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酒自古便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中国璀璨的文学史更是离不开美酒的馥郁芳香，而贵州美酒则以其出类拔萃的品质备受世人瞩目。为进一步助推贵州酒文化融合发展、宣传好贵州美酒文化、讲好贵州的白酒故事，贵州珍酒携手《山花》杂志，共同举办了“‘醉美珍酒·诗文相伴’鲁迅文学奖获奖者走进珍酒”活动，邀请了王祥夫、李浩、弋舟、海男、张执浩、李元胜、肖江虹、沈念等八位著名作家齐赴珍酒公司，观摩珍酒生产工艺、感受珍酒文化底蕴，体验珍酒大美香醇，并进行了深入交流。本刊将八位作家为此行而作的文章，以小辑的形式，刊登如下。

　　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省海兴县。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曾先后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文字。有作品被各类选刊选载，或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意、韩文。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共计20余部。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第一届建安文学奖、第七届《滇池》文学奖、第九、十一、十二届河北文艺振兴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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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先从珍酒的“珍”字说起，之所以要由它开始，是因为在“醉美珍酒·诗文相伴”的座谈会中，《山花》主编李寂荡以一种“不厌其烦”的方式用“珍”字组词：珍爱、珍贵、珍宝、珍重、珍惜、珍奇……是的，这个“珍”字中包含着贵重之意，美妙之意，稀缺之意，看重之意，以及暗暗包含的与最尊重者分享之意。有朋友提醒，以“珍”字组词，组成的尽是“好词儿”，它所包含的这一独特品质也是别的字词所少有的——想想，仔细想想，似乎是这样，确实如此。当然对于珍酒来说这个“珍”字可能有一个通假之义，与它通假的是“真”，包含着真正、真实和真诚的意思。我想，这两个“zhēn”字的互通也颇有意味——珍酒的珍字里具有这样的双重含义。

　　一种真，是珍酒真的想做好，想做成“中国最好的酱酒之一”。我们当然知道那个流传甚广的茅台“易地建厂”的历史旧闻：1975年，茅台酒厂原厂长郑光先与总酒师张支云等28位技术精英一起奔赴遵义，在遵义北郊的石子铺创建了珍酒厂。而1985年的“85鉴定”更使得珍酒一举成名，获得了第一步的成功……在那时，他们就一心想着把珍酒做好，致力于做到高端，致力于做到更进一步。我个人极为看重和尊重这份真心的“致力”，向高标的看齐和不断精进是一切工艺的基础诉求，也是一切艺术的基础诉求。记得画家李苦禅先生曾说过一句极有见地的话，他说学习艺术，以古为师，就应当“以百分百的力气打进去”，然后“再以百分之一百二的力气打出来”。“以百分百的力气打进去”，我们在郑光先、张支云以及诸多当年的技术精英的不竭努力中可以看得出来，在珍酒厂始终保留并一直坚持使用的“贵州茅台酒易地试验厂原址”车间可以看得出来。而以“百分之一百二的力气打出来”，则是它的更变和求新，是在不降标准、不降质量的前提下开始“酿造自己的风格”，形成的属于自己的“珍酒品味”。

　　另一种真，是工艺和标准的真，是珍酒对于酱酒工艺的严格遵守，是真遵守和真严格，这种严格中甚至包含了诸多的“严苛”成分，它是其重量中最重的那一克。郑光先、张支云们所带来的，首先是那种绝不肯放低一毫的“标准”，据我所知这种标准性一直在被坚持。曾去过多家的酒厂，对于酿造中的制曲、存曲、粮食预处理、蒸料、下曲、发酵、蒸馏等过程或多或少也有所了解，对于整个过程中的标准化管理和酒品的陈化老熟也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在对珍酒石子铺老厂区、赵家沟生态酿酒区的参观走访中，我们一起见到和见证了这个标准化的认真和严格。更有一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在参观中，我们走到一个车间的门外，许多人都注意到厂房门口的一侧有一排鞋架，上面有数十双拖鞋。见我们有疑问，陪同参观的珍酒人员随即向我们解释：为了保障卫生安全和酒品质量，珍酒规定厂区内的工人在进厂回家、进工作区以及如厕过程中，需要按要求更换拖鞋。这同样是“学”来的经验但在珍酒厂已经生根，成为他们的内在标准之一。

　　如果细说，我们还可以指认它种种的、另外的真，而正是这种种的真，才使得珍酒的“珍贵、珍重和珍爱”变得更重，才使得珍酒的“珍”变得更为坚固，值得信任。在这里我还想向朋友们介绍属于珍酒的另一个掌故：珍酒名字的由来。它的前身是“贵州茅台易地生产试验厂”，而成为“珍酒”则是1986年的事儿，它取自于方毅副总理的题词：“酒中珍品”——也就是在那一年，方毅副总理还特意为贵州珍酒厂题写了厂名。一位副总理对一家酒厂的建设和生产如此上心用心，应当说也是珍中之珍，与珍酒之名也颇为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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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受珍酒厂的采访时，有人问我，如何看待酒与诗、与文学的关系，我回答的是，诗酒不分家，诗和酒是紧密相连的，它们或可看作一种古典的“相生关系”；而在继续追问是否能说一两句与酒相关的诗的时候，我一时恍惚，回答的是：太多了，实在太多了，然而让我马上说出一句两句来反而……太多了，这是实情，可以说每位中国诗人无论有名的还是无名的，都曾写过与酒相关的诗句。我是以笃定的方式做出的全称判断，而没有用“几乎”为自己的说法留出退路。酒会给予我们宽阔，包括内心的自由感，包括那种“世事再也无挂于心”的豁达——“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将进酒》），“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李白《春日醉起言志》）；酒能给我们欢愉，让我们在短暂的欢愉中得以栖身，并且放大这种欢愉感——“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酌酒会临泉水，抱琴好倚长松”（王维《田园乐七首·其七》）；酒会让我们“物我两忘”，生出更强的“此生何生”“我是谁、我到底身在何处”的自问——“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李白《行路难》）……谈及诗，其实也应包括唐代诗人韦庄那句似乎包含了“珍酒”之名的“藏头诗”：“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而且可以更进一步，把西方也纳入进来，诗（文学）与酒的关系依然是极为密切的，密不可分，诸多的神话传说和经典故事中有酒，诸多的经典历史故事、文学名著中有酒，甚至与酒相关的故事是其最重的核心……《荷马史诗》中有酒，它出现于诸神的宫殿和神圣的酒杯中，出现在英雄们得胜归来的宴席上，也出现在英雄们经历挫败和失落之后的孤独中；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有酒，故事行进到高潮之处更是有酒的参与；《包法利夫人》的床侧有酒，福楼拜为她安排了透明的酒杯和残存的、晶亮的葡萄酒液，以及被葡萄酒液所吸引而来的昆虫……在埃利蒂斯的诗中，在博尔赫斯的诗中，在里尔克与阿赫玛托娃的诗中，在埃德蒙·雅贝斯的诗中，“这个奇异的国度，这个炎热的季节/我曾在那里，雨中的树荫下开怀畅饮……”酒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对于生活的种种感悟、体味，现实和追忆，有我们的人生思考，有我们才能难舒的悲凉和悲怆，有我们……没有任何一种情绪不能在酒中获得表达，正如没有任何一种情绪不能在诗中（文学中）获得表达一样。“借酒……”酒是可贵的、可爱的，抑或“可憎”的载体，它总是让人……

　　在尼采著名的《悲剧的诞生》一文中，他谈到文学（在这里，“悲剧”其实是有着误译性质、不得不勉强对应性使用的一个词）产生于两个有些相悖的向度，一种是以太阳神阿波罗为代指的，象征着光明、庙堂、崇高和希望之梦，包含着尊严感和庄重性；另一种则是以酒神狄奥尼索斯（巴库斯）为代指的，象征着自然、原始和冲动的陶醉。“在醉的战栗中，整个自然的艺术强力得到了彰显”……尼采说，如果我们不仅达到了逻辑的洞见，而且也达到了直接可靠的直观，认识到艺术的进展是与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之二元性联系在一起的，恰如世代繁衍取决于持续地斗争着的、只会周期性地出现和解的两性关系，那么我们就在美学科学上多有创获了。是的，在尼采的思考和体认中，“酒神”是文学性产生和得以彰显的支点之一，“酒神情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酿造了文学，一半儿的文学。

　　说“一半儿的文学”其实或多或少有点片面，因为，酒的品格并不是只体现于酒神的身上，而在象征着光明、庙堂、崇高和希望之梦的太阳神那里也有：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酒的最初的、最重要的用途原本是用来祭祀，而非人的饮用，大概我们的祖先早早地将酒看作是应该珍惜的、只有之前的先人和上苍才配饮用的稀有之物，只将酒应用于祈祷与祝福——在这点上，它早早地就和庙堂、神圣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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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酒联合《山花》杂志社举办‘鲁迅文学奖名家走进珍酒’采风活动”——这是珍酒厂为此次采风活动所做的宣传，它由新华社、人民网转载，“携手8位鲁迅文学奖得主共商‘艺术之珍’，珍酒‘未来之珍’战略迈出关键一步”。它也由微酒公众号刊发，其中同样重点地谈到“由全国知名文学刊物《山花》携手8位鲁迅文学奖得主……”云云。

　　《山花》与珍酒的联合，是我们此次走进珍酒厂采风活动的源起。阳春三月，诸多的作家们事务繁杂，活动多多，但他们都作了调整，推掉事务，挤出时间来参与此次采风，所看重的，当然是《山花》与珍酒的双重“珍重”。在我们看来《山花》与珍酒的联合就是“强强联合”，是诗与酒的联合，是高端文化与高端企业的高品质联合……希望《山花》与珍酒的联合地久天长，希望这样的联合能有一个双赢的结果：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对《山花》与珍酒的双重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