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发表于《钟山》（长篇小说2020年A卷），2021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一年，胡学文南迁，成为一名新南京人和江苏作家。从文体上看，《有生》显然是北方巨大型的长篇小说。我们说的北方，是相对于南方，尤其是江浙沪的一部分为主的“江南”而言的。以茅盾文学奖为例，1995年前的前四届几乎没有“江南”小说家获奖。这一时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写作的长篇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先锋文学最重要的收获。王安忆《长恨歌》、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一二）》于1995-1998年间获奖，也许并不是巧合，这两部长篇小说在形式上都具备有一定的“史诗性”。虽然王安忆和王旭烽这两部小说调性是江南的，但至少大的结构框架貌似“南人北相”。事实上，北方和南方汉语长篇小说的文体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以乡土小说为例，江南的代表是毕飞宇的《平原》和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北方典型的小说家则是陈忠实、莫言、贾平凹和阎连科等。这样的划分或许过于粗疏，但我们一般想象的汉语长篇小说正典气象往往都是北方小说家带来的。《有生》“伞状”结构虽然对长篇小说内部结构作了改造，显得轻盈、灵动、腾挪自如得多，但大方向上还是从北方宏阔、巨大型长篇小说一脉相承下来的。北方长篇小说传统在江苏当代文学格局中的代表人物是赵本夫。虽然存在问题，我们依然习惯取户籍作为指标的省域文学，来衡量某一地理空间的文学成就。在胡学文来南京之前，苏童已经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苏文学南北之分已然有了微妙的变化，而《有生》又影响到江苏长篇小说格局的南北之分。随着作家流动的频繁，地域文化视野的和行政区划省域的文学的非重叠性将越来越成为常态，像江苏出去的徐则臣，在北京一直都没有中断写有着江苏苏北地方性的小说。

　　一

　　《有生》写一个人的一生，乡村女性“祖奶”乔大梅漫长、跌宕而生命力健旺的一生，其接生婆职业与被接生的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六名新生儿，九个性情各异却又殊途同归的子女……读者容易将《有生》与余华的《活着》勾连起来，但类似《活着》，《有生》多呈现中国人生活、生态和生存，其实是每一个汉语写作者都应该正视的现实主义之中国现实。当百年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当代作家的母本和本事，生之艰难和坚韧自然会成为小说的母题。关于《有生》，胡学文说过：“好的小说不是阐释了什么，而是提供可供阐释的空间。”[1]“可供阐释的空间”联系着不确定性、混沌感，其中包含着对抗性的张力等小说审美特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生》的更为深远的意义反而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的混沌感、在于它的对抗性的张力、在于胡学文所提供的延伸到历史幽暗地带的叙事时空与丰饶的阐释维度。青年批评家何同彬认为：“胡学文和《有生》在长篇小说写作喧嚣、浮躁的当下，顽强而成功地捍卫了这一伟大文体的‘尊严’。”[2]何为长篇小说文体的尊严？皮相来看，倘若将《有生》各章拆解开来，又可独立呈现为多篇可称杰作的中短篇小说。作为一部有文体尊严的长篇小说，关键问题不在于它可不可以拆解，而是这些可拆解的部分合体了是不是一部有机的长篇小说。事实上，正是这些疑似“中短篇”的小说串联组合，催生出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特有的多声部共振回环，继而形成胡学文所言的“可供阐释的空间”的召唤与显影，而“可供阐释的空间”的背后，是作者胡学文关乎长篇小说、关乎历史脉络与社会动态、关乎社群结构与个体情感的强烈而执着的勘探。

　　如小说标题所示，《有生》首先指涉的是生之规律、生之奥秘、生之色彩，是一部生之书。《有生》主人公祖奶（乔大梅）终其一生的使命就是将生命（无论贫富贵贱）引领至人间，构成这个世界看似微渺却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家族层面接二连三遭受的惨痛打击，也使得祖奶需要凭借惊人的顽强意志活下去，完成自己的使命。接生婆的职业，则是祖奶人生信念得以展开与贯彻的来源支撑。对祖奶而言，接生婆是民间由来已久的职业，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指向自身的天选之责。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选中了祖奶，赋予其不同寻常的能力。小说中，胡学文尤其注重对于祖奶在接生方面的天赋的着笔和描写。跟随黄师傅学习如何接生期间，年轻的乔大梅就展现出远超常人的接生禀赋：

　　浓重的雾包裹着我和婴孩，我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我。但我感觉他就在对面。我屏神静气，缓缓前行，轻轻呼唤着他。终于，婴孩回应我了。我看到浓雾里晃动的光影，又往前迈了一步。雾淡了许多，我看到婴孩的轮廓，光影是从身底发出来的。孩子，我的孩子，来，靠近我！雾彻底消散，我看到婴孩在河水里，身卧粉色的莲花。我站在岸边，冲他招招手，莲花靠近岸边。我将手放在婴孩柔软的脑顶，然后由上至下抚摸着他粉嫩的胳膊和脚丫。[3]

　　《有生》还写到祖奶所具备的灵敏的听觉能力。每每有人向祖奶寻求接生帮助，即使地理空间跨度甚远，祖奶也能清晰感知辨认，并迅速作出准备。不过，小说并未因此就将祖奶塑造为被神化和圣化的一类人物。关于听觉能力何以如此灵敏，祖奶道出了这样的朴素答案：“她根本不知道，耳朵灵敏不灵敏关键在心。心明眼亮，心静耳聪，这不是秘密，可是能品出这个味儿的人太少。”而当孙儿乔石头衣锦还乡，准备在垴包山给祖奶建造奢华的“祖奶宫”时，听闻此事的祖奶尽管无法言语，但她激烈的心理动态实则是对孙儿强加自身的造神行为的抗拒与不屑：“建什么祖奶宫就够张扬够折腾，这让渺小如草芥的我惶恐不安，如果他能窥见我的心，就知道已经焦糊如炭、黑烟滚滚，可他还要立功德碑。他是不是还要雇人给我写传记，并刻在石头上，以求不朽？”这是一处值得深究的小说细节，《有生》因此也同现今泛滥成灾的“苦难+传奇”的长篇小说叙事模式区别开来——《有生》写历史的苦难、自然万物的苦难、人的苦难，但与之相联系的绝不是虚无缥缈的神化、传奇化倾向，而是普通个体或群体在经受切肤之痛后如何活着、如何以独有的方式活着，这就如同钱玉对其兄长钱庄的劝告“各人有各人的念想，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人活成一样的，就成机器了”。接生，就是祖奶生命里的“念想”与“活法”，是她与这个世界彼此成全的特殊方式。

　　事实上，不仅是祖奶，《有生》的其他人物都是按照自己的“念想”与“活法”而活着。如花在丈夫钱玉意外离世后将乌鸦视作钱玉的化身，即使受到宋庄老小冷眼相待依旧不改其痴情；毛根与宋慧之间有着难以裁断的情感纠缠，他们俩受此煎熬却又深陷于此；罗包与安敏在“豆腐王国”里获得了心满意足的情感归路；喜鹊在遭遇家庭变故以后所出现的变化，包括她对父亲、弟弟强硬的情感态度；杨一凡在正职与诗人身份、罪与罚之间的游移及苦楚，皆是由于个体迥异的“念想”与“活法”而生出的特定的心理行为。而透过小说里相关人物看似不寻常（甚至是荒诞离奇）的精神结构与言行特征，胡学文更想要强调的是贯穿其间的幽微、同时也理应得到深思的世情面貌。

　　所谓“活着”，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一种彰显生命力的秘密通道。胡学文在《有生》里有意识设置的“伞状”叙事结构，映照的是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对话关系。由祖奶跌宕的一生直至乔石头、麦香、宋慧、宋品等人在祖奶病榻前的“迷”与“执”，《有生》揭示出历史演变轨迹当中某些时刻、某些人事、某些情感的重复与错位，也意在凸显“人”之百态多样，而宋庄也是在一代又一代生命的不同却又彼此呼应的“念想”与“活法”里迎来送往，生生不息。

　　我们当然有理由将《有生》归类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如《古船》《九月寓言》《浮躁》《白鹿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丰乳肥臀》《笨花》《圣天门口》《日光流年》《无风之树》等长篇小说构成的谱系序列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形成的文学延长线上的结果。《有生》聚焦二十世纪这一特定时间阶段，以祖奶、乔石头、喜鹊、如花、毛根等具体观察样本为典型的寻常百姓家的现实境遇与人生波折，但是胡学文同时又在文学延长线上作出颇引人注目的“反向操作”，《有生》因此成为了延长线的“异类”。胡学文的《有生》脱离了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长篇小说中屡见不鲜的“渲染苦难”“神化苦难”或是将相关人物形象刻意传奇化的创作窠臼，相反，胡学文强调的是祖奶与她亲手接生的各色人物的日常光景，他们的爱与恨、追求与背弃、希望与绝望，都在多声部的叙事结构里烘托出异常繁复的阐发可能性。这显然也是先前所述的，胡学文在《有生》创作谈里指涉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宗旨立场，他需要借由“活着”为径，挖掘“人”在特定环境下生发出的鲜活性、独特性，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长篇小说之所以谓长篇小说”的意味深长。

　　二

　　《有生》关乎“活着”，也关乎“怎样活着”。《有生》的人物皆有自己赖以生存的“活法”：祖奶即使遭逢亲人离世之痛，只要有人上门求接生便立马动身；白礼成在女儿夭折后突然生出“痒病”，众人不解，祖奶却明了“那气结成了团，不蹭出不来”；羊倌花丰收每年坚持去监狱探望先前蓄意谋杀自己的妻子白凤娥，即使女儿喜鹊呵叱阻止也无济于事；还有杨一凡在日常工作中频频遇到的诬告自己公公的农村妇女林月莲……这些“怪人”与他们或许不足为外人道的“活法”，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人应怎样安置自己的灵魂与肉身、怎样平衡自己的理性与欲望的问题。

　　故而，即使《有生》内嵌于二十世纪百年中国的逻辑框架展开叙述，也并不能因此就将《有生》指认为是一部以大历史事件节点作为小说叙事关节的“新历史小说”。胡学文观历史来路的细微尘埃，但最终落脚点则是呼啸将至的未来。胡学文在《有生》里以细致的笔法描写各种“活法”，实质上是他试图以此勘探人类最为本能的欲望问题的“解法”。而胡学文以小说形式书写的种种人生“解法”，是他想要表明形形色色“活法”的存在意义与合理性。对此，小说里饱读诗书、历经沧桑的方老先生就以“调节器”一词来加以说明。面对杨一凡询问常人如何化解因欲望产生的冲突矛盾，方老先生是这样回答的：“也许未来可以，现在……只好用调节器，虽不能彻底改变，但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欲望控制适度，困扰自然就少些。”由“调节器”延伸开去的是，《有生》的人物在日常生活表现出的不寻常行为，其实是人在无法突破自身局限性的前提下，以相应心理活动或行为举动为“调节器”，厘清内心深处无法自遣的困惑、恐惧、孤独、仇恨……需要看到的是，祖奶、如花、钱玉、毛根、乔石头、喜鹊、罗包、安敏、杨一凡、麦香、宋品等，“不是简单的接生和被接生，如伞柄与伞布一样，是一个整体”[4]，且他们也指代人类历史文明长河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精神结构与言行。在“活着”之外，在外部环境营造的纷扰苦难之外，胡学文显然更为在意的是，人怎样与自己的欲望敌人或共处、或斗争，或是被吞噬。有鉴于此，应该再次强调，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是一部生之书，也是未来之书。发生于宋庄（包括营盘镇）的人事，便不仅仅聚焦某块具体区域的欢与泪，而是在历史与现世的对照过程间形成的、具有普遍意味的生命议题，是个体与群体的命运在交织时刻溢出的欲念与迷思。

　　《有生》的叙事时间线索由“过去”与“现在”这两条时间线轴组成，这其间又夹杂着“未来”的指向，而三个时间线轴在结构关系上又是交叠的，故而也就有了小说里频繁出现的那句“蚂蚁在窜”。“蚂蚁在窜”如同一句让时间倒流、景象重现的暗语，“蚂蚁在窜”的同时，令人窒息的尘封往事向年迈的祖奶袭来，记忆碎片降临现实、笼罩众生。此处的“蚂蚁”无影无踪（即使麦香脱下祖奶的衣服拼命检查，也未曾发现“蚂蚁”的丝毫踪迹），却令当事人无从摆脱，甚至可以说是刻骨铭心。“蚂蚁”喻指尘封的历史细节，也投射出某种微弱而又令人感到敬畏的求生欲，年幼时外出闯荡的祖奶就与父亲共同见证了这样一幕：

　　我终于醒过神儿，父亲撒尿看到那只蚂蚁，蚂蚁唤起父亲的仇恨，他迫不及待，将蚂蚁冲得晕头转向，一命呜呼。树根部被父亲的尿液冲出的深坑还在。父亲沉浸在胜利中，心满意足地系裤子，却忽然发现，那只蚂蚁并没有死去。或者说，濒死的蚂蚁又复活了。然后，蚂蚁沿着树干往上爬。父亲本可以捻死蚂蚁，但父亲整个人呆立着。父亲不相信蚂蚁活着，还能窜。父亲盯着一个奇迹。

　　这一幕令见证者们百感交集的戏剧化场景，似乎也是《有生》所关注的人物命运走向的缩影——弱小无助的生命，因外界的种种非难反而获得新生。这也是关于“蚂蚁在窜”这条命运暗语的第二层内义。“蚂蚁在窜”的第三层指涉，则是通过步入生命尾声的祖奶，在面对孙儿乔石头忏悔时的心理独白而传递：“不，你绝对不能成为蚂蚁。我声嘶力竭。蚂蚁在窜蚂蚁在窜。”这也从另一个视角呼应了先前笔者所言的，为何小说《有生》是一部未来之书。“蚂蚁在窜”构成的回忆向度，是《有生》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驱动力，不过与此同时，“蚂蚁在窜”也可能成为压垮“乔石头们”的“当下”与“未来”的精神梦魇。比如乔石头，尽管他已然是腰缠万贯、在营盘镇与宋庄呼风唤雨的富商，但年少时因欲望支配而对喜鹊犯下的罪行，令其深受折磨，每次见到喜鹊“都会矮一截”。他所能做的，是回村为祖奶建造“祖奶宫”来间接洗刷自己的罪孽。但“祖奶”无声的独白却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其能从历史的泥淖中挣脱出来，走进现实，创造未来。当人（如乔石头）永远受困于过去，那么他们只能是蚂蚁，他们永远只能在躲避。小说频繁出现的“蚂蚁在窜”，正是旨在强化这一叙事主题。需要指出的是，《有生》写到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可放在“蚂蚁在窜”的暗语之下审视，而方老先生详述的“节拍器”，便是意在表明人怎样通过特定的途径方式消解社会历史或个人历史带来的阴影冲击——不仅是活着，且还应面向未来活着，在“活着”的状态下促成个人与外部社会群体之间的持续性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或许又要回到上文引述的胡学文自言的“阐释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哈罗德·布鲁姆曾在接受《巴黎评论》专访时谈到阐释对象、阐释空间与“正典”之间的关系：“那些眼睛盯着权力和性别的男男女女，那些新历史主义者，或者现在这帮人当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可能写出新的正典作品。同样，所有浮躁的女性主义写作，或者现在所谓的非裔美国人写作，也不会和正典沾上半点关系。”[5]虽然现在来谈《有生》的“正典性”也许还为时尚早，但这并不妨碍《有生》的致敬正典同时也通向正典的气质和气象，以及这种气质和气象建立起的区别于同时代众多国内长篇小说所确立的审美方向——以沉郁、沉实和沉潜向现实的地层深处开掘。1990年即有关于“过于聪明的小说家”的讨论，我也曾经在观察中国文学时指出“过于聪明的作家”的炫痛写作。所谓炫痛的写作者，他们炮制苦难并消费苦难，苦难的严肃性被装饰性所取代，就像现在城市流行的“贫穷风”的咖啡馆。制造者和消费者都不是和贫穷、苦难最相关的人们。不仅如此，往往炫痛的写作者还获得一种道德的优势。《有生》书写苦难，却并没有夸大苦难，相反，胡学文自觉隐去那些给小说人物造成惨烈伤痛的悲恸场景，他观照的是人经历苦难之后的“灵与肉”，而形形色色的人物基于切实生命处境的言行表现、精神特质和价值取舍等等，也为《有生》提供了富有弹性的阐释切口。一生都在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同时拥有惊人接生纪录的祖奶，尽管受到宋庄乡民的顶礼膜拜，却极力反对孙儿乔石头为她建造“祖奶宫”。拒绝“祖奶宫”的存在，也是在拒绝别有所图的现实话语对历史过往的肆意曲解。通常的情况是，当历史因现实的粗暴介入而面目全非时，现实也就丧失本应具有的意义。小说尾声处，乔石头最终选择向喜鹊坦诚过往，求其原谅。“祖奶宫”的建造无法消除他年少时对于喜鹊的伤害，唯以最真诚的方式才可能让两人之间有新的“念想”与“活法”，如“死神”所言，“其实，生还是死，都由自己决定”。坦诚与忏悔，也是关乎乔石头与喜鹊人生走向的“节拍器”。

　　三

　　关于《有生》的议题，有必要重提改革开放时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地方性和地域文化问题。目之所及，就目前学界和批评界讨论当代作家地方性书写的实际情况而言，如汪曾祺的“大淖”、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笨花村”、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与“清风街”、刘震云的“延津故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苏童的“香椿树街”、毕飞宇的“王家庄”、阿来的“机村”、刘醒龙的“天门口”等，或由此向外推衍至被上述小说家推崇模仿的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奈保尔的“米格尔街”等。一方面，诸多研究者指出，写作者试图借助以原乡为基点的时空构建虚拟维度，但他们又往往认为这些文学天地是属于过去式的，是封闭的、停滞的，正如“邮票大小的故乡”。这些研究者可能忽略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小说家于书写过程中也是在不断成长的（这种“成长”，包含生理、智识等多重层面），而这种成长又同记忆、经验、想象等因素相融合，深刻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这其中，胡学文及其长篇小说《有生》所关注的宋庄，就是很典型的样本。

　　胡学文在个人写作的成长中也创造了“宋庄宇宙”，它脱胎于他的故乡与童年记忆，不过，若以宋庄为例，小说地理时空与现实地理时空之间，又存在着理应得到重视的“裂缝”，这也许可以征引马尔克斯在阐发自己小说中的马孔多小镇与故乡阿拉卡塔卡之间差别时所说的话：“写马孔多和阿拉卡塔卡之间是如何如何相似，这一类的东西有很多——要按我说是太多了。事实是，我每次回到现实中的村子都会发现，除了某些外部元素，比如它在下午两点钟的酷热难当，它炽热的白色尘土，还有就是街上东一处西一处残留下来的巴旦杏树，它已经越来越不像小说里的那个村子了。从地理上来说它们之间有许多明显的相像之处，但恐怕也就仅限于此了。”[6]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段话里多少隐有讽刺之意：假如墨守成规的研究者只会将小说家的现实生活与小说世界进行按图索骥式的比照，势必无功而返。因为小说家笔下世界的精妙处，恰恰是在现实生活的背离处、幽微处、不可言明处产生、成势。

　　不能忽视小说家个人的成长道路，他们或明或暗的成长轨迹也必然会影响相应文学作品的地域书写。毋庸置疑的是，回忆与成长，是小说《有生》理应得到重视的一组参照项。《有生》的叙事主线以祖奶“蚂蚁在窜”之后的回忆引发，不过这其中包含着多层不易被察觉的“成长性”：其一，《有生》的人物多是在祖奶的回忆里获得生理层面与精神层面的成长。他们经历了悲欢离合，在欲望与理性的交集或背反中逐渐认识“自我”、触摸“自我”；其二，胡学文写作《有生》也是在重新审视和清理自己记忆版图里某些暧昧不清的角落。因此，写作是小说家形成观念意识发展或转向的极其重要的契机。即使是“邮票大小的故乡”，也会因小说家本人的“成长性”而构成宽广的认知空间和阐释空间。而对于一类叙事时空原点的勘探与深耕，不在于现实地理时空维度的丰富或匮乏，而与小说家理解地域、理解乡土的视角路径、情感态度、价值取舍有关，这也是在小说家本人的成长当中达成的。祖奶、乔石头、罗包、如花、毛根、胖女、二妮等人的“言”与“不言”，是胡学文在现实情境下的某个特定精神面向的反映。胡学文将真切的困惑或思考引入到由记忆、经验、想象汇聚的宋庄，并将这一作为自我精神输出空间的宋庄向读者们敞开。依我个人所见，胡学文是将这部《有生》视为其精神结构的“调节器”，以虚拟的自然万物与人世悲欢对接他身处的“此时”“此地”“此身”。活着，而又不止于活着，同样是胡学文本人急切想要作出回应的命题。

　　如果以胡学文的《有生》作为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国内长篇小说脉络演变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节点，可注意到当下有充分理想抱负的小说家，已然不再将“地方”“地域”仅用于景观化、猎奇性的“征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谱系上，《有生》共享某些文学母题，却意在持续挖掘那些母题被贬抑和没有照亮的部分，接驳到正在发生“进行时”的中国乡土社会，且胡学文并不刻意隐藏自己源于现实生活的文学限度。在《有生》中，胡学文屡屡借助小说人物之口道出本人的“声音”。而且，胡学文还将现实之问以虚拟之道交给读者，让读者意识到自己同样也是“有生”的组成部分，感受着同宋庄、营盘镇众生所共通的情感与命运。读者成为不断加入进来的作者，《有生》的意义在阅读中被延展和敞开。正是因为如此，胡学文才确立了通向宋庄（包括胡学文同样念兹在兹的营盘镇）的书写新径。而以《有生》为例，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至今，其中部分作品及其联系的自然、地域、人情等内容，逐渐生出了不确定性、混沌感、对抗性的张力相交织的美学趋势，而不确定性、混沌感与对抗性张力，恰恰是长篇小说所谓“文体尊严”的值得期许的方向。事实上，当下社会结构性转型及观念转向的丰饶缠绕、暧昧不明和呼之欲出等情况，正是通过长篇小说内蕴的不确定性、混沌感、对抗性的张力等得以澄明。

　　如此，再来看胡学文《有生》封面标示的“百年中国的生命秘史”，就不是一句简单的广告语。关于“秘史”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关联性，很多人更为熟悉的也许是陈忠实在《白鹿原》扉页引述的巴尔扎克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与正史，是一枚硬币泾渭分明却又难以分割的两面。而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暗藏的虚构之刃，也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秘史去切开、勘探正史所构建的一类对接“传统”“规范”的话语逻辑、结构形式、理念体系之外的广袤和葳蕤。在《白鹿原》和《有生》里，秘史解放正史，将历史时空里渺小而又伟大的无名者接引入到我们生活的当代，并向无穷远的未来推进，让他们的爱恨悲欢跨越现实与虚拟的山与海，如此真切、也如此坦然地在天地人间展示。而从《白鹿原》到《有生》，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与现实主义创作也在“秘史”的推动下，积极寻找着新的风向、新的路标和新的位置。这是文学的力量对我们生焉在焉的世界的释放和激励。缘此，我在给探照灯好书榜推荐《有生》时写道：作为一部建构百年中国底层民间史诗雄心的长篇小说，《有生》全部的能量和限度需要放在以小说写史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传统和谱系上观察， 这是《有生》独特的文学识别码。我注意到《有生》发表和出版以来文学界和大众传媒的反应基本还是收缩在文学的狭小空间。应该开拓《有生》文学之外和辽阔现代中国社会关系的阐释空间，吸引其他学科参与到《有生》的解读。以《有生》为例，可以看到胡学文对中国底层社会权力、伦常、血缘、性别以及如何苦难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小说祖奶奶这个接生婆人物形象，其游走在中国基层民间，处在生命的起点，将生民接引到人间，‘她’在乡村伦理秩序的位置，以及小说的结构意义，都值得深究。”

　　这样看，《有生》既关乎中国人生与死命题之“有生”，亦关乎汉语母语的文学之“有生”。

　　注释

　　[1]胡学文：《〈有生〉之赐》，《文艺报》2020年8月28日。

　　[2]何同彬：《〈有生〉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尊严”》，《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3]胡学文：《有生》，《钟山》长篇小说专号2020年A卷，本文所引原文皆出自此版本，不一一作注。

　　[4]胡学文：《我和祖奶——后记》，《钟山》长篇小说专号2020年A卷。

　　[5]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作家访谈6》，唐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86页。

　　[6][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种子里去》，陶玉平译，南海出版公司2022年版，第357页。