显现出文本叙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希望》非以意识流推动叙事进程，却在对话展开上写出了特色与风味。

　　对话是发声主体的话语展示与表述，其声音的高低疾缓强弱与人的身体与气息攸关，也与说话者性格不无关联，就如性格急躁与文静者发言为声的状态各异，正所谓音有千腔，人有千面。另外，表述主体可能因为某种需要在说话时候会有意修饰，这种修辞性话语不管是处于说话者的遮掩或突出的目的，其话语接受固然会产生分辨与甄别难度，但话语背后隐匿着的发话者其性格特征的暧昧性不能说不是文本叙述者有意的创造。《希望》故事内容较为简单，一是李料抗病的故事，一是上海绿岛公司职员马千里北上襄阳销售保健产品的故事，两则故事的主人公因为保健品这一物体线索交织在一起。故事的简单与日常，也带来了人物关系的单纯与清晰，但人物的形象与性格特征却在对话得到充分体现。

　　李料从一个健康鲜活的人，因为“在工地把脚手架踩踏，从半空中摔下，丧失了直立行走的能力”（九夕：《希望》，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便卧床不起，寄身于杂货间；儿子外出读书，妻子三珍在超市打工，母亲彭双菊捡破烂补贴家用。家境的寒酸窘迫致使李料难于到大医院治疗，多是依靠社区医院医生上门护理服务。出于对生活正常的渴求、期盼与现实困难的悖论，李料心里的怨气、怒气与生活无望的颓唐之气淤积于胸，进而转化为尖酸、刻薄、颓废甚至富有戾气的语言。所以，于李料而言，用声音发泄无疑是最为便捷最为经济的的途径，但自我的脾性也充分暴露：

　　三珍看李料如此，生气地说，不吃不吃算了，我不求着你。

　　没让你求着我，我不吃给你节省。你多吃点，别撑着就行。

　　三珍听到这话，心里的火腾地升了起来。她指着李料说，我三珍哪一点对不住你了？从结婚到现在，你对我有多好，给我买过几件衣服？几件首饰？你还发脾气，我的脾气还没地方发呢？

　　那是你眼瞎了，找我这个穷鬼、残疾人。

　　你不吃算了，不吃喂狗、喂鸡。

　　喂吧，你喂吧。你本来就是想喂狗的，先端给我试探下是吧？说到这，李料把苗条碗一掀，碗打成了几半，面条撒了一地。

　　李料吃饭似同嚼蜡，还故意找妻子三珍拌嘴。李料的借故非是真的夫妻关系的破裂，而是对瘫卧在床这般周而复始的生活的失望与厌倦，是一种杂糅着死亡恐惧与生存希望复杂情绪的宣泄、排遣与安慰，是一种失衡心理的找补行为，当然其中也含有破罐子破摔的失望心理。李料即使在面对老甘（妻子的亲戚）的问候、肖娟（社区护士）的护理也表现出缺乏礼貌与心平气和，显得异常烦躁，甚至有些无理取闹、蛮横无理，当然，作者于此并不是为了突显老甘与肖娟的肚量与宽宏，而是借助李料与不同身份的人的言辞交锋突出李料因为瘫痪导致的绝望与无措。

　　绝望是虚妄的，但希望不是虚妄的。李料重燃生活希望源自马千里的游说与推介。也许从根本上是源自李料对病患未彻底死心，所以在马千里推销多功能床时心思活泛起来：

　　李料看到马千里进来后，眼神亮了起来，没有寒暄，也没有绕弯，直接问，小护士床真的有那么多功能吗？

　　说明书上的功能都有，如果差哪一个，无条件退还给我。

　　李料很高兴地点头，这么说，真有这高科技的床啊。

　　马千里说这不算啥，更好的也有，但是我认为现在这款最适合你。没有用的，我不会推荐。比如再好的皮鞋，我现在也不推荐你穿。我只能推荐你穿柔软的袜子，因为那适合你。

　　……

　　我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大家都把我当成废人了。这时，几只鸡子跑了进来。李料说，连这群死鸡子也在我面前作威作福，有时候还拉在我的床上，奶奶的，憋足了屎，专门到老子的床上拉，这不欺负人吗？哪天被老子逮住，非薅一把鸡毛不可！

　　……

　　病人？李料哼了一声在你们懂医的人眼里我是病人，在家人眼里我是废人，在社会上我是残疾人。非要给我扣一顶帽子，我难道就不能是一个简单的——人？！

　　李料明知向妻子表达购买诉求会无果而终，但以自己建筑工人的经历与经验对多功能床抱有敏感与好奇，他甚至有着做个“简单的人”的愿望。在他看来，无论是病人、废人还是残疾人，实则都是累赘与弱势，是被遗弃的非正常人，正是出于正常人的愿望，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售卖者马千里身上。

　　马千里作为上海绿岛公司的小职员，千里迢迢远赴襄阳，也是要在被公司“好汉”遗忘的内地城市寻觅“肥嫩味美的夜草”。与公司“好汉”相比，马千里尚未修炼到“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地步，也不具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特异功能，熟读周易八卦，精通面相推算”，但应付李料，马千里推销的本事展露无遗：一是用真诚铺垫，非是天花乱坠一通吹嘘，倒是显得买卖不成仁义在的真诚；二是主打合适的心理攻关，紧扣李料心理渴望，从其迫切需求出发推介；三是不急于求成，稳扎稳打，用时间和情感换取信任。从小说文本整体观之，马千里并不是作者丑化或者说批评对象，反而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人物典型。马千里有商人脾性与策略，但同情心与热心也并未全然泯灭，反而是在创造自我商业价值的同时为鳏寡孤独废疾者带来温暖和理解。或许这是生活的本身与本质，道义奉献与情感施与不应抽干自我正常欲望，道德的标杆不是无血无肉的干瘪枯干，这就是马千里的意义，一个正常的生意人，一个既有生活理想又不好高骛远，且能融入大众的生意人。

　　话语交流是生活的常态，人不能长时间处于沉默状态，毕竟“真正的空虚、纯粹的沉默都是不可能的——在概念上不可能，事实上也不可能。”（苏珊·桑塔格：《沉默的美学：苏珊·桑塔格论文选》，黄梅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6页）除非写作者有意为之赋予笔下人物以沉默行为，也正是源自作者的有意性创作，其本身就是一种叙事策略的选择，沉默的背后定是波涛汹涌与声势浩大，唯有如此，两种截然对立情状的修辞意味才能得以体现。《希望》并未营造沉默氛围，反而将“说话”彻底放开甚至放大，使之成为叙事方式，在对话中显示不便赘述的故事内容。老甘为什么能够取代李料成为马千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顾客？表面上看是老甘作为退休干部比李料手头宽裕富足，实则是马千里在与老甘交流中掌握老甘为代表的隐秘心核。当老甘说，“他们这一代是孝敬父母的最后一代，是被子女遗弃的第一代”时，敏锐的马千里捕捉到老甘内心的隐秘之疼：“老甘内心深处是孤独的。孤独对于贫困的人来说，是到处觅食，追求温饱和质量高点的生活。但对于老甘这种有钱，有知识，有思想的人来说，是一种困惑，还是一种不轻易向外人道的压抑。”压抑不可能久置于内心，需要借助某种契机予以排泄与释放。马千里的聪明就在于他自认为能帮助老甘缓解人老的压力，能治疗抑郁和排忧纾难。老甘的对话涉及到三组对象，明面上是老甘与马千里，他是在向马千里讲述自己与女儿的故事，女儿大城市勤奋工作，难有时间回家看望自己，自己想抱怨而又不能；第二个层面是故事主体部分，对话双方是老甘和女儿，女儿说的是大城市生活不易，老甘说的女儿难以归家，父女实则未能达成心理畅通；第三个层面是老甘自我的对话，他不解与困惑为何生活向好的背景下老人反而更为孤独与寂寞。

　　正是老甘毫无保留的“释放”，马千里掌握“拿下”老甘的秘诀，通过帮助老甘纾解孤独并施与行为上的关怀与语言上的恭维。通过老甘，马千里的生意得以继续，团队得以壮大。所以，老甘的推心置腹，不仅是马千里的故事向前推进的催化剂，也显示出话语交际的叙事功能。甚至可以这么说，对话不仅是小说文本呈现的形态，甚至其本身就构成了文本的主题，实现了从形式创造到内容揭示的统一。

　　马千里能够取得老甘的信任并成功取得襄阳首单，且能够让老甘心甘情愿地为其穿针引线介绍顾客，与其懂得老人之心思并能付诸于言行密不可分。马千里其与李料也好，三珍也罢，即便是护士肖娟，也是磕磕绊绊中逐步深入了解并最终实现友好相处。李料从对马千里敌意到认可，是经过马千里的真诚帮扶和两者的唇枪舌剑交锋。马千里作为一个保健品公司人员，其自带属性决定了要想取得百姓信任或者说改变百姓对保健品推介的固化认知实非易事。李料对接纳马千里，一是用部分欠款的形式被肖娟等逼迫着马千里把多功能床卖给他，心愿顺遂；二是聘请李料作为马千里公司推介活动的助演嘉宾，并给予200元报酬。前者于李料而言不仅满足了长久的渴望，也有助于缓解自我照顾的困境；后者让李料感受到自己仍然是有用的，不是累赘和家庭与社会的弃儿。两者实际上给予了李料恢复身体与重拾生活的信心。正如马千里跟李料所说：“这两百元是你挣的第一笔钱，我希望这是你再次自食其力的开始，你不要悲观，我的事业也是从低谷中走出来，只要希望之火不灭，就能浴火涅槃。我现在的收入逐渐增多，但是社会上对这个行业喊杀喊打，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预防和养生有错吗？养生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让生命精彩、有意义、有价值，而不是活得那么辛苦、那么痛苦、那么凄苦！”马千里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借助李料挣得两百元报酬之机行使劝解之能，意在鼓励李料要有重新生活的勇气和希望。行文至此，马千里的劝解正当其时，故事发展与叙事推进水到渠成。如果说前文的劝导，李料尚有抵触与不屑的话，此时的对话应该说达到了作者的叙事目的。二是马千里对老百姓不认可养生之于生活质量与意义提升的抱怨与批评。既然放在对话里，对话者只能是李料，而此时的李料尚未超脱出自我认知，自是不能够对马千里的话产生化学反应和心理共鸣，所以，这句话也只能让读者了解到马千里心中之苦楚与生意之艰难。

　　作者在自序中说，多次混迹于各种营销现场，了解销售模式和他们进行攻坚时候的摆下阵法。并自认为意志力薄弱，经不起他们的围猎。如此说来，文本中所描述马千里的系列营销做法皆是作者深入虎穴探秘的结果，是生活现场的转移与艺术化。营销就是一种语言的膨胀，是一种话语的攻防转换，其形式与实质上可谓一场对话。甚至可以这么说，语言的本质是对话，生活的本质也是对话。语言存在于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思想是信息，情感是信息，只要有声音发出与接收，就意味着对话，哪怕是自我潜在性的对话。生活是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交流，无论是用语言还是行为，发生的关系即为对话，无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和谐还是对抗，是融合还是撕裂，是沉默不语还是歇斯底里，对话也都存在。

　　虽然《希望》尚未构成人与世界的思想性、哲学性对话，但却是发生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存在于日常之中，是生活流的展示，也是生活场景的记录，没有轰轰烈烈与气壮山河，没有悲壮与恢宏。所以，在一般读者看来，作者的长篇架构显然有些局促，时空与人事局限于狭隘的视域之内。但作者却用诸多对话片断连缀成生活的气流，将语重心长的对话、嬉笑怒骂的对话、推心置腹的对话、攻讦驳难的对话、牢骚满腹的对话一并予以呈现，用对话将生活场景艺术化，用对话推动故事演进，用对话塑造人物个性。如果将文本中对话抽绎出来，从小说容量来看，就要损失一大半；从文本的内容气度来看，可谓伤筋动骨。这就是《希望》中对话的分量，当然也是其魅力之所在。

　　三珍对马千里的态度变化贯穿全书。三珍与马千里初次见面就是一场误会，马千里是向李料推销小护士床不假，但在肖娟一个女生护理李料不够方便的时候施以援手，因为在院里看到鸡窝的鸡蛋被误解成偷蛋者，加之因为与肖娟又不太熟，结果有口莫辩。也就说，初次印象不佳，为以后关系的和解陡增难度，当然，也为小说叙事增加了坡度，不至于叙述得一马平川、全无波澜。后来三珍因为家里穷困，对马千里推销的昂贵的多功能床抵触心理较大，自然对推销者马千里不无敌意，言语中多有不敬与诘难。后来马千里多次帮助护理李料，甚至马千里把多功能床赊欠一部分卖给李料，似乎也未能全然消解三珍的提防心理，但三珍多少也在马千里的帮扶中情感有些松动，直至最后李料房中失火，三珍视作马千里为救命恩人，文本叙事至此，三珍之敌意方才彻底放下：

　　马千里说，李大哥在医院，不在灰堆里。

　　在医院？三珍惊奇地叫，在医院？

　　是的，在医院，不过是就近的医院，河这边的，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啊，三珍扑通跪在马千里面前，你是救命恩人啊，我之前老是说你，都是我不好，我也是穷怕了。我给你磕头——

　　别别别，马千里拦着三珍，这大礼我可消受不起。

　　三珍执意要行大礼，黄毛推开马千里站在三珍面前，三珍抬眼一望，满脸泪水不动了。黄毛说，你都没弄清楚，磕什么磕啊？

　　……

　　那也是你救的，你就是救命恩人！

　　是他自救的。马千里说，是他自己在危难的时候没有屈服于命运，一个人还存在希望，他就有重生的可能。天无绝人之路，走绝路者都是自掘坟墓。

　　正如三珍所言，她之所以表现得胡搅蛮缠与不可理喻实则是因为“穷怕了”，生活的重担压榨和遮蔽了她善良的本性，社区精准扶贫的失位让她感受到生活逼仄与挤压，以致于对医院或者护士，尤其是昂贵的小护士床的推销者马千里自然会产生不信任甚至敌意，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而是生活所迫促使她无法理解也无从理解。她之所以能够与马千里和解，一是作者前面叙述的系列的马千里帮扶活动的铺垫，一是三珍只有在面临着可能失去丈夫的情境中才在真正体会到家庭完整的意义之所在。也就说，三珍不在被穷困蒙蔽和堵塞，不在对社会与他人充满抵触时，与马千里的和解才会水到渠成。这是一个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以自己的认知生发的觉醒，但相对光鲜与喧嚣的社会表面而言，隐藏着罅隙褶皱之处的卑微与无措，或许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由于作者并非着意于揭露与批判，虽然笔触涉及到社会的背面，也是匆然一瞥。这或许与作者的构思有关，其目的还是想极力塑造“希望”的达成与实现，尤其是以李料为聚焦点，展示无望到希望一个完成的转化过程，以及黄毛这般从无所谓到有追求的变化过程。如前文所言，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所以，作者赋予马千里一个救赎者角色，一个用言行感召与感化的角色，作者将生活的真谛的思想性话语都赋予了他来言说。其实，具有道德化身的马千里作为救赎角色设置客观而言具有冒险性，因为在包括小说人物肖娟、三珍、李料、黄毛等人在内甚至包括不少读者，马千里是一个保健公司的人员，商人的本性还在于盈利，其作为道德与道义的化身是否真的合适？其实，作者写作时候也不是没有犹豫，因为在马千里演讲和几处对话的时候，时不时跳出来大谈民众对保健品的误解以及自己作为商人的盈利前提。马千里一方面要行使说教之能，一方面又局限于商人身份，这种画地为牢的言行实际上是作者的一种心理博弈，是叙述者叙述过程中的一种心里外逸。马千里不少对话处，显然没有考虑到对话者的身份与生活层级。其与老甘讲话可以进入较为深层次的思想性交流，毕竟老甘是教育局副局长退休下来，其知识与阅历较为丰富，但是在与三珍对话时，有些语言显然有些过于理论化与抽象化，非是三珍这个层面的人所能体会与悟解的。或许从现实生活层面，马千里无论对于何人，言行具有统一性，但没有考虑到对话对象，显得有些迂阔，也许是作者对生活中营销者的高谈阔论的横向移植与借鉴，尚未有效转化，致使话语显得生硬与突兀。

　　按照巴赫金的观点，小说无处不对话。对话是一种从内到外的修辞行为，体现为作者、叙述者、人物、叙述接受者与读者的众声喧哗。《希望》虽然没有臻至这种意识层面，但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在通过对话发声，用声音汇聚成生活的立体空间。也表达着作者最为朴素的声音，“写这部小数的初衷，是看到弱势群体生活的不易，希望更多的人关注他们，关心他们的心理状态，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九夕：《希望·自序》，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